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曹树钧

引言

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杰出戏剧家曹禺的剧作之所以有持久的艺术生命力，是与它历演不衰的舞台艺术生命力密不可分的。今年7月是曹禺处女作《雷雨》诞生80周年。80年来，经典《雷雨》在世界舞台上广泛传播，成为各国人民心心相印的桥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13年5月，我应清华大学外文系之邀，赴清华作“莎士比亚与曹禺的戏剧创作”学术演讲，主持者刘昊女士在讲演结束之后，陪我参观了清华大礼堂、曹禺写《雷雨》时的宿舍明斋。27年前我因撰写《摄魂——戏剧大师曹禺》一书，曾经在曹禺前妻郑秀陪同下来过这里，并听她详细地讲述过上世纪三十年代她与曹禺交往、曹禺创作处女作《雷雨》的种种状况。弹指一挥间，郑秀已于1989年逝世，曹禺也于1996年驾鹤西去。景在人逝，不由人思绪万千。

今年恰逢《雷雨》诞生80周年，当年多次采访的往事，尤其是《雷雨》诞生前前后后的种种曲折，一齐奔赴笔下，向世人诉说着一部历经时间严峻考验的经典，如何冲破种种束缚，昂首屹立在中华大地乃至世界舞台上的传奇故事……

壹、丘比特的神箭射中了曹禺

1933年春，是曹禺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1931年郑秀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贝满女中，考入清华大学法律系，是清华园有名的“校花”。当时的清华大学女生本来就不多，她成为众多男生追求的对象。曹禺是狂热的追求者之一。为了追求郑秀，他特地选择了英国著名剧作家高尔斯华绥创作的三场话剧《最前的与最后的》（又名《罪》，相当于今天的一个独幕剧）翻译成中文，由他任导演，剧中有哥哥、弟弟、弟弟的女友三个角色。曹禺安排角色，让同学、好友孙毓棠扮演哥哥，自己演弟弟，弟弟的女友让郑秀扮演。他几次让同学成己（即后来上戏舞美系系主任孙浩然）去请郑秀来扮演。

曹禺与巴金（1983年）

郑秀被曹禺、成己等人一再邀约，清华一些从南开来的女同学也都纷纷前来劝郑秀试一试。她们夸奖曹禺为人诚恳、热情，不要太让他为难。郑秀见不好硬推辞，便勉强答应参加排练。

排练在二院91号曹禺的宿舍里进行。这间宿舍里与曹禺同住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曹禺在南开的同学陆以循；另一个是研究院的研究生，后来去美国，不住这儿了，实际房子里只有两个人。小陆看见曹禺、孙毓棠、郑秀、成己几个来排戏，也就主动让位，到图书馆看书去了。前后排了约一个月，每次排完戏之后，曹禺都送郑秀回新南院宿舍。

在一个月的接触中，郑秀感到曹禺（原名万家宝，字小石。清华同学都叫他家宝）这个人聪明、富有才华，对自己有一种灼热的、特殊的热情，但又觉得他个子太矮，自己穿着高跟皮鞋比他还高一点，不是理想的朋友。她想找一个学理工科的，人再漂亮一点，更有魅力些。

郑秀毕业照（1926年）

曹禺知道郑秀每晚都在图书馆自修。他每次到图书馆阅览室，总看见她专心致志地在用功。一天晚上，快八点的光景，曹禺拿着一张剧照，约郑秀出去走一走。郑秀正在专心看书，便说：“有什么事？待会儿吧！”

曹禺说：“好吧，我回头再来接你。”

到九点半，图书馆快要关门了，曹禺又来了。他将一张他在南开中学时扮演《娜拉》的剧照送给郑秀，并说：“我们沿着新南院后面的河边走走，好吗？”

郑秀心里想，他盛情邀请我，就当是我的老大哥，跟他一块走走吧。于是，就大大方方地同曹禺一起出外散步。

曹禺一边走，一边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的爱好，谈起他的父亲、母亲。郑秀觉得很奇怪，家宝平时沉默寡言，排戏时话也不多，今天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多的话。她只是听，不大搭腔，而且走得很快。曹禺老觉得跟不上她。

又一天晚上，曹禺约郑秀出来散步。他戴着一副宽边的玳瑁眼镜，左臂夹着一大叠书。他拿出一张照片给郑秀：“这是我母亲的相片，送给你做个纪念吧。”接着又说：“郑秀，我有句话想告诉你。”

可是停顿了好一会，他又不吭声了。只是一个劲地朝前走。走着走着，忽然左臂夹着的一叠书散落在地上。曹禺忙蹲下去捡书，慌乱中，一副眼镜又掉了下来。郑秀见他的窘状，禁不住咯咯笑了起来，忙帮他将眼镜捡起来。这时，她忽然发现曹禺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闪现出异样的光采，蕴含着深邃的智慧之光，似乎有一种摄人魂魄的美。郑秀凝神注视着曹禺，曹禺也深情地看着她。好一会儿，郑秀才醒悟过来，满脸绯红，掩饰地说：“天不早了，该回去了。”

