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与背景

本文主要借助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和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职业或工作价值观[1]本文是关于价值观的系列研究之一。其他领域的价值观分析将另文分析。的基本模式及其变迁趋势，并进而透视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和变迁。

人们可从不同的视角描述和认识一个社会，而文化是所有因素中最核心的部分，“所有社会的整合都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的成员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结构化的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吉登斯，2003：20）。文化体系的核心部分是价值观（values），即“一种外显或内隐的、关于什么是‘值得的’的看法……影响人们对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Kluckhohn，1951)，简言之，价值观就是“那些限定什么是重要的、值得的和合意的思想观念”（吉登斯，2003：21）。“评价性”和“取向性”是价值观与其他观念最根本的差异。在罗科奇看来，价值观实质上即是一种信念（“belief”，Rokeach，1973:5），因此，英语世界的价值观研究经常互换使用“values”和“belief”两个概念，并不做特别区分。

了解一个社会的主要方式就是了解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体系，不同社会和文化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由价值观的差异表现出来，社会变迁首先或最终表现为价值观的变迁。现代价值观研究兴起于二战之后六、七十年代的西方社会，其中以罗科奇（1973）、英格尔哈特（Ronald F.Inglehart，1997）等人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这些研究力求描绘经历社会变迁的现代人的精神结构，并透过价值观的特征探索现代社会的结构变迁和时代特征。我国的价值观研究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初，并已注意到我们不仅要认识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特征，而且越来越迫切地需要了解和认识中国人的价值观特征，即透过价值观及其变迁透视中国社会及其转型过程。

研究者可以从两个层面分析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一个层面侧重于将价值观视作为一个整体的“一般价值观”（general values），另一个层面则关注特定社会活动领域中的价值观，比如职业（工作）价值观、宗教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婚姻价值观、休闲价值观等。因为价值观具有特定的认知结构，因此一般价值观与特定领域的价值观之间存在结构相似性（Sagie&Elizur，1996）。或者更准确地说，特定领域的价值观是一般价值观在不同社会活动领域中的“投射”。

罗科奇最早借助“终极价值观”和“工具性价值观”两个概念开启了从维度而不仅仅是从内容研究价值观的先河（Rokeach，1973）。后人基于理论视角和研究假设的不同，对价值观的维度做了不同的区分（例如，Perry，1926；Allport、Vernon 和 Lindzey，1960；黄希庭等，1994）[1]佩里(Perry，1926)将价值观区分为6类：认知的、道德的、经济的、政治的、审美的和宗教的；奥尔波特(Allport)、弗农(Vernon)和琳赛(Lindzey，1960)也将价值观分为6类，分别为：经济的、理论的、审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黄希庭等(1994)学者将价值观分10种类型：政治的、道德的、审美的、宗教的、职业的、人际的、婚恋的、自我的、人生的和幸福的。。本文采用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学教授英格尔哈特领导和实施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s，WVS）的分类，将价值观分为“职业（工作）”、“家庭”、“政治”、“宗教”、“生态”、“生活”、“幸福感”七个类别或维度，主要关注的是职业价值观维度[2]本文是价值观系列分析的一部分。其他价值观维度将另文分析。。

职业价值观是整体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特定社会活动领域中占有独特地位：一方面，“职业不仅仅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还是社会参与、社会地位、消费、健康、家庭生活等方面的重要源泉”（Robert，1999：2），因而是最主要的社会活动领域和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征；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变迁和职业结构转型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职业结构及其价值观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

职业价值观是个人所追求的与工作有关的目标表达，即在工作领域中，人们的内在需要以及所追求的工作特质(Super，1970)，是关于工作行为及其从工作环境中获得的某种结果的重要性程度的评判(Elizur，1984)，是工作领域中权衡什么是“对的”或对偏好做出的重要性评估(Dose，1997)，简单说，是人们通过工作所追求的目标和报酬，因而是一般价值观在工作领域中的表现(Schwartz，1999)。1979年由美国心理学家萨伯（Donald E.Super）发起的“工作重要性研究”（Work Importance Study，简称WIS），以及1987年由英国“工作意义研究小组”（Meaning ofWorking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eam，“Meaning ofWorking”调查简称为MOW）开展的跨国研究，都表明了“工作中心地位”（work centrality）以及职业价值观的重要性。

