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 坚 编辑/任 红 吴冠宇

癸未三峡记

文/于 坚 编辑/任 红 吴冠宇

三峡风光。 摄影/黎明

（一）

无论你走到我故乡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听到人们谈论这条河就像谈到他们的神

——于坚《河流》

但大地的这种原始状态只是一个古典的伊甸园，它并不符合现代文明的理想，令长江诗人屈原“抱石沉江”的“去终古之所居”，乃是文明的一贯方向。

昔日，造物主创造世界的时候，把大地搞得非常复杂，深切的峡谷、入云的高山、广阔的平原、坝子、沙漠、大海、冰川、火山……复杂多样的大地使得人类的组成也很复杂，使人群分出各种不同的类型、民族、语言。美国西部的牛仔、阿拉斯加的淘金者、非洲黑人、西藏高原上的僧侣、横断山区的傈僳族与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的眉清目秀的市民是完全不同的。人类像大地一样丰富复杂，英雄豪杰、小家碧玉、盲流土匪、贩夫走卒、秀才书生都有自己的活法、用武之地。为什么世界上有那样多的民族，因为大地不是干巴巴的单一一块。中国北方崇尚理性、大气、宗教气质，南方精通具体、性灵，崇尚人生和日常生活，这不是书上的观念，而是大地安排的。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大块就是大地。在南方的长江，他的诗歌写的是“峨眉山月半轮秋”；在北方的黄河，他写的是“黄河之水天上来”。所谓在哪座山说哪座山的话，每个民族的文章、语言不同，是大地的复杂造成的。有些地方属于英雄种族，例如西藏的康巴地区，江南水乡的人在那里就永远只是游客，随时担心着心脏血压。有些地方适宜施展心计，而不需动脚动手，云南土著在那里被视为当然的憨包。但这里面也许有好玩不好玩，对生命的威胁大小的区别；艰辛然而充实，舒服但是腐败；却没有贵贱高低的区别。患着肺病的布拉格市民卡夫卡心中块垒未必就小于在育空的雪地上与狼群搏斗身强力壮的杰克·伦敦。大地的丰富复杂导致了文明的丰富复杂，人心的丰富复杂、方言的丰富复杂、感情的丰富复杂……但大地的这种原始状态只是一个古典的伊甸园，它并不符合现代文明的理想，令长江诗人屈原“抱石沉江”的“去终古之所居”，乃是文明的一贯方向。造物主创造的大地，只是保证最基本的生存，在他创造的世界里，人不过是动物之一。今天，大地的基本状态是人类实现技术统治的理想国的天然障碍。改造大地的运动率先从西方开始，然后席卷全球。这个全球化运动的种种努力就是要使大地更适合于人类的越来越扩张、越来越方便舒适、标准化、数字化的生活世界。现代主义的方向不是复杂多样的凸凸凹凹，抛开它的种种玄妙理论，其目标无非是把大地改造成一个标准化的现代平台，网络，令每一个傻瓜都可以像一台计算机那样更方便幸福地生活，或者使所有英雄都像傻瓜那样使用计算机。再也不需要登山英雄了，技术有一天可以通过一台电梯把所有恐高症患者都安全地送到喜马拉雅峰顶。