“还早呢，再走走吧！”曹禺挽留道。

说也奇怪，郑秀也不由自主地同他又并肩散起步来。她的脚步自然地放慢起来，听他谈将来；谈她的优点：聪明、大方、用功、活泼……听着他那娓娓动听的言谈，郑秀心头荡起幸福、甜蜜的感觉。

“我认为我们两个性格不同。我是家里的大女儿，从小在教会学校读的书，我讲究严谨、洁净，讲究仪表，花钱花惯了。从小过的是独立生活，长大了脾气也不好。我们两个交朋友，怕不合适。”她很直率地向曹禺说。

“性格不合，相互会了解，多谅解就行。我觉得你很像我母亲，慷慨、落落大方，有大家风度，又有抱负。不光我喜欢，我妈妈也一定会喜欢你的。”曹禺也很直率。

两人边走边谈，话越说越多，几乎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1933年5月26日，三场话剧《最前的与最后的》在同方部公演了。演出轰动了清华园。孙毓棠扮演的哥哥是皇家法院律师基思·戴兰特，将一个充满市侩气的伪君子自私、卑鄙的灵魂揭示得入木三分。郑秀扮演的孤女汪达，是一个善良、幼稚的年轻女孩子。她将孤女幼稚、孤苦无告的个性演得十分令人同情。孤女对爱情的忠贞赢得了台下不少女观众的热泪。尤其让同学们注目的是曹禺主演的弟弟拉里。这是一个富于正义感的热血青年，为了保护一个弱女子，同一个无赖搏斗，不幸失手误杀了这个歹徒，成为一个警方追捕的凶手。但案发后，他不愿听从哥哥的意见，嫁祸于一个无辜的贫苦老人。他真挚地爱着汪达，两人相约决定双双自杀，以抗议这个虚伪残暴、毫无正义和公道可言的社会。

曹禺、郑秀同台演《最前的与最后的》（1933年）

当戏剧演到最后一场，拉里与汪达双双喝完毒酒，拉里握着汪达的手，沉痛而又愤慨地说：“我恨这个世界，我恨这个残暴、虚伪、强权、暴力的世界！”整个大厅里寂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可以听到。曹禺的声音是那么的悲愤，那么的深沉，敲打着每一位观众的心扉。大幕拉下，热烈的掌声久久不息。高尔斯华绥精湛的剧作艺术在曹禺、郑秀等人的精心表演下，焕发出了深邃的魅力。在同学们的一再要求下，此剧连续公演了七八场。

这次演出之后，郑秀与曹禺一时间成为清华园中为人议论的名人。

三场剧《最前的与最后的》演出结束之后，因劳累过度，曹禺病了一场。他与郑秀有十天未能见面。

两人相隔十天未见，犹如熬过了十年漫长的岁月。曹禺望着郑秀，郑秀望着曹禺，四目相对，竟无语凝噎。曹禺热泪夺眶而出，郑秀的泪水也缓缓流下，一滴一滴地落在曹禺的手背上。曹禺也分不清，哪是自己的泪水，哪是郑秀的泪水，两人紧紧地偎依在一起，许久许久不说一句话。任何语言也难以表达两颗紧紧相连的心，两人感觉到的只是两颗心脏的激烈跳动。

不久，曹禺病体康复。短暂的中断，对他们两人来说，犹如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严冬。如今冰雪消融，春意更浓。爱情的火焰在春风的吹拂下，越吹越旺。从此，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形影不离。不知多少个夜晚，他们并肩漫步在如画的清华园中。每次幽会结束，曹禺送郑秀回宿舍。有一次送到离郑秀宿舍不远处，曹禺恋恋不舍地告辞。郑秀说：“家宝，让我再送送你吧。”于是，郑秀又回送曹禺。走了一大段路，曹禺劝郑秀回去。郑秀说：“不要紧，再送一段吧。”于是，又走了一段。曹禺一看，这儿离郑秀宿舍太远了，又提出：“夜深了，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还是让我送你一段吧……就这样反复来回送，竟忘了时光悄悄流逝。最后曹禺紧紧地握住郑秀柔软的手，望着她丰满的胸脯、明亮深情的目光，突然之间他热血沸腾，一把将郑秀搂在自己的怀里。

两个身影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万籁俱寂，似乎整个世界只剩下热恋着的两个人……

初夏的夜晚，皓月当空，如水的月光洒在清华大礼堂前白色大理石圆柱上，将礼堂周围照耀得像银色世界。从礼堂前大楼窗里传出横笛、黑管、萨克斯管和圆号吹奏出的悦耳旋律。

“这么晚了，校军乐队还在演奏。家宝，你能听得出这是什么曲子吗？”郑秀故意考考曹禺。

“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真美！贝多芬真是了不起的音乐天才！”曹禺赞叹道。“颖，咱们坐会儿吧。”郑秀号颖如，曹禺简称“颖”，有时又叫她“多拉”，那是狄更斯自传体小说《大卫·考帕菲尔》中一个女孩的名字。

