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会军,苏华东,蒋震彪

(1.玉林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2.玉林市州珮社区,广西 玉林 537000)

桂东南州珮武术口述史研究

高会军1,苏华东2,蒋震彪2

(1.玉林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2.玉林市州珮社区,广西 玉林 537000)

通过口述历史、实地调研和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梳理与分析桂东南州珮武术的历史源流与传承体系。研究发现,作为桂东南古城区一个典型村落个案,州珮村(社区)自古以来习武氛围浓厚,武馆林立,至今依然完整地保存了传统武术的特色。并从血缘、宗族、地缘、社会关系维系等社会因素剖析这一独特武术文化现象深层的内在逻辑,旨在更好地承传和弘扬州珮武术文化。

州珮武术;历史与传承;口述史

桂东南之玉林古称“鬱(yu)林”,历史上最早出现以“鬱林”为州名可追溯到汉代,有《鬱林州志》(乾隆)载：“鬱林之名自汉始”,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鬱林郡,乾元元年(758年)复置鬱林州[1],迄今已有千年历史,故有“千年古州”之称。自古玉林文化底蕴深厚,商贾云集,各类人才辈出,州郡史一千多年,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地方民间民俗文化,素有“岭南都会”之美誉,民间亦有“千州万州,不如鬱林州”的流传。州珮因地处古鬱林州署背面是以得名“州背”,民国时经文人雅士而改“背”为“珮”,州珮之古老,与鬱林州城同,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创建鬱林州城后即有此村[2]。1637年7月,徐霞客游鬱林时,在《粤西游记》中曾描述州珮：“北门外,人居俱倚岗汇池,如村落然,既无街衢,不似城郭,然城垣高罄,粤西所仅见也”[3]。原州珮古村落有人口2 062户,8 283人[2],后经历史和社会的变迁,现已改为州珮社区,下辖25个居民小组,100多个姓氏,有人口7 963户25 856人[4]。州珮武术作为千年州珮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地人们的口口相传中源远流长,长久以来更是以朴实无华的武术内容与尚武精神形成桂东南一张响亮的名片,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同和赞誉。

1 研究方法

1.1 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搜集、研究资料的方法,常配合访谈,通过录音与手记等形式收集、整理口述资料以及具有历史价值的观点。用口述史研究州珮武术源流,主要由于作为个案研究的州珮武术并未留下大量实证性的历史资料,其文化传承一直依靠民间老艺人口传身授的个体回忆和民约乡规的集体记忆。笔者通过对州珮社区93岁的文成禄老人、玉林市州珮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策划蒋震彪先生、武林莊馆长苏华东、长胜居武馆总理事蒋长全、义勇居武馆部分成员、玉林市三中退休教师蒋正义、玉林师范学院(州珮籍)武术教师文永光和杨礼坚等30位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物进行访谈口述并录音,并把多层面口述材料进行综合整理分析。

1.2 实地调研法

深入调查走访州珮社区居委会25个居民小组,与州珮现存的武林莊、长胜居、义勇居、浩然居、明善堂、庆善堂、爱国堂等7个武馆进行武术技艺和文化的交流,从2008年至2013年连续6年在农历春节、“三月三”“重阳节”“长胜居百年大庆”等重大民俗节庆活动中亲历州珮武术的表演与展示;2013年7月,笔者和另一位老师带领大学生代表26人组成“情系群众调研队”对州珮社区各武馆进行参观交流等。在反复多次的走访以及与村民的感同身受中,较明晰地了解到当地浓厚的人文气息、地域环境和武术氛围,共获得第一手资料包括州珮历史文物图片、武馆资料、州珮居民日常习练武术与节庆交流表演、传承人物等各类照(图)片达2 000多张,录音30多小时,视频24小时。

1.3 文献研究法

查阅了玉林市志、玉林市文史资料、鬱林州志(乾隆)、鬱林州志(光绪)、统计年鉴以及有关历史典籍、蒋氏族谱、乡规民约的碑刻等较为真实记录州珮历史时空和社会活动的文献材料,通过文献资料调查对研究桂东南州珮武术的历史源流和传承具有科学价值。

