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宁

——吴小如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

刘 宁

古典文学是吴小如先生倾注心血最多的学术领域，他先后出版古典诗文与戏曲小说研究著述近20种，在北京大学执古典文学教席近40年。中国学术在过去的100年间，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即使是古典文学这一对象十分传统的学科，也未能自外于学术巨变的浪潮。半个多世纪以来，吴先生亲身经历了学界起起伏伏的风云变化，当许多一时耀眼的著作，在时间的淘洗下逐渐暗淡的时候，他的著作则呈现出历久弥新的光华。四年前，他以望九高龄，在家中为学生讲授杜诗，其讲义整理而成的《吴小如讲杜诗》，在2012年出版后，令无数人捧读忘倦，成为近年来问世的最重要的杜诗研究著作。

学术要有持久的生命力，吴先生曾反复表达这样的治学追求，而其中所寄托的，是“文章千古事”的郑重。“传世”是对学者的最高肯定。然而，什么是“传世”？是让自己的名字，留在历史的现象中，还是成为历史价值的象征，这无疑是两种颇为不同的选择。许多活跃一时的人物，历史也会记下他们的名字，以保存历史活动的细节，但这些人或许就如一时耀眼的烟花，难以成为历史价值的象征。记得一次吴先生谈到“戏曲史”和“戏曲演出史”的区别，他说，一个艺术贡献一般的演员，或许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活跃于一时之舞台，如果写“戏曲演出史”，当然就要对他的情况多做些介绍，可如果是写“戏曲史”，这样的人就不值得多谈。这一番关乎戏曲史的妙论，也很可以说明“传世”的不同含义。在风云激变、历史得不到沉淀的时代，人们会对“演出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甚至以为“演出史”就是历史本身。然而，吴先生的治学，始终以价值的传世为毕生追求，不苟且，不虚矫，于博观沉潜中探索学问的真知。

以考据为本

乾嘉考据学与20世纪的实证传统，为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奠定了一条扎实的研究之路。吴先生在考据学方面，所得甚深。他的许多诗文考证与字义训诂成果，深受学界瞩目。《读书丛札》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对这部著作，语言学家周祖谟、文学史家吴组缃、林庚、历史学家周一良，都给予高度的评价。刚刚去世的美国著名学者夏志清教授，甚至说这本书凡教中文的老师，都应人手一册。陈丹晨教授是吴先生的受业弟子，对先生学术造诣的理解十分精要，他说吴先生是“乾嘉学术最后的守望者”。

所谓“守望者”，首先在于对传统之精髓的坚守。吴先生的考据，以诗文字义考证为主，尤其注重通假和讲求故训，这正是乾嘉考据学的精髓。顾炎武提出“六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古音为基础，通过通假来探求古书之义，是考据学的重要方法。它摆脱了对字形的依赖，在探索古书真相中有许多重要的发现。乾嘉学术大家戴震、段玉裁、钱大昕、王念孙、王引之等人，无不在讲求通假方面，有卓越的成就。

吴先生在通假方面亦多有发明，例如《诗经.周南.静女》“静女其姝”，“静”，《毛传》训为“贞静”，朱熹《诗集传》训“闲雅”，历代说诗者都固执贞静闲雅的解释，“五四”以来也没有新的发明。吴先生则引《说文》《方言》《广雅》《国语》、韦昭注等，以“静”训“好”，静女即是美丽女子，并指出汉魏以来，训“好”之“静”，多用“靓”字。《集韵》“静”韵：“靓，女容徐靓。”“静”、“靓”为通假。这正是突破字形限制，通过发现“静”、“靓”之通假关系，进而对《诗经》之义做出更确切解释的佳例。