国内职业价值观研究成果虽然数量庞大，但大多是一些分散的、片段的研究。首先，大多研究集中于大学生的职业选择和择业价值观上，缺乏工作态度或职业态度研究。第二，即使涉及到工作群体，囿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也只局限在某类特定职业类别上，比如护士、教师、运动员等，在普遍性方面存在很大局限。第三，大多数研究缺乏系统、科学的实证资料；除少数之外，大多数抽样调查在科学性和普遍性上都存在明显不足。因此，很多有关职业价值观的知识是碎片化和片面的，甚至仅仅是感觉或猜测。第四，绝大部分研究都采用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依赖心理学量表，基于人格特质和心理倾向阐释中国人的职业价值观，未能使用与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相关的概念分析职业价值观。

正是考虑到以上职业价值观研究上的缺陷，本文将在系统阐释职业价值观的基础上，基于全面、系统的抽样调查数据，聚焦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当代中国社会是否存在一个主流或主导的职业价值观，如果存在，它的基本模式是什么？第二，在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职业价值观的基本模式是否发生了变迁，变迁的趋势是什么？

二、分析框架和策略

1.分析视角 一般职业价值观的分析，大致呈两种倾向。一种是基于人格、认知和心理倾向的角度，从个体的职业需求、偏好、目标出发，将职业价值观看成是个人发展的需要。另外一种分析的视角大多基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主要关注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和一般价值观在职业活动中的投射。简言之，不同于心理学视角关注个体的内在需求，后者更关注外在的社会及文化环境的影响。作为社会学视角，本文更倾向于后一种分析视角。相对于基于个体的人格和认知、以心理倾向为特征的职业价值观分析，本文更愿意强调社会环境、社会因素等在职业价值观中的反映，注重社会变迁与职业价值观变迁之间的联系（Furnham，1984；Buchholz，1978；Kalleberg，1977；Robertson，2002）。

需要说明地是，中文语境中的职业价值观概念与国外职业价值观概念存在一些差异，国外职业价值观（一般使用“work values”）涵盖了从未工作过群体的择业观和已工作过群体的职业观两个方面，其相关研究大多数针对有工作经验的群体。国内职业价值观研究则大多集中于大学生的择业选择上，一些国内学者专门使用“工作价值观”这一概念以区别于青年学生的“择业价值观”。实际上从概念上讲二者并无本质差异，只不过前者更多地受到工作环境等具体情境的影响，而后者更多地受到一般文化价值的影响。本文将这两个概念视为等价的，在分析中会根据分析的重点分别使用这两个概念，但并无特别区分之意。

2.职业价值观的分析维度 无论是心理学的个体视角还是整体的社会视角，在研究的历史过程中都形成了众多的分析框架或分析维度。本文从社会而非个体的视角出发，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有关职业价值观的三组问题，形成了三个分析中国人职业价值观的维度，即：意义、态度和精神。

所谓职业的“意义”，简单来说就是人们为什么要工作，人们如何看待工作？或者说是指职业（工作）在人的生活乃至生命活动中的地位。对于WVS调查中相应的一组问题，本文用“职业世俗性”概括之，强调地是人们在世俗理性的意义上看待工作，例如，工作是合理维持生活的方式和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工作相对于“空闲”更具有优先权等。在WVS调查中与这种职业世俗性相对的，不是那种厌恶工作、为生存而被迫工作的态度，而是将工作视为生命的价值之所在；工作不仅仅和收入、社会责任等联系在一起，更是人的个性和人的特征的展现，因而具有价值理性的意义。这一维度的区分受到韦伯对工作伦理阐述的影响。其实，即使去除了韦伯所阐释的宗教诉求，任何基于对价值理性的选择，包括对特定意识形态目标的追求和其他价值目标的追求，都会使得对工作意义的看法不同于或者“超出”世俗性的目标。例如，在现代中国被广泛推崇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爱岗敬业”的口号和“劳动模范”的评选，更多彰显出的是社会对“工作”价值理性的推崇。

所谓“态度”，主要是指对待工作的行为倾向，例如，是“自强不息”，自主担当，还是得过且过，惧怕竞争。本文以“工作进取心”概括。工作进取心与职业世俗性相关但不等同。一般来说，越认同职业价值理性的人，应该越认同较强的工作进取心，因为工作即是个性的展现。不同的是，即使没有赋予职业崇高价值的人，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工作上没有进取心，人们出于各种目的，包括履行责任、合理获利、遵守规范的目的，都有可能在工作上表现出自强不息、自主担当的态度，因而该维度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龚惠香等学者（1999）在分别于1995年和1998年对浙江大学的学生进行的职业价值观的跟踪调查中，设计了一个问题以比较大学生在以下三种工作机会中的择业倾向性：（1）“收入较低，但工作轻松”；（2）“收入比1高50%，工作紧张，不努力可能失业”；（3）“收入比1高100%，工作很紧张，需全力以赴，不胜任会被解雇”。1995年和1998年两次的调查结果都显示，仅有不超过10%的大学生认同第1种择业倾向性，绝大多数都倾向于多得要多劳、努力、甚至是全力以赴工作的态度。