2 口述州珮武术的历史渊源与史料考析

学界对于民间传说的界定大致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看法。广义的民间传说又俗称“口碑”,是一切以口头方式讲述生活中各种各样事件的散文叙事作品的统称;狭义的民间传说是指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民间传说中的某一时间也常与某些历史、地理现象及社会风习相附会,因而往往给人以它是真实历史的错觉,但民间传说不能等同于同时期的历史[5]。州珮武术,按照当地居民一贯的说法称为“州珮功夫”,习武之风盛行久远,在追根溯源中是以民间口头讲述与传奇的形式在后世流传,且真实的存在于世居州珮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州珮武术至今仍较完整地保留与承传着传统武术的样态。

关于州珮武术源流进行口述访谈,笔者首先对现年已93岁高龄的原州珮村居民文承禄老人(村民亲切称呼他文九叔)访谈,据老人讲述,“自己80年来一直拳不离手,几乎每天都出来在清湾江打拳,这都与村里习武风气有很大关系。”对州珮武术的历史渊源,老人说：“州珮村尚武习俗已经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了,在我十来岁时就听村里老人说是与福建南少林寺有很大的渊源。相传在清朝乾隆年间,存有反清复明组织的福建南少林寺被清朝廷剿杀并烧毁后,寺内的武僧流落四方,其中就有一名叫“流徒张”的和尚流浪到州珮的北门牌坊处,苏姓人家苏昌垂(苏老三)得知和尚技艺超群,遂接回供养,后来和尚为感恩回报就将所学(武功)传授苏老三,之后村里人全都来学,最后就一辈辈相传下来。”在接下来对州珮武林莊馆长苏华东、玉林市三中退休教师(州珮籍)蒋科阶、长胜居武馆理事蒋国征对于州珮武术渊源的访谈与文成禄讲述大致相同。据《鬱林州志》(乾隆)序卷一、二记载：“北门外十村,附城二里,俗呼州背,苏屋栅山门口杨屋豸堂……北门贞洁牌坊……”[6],这里虽无记录有州珮村民因和尚授武之事,但此牌坊现在仍然遗存可见。至于老人们讲述的可信度,哈布瓦赫认为：“在社会中,老年人已不再是积极活跃的成员,但仍还继续扮演着一个给定的角色”[7]84“老人是传统的护卫者,并不是因为他更早地接受了传统,而是社会通过赋予老人保存过去痕迹的功能,鼓励老人把凡是自己可能拥有的精神能量都贡献出来,用以进行回忆”[7]85。跟随历史的足迹,尽管这可能只是民间流传或者民间附会,但长久以来在整个州珮村(社区)几乎是家喻户晓。