上：重庆，长江三峡绝壁上的古栈道。 摄影/CTPphoto/FOTOE

下：三游洞景观，湖北宜昌长江三峡。 摄影/许铁铮/FOTOE

没有汽车，没有桥梁，只有不伤物性的木船来往江上，只有当地居民、船夫、纤夫、英雄、土匪，以及那些虎背熊腰、可以攀岩爬壁的文人才可以在峡谷中往来。

当年，进入三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原始的峡谷，经过几亿年的地质运动才得以形成。它是在6亿年前开始，经历2.7亿年的一场叫做“印支运动”的地壳运动形成的。在那漫漫无边的时间中，华南地区隆起成为大陆，而西南依然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海底渐渐抬起，分裂，成为无数湖泊，长江就是连接着这些湖泊的一个水系。那时候，中国大地的地势不是现在的西高东低，而是东高西低，李白嗟叹不已的“危乎高哉”是海底，而不是高山，长江是向西流到古地中海而不是滚滚东去。到了中生代末期，就是7－8千万年前，一场叫做“燕山运动”的地壳运动，把古长江截为两段，一段向西流，一段向东流。进入新生代，就是4千万年前的时候，伟大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开始了，中国的西部从海底雄伟地崛起，成为世界最高的地区，东部则一落千丈，成为平原、大海。在无边无际的时间中，三峡地区的地壳发生无数次复杂的切割错位，鬼斧神工地崛起、垮下、上升、倒台、再崛起，终于成为一个巨大的峡谷，长江奔腾而过。就像人类的历史一样，可以把三峡视为在大地的诸侯争霸中最终胜利的地质王朝。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无公无私”，自然而然，大地不是为人类“有用”而创造的。东方思想深刻地理解自然的这种“无用性”，“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顺应这种无用性，而不是把它看成一个可以利用开发的对象，这是中国古代自然思想与西方的一个重要区别。因此，三峡、长江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自然的原始状态，它与文明的关系，伟大诗人苏东坡表达得也许最为清楚，公元1082年，他与朋友夜游赤壁长江，得到天启，写出伟大的作品《前赤壁赋》。其中说：“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为吾与子之所共适。”

重庆巫山大宁河小三峡滴翠峡内全长3公里左右的小三峡古栈道。摄影/靖艾屏/FOTO

没有汽车，没有桥梁，只有不伤物性的木船来往江上，只有当地居民、船夫、纤夫、英雄、土匪，以及那些虎背熊腰、可以攀岩爬壁的文人才可以在峡谷中往来。胆小的、习惯动口不动手脚的，只能等着听传奇、听故事。古代诗人中，去过三峡的都是些大诗人：李白、杜甫、陆游、苏轼、白居易……柳永、吴文英、姜白石这些“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诗人就去不到。因为在那些时代里，诗人和美国西部的牛仔或者俄罗斯的流放者一样，“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李白一首诗的标题）——都是行走在大地上的，背个行囊，裹着绑腿，身怀飞檐走壁的绝技。李白叹得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因为他走过。杜甫，大家都知道“一日上树能千回”。陆游的诗说得潇洒：“细雨骑驴入剑门”，但一转过身，他可以把一头小老虎绑翻在地。苏东坡“左牵黄（黄狗）、右擒苍（苍鹰）”，去得三峡的诗人就是这个样子。在昔日，去得三峡就像今日去得西藏、云南的某些地区一样，乃是人生的一种大光荣，可以混饭吃的。

古代的长江诗歌都是向东去的，那是“逐鹿中原”、“鱼跃龙门”、“金榜题名”、“春风得意”的去处，那是古代文明的方向。

从上游下来，过了西陵峡走出南津关就是三峡的结束。苏辙说“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黄州快哉亭记》）。古代文人到了这里，只要是天降大任于斯的，都会为之一震，又开一窍，李白脱口而出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杜甫写的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从下游上去，就是杜甫诗歌所说的“峡口大江间，西南控百蛮”。长江由开阔平坦变成狭窄高深，世界从文明繁华退回原始蛮荒。古代的长江诗歌都是向东去的，那是“逐鹿中原”、“鱼跃龙门”、“金榜题名”、“春风得意”的去处，那是古代文明的方向。我自东向西，逆流而上，是否可以回到那些诗歌的起点？回不到了。2003年1月，我逆流而行再次来到三峡，非常容易，坐在车上，根本不像杜甫那样“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身体软绵绵的，昏昏欲睡之间，已经到了。与湖北东部地带相比，地形倒是发生了变化，高了、窄了、弯道多起来，但身体和在江汉平原一样平稳，只是在汽车上坐多了，腰有些酸。一下车，就到了大诗人白居易来过的三游洞，这洞就在西陵峡的出口上，悬崖绝壁之间，洞口正对长江，里面出水，有钟乳石。洞不远的地方是下牢溪，溪水青绿，流进长江，但宽得看起来像河一样，后来才知道，因为葛洲坝蓄水，水位升起来，小溪就成为河了，但依然保持本色，一条溪是它，一条河还是它。都是旅游区，已经完工，搞得和城里的公园一样，只是因为旁边就是大江，无论如何在小路啦、小桥啦，假山亭子什么的上面玩小聪明，都毫无感觉。汽车响、彩旗飘，缆车连接着大江，悬崖绝壁上挂着红布标语，“欢迎领导莅临”，餐厅、宾馆、卡拉OK一应俱全。大江安静，好像流得累了，正在休息着。忽然听到三声怪叫，希望那是猿鸣三声，后来看见峡谷里有绳子而不是藤条在摇晃，才知道是有人在蹦极。一处悬崖上架设了进口的蹦极设备，供人体验向死亡纵身一跃，又被拉回来的快感。峡谷响起了由高音喇叭播放的流行音乐，在沉默的大江上飘着。

