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隽

从世界社到华法教育会会长 蔡元培的留欧故事之留法篇（四）

叶 隽

李石曾推动的第一个重要组织机构，就是世界社。对于理解蔡元培的留法时代而言，了解中国人留法史的整体背景很重要；而要理解那代留法学人，李石曾的筚路蓝缕与开辟性工作则可谓是至关重要。因为李石曾不仅因其特殊家世背景和生性因素，开启了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法国传播路径，而且深刻影响着未来的留法学生史，无论是俭学会的创立，还是勤工俭学运动的轰轰烈烈。对于那代人留法时代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西方学者这样总结道：“巴黎团体1906年组成‘新世界社’，1907年开始出版自己的刊物《新世纪》，这个刊物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三年），共出了一百多期，它用世界语La Tempoj Novaj作副标题，这可能是模仿琼·格拉佛创办的‘Les Temps Noeaux’的形式。这个团体的名字及刊物就表明了巴黎无政府主义者的倾向。这是一个在1910年代初期经受了苦难的洗礼、从事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群体。李石曾是这个团体的精神灵魂，他从1902年起一直住在巴黎，很早就开始表现出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他研究生态学，在巴黎时与法国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家哀利赛·邵可侣一家过从甚密，他选择无政府主义道路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吴稚晖是负责出版《新世纪》的主要人物，他很早就参加了中国和日本的激进爱国运动。” 这一叙述，非常清晰地描绘出留法精英形成新世纪团体的法国渊源，而且明确无误地指出这个团体的核心与灵魂是李石曾。

蔡元培

但世界社这一名称似乎为不同时候所运用。譬如1912年李石曾在上海发起组织世界社；到了1915年，李石曾又联络吴稚晖、张静江、汪精卫、陈璧君、褚民谊、谭熙鸿、蔡元培等人在法国成立世界社。蔡元培起草《缘起》，后改为《世界社之意趣》发表，称：“同仁就学异国,感触较多,欲从各方面促进教育之准备,爰有世界社之组织。”要求“致力于世界之文化”，希望“能与世界学术家比肩”，更坚定信念：“吾人诚自甘于淘汰则已,否则舍急起直追,参加于学术之林,宁有他道！”当然，李石曾等人所涉猎的范围要远比德里克所概括的要广泛。正如李石曾夫子自道的“世界社的各项事业”：

一、著述与出版事业。如民国纪元前六年在法国刊行之各项书报，始于巴黎之《世界》年刊，《新世纪》周刊，《新世纪丛书》……后更有《旅欧教育运动》《旅欧》周刊等；又如音乐戏剧科学诸书或已琐谈及之，或另待专述。至于数十年来国内出版者，直接间接之各种书刊数字之多，不可胜记，另待《谈出版》中言之。

二、学术与研究事业。开始于“化学研究所”、“大豆研究所”，国父曾在法参观而论述者，（见《谈发现》）与世界社同时成立，后经合并于“中法大学”、“北平研究院”、“中国国际研究院”等，过去者在法开始，南美孟都今尚有有之；前在上海，尤在北平为最盛时期。

三、教育与文化事业。国外之留学运动如“俭学会”、“勤工俭学会”、“海外大学”等；国内外之“中法大学”、“稚晖大学”等；国内之各项教育文化机关：如上海之“世界学校”、“图书学校”、北平与郊外之“孔德学校”、“法文专修馆”、“戏曲学校”、“西山学校”、“温泉学校”，及七十农村小学等。其他如学会、研究会、社、所、院、图书馆、重文馆（文艺与文献）等不可胜书。

四、社会与经济事业。如互助社、合作社、医院、农村组织、工厂、公司、路矿、银行等，亦在在皆是；海外之“通义公司”、“通义银行”、“豆腐公司”等尤与革命运动、教育运动、建设运动均有密切之关系，有待于专述。

如此庞大的事业，让人真是咋舌不已。但李石曾是一个只问耕耘、少问收获的人，其雄心壮志固然让人叹为观止，但在操作中却并不是那种有板有眼、循序渐进之管理者，所以和张静江那种经营能力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这里至少需要明确区分的是，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等人，虽然在外界往往被视为一体，彼此也多所呼应，但并非是铁板一块，其中各有自家的事业之安身立命处。所以，蔡元培在世界社事业中绝对不是主角，而只是配角。就其居法时代来看，由蔡元培自己全力推动，并且胜利在望的，恐怕也就是中途而废的《学风》杂志创办事业。1913年，蔡元培因国内政治原因而毅然远隐，希望重新开始自己的学徒生涯，乃有留法选择和《学风》杂志的筹办。可惜的是1914年“一战”爆发，则为这种可能性基本划上了终止符。《学风》事业的挫折，使得蔡元培转而有可能更多地介入到李石曾为主导的各项事业中去。

相比较世界社的漫无际涯，华法教育会要显得相对实在，而且就借助政治背景而推进文化事业来说，符合李石曾原来想推进的思路，成为了中、法双边的常态工作。应该说，这一设计本身是高明的。