所谓“精神”，主要是指在职业或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意志状态，例如，是追求时新，无惧风险，喜欢挑战，还是循规蹈矩，规避风险，逃避挑战。本文以“职业冒险性”概括。“职业冒险性”与工作进取心有着一定的联系，但同样是相对独立的维度。相联系是指工作进取心强的人，有可能在进取心的驱动下追求工作的创新，喜欢新的挑战；相对独立性是指该维度反映的是人们对待职业或工作的一种意志的状态，不仅仅是工作努力、自强不息态度。职业冒险性更多关注地是工作中的创新，特别是追求新的工作或职业的挑战，乐意接受新的经验，包括职业和工作中的风险。例如，楼静波1990年对青年职业群体的研究发现，年轻人在选择职业时，对工作稳定性的追求排位第一，甚至超过了对“发挥特长”、“符合兴趣”、“收入高”等职业价值的追求（楼静波，1990）。

意义、态度和精神三个维度高度概括了职业价值观的三个主要面向，相互之间形成了层层递进的紧密联系，基本上揭示了职业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在下面的分析中，本文将用“职业世俗性”、“工作进取心”和“职业冒险性”三个概念表达这三个维度或面向。

3.职业价值观基本模式 纵观多数职业价值观的研究，虽然给出了众多的分析维度，但存在两个缺陷：第一，没有对众多维度之间的关系做出解释；第二，在分析过程中一般是以单一维度的分析为主，模式化的程度较低，甚至是缺乏模式化。上述两个缺陷造成的结果是，人们无法对职业价值观形成一种更为深刻、概括的认识，因而也无法有效地分析和比较职业价值观的差别与变迁。本文将在测量职业价值观三个维度的基础上，描述并构建当代中国人的职业价值观的基本模式，以此作为职业价值观差异和变迁分析的基础。

在本文看来，多种社会因素、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意识形态特征会给中国人的职业价值观打上深深的烙印，甚至在某些维度上直接塑造了职业价值观。现代化和市场化在中国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生存的窘境，但同时，社会的急剧转变也带来了相应的职业风险和生活的不稳定；“物质主义”的流行，使得“工作”在很多人眼里已经丧失了曾经有过的无论是“为人民服务”还是“天职”的崇高意义；方向各异、不平衡甚至相互矛盾的发展和改革，造就了不平衡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工作价值观模式。例如，楼静波(1990)、龚惠香(1999)的调查显示，在我国民众职业态度中，追求个人奋斗与职业稳定性是两个既相互矛盾又同时存在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在青年群体中，个人奋斗的意愿和寻求职业稳定性的意愿均十分突出。一方面追求个性、崇尚独立的青年人对创业抱有极大热情，另一方面“公务员热”、“国企热”等社会现象体现出相对稳定的“铁饭碗”仍然吸引着大批年轻人。因此，可以预期，人们在职业价值观的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上会表现出系统的差异。

4.职业价值观的结构性差异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价值观的形成，包括职业价值观在内，主要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因而在基本制度和文化传统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主流价值观（如，王绍光，2008；沈明明，2008）。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人们的价值观主要取决于自身在社会中的结构性位置，结构性地位的差异会导致形成不同的价值观。这种争论首先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这样日益分化的社会中，是否还存在共同或主导的职业价值观模式？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两个方面的结构性差异对于回答这一问题尤为重要。其一，作为职业（工作）价值观研究，工作性质的差异是基本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否导致了不同的职业价值观？由于WVS调查中国部分样本量较小，无法对职业做细致的分类，本文选择了非农与务两种工作性质的区分，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在中国，这种差异一方面是基本职业差异的体现，另一方面，这种差异又远远超出了职业差异的性质，成为一种由制度所确定的身份差别。其二，区域或地域之间差异。区域差异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不同区域意味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体制转轨的不同阶段、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不同的生存情境，因此，人们的工作价值观模式是否会表现出相应的差异（例如，宝贡敏、缪仁炳的调查，2003:113）。