三游洞内的题刻，湖北宜昌长江三峡。 摄影/许铁铮/FOTOE

从前，要到达这样的地方，人必须有点猴子的功夫。三游洞是白居易发现的，他是公元819年3月10日与他志同道合的诗人朋友元稹以及弟弟白行简一起，乘船来到西陵峡口，忽然听见“石间泉声”，就弃船登山，“苔径芒鞋滑不妨”，有些地方要吊着藤子驶过去，在猴子之后进入了这个“绝无人迹”的洞，其时“峡山昏黑，云破月出，光气含吐，互相明灭”，三个人在洞里煮茶烤火谈诗，偶尔，撸起大裆裤，对着长江小便一回。“语到天明竟未眠”，三个人都在石壁上题了诗，“以吾三人始游，故目为‘三游洞’”。1056年冬，苏氏父子又是三人也来到这里，过了两百多年，江山依旧，人事已非。三苏每人各题诗一首于壁上，苏轼感慨道：“洪荒无传记，想象在牺娲”，自然的传记都是人造的，中国文化里面没有探险家一说，大地就是如此，探什么险。所以郑和当年去了那么多地方，想的只是去安抚夷方，从未把自己看成一个哥伦布，把人家的地皮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后人把这两次游历叫做前三游和后三游，洞也就以“三游”闻名。后来去的名人越来越多，对三游洞的看法也不同，1958年3月1日，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领着周恩来去三游洞，林主任说“我不是领你来看名胜古迹，而是请你看三峡的地质情况，看岩溶的发育情况，在建大坝时如何避开溶洞，确保水库不漏水”。

远处，灰蒙蒙的天底下，长江好像停止了流动，在整理着脚爪，我瞟了一眼这俯伏在群山之间来自世界高处的河流，它并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慢吞吞的。

从宜昌开始向西，直到重庆的600多公里的长江两岸，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工地，浩大壮阔犹如另一次地质运动，一个新生代的现场。无数精心设计的图纸摊开在长江周围，大地根据它们提供的资料和数据，被重新切割、组合、分配着。这部分挖掉，那部分填埋，那部分运走，那部分重新打造地基，推土机、运输车、龙门吊、搅拌机、工程师、技术员、工人滚滚而来，川流不息，削平山头，挖掘沟壑，取走有用的材料，抛弃废土，各种颜色的岩石、土壤交错混杂，一座座坚固无比的设施出现了，一个个沿着河岸建立的古老村庄从低处搬到高处，城市拆掉、搬到新的地点重建。无数的道路都通向那个水泥大坝，而它最终锁定在一个数字上——高度185米。灰尘弥漫，许多东西轰然倒下，另一些则如雨后春笋，焕然一新地到来，其线条运动的方向是——凸凹曲折消失了；平，所向无敌地推进。

