丁宝桢与都江堰（下）

2014-04-25陈渭忠编辑吴冠宇

中国三峡 2014年1期

文/陈渭忠编辑/吴冠宇

丁宝桢与都江堰（下）

文/陈渭忠编辑/吴冠宇

四川汶川岷江大峡谷。摄影/束从余/FOTOE

丁宝桢大修都江堰工程遭水毁一事，引起了当时朝廷各方的争论，且争论时间长达两年之久，众说纷纭，各持己见，褒贬不一。从历代都江堰大修的历史以及现代水利工程的角度，来对其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五个问题，即岷江洪水的水情与灾情、人字堤功能及塌垮问题、“笼石”与“砌石”之争、都江堰鱼嘴位置以及光绪三年都江堰大修工程的经费问题分别进行具体的分析。

问题之一：光绪四年（1878年）岷江洪水的水情及灾情

丁宝桢在奏折中对光绪四年（1878年）五月中旬的洪水，留下了许多生动的记述。光绪五年十一月丁宝桢奏称：“光绪四年五月中旬，连日大雨。松潘、懋功厅等处，蛟水大发。”四川民间常把泥石流称为“蛟水”或“走蛟”，由于岷江上游暴雨诱发泥石流，故洪水中携带了大量“拱木巨石”，必然壅高水位，致使宝瓶口水则全行淹没，超过二十二划。

同治三年（1864年）宝瓶口水则“只至十八划有奇。而下游民田已成泽国。省城城内，亦可行舟”，而光绪四年，水则全行淹没，何以“下游省城及各属民田毫无损坏”？光绪帝也觉得“殊难凭信”。是不是丁宝桢有意隐瞒灾情，欺骗朝廷？笔者认为绝不是。成都平原的洪涝灾害有三种类型，一是岷江上游洪水，二是区间暴雨洪水，三是上述两种洪水叠加。其中以区间暴雨对成都平原洪涝灾害影响最大。1947年7月4日和1981年7月13日的两次成都平原洪涝灾害，最为严重，主要是区间暴雨所致。这两次洪涝灾害发生时，岷江紫坪铺洪峰流量约2000立方米/秒，鱼嘴洪峰流量约2500立方米/秒，属中等洪水。1964年岷江特大洪水时，鱼嘴洪峰流量达6400立方米/秒，系实测最大洪峰流量，但是成都平原洪涝灾害并不严重。同治三年（1864年），宝瓶口水则只有十八划有奇，岷江上游洪水虽不及光绪四年（1878年），但区间暴雨却导致成都平原“尽成泽国”。光绪四年五月，岷江上游暴发泥石流山洪，但是区间暴雨并不大，加上光绪三年都江堰大修对成都平原的河渠水系进行了有效疏淘，故“下游省城及各属民田毫无损坏”。光绪四、五两年，成属各州县农田涸复，稻谷丰登，民众获利。

问题之二：人字堤功能及塌垮问题

岷江经鱼嘴分为内江和外江后，在内江右岸布置了平水槽、飞沙堰、人字堤三条溢洪通道，其功能是将内江多余的水量排至外江，兼具排沙的功能。人字堤位于飞沙堰与离堆之间，是距离宝瓶口最近的一处侧向溢洪道。因紧靠离堆，护堤形如“人”字，故名人字堤。丁宝桢对人字堤之功能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缘人字堤之为用，春令则借以蓄水之不足，夏涨则借以泄水之有余。与别河堤借以束水攻沙者迥别”。历史上，内江洪水大时，人字堤常被冲毁成缺。

四川都江堰鱼嘴是都江堰的分水工程，因其形如鱼嘴而得名，它昂头于岷江江心，把岷江分成内外二江。西边叫外江，俗称“金马河”，是岷江正流，主要用于排洪；东边沿山脚的叫内江，是人工引水渠道，主要用于灌溉。摄影/刘筱林/FOTOE

光绪四年（1878年）五月，岷江上游的泥石流山洪携带了大量“拱木巨石”随流滚下，“浊流汹涌，纵横鼓荡”，“声如牛吼，惊心骇目”。在此万分紧急的状态下，“忽闻江声雷轰，（洪水）骤由（人字堤）湃缺冲奔而出，势如掣电，斜趋中外两江，水即平退丈余。沿江各州县，田亩庐舍，均毫无损伤，秋后仍获丰收”。

统观成都平原的防洪大局，超标准洪水将人字堤冲垮，让洪水奔赴外江，从此“水势豁然”，“始就平顺”，并非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

这场洪水中，人字堤毁损情况如何？光绪四年（1978年）八月、九月丁宝桢分别奏称“击塌数丈”和“击塌三丈余”；光绪五年（1879年）正月恩承、童华奏称“将新堤一百三十丈冲刷过半”；是年六月丁宝桢奏称“上年十一月，水涸堤现，臣委员覆勘丈量，合计冲刷人字堤之金刚墙及各段堤身，共三十七丈有零”。《都江堰功小传》也记为：“致盛涨时，堰工冲损三十七丈有零。”因此，“冲损三十七丈有零”（约124米）更符合实际。为此，丁宝桢主动承担责任，“窃臣之办理堰工，惟有于人字堤一段，因泥于经久费省之说，易笼为石。致盛涨时，堰工冲损三十七丈有零，无可辞咎”。