州珮人习练武术的历史在现实生活中一直是客观存在的。一方面,州珮文化底蕴深厚,自明清以来,州珮村有近街靠市的地域优势,商贾众多,村民见多识广,州珮子民更以知书习武为荣。另一方面,州珮习武氛围受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由来已久,明清以来鬱林战乱频发,盗贼猖獗,州城驻军逐年增多,据《广西通志》考证,明宣德元年(1426)置鬱林州守御千户所,官14员,军事人员共403名;明万历11年(1583)鬱林增设左右中三营,每营兵100,有正规军事人员523名,清初驻鬱林营原额兵709名[8],这些兵员大多置于州府。另据《鬱林州志》(乾隆)三一卷,载：“康熙四十二年建守备署,……署大门东乡门内大堂,南向三楹,后为宅。旧志云宝相寺前为小教场。戎弁习武与此。州城东门外一里,演武厅三楹,乃大教场也。”[6]足见州府官兵习武训练活动对州城民众也有很大影响。为了防止贼匪扰乱,州府因此下令加强民团武备,其中州珮就在其中,据《鬱林州志》(乾隆)记载：“道光二十六年(1846),知州谕令在鬱林成立团练,设立团总局。咸丰四年,鬱林设有九个团,永清团(团都江岸村)联永定甲、西岸堡、州珮,共四十二村为一大团”[1]949。按照州珮村当时在州府的地理位置,实际上当时州珮算是古鬱林州附属的半民半军事城堡,由此可以推理,村民习武应是“流徒张”和尚到来之前就早有的事,并非民间所流传州珮武术因和尚到来才传入,苏昌垂(苏老三)本人应是在当时就已受到当时周边军事武艺氛围或商贾习武的熏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至于南少林“流徒张”和尚的来历与州珮武术的渊源关系,可根据以下几点进行阐释。第一,关于南少林和尚授武的来源。据苏华东口述,“福建南少林寺因为有反清复明组织的聚集,被清廷派兵剿杀烧毁后,寺内的仅存活的高僧流落四方,其中就有一和尚流浪到了州珮给自己老祖传过武功。”《鬱林州志》(光绪)纪事编卷十八载：“道光二十七年,天地会又名添弟会,即哥老会之变名,自言明无父母妻子,惟结盟之兄弟是亲,惟大哥之令是听,奉五祖和尚为师……”[9],对此,程大力先生关于“为什么中国南方特别是福建、广东、四川的拳种大多宣称自己来自少林寺”提出疑问并提出理论依据,它是由移民带来的故乡寺庙的名称命名、以南少林作为天地会的旗帜与号召以及用某一具体寺庙附会天地会的虚幻传说为三种完全不同类型与性质的“南少林”,也绝对不是融寺庙、僧兵、武术为一体的少林寺,这些少林寺规模应该都很小,在历史史料的记载中不予收录[10],故后世只能用于推理或附会。

第二,对“流徒张”和尚姓氏与传说不符。若是清朝乾隆年间逃出的五位高手之一,单凭时间分析在少林五祖出逃至各地传授武术,在历史史料中这样的记载并未张姓高僧,这显然不符合。除却州珮武术的流传,在同一时期,全国还有诸多类似的民间附会,比如天水市秦安县“壳子棍”的渊源[11]1几乎与州珮武术同出一辙。从“流徒张”姓氏分析,清草和尚(蔡德忠)、清芳和尚(方大洪)、清色和尚(马超兴)、清如和尚(胡德帝)、清生和尚(李色开)五位之中根本没有张姓。如若真有传说中的“流徒张”和尚其人,只能说明有可能是五位高僧其中一个姓张的徒弟。尽管这种说法在《鬱林州志》等文献记载中得不到确切的史料考证,但作为民间附会的神秘性,这种民间流传至少对州珮武术的传承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三,关于乾隆皇帝是否因为少林寺势力的壮大受到威胁而下令焚烧南少林寺的说法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据马明达先生在《壳子棍研究》作序中,“乾隆以前的康、雍两朝,地方政府大规模修缮少林寺,有记载可查。乾隆年间反清的少林寺和尚所传,显然是民间附会”[11]7。周伟良先生《揭秘福建南少林》对南少林旧址资料查证,论证了“泉州南少林说”“莆田南少林说”和“福清南少林说”三种说法,并对明代南少林寺武僧击败倭寇给予肯定,至于焚烧少林这样的事件,尽管从雍正、乾隆等对于少林僧人和华北地区的民间教门、组织来往非常密切,有着极高的防范意识,不但无处可证少林寺被焚烧,而且还对它进行题字和必要的修缮[12];而在乾隆四年(1739年)河南巡抚亚尔图的奏文：“少林僧徒素以教习拳棒为名,聚集无赖,邪教之人,专意煽惑此等人入伙”;乾隆四十年(1775年)河南巡抚徐绩曾因邀少林和尚兵营教习枪法而遭乾隆痛斥：“僧人既经出家,即应恪守清规,以柔和忍辱为主,岂容习为击刺,好勇逞强?……著传旨申饬”。因此,不论当时少林寺与天地会是否有联系,对于以上传说是否存在民间附会已不再重要。从明清及民国史料考证,玉林历史上盗匪猖獗,民众出于自卫的需要,遍设武馆,聘师习武成风在《玉林市志》(军事篇)鲜有记载。[13]6-37“站在文化学的角度,这种民间传闻故事就有了多元的价值意义。另外,民间传闻故事积淀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多层文化因素,所以说,它自身也必然有一定的历史逻辑可循”[12]。