由此，本文将上述两种结构性差异视为在转型过程中影响职业价值观模式分化的基本力量。

5.职业价值观模式的变迁 价值观模式的变迁是本文关注的另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前述争论提出的第二个价值观基本问题。正如本文在一开始时就指出的，社会的变迁首先或最终表现为价值观的变迁。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核心理念或基本假设是：前工业社会、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由于人们生存状况不同，其价值观的基本模式也不相同，变迁的实质是从生存价值观到自我表达、自我选择价值观的转变，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会对这种变迁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英格尔哈特，1996）。而中国的独特性在于，30多年来，中国社会不仅经历了高速的现代化过程，且经历了剧烈的体制转型过程。因此，在双重转型过程的推动下，可以预期，中国人的职业价值观模式将发生较大的变迁。我们可以从下述两个层面上来分析：

（1）社会层面：时代变迁。在价值观的时代变迁层面上，研究者之间存在不同的看法。变迁观认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导致中国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史娜，2011；廖小平，2008；王正绪，2008等），而延续观则强调中国人的价值观至少在一些维度上基本保持稳定（Shi，2000）。本文认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导致整个社会、特别是基层社会的资源与机会分配结构和人们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职业价值观模式也会发生变迁。

（2）个体水平：世代更替。在个体水平的世代更替过程中，研究者也提供了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例如，布霍尔茨（1978）对美国职业群体的职业伦理进行研究时发现，年青职工比年长职工对韦伯式的职业伦理表现出更高的认同度，帕弗（Sheila M.Puffer，1997）等学者对俄罗斯职业群体的研究指向了相反的结果，即年龄越大的职工越认同这一职业伦理。弗海姆（Adrian Furnham，1984）在英国的研究发现，这一职业伦理与任何自变量都无关系，（至少在英国）是一种不同群体都普遍接受的职业价值观。刘凤香(2012)在中国的调查显示，因为年长员工在技术进步、职业流动性增大且保障性降低的环境中处于劣势，接受新鲜事物的意识和能力减弱，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逐渐减退，因此比年轻的员工更倾向于追求职业稳定性。相比而言，年轻人在吸收新技术、新知识上占有优势，更敢于迎接挑战，积极塑造自己，展现自己的个性。在本文看来，代际之间的变与不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代际之间的差异程度。如果不同代际人们的经历有很大差别、面对的生存环境和问题根本不同，对工作和生活的感悟与追求也会不一样，因而不同年龄段的人其工作价值观模式也会表现出显著差异。对于生活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人来说尤其如此。

6.分析方法 鉴于上述各种调查结果的差异，本文将主要通过描述性统计，揭示中国人职业价值观的基本状况和变迁。然后借助于线性OLS回归模型对影响职业价值观的因素做综合分析。

三、数据与变量

1.数据 本文主要采用英格尔哈特教授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1990-2007）”中国部分的调查数据，并辅之以国际比较数据[1]有关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情况请参见该项目的官方主页，网址是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中国部分调查由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持实施。。该项调查是价值观研究领域内持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调查，尽管该调查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问题和样本量的缺陷，但具有其他数据不具备的特点：第一，WVS是专门的价值观调查，能够较全面地展现职业价值观的不同方面。第二，WVS是一个多国参与的国际合作项目，可进行国际比较。第三，WVS是一个持续性的调查项目，分别在1990、1995、2001、2007年进行了调查，从而有利于对价值观变迁进行分析，这是其他数据所不具备的。第四，中国部分的调查对象为18岁以上的中国公民，样本选择采用多阶段抽样方式，抽样框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统计分析结论可推论整个社会。以上方面使得该数据具备了很多国内职业价值观调查不具备的优势。不过WVS中国调查的样本量有限，四次调查的样本总量分别为1000、1500、1000、2015人，剔除与本研究相关变量信息不全的样本，四次调查的有效样本分别为988、1402、878、1160人。