乾嘉学者注重广引诂训以为佐证，吴先生的考据也很讲求诂训的广博，例如《诗经·周南·芣苢》“薄言掇之”的“掇”，《毛传》：“掇，拾也。”而他引宋杨简《慈湖诗传》，以“掇”训“掐”，并指出“拾”从“合”得声，而“洽、恰字亦皆从合得声，与掐音近，故疑‘拾’即古‘掐’字。”林庚先生翻译《诗经》即取此说而译为“捡大的掐”。（《读书丛札》）又如《左传》宣公二年灵辄对赵盾语中“宦三年矣”的“宦”，吴著发现杜注以讹传讹，并引阮元《诂经精舍文集》卷六所载金廷栋《鲁诗三岁宦女解》中的意见，以“宦”为“为人臣隶”的意思。（《读书丛札》）这些意见，都体现出吴著对故训考察之广。今天，随着《故训汇纂》这类工具书的编纂问世，以及古籍电子数据库的建设，广求故训会变得更加便捷。但乾嘉学者的广求故训，其间的学养识见，并不能被新的检索方式完全取代。吴先生的上述工作，同样体现了深厚的功力，正是这种对文献既深且博的把握，为他多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吴先生对考据学的“守望”，并不是泥古不化。乾嘉学术或因崇古太过而泥古，吴先生则有更多通达的眼光。他曾很直接地说：“清儒对章句训诂之学有所发明和发现，固然是对我国古代学术的一部分贡献，但工作做得并不算彻底。有的墨守古人旧说，有的则缺乏触类引申、旁通隅反的精神，往往孤立片面地看问题，即使一字一词之微，也往往沿袭因循，不能跳出古人窠臼。”（《读书丛札》）当然，乾嘉学术本身有复杂的脉络理路，对待故训旧说，“吴派”和“皖派”即有不同的表现。吴先生十分尊重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正》等著作的考据成就，而他的考证，鲜明地呈现出不迷信旧说的特点，例如，《论语》所谓“文献”之“献”，汉儒训为“贤”，吴先生则认为此说于文义未能恰当，杞、宋去夏、殷已久，即使有高年耆宿，也不能活到几百岁以上。“献”当为“鬳”之通假，“文”泛指文字记载，“鬳”泛指前代器物。有了文字记载和前代器物，古礼始可取征。因此，“文献”之初义与今天所谓“文物”接近。（《读书拊掌录》）

吴先生尤其注意古今语音的关系，关注到为清儒所不关注的许多方言资料，所著《读杨树达〈长沙方言考〉、〈长沙方言续考〉札记》，就深入发掘了方言所保留的古音。又如对《史记·滑稽列传》之“滑稽”，他认为当训为“圆转滑利。具体言之，则指言辞辩捷，出口成章而不穷竭”，并无俳谐可笑之义。他举自己1964年秋至1965年夏到湖北江陵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发现天门、江陵、沙市、公安诸地方言，皆以“滑稽”为狡狯、圆滑、能言善辩之义，而无用为俳谐可笑之义者。（《读书拊掌录》）又如《诗经·周南·关雎》中的“流”、“采”、“芼”，古人多以同义视之，吴先生则认为，从“流”到“采”，从“采”到“芼”，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其中“芼”，当依朱熹据董逌《广川诗故》训为“熟而荐之”。（《读书丛札》）吴先生特别指出，在现代汉语中，特别是北京方言，还有用沸滚水把菜蔬“芼”一下的说法，恰与朱熹之说相印证。类似这样援引方言与古义相发明的例子，在吴先生的著作中，颇为常见，古老的考据学全无学究般的僵化，而是有着活泼通达的吸引力。

吴小如著《读书丛札》书影

诗文批评：不是“欣赏”是“苦赏”

考据学是吴先生古典文学研究的基础，而在这样的基础上，他的研究视野拓展到极为宽阔的领域。在课堂上讲文学史，他可以从《诗经》讲到梁启超；在研究方面，他对古典诗文与戏曲小说，都有深入的思考。其《古典诗文述略》《古典诗词札丛》《古文精读举隅》《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吴小如卷》《莎斋笔记》《吴小如讲杜诗》《吴小如讲孟子》，是诗文研究的代表作；《中国古代小说讲话》《中国古典小说漫稿》《小说论稿合集》（合著）等，则是古典小说研究，他的《关于〈红楼梦〉的后四十回》《关于曹雪芹生卒年问题的札记》《闹红一舸录》三篇文章，成为红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在戏曲方面，他的《吴小如戏曲文录》《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吴小如戏曲随笔集》《吴小如戏曲随笔续集》《吴小如戏曲随笔集补编》等对京剧研究有重要贡献，已不是古典文学研究这个题目所能范围。