3 口述州珮武术文化传承体系

3.1 拜祖授武仪式

涂尔干认为：“仪式首先是社会群体定期重新巩固自身的手段。每一个社会要想生存和发展,都有必要按时定期地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和集体意义,只有这种情感和意识才能使社会获得其统一性和人格性。”[14]祭祀是维系族人关系最主要手段,也是通过族的力量体现了宗族的自我认同归属感,这种精神的聚合通过拜祖的行为在一个现实与虚拟对话的场域被认同。民间武术拜师授徒仪式作为门派技艺传承的主要载体和重要过程体现了民间武术传承的文化核心[15]46。州珮武术是以家族授武传承方式结聚的社会群体,体现出鲜明的家族式结构特点,直至当今几乎都属于民间自然传承状态。苏华东说,“州珮人练武是前传后教,没有师傅讲授的,按旧习惯,州珮功夫是不能外传的”。这与民间大多数拜师择徒又有很大区别,它不受学武者数量限制,没有师徒之分,仅有长幼辈份相称,但授武者对学武者的武德有很高的要求。周伟良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宗族、血缘、家族主义等内在规定性是导致举行民间武术拜师择徒仪式的重要原因之一[16]。在州珮武馆里都立有祖师神位供奉,州珮学武者首先要祭拜祖师,强调武林各师门首要诫律为“戒无武德”。据村中各武馆理事的介绍,他们祖上立下规矩,对一切缺乏修养、为非作歹之人拒绝授武,这个可以从“武林莊”武馆留存门联“武中不减斯文循规蹈矩,林下亦明气节扶弱抑强”“义勇居”武馆“义以相交徴武艺,勇而不惧结英雄”门联得以印证,也正是这淳朴的村规民约,练拳习武得以健康地在村里传承与发展。因此,中国人的家族主义有特殊的内涵与作用,它是中国人一套主要的本土心理与行为,也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复杂的本土化现象[15]38。

当考察武林莊传承系谱的留存时,苏华东说：“最早苏老三授武苏崇根,之后全村人自愿跟来学(功夫),州珮人练武是前传后教,之后就没有师傅讲的”。其实,村民内部的相邻宗亲关系的亲密使武术传承更多出于相互帮扶,对于师徒传承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只是内部结构的需要。拳民生活在村落熟人社会环境中,在追求人生价值目标时,往往只注重群体时相对地忽视个体,不注重于人的自然本性得到合理的实现,而是满足于在个体与群体的交往纽带上找到自己的位置[17]。州珮苏昌垂(人称苏老三)家底殷实,为人厚道,当听说落难和尚的能耐后,认为他是隐于世的高人,遂接回家奉为圣僧供养。后来州珮人才得知这位和尚是来自福建南少林的武术高僧进而对他敬重有加,苏老三得到“流徒张”和尚真传后成为了精通拳、棍、刀、钯等武艺超群的领军人物。直到“流徒张”和尚寿终正寝,苏老三为了把少林功夫发扬光大,并在州珮苏屋首创“武林莊”(至今保留)。后来苏老三之侄苏崇根,师承其叔,习武有成,经苏老三、苏崇根两位广招村民尽心传授,最后形成由不同姓氏单线传承、风格相同、互荣互存的状态,数代相传之后州珮成了远近闻名的尚武之乡[18],现在还流传州珮武术由苏家师祖所传的说法。因此,一种活态的文化都离不开传承,不论是拜师传承还是宗族传承,其过程中的仪式和规矩则代表着文化传承过程中的规则和秩序,且隐喻规训、规范、秩序和传统,而这些包括外化为仪式的规则是为了保证文化传承有序的重要保障[19]。