“大水上升，高山成为群岛，河流切断，水不再流动”。这是圣经里的某一节？不是，是一个工程。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其性质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只有长城或者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可以相比。它必须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它必须是。因为这是在“造物”，这是昔日只有造物主才可以完成的事业，把造物主在数亿年的时间里才创造出来的三峡，在一瞬间改造成一个水库。这是一个面积达到1084平方公里，库容量393亿立方米的巨大水库。许多世界之最将在这里被创造出来：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站，最大的混凝土坝、最大的通航建筑物，最大的工程主体，最大的工程移民量，有113.18万移民将从这里迁移……

2003年1月23日的下午。我来到这个伟大的现场，三峡工地的一部分已经开辟为旅游景点，修筑纪念碑、展览馆等。我们穿过灰尘和江雾弥漫交织的工地，登上那个供参观的高地，放眼望去，确实感到人类力量的伟大，欲上青天揽明月，敢下五洋捉鳖，他们什么事情不可以干哪。周围，无数的山头被削平，切割成一堆堆的碎片，车流滚滚，电网林立，巨大的沟壑开辟出来，犹如大禹在亲自指挥着工程。高地中央，放着几块施工中从长江里取出来的巨石，那些石头被江水千击百撞，形成了管道、窟窿，七孔八窍。最大的一块形状犹如心脏。

我们获准前往大坝工地参观。那里是施工重地，只有经过特许才可以进入。大坝已经修到175米的高度，远处看，好像只是嵌在大江腰部的一小颗，但走上去，却是一个航空母舰那样的庞然大物。到处都是钢筋、模板、水泥预制块、电焊机、铁轨、搅拌机、配电板、电缆什么的。有工人在用高压水龙头冲洗地面，有些在把一个梯子放下去，另一些人在搅拌水泥什么的。一个司空见惯的工地，却是举世瞩目的地方，现代主义的圣殿，登峰造极的现场，无数颂歌环绕着的一个伟大核心。工程主要集中在坝的东面，我走近这摩天大坝的边缘，抓着钢筋伸头向下一望，高得不得了，晕眩的快感升起来，想凌空飞去。下面支着许多色彩鲜艳的龙门吊，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工人像蚂蚁一样分布其中，一颗颗凝固在脚手架之间。头脑稍微清醒，我加倍小心地退回来，注意着不要被周围密布的钢筋戳着。一辆黄色的巨形卡车像蜻蜓一样被吊起来，从空中缓缓经过，在下面干活的工人理都不理，好像只是飞过一只鸟。工人们带着安全帽，大都是年青的面孔，表情里有一种自豪和神圣。他们显然习惯了被参观，宠辱不惊了。工地并没有热火朝天、你追我赶、凯歌震天的场面，我们以为这种伟大的工程都应该是这样的场面，电视台的夸张报道给我造成了这样的印象。然而眼前是冷静、求实、精确、严格地依据图纸，就是一个工作平台，材料、工具、技术和劳动者的劳动，任何多余夸张的东西都没有，我甚至没有看见标语。

在这一切的上面是一只鸡蛋黄般的太阳，雾把它调和得将散未散，柔软模糊，可以直视。远处，灰蒙蒙的天底下，长江好像停止了流动，在整理着脚爪，我瞟了一眼这俯伏在群山之间来自世界高处的河流，它并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慢吞吞的。

“人不是在者的主人，人是在者的看护者。人在这‘更少’中并没有失去什么；相反，他是有所收获的——他抵达了在的真理。他获得了看护者的本质的赤贫”。

《孙总理实业计划图》，这是根据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绘制而成的发展计划图，图中包括发展上海城东方大港、广州城南方大港、长江的整治和淮河的整治。 供图/FOTOE

