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武

马年春节刚过，资本市场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讨论、布局2014年的“两会行情”，其中一个关键题材就是国企改革。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中央和地方国资国企改革明显升温，尤以上海为最，这给社会带来新期待。

新一轮国资再改革的核心要义，当属“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而未来，究竟能否写好国企改革故事，国资委如何实现从“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过渡将是关键。

“混合所有制”得到

前所未有的重视

2014年2月19日晚，中国石化关于其董事会同意将公司油品销售业务板块进行重组，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的公告，使得中国石化股票在2月20日开盘不久即拉涨停，创出四年多未有之“奇迹”。

与此同时，以上海为首，广东、珠海等地方国资也都有改革消息频频传出，影响着资本市场走势。

如今，上海版国资改革方案已出，广东版也已“听见楼梯响”，各界也都在期待中央版国资改革方案的出台。各种信息都表明，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国资改革方案，必然呼应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突出强调混合所有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并且要求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因此，混合所有制被看作国企改革新方向。而混合所有制较常见的就是股份制。比如，上海、广东近期发布的信息都表明，使上市公司成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

国资国企改革虽问题重重，但是每一次引入更多所有制经济成分，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市场化进程。

谁来转动“资本魔方”

经过30年时间，中国国资国企改革取得了成果，但问题也同样突出，改革仍然没有到位，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兼容性也有待提升。

2003年4月6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正式挂牌，首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成了“超级大老板”。当时国企债台高筑，背负沉重包袱。经过十年的改革，中央和地方国企境况有了明显改善。

现任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表示，当前央企正处于“爬坡”阶段，并且是在“爬大坡”“爬陡坡”。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要求，新一轮国资改革抓手不再是“资产”或“企业”，而成为“资本”。

事实上，以“管资本”方式加强国资监管、运营，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运用。2009年11月，本刊曾做过地方国资改革的调查（见稿件《地方国资整合又一波》）。当时，北京、上海等地的国资国企改革就已经进入所谓的“玩资本时代”，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动作频频。

在大多数地方和部门，迄今为止还是把国有经济等同于实物形态的国有企业，将国有企业作为国有经济的惟一实现形式。但是，实物形态的国有资产实现形式面临的矛盾日益突出，突出表现就是“政企不分”，政府放不开手，企业迈不开腿。

对于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瑞表示：“主要还是以资本的形式组建这类公司，最好不要另起炉灶，否则得不偿失。”

从“管企业”到“管资本”，行政干预将大大收缩，有助于落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中央改革部署。

从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点就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使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要素得以自由流动。

“分类监管”猜想

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方式和“度”，是社会各方关心的问题。

原国务院国资委党组书记、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日前撰文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怎么“混”，“混”多少，“混”谁，如何不越“混”越差，“混”了以后各方权益如何保障？李毅中呼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作好顶层设计”，防止实际操作中可能的风险。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曾公开表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思路是：加快推进国有企业特别是母公司层面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

而在具体的比例方面，各方也存在不同看法。比如，中国石化拟将销售业务混合的比例设定为上限不超过30%。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分类改革监管的理念。2013年12月26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的会议上，提出在2014年将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这“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这符合学术界的期待。分类改革和治理被学界认为是国有企业的必然趋势，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的原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国有企业的分类不清。还有学者指出，目前国有企业面临诸多质疑，难以听到“好声音”，就是与没有实施分类管理有关。

围绕着具体的分类方式，上海国资委提出把国资分为突出市场导向和产业发展的竞争类企业、承担政府特定功能和任务的功能类企业、提供公共服务或产品的保障类企业三大类。

有把国资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的“二分法”，还有将国企分为纯公益性、纯盈利性，以及公益为主盈利为次、盈利为主公益为次的“四分法”。国外对国企分类方法也各有不同。

综合配套关乎改革成败

从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国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至今，国企制度正从“政权本位”向“产权本位”转变，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也是试图进一步解决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兼容”问题。

明晰了改革方向等大的策略性问题，还有一系列配套改革需要落实，比如：完善公司治理，完善资本市场、资金市场、产权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创造各经济主体之间公平竞争的条件和法律、社会环境等。

30年来，国企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通过放权让利、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主辅分离等完善法制、体制、市场等外部环境，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

经过此前多年深化到一定程度的改革，事实上新一轮国资系统的改革更多会在各细节上推敲改进。这样一个“细活”需要数年时间。

国资国企改革也理所当然地会影响到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这种相互作用从以前的改革中清晰可见。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大放小”。但在实际操作中，“放小”变成“一卖了之”。这一操作手法在全国很多地方出现，后来的“郎顾之争”由此掀起了一场关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广泛讨论。

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现阶段依然存在，并且可能会持续出现。最近被广泛关注的海南高速案，涉案人甚至是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

当前国有企业发展方式较粗放，产业链布局和行业分布都不尽合理。如何体现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广东省提出“要充分借鉴运用互联网思维（24小时在线、360度联系、海量数据取胜、专注到极致、开发合作共享），推动国企转型升级和发展壮大，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