3.2 州珮武术传承内容

州珮武术最大的特点是至今一直保留原汁原味的技击风格,其中最主要原因之一是武术的绝大部分内容不仅是用于战争,也是其它受特定社会和个人因素左右的暴力行为用于私斗[20]的需要,体现在村与村之间、团练之间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凝聚的团体,即便是现在,玉林大多数(村)社区设有武馆,除了州珮社区外,还有东明肇昆、东明尚武团、名山延陵堂、福绵三社、福绵福西存胜堂等[18]44,这种现象结构类似于一个扩大化的“街角社会”,各社区(村)为了维护各自利益进行以(村)社区为单位帮派的博弈。玉林四周多山的环境,历史上盗匪猖獗,战乱频发,民众多出于保家自卫的需要,成立民团,遍设武馆,聘师习武成风。据《玉林市志》(军事篇)：“民国20年(1931年)鬱林兴业县成立民团司令部,壮丁从各乡征集,同时各乡村成立团后备队,凡18至45岁男子均被征集”[13]14,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州珮村武术人才辈出,如蒋华义(化名黑字),曾任广西省精武会、广西省政府教官、北伐名将叶棋将军的贴身侍卫官;蒋德田(民国时期任广西国术馆总教官);蒋华智(抗战期间任广西省政府教官)等,村民对武术技击内容的实用性要求则不言而喻,这也为后来州珮武术朴实无华的传承奠定了基础。

州珮武术流派主要是属于洪家拳,洪家拳俗称洪拳,相传创始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在广东、广西、港澳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广泛流传,颇具影响力[21],这可以从十二藏策中的前四策得到证实：一藏勾拨桩、二藏摇山震、三藏抢桥、四藏连环扣,这四策是原汁原味的洪拳策。蒋国征说：“由于师出一门,整个州珮所练武术内容相同,去到一个武馆就看到整个州珮武术习练的内容了”。根据苏华东提供的资料整理州珮武术内容(见表1),并与州珮当地人叙述中对照,由于受方言影响和流传时间的久远,仅有“槌”或“捶”“的”或“摘”出现混淆,现可间接地从黄飞鸿徒孙洪拳宗师赵志凌的一些记录视频[22]可以考证,如九藏(又叫“九摘手”)这个在南北拳法里面更是普遍练习,也叫“撞三星”,由此推断,“的”应为“摘”“九的(摘)棍”应为“九摘棍”等。

正是这种保家护院和维护家族(公田)利益的需要,州珮人讲究武术的适用性,比如“四拆棍”“八拆棍”“十六大阵”“廿四大阵”等内容都体现的是个体与团体的配合,“台凳(耙拆、藤牌)拆一路”等与日常农具紧密结合,故州珮武术才得以全貌流传至今。在2012年11月第四届中国(莆田)南少林武术文化节中,由于州珮武术内容质朴和特色鲜明的南少林风格,州珮武术代表团受南少林寺方丈邀请指导工作,州珮武术文化也藉此寻根并得以弘扬。

表1 玉林州珮武术名称及内容[18]45

3.3 州珮武馆的建立、发展与共存

遍及桂东南整个乡村,每姓必建祠堂,以祭祖先,每祠必置产业(如公田、铺地等),以供祭祀。祭祀作为维系族人关系最主要的手段,也是族的力量得以合法性发挥的源泉。宗族利用族产,以“族”来号召,建立维持社会治安的力量。[23]州珮村武馆相继建立,最早曾先后设立过十个“茶门”(本地武馆叫法),除了长胜居武馆建于1902年外,其它武馆建立的具体时间已很难考证。每个武馆就是以一个姓氏单独存在并设立其祠堂,最早有“一莊四居五堂”之说(见图1),分别是武林莊(苏姓)、长胜居(蒋姓)、义勇居(宁姓)、浩然居(文姓)、清河居(已无)、爱国堂(梁姓)、明善堂(黄姓)、庆善堂(杨姓)、爱友堂(已无)、光大堂(已无)。

一个村同时建有如此多武馆,并且各个武馆能够和谐相处,这在当今民间武术发展中不得不说是个典型研究个案。原先每个武馆具有负责人或武馆馆长,现在基本都不再沿用,统一称为理事,从而显得更加科学化、合理化。“由于群体的成分稳定,其成员又缺少社会保障,所以形成了群体内部非常高的社会相互作用率。群体结构就是这些相互作用的一种产物。”“从这种相互作用中,产生了一种相互义务,这也是群体内聚力的基础。[24]338”组织结构内部家族成员的认同感、团结感和忠诚感在社会动员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宗祠、祠堂作为州珮武术习练及同姓族人活动的最主要场所,各家族在德高望重者或总理事为中心人物带领下,平时既可议事也可练武,这是州珮武术得以传承的主要载体和纽带。