两人在旗杆底座的石板上尽情聆听美妙的乐曲，沉浸在美的享受之中。

曹禺回到二院91号宿舍。上床之后，他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对面床上的陆以循被他搅醒了，关切地问：“家宝，怎么啦，哪儿不舒服？”

“没有，没什么。”曹禺一边回答，一边又陷入沉思，脑海中又浮现出刚才同郑秀月下畅谈的情景。陆以循还蒙在鼓里，他哪里知道家宝已被丘比特的神箭射中，掉进爱河中了。

贰、“你知道周冲是谁吗？”

黄昏时分，金黄色的晚霞弥散西天，衬托着气象台灰色的侧影。清华园内的小河畔，两岸的株株垂柳轻轻摆动，缓缓的水面上，闪着淡淡的醉人的金黄色，潺潺的流水伴着一对情侣的深情絮语。

晚饭后，曹禺与郑秀并肩漫步。曹禺告诉郑秀，他正在构思一个大型话剧。他有声有色地讲述着这个戏的内容，剧中人物的性格，倾诉着自己创造这部作品的急切心情：“我想通过一个家庭的毁灭，表达自己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表现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在这斗争的背后也许有一个主宰。这主宰，希伯莱的先知们赞美它为‘上帝’；希腊悲剧家们称它为‘命运’，近代的人直截了当地称它为‘自然法则’。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清。它太宏阔，太复杂。我总觉有一种汹涌而来的情感，催动我发泄长期压在心头的愤懑。”

接着，他从包里取出一叠人物性格描绘分类卡片，“逗起我兴趣的是几个人物。为了描绘出他们的本相，我做了许多人物性格描绘分类卡。”

郑秀将这些卡片拿过来翻了翻说：“这么多人物，将来哪个剧团排得起？”

“我还没想到演，先写下来再说。”曹禺笑笑说。

“那你未来大作的主要人物是谁？”

“一个董事长，和他的妻子。”

“董事长的名字想好了吗？”

“他叫周朴园。”

说到这儿，曹禺忽然收敛起笑容，用轻鄙的目光看了一下人物性格描绘卡片，咬了一下牙关，沉思片刻，向郑秀讲起他童年时代见到过的一个人：

“他是我家的一个常客，一个在德国留过学的董事长。他自诩身上沾有‘日耳曼民族优越感’，自命不凡极了。狂妄自大，唯我独尊。他的妻子、儿子，在他看来，都是他的财产，他的附属品，对他只能唯命是从。

“不过，我写的周朴园并不局限于这个让我讨厌的董事长。在我所接触的人中，像这种门第观念根深蒂固、一脑门子封建礼教的老头多得很。他们老奸巨猾，诡计多端，但满口又都是仁义道德，我恨透了这些人。”曹禺又补充说。

“你剧中的女主人公叫什么？”郑秀问。

“她叫繁漪，是个坚强、刚毅而复杂的女子。她诚实，她懂得恨，更懂得爱，她发誓要生活在充满爱的世界里，和她挚爱的人永远生活在一起。我最喜欢这样的性格，写着写着，不知不觉也就迷上了她。”

不一会儿，图书馆开放的钟声响了，晚自修的时间到了。他们又双双来到阅览室。曹禺构思他的剧本，郑秀在一旁看她的教科书、课堂笔记和教师指定的参考书。九点半，两人一同离开图书馆，沿着图书馆的小路边走边谈。

一次采访时，郑秀谈起曹禺创作《雷雨》的往事，忽然停下来问我：“你知道《雷雨》中的周冲是谁吗？”我摇了摇头。“他就是家宝。”“你怎么知道的？”“孙毓棠告诉我的。”郑秀回忆起她同曹禺一起散步时，忽然想起，曹禺的同学、好友孙毓棠前几天悄俏地告诉她：“多拉，我看了家宝写的剧本的几张草稿，你知道他那个剧本里头的周冲是谁吗？”

“是谁？”

“就是家宝。”孙毓棠诡秘地笑了笑，“他同他们家的一个小丫头，就曾有过那么点意思。这事，他以前亲口告诉过我的。”

“真的？”

“那可不？”孙毓棠似乎又觉得有些不妥，便又补了一句，“不过，这事可千万别说出去。我只是随便同你说说的，你可别往心里记。”

一天，散步时，郑秀将孙毓棠讲的这件事，直率地问曹禺：“有这事吗？”

“哪会有这样的事！”曹禺一口否认。

“那你当时是否也有虚无缥缈的幻想，像周冲那样，什么明亮的天空呀，大海呀，白帆呀！”

“我不是同你说了吗，别信他瞎说，那不是我！”曹禺迫不及待地申辩说。

郑秀见他真急了，忙说，“我有意逗逗你，让你休息一下脑筋，放松放松，你何必认真！看你急得这个样子！”说罢，郑秀大笑起来，曹禺也陪着笑起来。

在回忆起清华同曹禺相爱的情景时，郑秀还告诉我，“除了见面交谈，他还给我写了许多情书，足有一尺多厚。”我问她：“既然你们天天见面，为何还要写这么多信？”“有些当面难以启齿的话，书写出来就毫无顾虑了。你知道，曹禺是一个特别会写的人。”郑秀解释说。