蔡元培出任华法教育会中方会长。1916年3月29日，华法教育会发起会在巴黎自由教育会会所举行。法国人穆岱做了个简单发言，随即由蔡元培演讲，这就是有名的《华法教育会之意趣》，在这篇演说中，蔡元培特别强调：“法国自革命时代，既根本自由、平等、博爱三大主义，以为道德教育之中心点，至于今且益益扩张其势力之范围。”引用欧乐之论述，谓：“法人之理想，不问其为一人，为一民族，凡弱者亦有生存及发展之权利，与强者同。而且无论其为各人，为各民族，在生存期间，均有互助之义务，例如比利时、塞尔维亚、葡萄牙等，虽小在体魄，而大在灵魂，大在权利，不可不使占正当地位于世界以独立而进行”，推崇“其为人道主义之代表，所不待言”。至于具体论述到法国教育之发达，则说：“夫人道主义之教育，所以实现正当之意志也。而意志之进行，常与知识及感情相伴。于是所以行人道主义之教育者，必有资于科学及美术。法国科学之发达，不独在科学固有之领域，而又夺哲学之席，而有所谓科学的哲学。法国美术之发达，即在巴黎一市，观其博物院之宏富，剧院与音乐会之昌盛，美术家之繁多，已足证明之而有余。”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所深欲以法国教育为师资，而又多得法国教育之助力，以促成其进化者也”。所以，蔡元培显然对华法教育会的成立寄予厚望，谓：“今者承法国诸学问家之赞助，而成立此教育会。此后之灌输法国学术于中国教育界，而为开一新纪元者，实将有赖于斯会。”

1916年7月摄于法国，自左到右分别为汪精卫、李石曾、谭熙鸿、蔡元培

这一由李石曾、蔡元培等起意联合法人创办华法教育会（Societé Franco-Chinoise d’Education），其主要宗旨在于“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虽是一个中法双方合作建立的组织，但其主导思路仍在中方。蔡元培演讲显然是主旨发言，之后由裴纳与李石曾宣布到会者、通信报名者名单。法方人数相当不少，大致包含了政治、教育和文化界人士，教育总长雷格列名其中，还有国会议员爱友、马莱亚、万桑等，大学教授如邵可侣、柏唐、南逵等；还有中学校长如伯第业、柏尔葛等；医生达尼斯、音乐剧欧思东、作家沙尔伯等，法方人员有32人之多，可谓名流荟萃了。中方人数也不相伯仲，达到30人，列名则有方君瑛、吴玉章、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李汝哲、李晓生、李圣章、李广安、李骏、余顺乾、范淹、姚蕙、徐海帆、陈冰如、陈子英、张溥泉、张静江、张惠民、张秀波、张竞生、陆悦琴、曾醒、彭济群、褚民谊、黄仲玉、齐致、谭仲逵、梁耀霭、蔡孑民。如果考虑到其时身在异国他乡的背景，有此规模则是很不容易了。

当然， 既然是一个组织，选举出执掌会务的核心人物则最为关键。最后推选出会长两位，一中一法，以示平等。蔡元培任中方会长，欧乐任法方会长。其余副会长、书记、会计等设置均按照中、法平等原则。副会长为：汪兆铭（中）、穆岱（法）；书记为李煜瀛、李圣章（中），辈纳、法露（法）；会计为吴玉章（中）、宜士（法）。

不要以为这仅仅是一张徒具形式的名单而已。验之以事实，就知道这个组织其实是为事而设，因为旋即在4月3日，就以华法教育会名义在巴黎开办了华工学校，蔡元培自己担任考录学生的考官。录取王文元、白梦林、李友三等24人为第一批学生，授课老师则多为华法教育会成员，如米什、欧思东、李麟玉、李石曾、徐海帆、夏震声等，课程开设有法文、中文、算学、普通理化、图画、工艺、卫生、修身等。李石曾计划很细心，有编写成人教育教科书的组织，所以蔡元培自己也亲自编讲义，其《华工学校讲义》是很有影响力的文献。

同样在4月份，蔡元培、汪精卫等磋商后，推荐李石曾为代表，用华法教育会的名义与法国招工局洽谈，签订招收华工的合同，为该局代招华工赴法。之后，派李广安归国，前往广西、云南等省招募华工，由“华法教育会蔡元培、汪兆铭、李煜瀛具名，致函各省行政机关，说明华工赴法，对国家和人民均属有利，云：此事裨益于我国人者有三：一曰扩张生计。……二曰输入实业知识。……三曰改良社会。……稍一不慎，亦复易滋流弊。其最重要者有二：一曰受彼不平等之待遇。……二曰招彼国工人及普通社会之嫉视”。