本文将通过对职业价值观的三个维度的分析，揭示中国人的工作价值观的基本模式和变迁，并通过OLS模型，进一步探究不同因素对职业价值观影响程度的差异。

2.变量 根据本文的两个核心问题和相关假设，统计分析中使用的各个变量的操作化如下。

（1）职业价值观。WVS2007调查中涉及职业价值观三个维度的问题见表1。“职业世俗性”维度中的问题均采用5分制李克特量表，原题分值1表示非常同意，5表示非常不同意。为了解释方便，本文将该维度所有题目的分值都进行了反向排序，经过转换后的分值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即分值越高，越认同“职业世俗性”。“工作进取心”维度中的v116、v118、v1220均为10分制量表，1分表示非常不同意，10分表示非常同意，为了统一数值以便进行不同维度间的比较，本文将10分制两两合并成5分制李克特量表，转换后的分值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分值越高表示越具有“工作进取心”。“职业冒险性”维度中的v82、v86、v87均为6分制量表，原题测量被访者与题目中提到的特征是否相像，分值1表示“很像”，分值6表示“完全不像”，本文将其中两个差异较小的两个选项（分值1“很像”和分值2“像”）进行了合并，处理后的分值1表示很像，分值5表示完全不像。由于v86题目的意思与其他两道相反，因此，将该题分值进行了反向处理，处理后该维度分值及含义统一，分值越高表示越具备“职业冒险性”。

经过处理后，WVS中所有问题的分值都转换成了类5分制李克特量表，且方向一致，分值越高表示越认同该维度的职业价值观。

表1 WVS2007问卷中职业价值观指标总表

（2）工作状况和区域差异。根据前面假设，构成职业价值观结构性差异的自变量主要是两个：一是工作性质的差异，这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包括了工作强度、收入、工作环境以及前景等等。最为基本的工作性质差异在本文中操作化为非农工作和务农。二是区域差异，区域差异的操作化是按照国家标准，在东、中、西划分基础上将调查中抽到的三个直辖市（北京、上海、重庆）单独提取出来作为一个区域，因为对于价值观的分析来说，三个直辖市不仅是中国的特大城市，而且是中国最为发达、最为开放的城市，本文预期那些直辖市的居民因此在价值观上有可能显示出特别的特征。

（3）时代和世代。分析职业价值观的时代变迁主要是通过WVS四个年度的调查数据进行；而作为职业价值观世代更替的自变量是根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受访者的年龄划分出的四个同期群，即：50年代及以前出生，60年代出生，70年代出生，80年代及以后出生。

四、职业价值观的基本模式

1.中国人职业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为了能够直观的比较职业价值观三个维度的总体特征和认同模式，本文将职业价值观每个维度中各题分值分别相加，取平均值，作为该维度整体情况的体现。也就是说，将每道题5分制李克特量表看成类定距量表，且各题权重相等。每个维度中题目分值相加取平均值便于直接对比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

经过转化后每个维度成为5分制量表，分值1表示非常不认同，5表示非常认同。世界价值观2007年的调查提供了全部三个维度的调查数据，使得可以在三个维度上分析中国人职业价值观的总体特征和认同模式。图1显示了中国人职业价值观的基本状况：中国人对“职业世俗性”的认同度最高，均值为 3.84，接近“同意”（4 分）水平；“工作进取心”次之，均值 3.33，略高于“中立”（3 分）水平；而“职业冒险心”最低，均值为2.01，处于“不同意”（2分）的水平。

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人职业价值观模式的特征，本文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选取了部分有代表性的国家与中国的状况进行了比较。由于WVS是跨国调查，不同国家开展调查的时点有所差别，本文选取的参照数据均来自2005-2007年度，即时间跨度较短，其中瑞典和美国代表着欧洲和北美的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日本和韩国是同处东亚和儒家文化圈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阿根廷、印度分别来自南美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罗马尼亚与中国同属转型国家，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图2显示了国际比较的结果。

将图1和图2联系起来，考虑到职业或工作价值观三个维度以及跨国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国人职业价值观模式的系统性特征，本文将其称之为“保守的、后世俗主义”的职业价值观。其他发展中国家则表现为“积极的、世俗主义”的职业价值观，发达社会显现为“积极的、朝向价值理性”的职业价值观。

第一，中国人对“职业世俗性”的认同介于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之间，显示出对于理性世俗主义的脱离，之所以称之为“后世俗主义”，是因为：