叁、“中国话剧的头脑在这里！”

1933年夏，日军进犯热河，华北震荡，北平岌岌可危。学校当局顾及学生的安全，宣布提前一月放暑假，并免除1933级毕业生的期终考试，以全年平均分数评定毕业成绩。

一天下午，曹禺对郑秀说：“颖，这是好机会。我想暑假不回天津，留在学校集中精力将剧本写出来。”

“我也不回南京，留校复习功课，准备秋季开学后的考试。我想父亲不会不同意的，他最喜欢我用功读书。”

不久，郑秀父亲来信，同意郑秀的意见，于是两人准备迎接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暑假。

一道闪电横贯长空，紧接着雨声喧嚣在整个苍穹。

这是一个夏天的午后。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西文阅览室大厅东北边，靠近借书台的长桌的两边，面对面坐着曹禺和郑秀。这儿是他们每天必到的固定座位。长桌上堆着的是未来剧本《雷雨》的提纲、草稿，人物性格描绘分类卡，以及分幕表、舞台设计草图、参考资料等等。曹禺正在奋笔疾书，郑秀坐在一旁温习功课。窗外暴雨夹着雷鸣，使曹禺的心情为之一震。这气氛与他要写的剧中的情景正相吻合。一道闪电掠过，显出了他清秀的面庞，一双明亮的大眼正在凝神遐想。构思酝酿多年的人物、事件、细节，正在他的脑海中栩栩如生地活跃起来。

《雷雨》的写作艰辛而又愉悦。动笔之前，曹禺写过多次戏剧大纲。无数的生活素材、文学戏剧名著的片断，都在他的脑海中翻腾着。构思时，他的脑海像一座炼钢炉，这些素材、艺术养料犹如生铁、矿石、焦炭，在炽热的炉火中熔化、冶炼。提纲拟定，开始落笔。这时，文思犹如泉水般喷涌而出，曹禺尝到了灵感爆发时的喜悦和激动。

多少个日日夜夜，他简直神魂颠倒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日夜苦苦地探索，醒着和梦着，像是眺望时有时无的朦胧幻影。在阅览室里，他翻阅着自己的手稿和剧本素材，时而撰写，时而用手轻轻地敲自己的脑袋，时而不由自主地用手抚摸右耳的“拴马桩”——每当他思索到关键情节或忽然灵感来潮时，他就下意识地捏那个小肉疙瘩。要好的同学同他开玩笑，取名为“灵感球”。

多少个使曹禺激动过的人物一点点须眉毕现，声情灵动，与自己翻腾的复杂情感交汇：无法无天的魔鬼使他愤怒；卑劣势利的小人叫他鄙夷；软弱无骨的懦夫让他可怜，满腹幽怨的女性令他同情；纯真美丽的倩女惹他喜受……他沉浸在情感的海洋里，沉浸在《雷雨》的海洋里。

有时苦想到头痛欲裂，曹禺便走出图书馆，稍事休息。雨过天晴，这才觉出和风、杨柳、浅溪、白石，才感到韶华青春，更喜爱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

有时写得舒畅，他忽发豪兴，邀郑秀一起跑出图书馆，爬上不远的土坡，在清凉的绿草上躺下，仰望着深蓝的天空驰骋情思。

一天下午，一场重场戏顺利地写完了，曹禺很感痛快，邀郑秀提前走出图书馆，在校园中散散步。

太阳的余辉正映在图书馆褐红色的墙上，分外绚丽夺目。曹禺奔到体育馆草地上的喷泉，猛喝几口玉泉山引来的泉水。

“啊！真痛快！我竟然一天没有喝过水。”曹禺擦着手，“喝着这些甘泉，真太美了！颖，你也喝一口吧！”曹禺欢快地说。

郑秀也喝了几口：“是不错，这儿的泉水夏天喝着更甘甜。”

两人信步走了没几步，看见迎面有一棵大柳树。

“我们在这儿坐坐好吗？”曹禺建议道。

“好吧。”郑秀爽快地同意了。

曹禺将两块手帕摊在地上，两人跪膝而坐，两旁有一丛丛盛开的红玫瑰。曹禺和郑秀深情地默默相对。蓦然间，曹禺用右手指着自己的头对郑秀说：

“颖，中国话剧的头脑在这里！”

郑秀起先一愣，然后笑着说：

“你太狂妄了！中国的话剧头脑难道在你这儿？在你之前，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还有咱们清华的洪深，不是已经写了不少剧本了吗？”

“前辈的开拓之功不可抹煞。不过，我想创造更多的地道的大型中国话剧，既经得起演，又经得起读。”