都江堰的护岸杩槎。杩槎是用竹绳绑扎3根高约9米的圆木而制成的三足架，为截流的核心工具。摄影/魏德智/FOTOE

问题之三：“笼石”与“砌石”之争议

“笼石”为都江堰的一项传统技术，“嗣是编竹为笼，纳石于内，筑堤堰以资捍御”。长期用于鱼嘴及堤防工程。南宋诗人陆游在《视筑堤》中写“西山大竹织万笼，船舸载石来无穷”。乾隆《灌县志》中记载“大堰并鱼嘴共用三丈长竹笼计二千九百二十条”。但是，装石之笼，浸泡水中，日晒雨淋，易于腐朽，必须年年岁修，既耗银又耗工，民众负担沉重。自宋末元初以来，不断有人主张改革都江堰工程结构，用“砌石”替代“笼石”，以期“经久费省”。

元至元三年（南宋咸淳二年，即1266年），李秉彝大修都江堰，采用砌石工程，为都江堰工程结构改革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后）至元元年（1335年）吉当普大修都江堰，将鱼嘴及诸堰全面改造为砌石结构，并在鱼嘴上用铁六千斤铸大龟镇水。

长达276年的明代，一直存在着“笼石”与“砌石”的激烈争论。都江堰大修也交替使用这两种方法。洪武九年（1376年）胡子祺大修都江堰采用笼石；建文二年（1400年）胡光大修都江堰采用砌石；正德年间（约1511年）卢翊大修都江堰全部恢复竹笼工程；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施千祥特修都江堰，采用砌石结构，并铸造铁牛型分水鱼嘴，艺术造型与工程技术完美结合；万历三年（1575年）郭庄、杜诗大修都江堰采用砌石，耗铁三万余斤；崇祯十五年（1642年）刘之勃大修都江堰，方法不详。

明代，主张“砌石”者，其论点可参详高韶《铁牛记》、陈鎏《铁牛记》、陈文烛《都江堰记》，认为竹笼工程，年年岁修，耗费巨大，而砌石工程，经久费省。坚持“笼石者”，其论点可参详卢翊《灌县治水记》，一般认为铁石工程耗资巨大，貌似坚固，实则不然，一遇洪水，同样被毁，元明两朝以石易笼并不成功。

明末清初，四川经历了长达37年的战乱。在清政权稳定之后，历任四川巡抚（总督）无不以治理都江堰为重，两百多年间历次都江堰大修，皆沿袭古制，采用“笼石”。迄至光绪三年（1877年）丁宝桢易笼为石，改建渠首及堤堰各工程。于鱼嘴之前及两侧加竹笼数层以防冲刷。该工程经了光绪四年洪水的考验。当年用砌石修建的阳河与柏条河分水鱼嘴，后人称为“丁公鱼”，一直沿用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而人字垮塌三十七丈，主要是超标的泥石流山洪所致。民国全泽《太平桥石鱼嘴（丁公鱼嘴）记》，称丁宝桢“易笼为石”，“意至美而法未尽善”，乃客观公正评价。

四川都江堰放水节，抬放做杩槎原木的堰工。摄影/魏德智/FOTOE

上：1933年叠溪地震堰塞湖溃决后的都江堰渠首。

下：1936年岁修后的都江堰鱼嘴分水工程全貌图。

民国时期，都江堰大修共3次。民国3年至7年（1914年—1918年），都江堰大修，历时4年，耗资国币30万元；民国13年（1924年）都江堰大修，将鱼嘴下移200尺（约67米），采用浆砌条石结构；民国22年（1933年）叠溪地震，形成海子，溃决后洪水成灾，都江堰严重毁损；民国24年（1935年）张沅主持都江堰大修，将鱼嘴西移约10米，深挖基础，安设地符，上用混凝土浇筑成流线型新工鱼嘴，稳固至今。

“笼石”就地取材，成本低廉，施工简便，且系柔性结构能较好适应变形，对地基要求较低，故两千多年一直是都江堰的传统工程技术，治水三字经称“笼编密，石装健”。但是“笼石”最大的弱点是不能“经久费省”，必须年年岁修。自宋末元初开始的都江堰工程结构改革，为什么会经历六百余年漫长之路？笔者认为，有两个关键的技术问题：一是建材问题，即砌石工程的胶结材料问题，直至20世纪30年代，都江堰运用水泥及混凝土后，才得以解决；二是地基问题，砌石（铁石）工程系刚性结构，对地基和基础工程要求较高，虽然在施千祥与丁宝桢大修都江堰时已注意到了地基问题，但是“法未尽善”，也是到20世纪30年代才得到解决。此后，“砌石”广泛运用于都江堰工程，而“笼石”只为临时工程或防汛抢险所用。