图1 州珮武馆传承体系

“当群体成员按照习惯的模式发生相互作用时,可以说群体处于均势状态。相互作用模式可以经受某些更改而并不被打破群体的均势,但是突如其来的剧烈的变化却会破坏这种均势。[24]345”杨礼坚老师说,“州珮村原先就有蒋、文、杨、苏、黄五大姓氏,解放后有十八个生产队,约有村民上万人,在当时乃至全国都属多人口的大村落。”后来由于改革开放,外来异姓人口逐渐增多,文永光老师说：“其实州珮原本人还没那么多时,房屋都还保留着疏密有致的布局,树木丰茂,犹如千年古村落。现在州珮几万人了,我每年回去祠堂祭祖,就文氏家族就有几千人。”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州珮村变为州珮社区,原先的村貌被商业街和马路分隔为几部分,但街巷内武术班堂(本地叫法,也即武馆)依然众多,州珮现保留下来的有“一莊三居三堂”七个武馆：即武林莊(苏姓)、长胜居(蒋姓)、义勇居(宁、秦姓)、浩然居(文姓)、明善堂(黄姓)、庆善堂(杨姓)、爱国堂(梁姓、黄姓),至今州珮村民不论男女老少,闲暇皆以习武为荣,茶前饭后聚集在一起,还能常见练功习武探讨拳法的情景[18]44。有的武馆也融入个别其他姓氏,如在义勇居武馆就有宁、秦姓,爱国堂武馆有梁姓、黄姓等。在州珮武术的渊源中,不管是“流徒张”和尚传说的虚构或是另有其人的杜撰,州珮武术始终在后世得到传承并发展。

4 州珮武术文化的现代传承途径选择

4.1 州珮武术与当地社区文化紧密结合

西方欧美社会的民间组织NGO(非政府组织)认为民间组织的应然特征包括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等[25]。而对于中国社会的民间组织而言,民间武术组织具有典型的本土化特征,具有民间性、自愿性、公益性、以师徒关系为纽带和盈利性。[15]71原因在于中国民间组织是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受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

州珮社区颇具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以家庭或家族式的传承方式延续,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州珮武术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和原生态。白天人们工作,晚上闲暇将武术作为强身健体和娱乐的主要生活方式之一,几乎是常年练习不辍,有不少居民受到社会的影响,除了兴趣之外,也看到了武术锻炼身体带来的益处。州珮武术与舞龙舞狮并行传承和发展,每年春节及其他传统节日或节庆庆典活动,都将武术和舞龙舞狮作为节庆习俗主要内容展示,这也是丰富地方精神文化共建的需要。

4.2 比赛观摩与对外交流

近几年,州珮武术逐渐走向外界,以各种形式参加交流或比赛,成绩获得武术界人士的认可。第一,参加香港国际武术节(2009年)、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东盟国际武术节(2011年、2013年)、第四届中国(莆田)南少林武术文化节(2012年)、全国农运会武术比赛(2012年)等,其中,州珮社区组团参加2012年11月1日第四届中国(莆田)南少林武术文化节,受南少林寺方丈邀请指导工作;武林莊武馆苏华东、蒋延骥等代表州珮在各项赛事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各武馆通力合作,共同进步,为了能在2013年7月16日北京举行的国际武术文化交流大会暨国际功夫锦标赛取得好成绩,州珮社区包括义勇居武馆、庆善堂武馆、明善堂武馆在内的各武馆特别挑选出10人组成州珮武术团代表队赴京参赛,武术团成员在南拳、长棍、对打、器械、大刀和双刀项目的比赛中皆取得可喜成绩。