郑秀感到十分高兴，她对曹禺自信能写出高水平的中国话剧剧本这一抱负深为自豪。

当天夜晚，寝室的灯熄了，曹禺一个人还在宿舍走廊里来回徘徊，假设自己是剧中一个角色，口中念念有词。

“家宝，不早了，该睡了。”同宿舍的陆以循披着一件外衣，走出来轻声地提醒他。

他一看表，已经十二点了。为了不打扰以循入睡，他又来到盥洗室内，对着挂镜，揣摩剧中人物的台词和表情。一遍，两遍，几十遍，为了一句台词，他常常修改几十遍，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近深夜两点，他方轻手轻脚地上床。刚刚躺下，忽然想到一句绝妙的台词，兴奋之极，立刻翻身下床，抓起纸笔，将它记下来。

过了两三天，又有了新的灵感，觉得先前的不够味道，又全部撕掉，一切重来。他的床底下已经堆满了稿纸。就这样反复推敲，精雕细刻，写了一遍，又重写一遍，前后五易其稿，草稿本积累起来足足有十几本之厚。

8月初，北平郊外战云渐退，城里空气也日趋缓和。一个周末的下午，曹禺乘火车回天津探望母亲，郑秀则进城到女友贺恩慈家中度周末。两人相约，下周一同回清华。回校之后，曹禺随即不分昼夜，又投入修改剧本草稿的紧张工作之中。

锲而不舍，金石为开。经过五年的磨砺，六个月全神贯注的艰苦写作，1933年8月底，在曹禺大学即将毕业前夕，一本浸透了汗水和心血的煌煌大作终于定稿。他端端正正地在稿本的封面上写了两个大字：《雷雨》。

一天上午，曹禺约郑秀在校内荷花池畔的小山上碰面，他拿出一包稿件底稿，充满自豪地递给郑秀，“颖，终于完稿了。”

郑秀看着《雷雨》的手稿，只见张张稿纸上画满了红色、蓝色的杠杠道道和修改的字句，不禁为之折服，情不自禁地赞扬，“人家都夸你‘神’，我看你在剧作方面确是才华横溢。你一定能写出许多好剧本来！”

“即便有三分‘天才’，也要十分努力啊！”曹禺严肃地回答说，“何况我很笨，写东西很慢，很费劲，哪是什么‘天才’？”

“那么，我就叫你笨天才，怎么样？”郑秀开玩笑地说。不等他回答，她连声喊“笨天才！笨天才！笨……”

“笨天才就笨天才，随你怎么叫都可以，不过在人前你可不能乱叫。”接着，曹禺又郑重起来，“颖，我还要写，我有信心能写出比较满意的作品来。”

肆、《雷雨》问世，一波三折

一个年青作者经过辛勤劳作，写出一部好作品。但无人发现、推荐、评价，这对作者是一个十分沉重的精神打击。正如曹禺所说：“事实上最使一个作者（尤其是一个年青的作者）痛心的还是自己的文章投在水里，任它浮游四海，没有人来理睬，这事实最伤害一个作者的自尊心。”（《日出·跋》）

《雷雨》的问世就遭遇过一段曲折。1933年8月，曹禺完成《雷雨》的初稿，将稿子交给正在筹备《文学季刊》（该刊于1934年1月在北京创刊）的靳以，靳以是曹禺南开中学的同学、交换过兰谱的结拜兄弟，他深知曹禺的才华，见曹禺写出一部大型话剧，自然十分高兴。他首先向谁推荐呢？第一个便是郑振铎。

作者采访晚年郑秀（1987年）

复旦剧社演出的话剧《雷雨》（1935年）

早在1932年，靳以从上海复旦大学商学院毕业后，经友人辗转介绍，答应为北京立达书局创办一个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书店委托他担当主编。靳以觉得编这样的刊物，自己的资历和能力尚感不足，便去找已有名气、很有经验的郑振铎一起合编。郑振铎一口答应，但实际编辑工作由靳以担任。两个主编，第一主编是郑振铎。因此很自然的，靳以将《雷雨》首先推荐给第一主编。不料振铎一看，认为剧本写得太乱，于是剧本便被搁置下来。而恰在此时，靳以为《文学季刊》一篇批评丁玲《夜会》稿子临时抽掉得罪了郑振铎，靳以有点怕他。此事原由为：因巴金和靳以得知鲁迅先生对这篇稿子有些意见，便在此刊第二次重印时抽了下来，来不及告知另一主编郑振铎。

但是，靳以并不甘心让挚友辛辛苦苦写出来的厚达数百页的剧本原稿没有人理睬，伤害好友的自尊心。因此，过了不久，他又将剧本交给《文学季刊》分工负责审读剧本的编委李健吾看。《文学季刊》早期有一个编委会，邀请了巴金、冰心、李健吾、李长之、杨丙辰等任编委，而具体工作多为靳以一人承担。编委会成员有分工，有的负责审读评论，有的负责审读剧本等等。

李健吾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系主任王文显教授助教，在戏剧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是当时誉满京都的话剧旦角。他主演过熊佛西的剧本，熊佛西佩服之极，曾在后台向他下跪表示谢意。不料这位戏剧名家看过《雷雨》原稿后，并不认可，不肯推荐这个剧本发表。这就让靳以十分尴尬，只好把剧本暂放在抽屉里。靳以的第二次推荐又失败了。