《古文精读举隅》书影

对于引人入胜的古典诗文，吴先生常称自己的分析，不是“欣赏”，而是“苦赏”。这是因为，他的研究要从最扎实艰苦的“实学”入手。至于这“实学”，他曾有很朴素的概括：“我本人无论分析作品或写赏析文章，一直给自己立下几条规矩，一曰通训诂，二曰明典故，三曰察背景，四曰考身世，最后归结到揆情度理这一总的原则，由它来统摄以上四点。”（《古典诗词丛札》）

所谓“通训诂”，是指诗文字义的考释。吴先生每讲一诗一文，必先研讨字义，推敲训诂。他反复强调：“治文学宜略通小学。”这里的“略通”，无疑是自谦，所有听过吴先生讲诗的人，都会深刻领略到他对小学的精通，以及这种精通为诗文考释带来的精妙之论。例如汉乐府《长歌行》“焜黄花叶衰”之“焜黄”，李善注训“色衰貌也”，此说多被沿袭，而吴先生遍检汉晋古书，认为“焜黄”，即是当时的通用词“焜煌”，其义并非是形容花色衰败，而正相反，是形容华（花）叶在春夏时缤纷灿烂。（《古典诗词丛札》）又如《木兰诗》“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之“思”与“忆”，他遍考《诗经》、汉乐府中“思”的用法，认为“思”与“忆”当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思”和“忆”无所不包，而狭义的“思”和“忆”则专指男女间的互相思忆。因此，木兰所说的“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其意是说自己并非少女怀春，而是想到父亲年老，出征作战不易。为人所熟知的北朝《折杨柳枝歌》，其中“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日无消息”就恰为《木兰诗》的旁证。（《古典诗词丛札》）又如韩愈著名的作品《师说》，其中“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其中“受业”之“受”，《古文眉诠》《唐宋文醇》等坊间选本多作“授”，而世彩堂本《韩集》以下诸本作“受”，吴先生认为，韩文此处从学者立论，当从后者作“受”，意思是“学者求师，所以承先哲之道，受古人之业，而解己之惑也。”（《古文精读举隅》）

“明典故”也是吴先生最为倾注心血的地方，同样征实而严谨，例如，他认为辛弃疾《水龙吟》“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是以张翰由洛归吴，比喻沦陷于中原，思归未得之人。“意谓莫道吴中鲈鱼味美，今河洛尚有思南归而未得之人也。盖‘归未’云者，正式期待远人归来语气，近人或解为辛不欲效张翰之忘情世事、弃官还乡云云，疑非是。”这种解释，与词中“归未”一语所表达的语气，显然更为贴切。（《古典诗词丛札》）又如南宋末年刘辰翁有一首小词《柳梢青》，其中有“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之句。其中“海上心情”，注家多注为感叹陆秀夫负帝投海，或是张世杰、文天祥在沿海一带抗元。但吴先生认为，这样讲牵强，应是用苏武在北海牧羊之典。这样更切合刘辰翁困在元朝统治下的心情，在这个被异族控制的杭州城，他过的是隐士一样的日子，心情则像苏武一样。

吴先生对杜诗的研读，用力甚深，谈到读杜诗最困难之处，他认为杜诗无一字无来处，而古人之追寻“来处”，基本在“古典”，而杜诗的一些“今典”则更难了解。诗人之间的在意象、典故上的相互取法，也是“通典故”所需要关注的。例如，李商隐《筹笔驿》结句之“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吴先生认为是直接脱胎于杜甫《登楼》之“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杜诗的意思是说，后主刘禅本是亡国之君，但他也被供奉在祠庙中，人们在祭祀先主刘备和诸葛亮的时候，捎带着祭祀他。一个亡国之君如此沾祖宗的光，诸葛亮看到又能如何？李商隐的诗正是承杜甫之意，意谓“将来有一天，我再经过成都的祠庙，看到刘后主也在那里享受烟火，就会感到诸葛亮的遗憾太深了。”（《吴小如讲杜诗》）揭示出杜、李之间的渊源，才能更好体会李诗为诸葛亮所发的深长慨叹。

在一丝不苟的征实之中，吴先生的“实学”也有着融会通达的疏畅。他曾用“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来概括俞平伯先生的学术，而在扎实的考辨基础上，藏往知来，融会贯通的“心知其意”，也正是吴先生深得俞先生为学精要的地方。