三峡工程的巨大激情和动力可以追溯到1840年。它实际上是中国思想经过一百多年的痛苦思考得出的一个硕果。昔日中国的思想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1966年被人们轻蔑地称为“孔老二”的圣人孔子在《论语》里有一段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对此，朱熹解释说：“川上之叹，圣人有感于道体之无穷……万物在其中，天地亦在其中，同是一个物事，无障蔽，无遮碍。吾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圣人即川流而见之。”又说，“道无形体可见，却是这物事盛载那道出来。”“道之体便在这许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较轻易可见。”“许多物事”，就是自然，朱熹的解释把中国思想与自然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在这种传统中，工程和资源这些词，是很难被接受的。前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博尔德·约翰·立德很难理解中国的这种思想，他深为痛惜：“在中国有和美国一样丰富的自然资源，这种得天独厚的财富却被埋藏在地下，得不到开发。”“很难让中国人相信自然现象的成因是大自然的力量，而不是神秘的诸神之力。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对自然的力量是否真有洞察力，我十分怀疑。”（见博尔德·约翰·立德著《扁舟过三峡》）中国历史上那些有限的水利工程，只可以看成文明主流中的支流。大多数时候，中国观点并不把自然视为“资源”，如美国工程师《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的作者萨凡奇所理解的那样是可以“发电、防洪、航运、灌溉、实业”的“巨大财富”，大多数时候，自然，它是大道的载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上善若水”，“自行其是”，“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何也？子曰：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者，似德；其流也卑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光光乎若不屈尽，似道；……似勇、似法、似正、似察、似善化、似志。”（《荀子·宥坐》）看见的是水，想到的是“道”。“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沧浪诗话》）说的是诗品，意象却来自水。对于中国语境来说，自然世界就是它的哲学、思想、宗教。而水，长江，更是中国思想的思想，中国宗教的宗教之启示者。“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李白），“词人取佳句刻画竟谁传”（杜甫《白盐山》）。在无数的时间中，中国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沉思、或者水墨一幅、题诗一首罢了，它成就的只是哲人、诗人、画家、书法家，而不是工程师。

2003年，长江三峡大坝工地。 摄影/李风/FOTOE

宜昌有个博物馆，面积不大，却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陶器到宣纸都有一点，还是可以看出中国文明的发展过程，先是陶，材料直接来自大地，之后鼎出现了，青铜，沉重地扒着大地、压着大地，害怕它失掉似的。然后是俑，站在大地上，要去征服什么了。唐是骑在马上的，意气飞扬，大地辽阔。到了宋，文明好像就坐下来了，向形而上的理转移，格物致知。有明一代，文明还是瘦的。往清，理逐渐成为形式，繁琐、装饰、肥荡、洛可可风格，宣纸越来越多，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已经成为纸上的文化。从大地上到马上到坐下来到纸上，这是一个逐渐脱离大地的过程，清的腐朽灭亡，与它的文化是纸上的死文字有太大的关系。1840年，西方列强其实是用军舰大炮对付一张宣纸。道不同，是可以变天的，西方对中国原汁原味的“天”感到惊奇，如此巨大的资源，却只为几幅水墨画和山水诗服务，真是不可思议。中国二十世纪激荡的是要重新脚踏实地的冲动，激烈的反传统运动基于过去二三百年来的清朝历史，但它从西方接受的“道”却是与中国五千年历史形成的道完全对立的东西。中国抛弃纸上的空洞文明重返大地，但不再是大地的敬畏者和葆光者——“人不是在者的主人，人是在者的看护者。人在这‘更少’中并没有失去什么；相反，他是有所收获的——他抵达了在的真理。他获得了看护者的本质的赤贫”（马丁·海德格尔）——而是征服者。如五十年代的民歌所唱的，“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自然不再是道的载体，而是可以开发利用的资源、对象。人与大地的关系不再是天人合一，而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资源与利用的关系。如同希腊神话中会点金术的国王弥达斯那样，凡是他触摸到的东西，即凡是被他拉入魔法的东西，尽管它们不是马上变成了金子，但是马上获得了价值。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家不再是率众祈天的昏君，而是亲自制定开发利用水力资源的专家。把三峡视为一个“最理想的大电站”（孙中山语），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一致的，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并不一致，表达的方式也不同，孙中山写的是《实业计划》，毛泽东写的是诗歌：“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昔日，中国世界从长江获得的是哲学思想和不朽的诗歌。现在，它从这条河流上将得到的是：每年874亿千瓦小时的发电量、黄金水道和1500万人民的安全。

2002年11月，建设中的长江三峡大坝五级船闸。 摄影/李风/FO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