曹禺后来回忆说，《雷雨》初稿完成之后，他原不想发表。其实这并不是他当时的真实思想。写完《雷雨》后的曹禺，很希望自己花了许多心血的作品能够早日发表，所以他才将剧本交给了知心的朋友靳以，因为知道他正在编《文学季刊》。

没想到靳以将剧本初稿给了两位文化名人审看，他们都不认可。

李健吾之所以不认可《雷雨》是由于他对西方戏剧十分熟悉，他读《雷雨》很明显地感觉到曹禺在学西方戏剧。在此后他撰写的《雷雨》剧评中，他认为“作者隐隐中有没有受到两出戏的暗示？一个是希腊欧里庇得斯的《伊波吕得斯》，一个是法国拉辛的《费德尔》”，二者用的全是同一的故事“后母爱上前妻的儿子”。作者同样注重妇女的心理分析，而且全要报复。然而繁漪的报复，“作者却把戏全给她做”，李健吾认为作者头绪的繁多，使观众的“注意力反而散在不知谁的身上去了”。

于是，曹禺又设法请又一位当时剧坛的名家推荐。据戏剧前辈（上海戏剧学院专攻表演的田恺教授）回忆，《雷雨》手稿曹禺还曾给当时北京的戏剧名家熊佛西看过。当时剧坛有“南田北熊”之说。即田汉、熊佛西是南北两位公认的戏剧泰斗。不料，熊佛西读了《雷雨》，对此剧也不欣赏。熊佛西早年留学美国，专攻戏剧与教育，他对易卜生剧作烂熟于心，他自己就曾在三十年代北京导演过《群鬼》。他一读《雷雨》便感到此剧有模仿《群鬼》的痕迹。1935年4月，《雷雨》在东京首演时，留日学生也发生过类似的激烈的争论。

其实，在中外戏剧史上，再有名作品的创作也并不排斥艺术的借鉴。如同曹禺所说：“其实偷人家一点故事，几段穿插，并不寒伧。同一件传述，经过古今多少大手笔的揉搓塑抹，演为种种诗歌、戏剧、小说、传奇，很有些显著的先例。”尤其是剧作家的处女作，在艺术上借鉴别人更在所难免。

正如茅盾在《创作的准备》一书中指出：“就一个知识分子的从事文学而言，他在试笔以前所读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他爱读的、入迷的部分，往往会影响到初期作品。”在《雷雨》问世之前，曹禺精心研读并导演过《少奶奶的扇子》，粉墨登场演过《争强》《罪》以及易卜生的剧作《娜拉》《国民公敌》，无疑对《雷雨》的构思产生了重大影响。曹禺曾说，编剧编剧，就是千丝万缕地编，千丝万缕地织。这编织之工与生活积累相结合，构思就会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在情节的构思、场面的安排上如鱼得水，使烂熟于心的生活素材，通过艺术的纺织，创造出一件天衣无缝的艺术精品。

伍、巴金慧眼识真金

由于上述情况，加上李健吾又不认可《雷雨》，靳以只好把剧本暂时放在抽屉里，既不退还给作者曹禺，更不能擅自作主发表，他在等待时机。不久，机会终于来到了。这时正好巴金从上海到北京来看望沈从文，住在《文学季刊》编辑部所在地三座门大街十四号靳以这里（平时编辑部只有靳以一人工作）。前后住了几个月，并同时应邀兼任编委。一次，靳以和巴金谈起怎样组织新的稿件，巴金主张还是要注意文坛的新人，组稿的面要宽一些，不一定都是有金字招牌的名家，或文坛上的名人，还要多多发表有才能的新人的作品。

一席话提醒了靳以，靳以随即告诉巴金，以前周末常到我们这儿坐坐的文学青年万家宝，他写了一个剧本，放在我这儿半年多了。家宝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好意思推荐他的稿子。巴金一听很感兴趣。靳以马上把《雷雨》的手稿交给了巴金。

实际上此时靳以心里想说的是，他不好意思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荐挚友的剧本。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人微言轻。巴金当时名气很大。不光处女作《灭亡》早已出版，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爱情三部曲的《雾》和《雨》均已发表，短篇小说《将军》更被鲁迅、茅盾收入他们合编的《草鞋脚》集子里介绍到国外。有些事巴金便于讲话，他的话有作用，郑振铎能听他的意见。

与郑振铎、李健吾审读剧本更多注重艺术形式不同，巴金读《雷雨》，他首先是感受剧本的内容，他深深地为《雷雨》艺术的情感冲击力所打动：“我喜欢《雷雨》，《雷雨》使我流过四次眼泪，从来没有一本戏像这样地把我感动过。”巴金一边看一边抹泪，深深地为剧中主人公的命运所打动。繁漪、侍萍、四凤这些活生生的被压迫、被凌辱的女性的遭遇，尤其激起了他阵阵感情波澜。他触摸到这部剧真正的艺术生命力，从而产生了立即要帮助曹禺将这部作品迅速传播开来的强烈渴望。