问题之四：关于都江堰鱼嘴的位置

李冰创建都江堰时，首部枢纽在今鱼嘴上游约1公里，距白沙河河口不远处。据（前蜀）杜光庭《录异记》记载，前蜀武成三年六月二十六日（910年8月4日），岷江特大洪水将都江堰首部枢纽冲移下游数百丈远（约1公里）。多亏当时的导江县令黄璟及时修治，奠定了当今都江堰的格局。又据（元）揭溪斯《大元勒赐修堰碑》（简称《蜀堰碑》）所记，绘制成14世纪都江堰渠首枢纽推测图，与当代渠首枢纽布置接近。明末清初的战乱使都江堰受到极大的破坏，清政权巩固后，高度重视修复都江堰。为了尽快地受益，康熙时期重建都江堰，将鱼嘴移至二王庙以下，离堆前300至400米处，相当于今日飞沙堰的位置。由于离宝瓶口较近，岷江低水位时，内江引水量较少，难以满足灌溉需水；而汛期，洪水带来的大量推移质堆积在宝瓶口前，也影响内江的进水。为了增大内江的引水量，乾隆晚期至嘉庆时期已将“分水鱼嘴节次向前移置”。道光七年（1827年）水利同知强望泰在《两修都江堰纪略》中记载他所见到的都江堰分水鱼嘴已在索桥之上。

都江堰分水鱼嘴迁在这个位置上，可以说是历经两千年的实践选定的最佳位置。分水鱼嘴正好选在一个曲率半径为850米的弯道上。由于弯道环流的作用，使内江能引进含沙量少的表层水，而狭沙量大的底层水则由外江排泄。外江与内江的分水比例，枯水期为4：6，丰水期为6：4，治水“三字经”的“分四六，平潦旱”，这是清代人对都江堰分水比例的一个期望值，这个分水比例已为原型观测与模型试验所证实。而推移质分沙比例外江占74%，内江占26%，经飞沙堰排沙后，进入宝瓶口的推移质只占岷江来沙量的8%左右。

不同时期的都江堰渠首枢纽图

上：14世纪都江堰渠首枢纽图[据元揭溪斯《蜀堰碑》推测]

中：18世纪都江堰渠首枢纽图[据《（清·乾隆）灌县志》]

下：20世纪都江堰渠首枢纽图[据《(1932年)都江堰内外江各河分流详图》]

光绪五年初（1879年），军机大臣恩承、童华在奏折中曾提出“将分水大鱼嘴退修原处”，这里所说的原处是指清代初期鱼嘴所在处，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建议。丁宝桢在该年七月十三日的奏折中据理反驳，断然拒绝，称“臣经历两年，实不敢轻议更张，致贻无穷后患”。是年八月二十二日，光绪帝谕“都江堰之大鱼嘴为四川十四属分水紧要关键。既据该署督查明实在情形，即若照前所请，毋庸另议退修”。

此后，都江堰分水鱼嘴再没有移动，民国时期的三次大修也只作了微量调整。1933年叠溪地震后，于1935年重修的都江堰鱼嘴一直沿用至今。

问题之五：光绪三年都江堰大修工程的经费问题

光绪三年都江堰大修工程共耗银十二万九千九百余两，经费开支甚巨，引起朝廷关注，有三点值得研究。

其一，“有无浮冒情弊”。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九，光绪帝再谕军机大臣查明都江堰大修工程有无浮冒情弊，并“着丁宝桢据实覆奏”。是月十七日丁宝桢奏称“核查所办各工，毫无浮冒，应准核销”。奏折中详细陈述了各项工程开支情况，并附据“收领票据呈验”。大修工程所余“银二千余两，粟百余斛”，知县陆葆德也用于修建城南跨内江的普济桥，即今南桥前身。随后，再没有听到有关经费问题的参奏。丁宝桢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好善乐施。他还曾亲身过川江险滩，“目击覆舟伤惨情形，甚为悯念。故在山东巡抚任内，即经捐廉一万两，以六千交四川，以四千交湖北，函商各督抚臣制造救生红船，以资救济”。以丁宝桢的人品，断无浮冒情弊。

其二，大修用款如何处理。丁宝桢在奏折中对大修用款提出如下处置意见：光绪四年应领的岁修银两四千九百二十余两，按常年成案办理，无庸筹还；人字堤工程实际用款二万二千三百四十余两，本系实支实用，但既经盛涨冲刷，照例应赔；所余十万二千六百七十余两，“由四川省自行筹捐，分五年归还国库，每年还银二万两”。

都江堰南桥之夜。摄影/刘筱林/FOTOE

其三，丁士彬、陆葆德该不该赔款。光绪四年的特大洪水将人字堤冲毁三十七丈以后，丁士彬与陆葆德被革职离任。丁宝桢仍令丁士彬于汛后负责该工程的水毁修复，所用之款由丁士彬、陆葆德自行筹集。清代“凡修办（都江堰）堤工，若水势在宝瓶口水则十六画内冲损者，应惟承办之官吏、工头罚赔；若在宝瓶口十六划以上者，准免”，有历办堰工成案可查。光绪四年的洪水，“已没过水则”，在二十二画以上，“实系异常大水”，超出设计标准，“仍令丁士彬、陆葆德分赔”，实属不公。后来成属各州县绅民纷纷要求为他们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