第二,以州珮长胜居武馆为代表的舞龙舞狮队成绩斐然。州珮各个武馆均有舞龙舞狮队,长胜居武馆以创新开展最为突出。如蒋长明获2004年香港西贡世界武狮金杯争霸赛荣获金牌;同年长胜居醒狮队参加由香港夏汉雄体育会举行的狮王争霸赛和龙狮武术大汇演荣获金牌;2007年参加广西第四届狮王争霸赛独揽两项冠军,成为当之无愧的“广西狮王”;2012年参加香港群狮竞赛舞庆回归2012(和富社会企业)世界杯邀请赛荣获金牌;2012年10月17日至10月21日长胜居醒狮队初次走出国门,应邀参加在印尼勿里洞东部举办的国际舞狮邀请赛,在各国狮队强手如林的角逐拼搏中夺得了较好的成绩,这些成果都与州珮人平时对武术的喜爱和长期武术基本功习练密不可分。

第三,与当地高校建立合作关系。2013年7月,玉林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情系群众调研队”深入州珮社区等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们通过切身体验,并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谈等方式对州珮社区南拳和舞龙舞狮的渊源及发展现状进行深入了解,加强了本地高校和地方传统文化的联系。同时,结合校本课程,响应“一校一拳”,学校也聘请州珮民间拳师来学校给学生传授地方传统拳种,也让大学生参与到推进地方群众体育发展中来,借助高校的平台对州珮武术进行调研和宣传,弘扬民间传统武术特色文化,把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的传承和发扬光大。

4.3 积极准备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

州珮武术作为“活态”的文化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保证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这尤其值得挖掘、保护、宣传、弘扬和承传。尽管州珮武术流传至今保留较为完整,但仍还需要加大多方面保护力度,为了弘扬州珮灿烂的文化,2012年5月26日,州珮社区召开弘扬历史文化座谈会,从村史概况、地理位置、姓氏由来、文化底蕴、历史名人、美丽家园、儿女风采、传统功夫、民俗风情等方面内容研讨挖掘州珮诸方面的悠久历史文化,并准备撰写文章,结集成《千年州珮》一书,为州珮武术成为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做准备,使州珮深厚的历史文化得到弘扬传承,促进社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5 结语

桂东南之千年州珮作为中国古城区典型村落之一,州珮武术形成了一个独特体系的文化现象,由于血缘、宗族、地缘等社会关系维系下武馆林立,习武氛围浓厚并且在传承和发展中依然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传统武术文化特色和文化内涵。在感受到了全国绝大多数民间武术正在或已经被边缘化,自生自灭的生存状况之余以及呼吁文化重建的同时,州珮武术不同于其他民间“门派”授徒武术之处,是由于受到家族、宗族传承方式的连续性和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不受家族学员的人数限制以及在宗祠置业的经济保障下,为州珮武术的承传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空间。州珮武术服务于地方精神文明共建,与外界的不断交流以及对州珮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申报,使其既塑造地方文化品牌和提升地方影响力,又丰富了地方文化内涵。

[1](清)邱桂山.鬱林州志(乾隆)[Z].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1.

[2]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地名办公室编.玉林市地名志(内部资料)[Z].1989：29.

[3]丁文江编.徐霞客游记(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2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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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Oral History of ZhouPeiW ushu History and Heritage in Southeastern Guangxi

GAO Hui-jun,et al
(Yulin Normal University,Yulin,Guangxi,537000)

This paper,through oral history research,fieldwork and literature review,etc,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historic origin and inheritance of ZhoupeiWushu in southeastern Guangxi.The research finds thatas a typical case of village,Zhoupei Village(community)in Southeast Guangxi has always enjoyed the widespread atmosphere of Wushu practicing with numerous Wushu clubs of well-preserved traditional Wushu characteristics.The pap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lood relationship,religions,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relationship,further explores the profound and inherent logic of this unique cultural phenomenon in order to better spread and inherit Peizhou Wushu

ZhoupeiWushu;history and heritage;oral history

G852

：A

：1001-9154(2014)07-0001-07

G852

：A

：1001-9154(2014)07-0001-07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TY034)

高会军(1978-),男,甘肃天水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民族传统体育研究。

2014-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