巴金当晚一口气读完了《雷雨》。1940年在《关于《＜雷雨＞》一文中，他写道：“……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中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房里，我翻读那剧本的数百页原稿时，还少有人知道这杰作的产生。我是被它深深感动了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口气把它读完，而且为它掉了泪。”

靳以第三次推荐《雷雨》获得了成功，在巴金的力荐下，剧本很顺利地发表了，不仅如此，鉴于编委会建立之后，几次在作品发表上编委之间发生矛盾，巴金还建议取消编委会，“因他觉得编委意见多很麻烦，就作了这个建议。当然，他的名字也取消了，但他实际上还是和靳以一起负责编刊物。”靳以当然表示赞成。于是不但《雷雨》顺利发表，连引起《雷雨》发表产生争议的编委会也顺利取消。这件事意义十分重大，它为曹禺日后创作的剧本《日出》《原野》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文丛》上顺利发表创造了一个先决条件。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名剧《雷雨》的诞生，巴金起了关键作用，他以艺术家的敏感和高度的艺术鉴赏力，立即发现了《雷雨》的价值。同时，曹禺挚友靳以的三次力荐功不可没，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两位都是发现《雷雨》价值的功臣，是发现曹禺这一杰出人才的伯乐。这段故事当时被人们称为“文坛三人佳话”。

第二天，巴金就将这个剧本推荐给郑振铎，并且作主将这个剧本“在《文学季刊》一卷三期（1934年7月2日出版）上一次登完”。因为《文学季刊》三个月才出一期，如果连载一年，读者断断续续地看就可能断断续续地忘，不能有一个完整的印象。

不仅如此，巴金还主动要求这个14万字的长剧由他抱病亲自担任校对。

1934年7月，《雷雨》这本杰作终于在《文学季刊》第三期发表，作者署名曹禺。

四幕悲剧《雷雨》通过二十年代初发生在煤矿资本家周朴园家中的悲剧故事，深刻地揭露了封建买办资产阶级的腐朽本质和必然灭亡的命运。它像一声惊雷，猛烈地抨击了封建大家庭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罪恶。它的诞生，预示着中国现代戏剧创作从此将揭开崭新的一页。

在巴金的热情支持下，《雷雨》很快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一天，曹禺高兴地拿着一本书，对郑秀说：“颖，这是送给你的，是巴金特地印的一册精装本。”

郑秀一看，原来是《雷雨》的精装本，印得十分精致，封面镌刻有曹禺亲笔签署的“给颖如 家宝”的烫金手迹。

“家宝，这是你给我的最好的礼物，它是我们爱的象征，我一定要永远保存它。”

巴金赠郑秀《雷雨》精装本（1936年）

陆、《雷雨》首演的轰动

送走雪花纷飞的严冬，1935年3月的东京迎来了绚丽多彩的春天。一眼望去，满目的樱花依山傍水。正在海滨度假的中国留日学生杜宣接待了两位日本朋友、年轻的日本学者，一位叫竹内好，一位叫武田泰淳。他们一进门就十分激动地将一本《文学季刊》递给杜宣。武田指着扉页目录上用红笔圈着的《雷雨》，建议杜宣一睹为快。这两位朋友还告诉杜宣，他们组织了日本第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团体“中国文学研究会”。《雷雨》就是他们新近从中国杂志上发现的。他们建议中国留日学生排演此剧。杜宣看了剧本后，感到极大的震动。他觉得在中国新兴戏剧运动尚处在启蒙时期，这样的多幕剧实属罕见。

度假结束返回东京后，杜宣就同一些爱好戏剧的留日学生一起就《雷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留学生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叫好的，也有提出意见的。有的认为这个剧本传奇性太重，有些不自然的地方；在情节表现上作者也有主观的缺点。也有的认为这个戏受外国戏剧如希腊悲剧、易卜生的近代戏剧影响太重。对后一个问题，年轻的留学生们有的同意，有的反对，双方争得面红耳赤。讨论足足持续了一个月之久，最后一致认为：《雷雨》虽然受希腊悲剧、易卜生影响很大，但它是中国的，是中国戏剧创作的重大收获，决定群策群力将它搬上舞台，由吴天、刘汝醴、桂镇南（即杜宣）导演。演员阵容为：

周朴园——贾秉文

周蘩漪——陈清君

周萍——邢振铎

周冲——邢振乾

鲁贵——王威治

鲁侍萍——乔俊英

鲁大海——吴玉良

鲁四凤——龙瑞茜

老仆——佟功熙

下男甲——石子琪

下男乙——徐仁熙

下男丙——王敦之

尼甲——张春媛

尼乙——张二媛

姐——张兴媛

弟——张光第

巴金拍摄东京留学生演出的《雷雨》（1935年）

初演记录演员表下面注有“昭和十一年二月印”、“十一年六月发行”及“二元”等字。

译者：影山三郎、邢振铎，发行者：监谷晴朗，印刷：大野草，发行者：东京神田一桥教育会馆，装帧：何合光。

1935年4月27日、28日、29日三天，《雷雨》由中国留日学生戏剧团体“中华话剧同好会”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公演，盛况空前，引起了强烈反响。虽然由于日本警察的干扰，戏经过大删改，有些地方显得不尽合理，但观众看后仍感到振奋。演出时，随着剧情的发展，剧场里时而寂静无声，时而感叹唏嘘，时而满场哗然，达到了预期的演出效果。但日本警察却来罗唣，他们在台下指指点点，胡乱挑剔说：“最后触电的情节不好。”剧组根本不予理睬。人们普遍赞扬这出戏暴露了封建性很强的资产阶级家庭“淫恶的丑态”，“用夏夜猛烈的雷声象征了这个阶级的崩溃”，演出是“对于现实的一个极好的暴露，对于没落者的一个最好的嘲讽”。