吴先生反对考据的拘泥不化，认为考释诗文，要注意诗文训释的独特性，要有“诗无达诂”的通达。而所谓“诗无达诂”，并不是说诗无定诂或诗无确诂，而是说不存在一个一通百通的训诂，即：“一个词语本有多种解释，不宜执一义以遍释一切诗作。”（《古典诗词丛札》）例如诗文中之“落”字，可以解为下落，也可以解为“遗”、“留”、“余”、“剩”之义，孔稚圭《北山移文》“青松落阴”之“落”，即当作后一种解释。北朝薛道衡《人日思归》“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杜甫《重过何氏五首》其二：“鸦护落巢儿”，其中的“落”都是此义。孔稚圭《游太平山》“阴涧落春荣，寒岩留夏雪”，其中“落”与“留”相对，意谓山中幽涧的背阴处，竟还保留着晚谢的春花。（《古典诗词丛札》）对诗文字义的考释，只有联系文义做通达的分析，才能得出恰当的结论。这种分析，无疑也包含着要有敏锐的艺术感悟。

吴先生所强调的“考身世”与“查背景”，则是对传统“知人论世”的发扬，对此，既要有尊重历史背景的征实考信，也要有设身处地、心通古人的识见，这与字义、典故考释中的通达，都可以归结为一条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揆情度理”。例如，吴先生认为杜甫《新安吏》中的“仆射如父兄”，是诗人从长者角度，对被征新兵的宽慰之语，并非如有的注家所认为的，是诗人在刻意美化将帅。那些责备杜甫的意见，并未能做到揆情度理，既苛责了古人，也破坏了诗意。关于《石壕吏》，废名先生认为，“三吏”之中，惟独这一篇，作者本人没有直接站出来发言，这是要追求独特的艺术效果。吴先生并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古代家中若只有妇女，是不会留宿男性客人的，杜甫“暮投石壕村”，是因为有老翁在家，招待他留宿。石壕吏前来抓人时，“老翁逾墙走”，所以他只能躲在暗处，绝不能暴露自己，否则老翁逃走之事，便要暴露。所以诗中诗人不讲话，不是什么特殊的艺术手法，而是情理决定的。（《吴小如讲杜诗》）又如李清照《如梦令》之“争渡，争渡”，当作“怎渡，怎渡”讲。“这一叠句乃形容泛舟人心情焦灼，千方百计想着怎样才能把船从荷花丛中划出来，正如我们平时遇到棘手的事情辄呼‘怎么办？怎么办？’的口吻。不料左右盘旋，船却总是走不脱，这样一折腾，那些已经眠宿滩边的水鸟，自然会受到惊扰，扑拉拉地群起而飞了。”这样的解释，比之将“争渡”解释为与别人竞赛或快划，都更符合在“藕花深处”的情境。

又如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吴先生认为此词中的“卷簾人”，当是作者的丈夫，是以清新淡雅之笔写秾丽艳冶心情。词中倦卧未起的妻子，问正在卷簾的丈夫，外面春光如何，语中惜花之意，正是怜人之心。丈夫对妻子说“海棠依旧”者，正隐喻妻子容颜依旧娇好，是温存体贴之辞。但妻子却说，该是“绿肥红瘦”，叶茂花残，只怕青春即将消逝了。诗意饶有情味又兼含比兴。如果卷簾人解为侍婢，便觉索然。（《古典诗词丛札》）

类似的妙解，还可举先生对李清照《声声慢》“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的讲解，他认为“黄花堆积”，当是指菊花盛开而非残英满地，而“憔悴损”指自己忧伤憔悴，而非菊花凋零。这样讲解，无疑更入情在理，词意也更觉深婉。

《看戏一得：吴小如戏曲随笔》《红楼梦影：吴小如师友回忆录》《莎斋闲览:吴小如八十后随笔》书影

这些令人涵咏不尽的诗文批评，都是考信征实与融会通达结合的妙境。吴先生说自己的诗文分析，是“苦赏”而不是“欣赏”。的确，这些分析，没有驰骋臆说的潇洒，即使是揆情度理、发抉文心的体味，也最终落实于对古人深切的理解，而非研究者自我的表达。吴先生常说：所谓“以意逆志”，应该是以作品之“意”逆作者之“志”，不是以读者之意，逆作者之志，后者必将陷于主观。这样的态度锤炼多于挥洒、沉潜胜过张扬，但经历艰苦之后的回甘，却往往有持久悠长的回味。