6月22日，华法教育会成立大会在巴黎自由教育会所举行。法方会长欧乐演说词称：“中华民国与法兰西民族相同，皆欲以教育为务。诸君欲为真正之革命，非仅易其衣表，实更易其身心；非但求中国之益，实求人道之益也。诸君为此高谊之行为，而求助于法国，因其由改革之经验。然华法教育会之助中国，亦即所以助法国也。” 法方书记裴纳报告了筹备期间临时干事会工作事宜等。这次正式大会最重要的任务，则是通过了《华法教育会大纲》，共18条，对该组织的宗旨和具体事宜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强调“在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 基本上仍是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思路，将中国自觉定位在一个学习者的角色上。

在蔡元培等始作俑者心中，对华法教育会的期待是很大的，并不仅仅是上述的实际性工作，更是把法国教育作为人道主义教育的典范加以输入，所是将法国学术引入中国教育界，乃至希望“开一新纪元者”，恐怕都非虚语。确实，华法教育会成立之初，颇是囊括了中法教育学术乃至政界的一批名人出任职务，并且有很高的目标，希望达到的目标有三大部分：

（一）哲理与精神之部分：以传达法国新教育为务，如编辑刊印中、法文书籍与报章亦其职任。

（二）科学与教育之部分：

（甲）联络中法学者诸团体；

（乙）创设学问机关于中国；

（丙）介绍多数中国留学生来法；

（丁）助法人游学于中国；

（戊）组织留法之工人教育；

（己）在法国创设中文学校或讲习班。

（三）经济与社会之部分：

其作用为：发展中、法两国经济之关系与助进华工教育之组织，以法兰西民国之平等、公道诸谊为标准。

所以，蔡元培的演说，也是一力秉承这一推崇法国文明的思路，然则丝丝入扣、层层逼近，从留学之必要说起，到法国教育之优良、科学之高深，再到俭学手段之必要、预备学校之方便，娓娓道来，可见蔡校长“循循善诱”之功。这里仅就其“法国文明观”略加阐释。蔡氏留德，有所谓“世界学术德最尊”之语；但此时其观点略有变迁：“吾国人恒言各国科学程度，以德人为最高。同人所见，法人科学程度，并不下于德人。”这一判断很重要，这说明蔡氏因先后留学德国、留居法国，其文明观与学术观已经因亲历而略有更变，不再持“德最尊”之说。接着，他又具体分析德法学术之具体差异：“科学界之大发明家，多属于法。德人则往往取法人所发明而为精密之研究。故两国学者，谓之各有所长则可，谓之一优一劣则不可。”蔡氏此说，作为一家之言则可，作为真理则不可。其时在1917年，德国大学经过19世纪初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改革运动，到19世纪中期已明显在世界上占有领先地位，拥有多所世界第一流的高等学府。柏林大学更是长期以来享有世界性声誉的名校。高等教育的发达，也促进了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德意志的国力；而德意志国家的统一，也促进了大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德国成为了当时世界科学的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大学处于鼎盛时期，也是“近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颠峰”。即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33年纳粹上台前，德国大学及其科学水平仍是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为例，从1918-1933年，德国获奖者为14人，英国为10人，法国为3人，美国为4人。德国的学术无疑是居于世界中心的，而法国是无法相比的。

但如此举证，并非是说蔡元培在“夸大其辞”，或者“瞒天过海”。因为作为北大校长与学界领袖的蔡元培，既要引领中国思想、教育与文化发展的潮流，所谓能“预流”，同时也不得不受制于“现代中国”的现实语境，其发言论说有时必须是“别有用心”。其时在1917年，中国已加入协约国，与德国分属两大阵营，这势必要影响到原有的“德国情结”。而关键更在于，此时德国的形象与作为，与蔡元培的基本思路格格不入。在蔡氏看来：侵略性的德国军国主义与法国人道主义是相对立的，德国军国主义称霸世界的要求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这种采用从尼采发展而来的弱肉强食理论将会导致弱者的灭绝，这种政治不是人类的进步，而是人类的衰落和退化。所以要保卫世界和平，就应该加强弱者反对强者的斗争并灭绝军国主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文明”作为一种素获好评的“思想传统”，就自然成为蔡氏心目中的“理想资源”，所谓“其教育界思想之自由，主义之正大，与吾国先儒哲理类相契合。而学术明备，足以裨益吾人者尤多。” 当然，同样难免被从一种略微“夸大”的意义上呈现出来。这样的标的确实太高，连法国人自己也说这样的计划“范围至广”，而“此种事业，必不能免困难”，但转而强调：“吾人之所固知，然必可胜之而不畏也”，举例说明，“欧战之前，德国已设大学于青岛，欲得结果，则牺牲亦巨。美国以六十兆之赔款，为助中国学生留学于美之经费，吾人纵不要求若大之牺牲，然亦深望法人之欲传达法国精神与物质者，有以助之也。”这可就多少是有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味道了，然而就其实际来看，“华法教育会”所主导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主要还是靠中方的努力，日后的“中途而废”，与此也是大有关系。

大致说来，作为华法教育会会长的蔡元培，其名义大于实际。但这样一种投身于自身所处外国文化与知识场域之中，并与彼邦精英进行积极互动而服务于本国事业发展的思路和热情，则无疑值得充分肯定，这也表现出那代知识精英的胸怀、气度与活动能力。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