演出之后，在茶座里，在朋友交谈中，《雷雨》成为留学生们议论的一个中心。日本的报章也发表了不少报道和剧评。日本朋友惊服了。在东京帝国大学新闻上，发表了影山三郎的一篇专论《需要理解中国戏剧》。文章认为：“由这次留学生的公演，使我们对中国戏剧的既成观念，根本推翻了……日本的各剧团与其远远地到欧美去苦心惨澹地找那不合于日本人脾味的脚本，不如就近早日把邻邦的巨作翻译出演。”赞扬中国戏剧已经跨过了梅兰芳阶段，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雷雨》在东京的第一次公演，影响十分深远。正在东京创作长篇小说《春》的巴金，连看了两次演出，还写了《雷雨在东京》一文，发表在《漫画生活》五月号上，他还拍了首演的剧照赠给杜宣。影山三郎经土居治的介绍和支持，与邢雪合作，从1935年5月到7月，将剧本译成日文本，并于次年2月由东京汽笛社出版，此书立即成为畅销书。译者影山三郎也以翻译此书而出了名。日译本收入秋田雨雀、郭沫若、曹禺三人的序各一篇，并附有首演者名单。1936年2月6日出版，2月15日，鲁迅即在上海的书店购买了一本。4月22日曹禺又专门寄赠鲁迅日译本《雷雨》一册。同月，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鲁迅指出：中国“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现的左翼戏剧家曹禺”。

日本友人秋田雨雀在序中，赞扬曹禺“是中国唯一的古希腊悲剧的研究者，现在正在大学教授戏剧。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家庭悲剧，由这位作者赋予意义深刻的戏剧形象，这是最使人感兴趣的”。

正在东京避难的郭沫若应邀观看了《雷雨》的演出。留日学生陈北鸥陪同坐在台前。郭沫若问陈：“《雷雨》在哪里发表过？”陈介绍说：“在《文学季刊》第三期上，全文近12万字，是一个大悲剧。”在观剧时，郭沫若对剧本十分赞赏，并向陈打听作者情况。日译本译者请郭沫若作序，郭沫若慨然应允。在序言中，郭沫若说：“《雷雨》的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的力作。作者于全剧的构造，剧情的进行，旁白的运用，电影手法之向舞台艺术输入，的确是费了莫大的苦心……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这可以说是曹禺演出史上对《雷雨》给予高度评价的第一篇有份量的评论。

剧本的成功演出焕发了《雷雨》夺目的光彩。《雷雨》在国外演出的轰动，使曹禺从一位不知名的青年，一跃而为中国剧坛的巨星。

尾声

曹禺一生有三次婚姻。第一位夫人郑秀（1912—1989）清华同学，1937年结婚，1951年协议离婚，生有万黛、万昭二女。第二位夫人方瑞（1917—1974）安庆才女，生有万方、万欢二女。第三位夫人李玉茹（1924—2008），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曹禺的五大经典名剧，主要是同第一位夫人郑秀共同生活时创作出的作品。

1951年，因感情不合等复杂原因，郑秀在万分孤寂和痛苦中被动同意协议离婚。郑秀对曹禺的好友张骏祥说：“过去我爱曹禺，嫁给了他，现在我还是爱他，我同意离婚，因为我希望他幸福。”曹禺此后在文章中再也不提郑秀，有的人则认为“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但作为艺术家的创作道路，曹禺的经典作品从《雷雨》到话剧《家》都与郑秀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值得具有独立人格的学者认真加以探讨和研究。

《雷雨》在世界各地

巴金与曹禺是相伴一生的挚友。曹禺的创作从《雷雨》到话剧《家》均与巴金休戚相关，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1996年12月13日，曹禺逝世，巴金送来的挽联表达了中国人民共同的心声：“家宝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心中。”

80年来，曹禺处女作《雷雨》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不仅在中国人民中获得盛誉，而且在世界人民中找到了广泛的知音。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曹禺剧作广泛活跃在日本、韩国、蒙古、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叙利亚、俄罗斯、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乌兹别克、德国、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瑞士、美国、加拿大、爱尔兰、巴西、埃及、澳大利亚等25个国家的舞台上，并且有力地推动了曹禺剧作在海外的出版和研究。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弘扬民族文化瑰宝工作的力度进一步加强，曹禺剧作必将会在更多的国家更加广泛地演出，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