谈到自己的治学，吴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只要（我）自己有所发现或发明，而且能自信可以‘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也就不轻易改变观点，动摇主张。我相信，自己的一得之感，多少是经受得起时间考验的。”（《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吴小如卷》）这样学术定力，来自他对自己所采取的学术态度的自信。他说：“从学风来看，我治学的态度宁失之于保守，却不想追时髦、赶浪头，‘曲学以阿世’。学术成就大小多寡是客观存在，必须由他人评说，而治学态度则是由自己主观意志决定的，是非优劣，冷暖自知。”（同上）这个看似“保守”的“治学态度”，就是变“欣赏”而为“苦赏”的求实与严谨。

力求通达

吴先生所追求的“实学”，是不拘泥的，他说自己对待学问，“力求其通而不做自我封闭的傻事”。（《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吴小如卷》）他虽然在古典文学方面用力最深，但对传统的认知，贯穿经史子集四部，此外，对20世纪的新文学有深入的思考，对京剧、书法也有极高的造诣。在专业分工日趋精细的今天，如此广博渊雅的格局，在学林中已日渐稀少，近乎绝迹。离开了这样的格局，专业研究往往拘守一得而难以融通。应该说，吴先生的成就，正是扎实严谨的科学方法，与犹有古风的广博知识格局，所共同养育的。

学术的通达，首先要破除门户之见。吴先生对传统学术中的各家学说，采取的是“综合治理”的方法，他在考据上的广求故训、打通古今，在诗文考释上的兼采成说、综合考辨，都体现了不拘守门户的融通之见。他谈到自己治经学的方法：“比如对《诗三百篇》我就不专主《毛传》《郑笺》而旁及三家诗；对《春秋》三《传》，也力求把《左传》与《公》《穀》融合起来；对待《论语》，只要有卓见胜解，我并不专主汉儒旧说或程朱学派，而是‘择善而从’。”（同上）

打破门户所恢廓的视野，还需要在洞悉源流、学有本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真正的通达。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语，正是对通人之学的精要概括。吴先生很重视对学术源流的把握。他对古代文学现象的认识，有很深入的文学史眼光，这不是机械的教科书知识，而是在长期洞悉源流，精熟文本中涵养起来的一种旁通隅反的文学史意识。例如，对于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古文成就的分析，他就很精辟地指出，归有光的散文“不仅取法《史》《汉》、韩、欧，能兼得古人之神与貌”，而且“已经开始受到当时白话小说的影响”，《项脊轩志》中“写老乳母转述作者母亲的问话，和作者祖母对作者的谆谆嘱咐，既酷似班固《汉书》中人物琐屑问答的口吻，又是蒲松龄写《聊斋志异》的蓝本。”《项脊轩志》“所记录的人物对话，已是把口语对译成文言，所以读起来活灵活现，而遣辞造句又十分精练”。（《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吴小如卷》）这无疑出自他对明清时期文言、白话之复杂关系的深入体会。

吴先生的《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在京剧研究的领域，向我们直接呈现了洞悉源流的功力。这本书探讨了京剧流派艺术的发展演变，积极地探索了京剧史研究的道路，启功先生称赞此书“内行不能为，学者不屑为，亦不能为”，“真千秋之作”，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同有“凿破鸿蒙”之力。（《启功书信选》）事实上，对于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细心的读者也不难在他的诗文研究背后，看出这样的眼光和功力。

征实与通达所涵养出的学问，“本固根深，枝荣叶茂，既不会风一吹就倒，更不是昙花一现”。（《古典小说漫稿》）但这样的学问，要求学者不断克服一己的虚矫与孤陋，做到自我的超越，在浮躁和充满诱惑的时代，或可行之一时，但持之以恒则需要深厚的修养与“文章千古事”的郑重。吴先生深具生命力的学术，于精深之中，还有一种出尘的标格，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吴小如著《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书影

责任编辑/刘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