“职业世俗性”维度在不同国家间体现出显著且有规律的差异。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在“职业世俗性”上指数较低，反之则指数较高，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英格尔哈特的“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的理论预设（英格尔哈特，2013a，2013b）。英格尔哈特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文化价值观将从强调生存进入强调主观幸福感、个人自由、弱化各种形式权威（传统、科学、官僚、法理等）的“后物质主义”阶段（英格尔哈特，2013b：81-87）。按照他的分类，“职业世俗性”属于物质主义的范畴，越是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国家，越是会认同“物质主义”职业价值观，体现了早期现代社会的特征。本文借鉴了他的分析框架，使用“职业世俗性”概念作为衡量的维度之一，强调其理性的、“入世”的世俗主义的特征[1]参看韦伯对于工具理性和入世禁欲主义的分析。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与之对应的是价值理性和个性的追求。将图1和图2联系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出，尽管中国人对职业世俗性的认同介于发达国家与其他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然而中国人在整体上接近、且低于“同意”（4分）的水平，开始脱离世俗性，因而本文将其称之为“后世俗主义”；发达国家更接近“中立”（3分），更多地显示出“后物质主义”的特征；其他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达到或高于“同意”（4分）的水平，仍然属于世俗主义的范畴。

所谓“后世俗主义”不仅仅源于现代化的发展水平。有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国，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7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为2651美元，罗马尼亚和阿根廷人均GDP相当，分别为8170和8384美元[2]有关世界人均GDP调查数据的情况请参见世界银行的官方主页，网址是http://www.worldbank.org.cn/。，然而中国人的职业世俗化程度却低于罗马尼亚和阿根廷。造成中国人表现出脱离世俗主义趋势的重要原因，是前面已经指出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长期的意识形态教育。仅从现代化的视角无法合理解释中国人对职业世俗性的认同特征。

第二，中国人在“工作进取心”维度上的平均水平略高于“中立”（3分）水平，且与大多数国家数值差异不大。这一结果也是“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两阶段范式不能很好解释的。东亚发达社会日本和韩国表现出来的较高程度的工作进取心，更多地是受到特殊的企业文化和民族性的影响，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反映了人们面对收入差距、生存压力和命运掌控等方面的中庸心态。

第三，保守的“职业冒险性”。相对于其他两个维度，不仅图2中的所有国家对对职业冒险性的认同程度最低，同时，中国和罗马尼亚两个转型社会对职业冒险性的认同程度在7个国家中也是最低的，即从图2中可以看到，不论什么国家的民众，在“职业冒险性”维度上的数值均低于3，都体现出较低程度的职业或工作冒险精神。因此，从绝对意义上说，所有国家的人们都有不安全感，尽管内涵可能有所不同，并体现在他们的职业或工作价值观上。即便在物质和福利高度保障的瑞典，人们的职业冒险精神与美国、日本、韩国甚至阿根廷和印度等都处于同一水平。而中国和罗马尼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都同属转型国家，经济和体制所发生的急剧转型大幅度提升了职业或工作的风险，因而有更强烈的规避风险的追求，对职业冒险性的认同最低，更为保守。

2.职业价值观的分化 以上从整体层面分析了中国人职业价值观的基本模式。但如前文所指出的，中国社会30多年的急剧转型，其特征之一即是社会结构日益加剧分化。因此，转型社会向价值观研究提出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在一个结构日益分化的社会中，是否还存在主流或核心的价值观，不同的社会群体是否认同于某种共同的价值观？本文强调了两种结构性差异，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同工作群体和区域之间的职业价值观不存在显著差异，且模式与社会整体的模式基本相同（见图3，图4），前述“保守的、后世俗主义”的职业价值观模式在社会中得到了不同群体的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图4显示，直辖市和东、中部地区人们的工作进取心基本持平，略高于“中立”水平，与整体水平一致；而西部地区人们的工作进取心有一定幅度的提升，这也许与我国新世纪开始启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有关。

五、职业价值观的变迁

WVS在1990年、1995年、2001年和2007年进行的四次调查，正好覆盖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两个重要时期，即从90年代初期开始的大规模市场化改革时期和新世纪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凸显的时期。也为职业价值观变迁的分析提供了认识中国社会特征和转型过程的极好视角。

1.职业价值观的时代变迁 遗憾的是，在职业价值观的三个维度中，只有“工作进取心”维度中的两个具体问题在四次WVS调查中一直保留，其他问题和其他两个维度仅存在于2007年调查。因此，如果分析职业价值观的时代变迁，WVS数据只能提供1990、1995、2001、2007年调查在两个具体问题上的数据[1]这两个具体问题是：v116“应该加大收入差距，以鼓励个人努力工作”、v118“个人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来养活自己”。。尽管如此，这些数据仍然十分宝贵，人们可以根据这一数据从一个侧面观察看到职业价值观的变迁（图5）。

在2007年职业价值观的基本模式中，人们对工作进取心维度的认同趋于“中立”，图5所显示的工作进取心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一结果。从图5中可以看到，人们的工作进取心在1990年到1995年间经历了较大波动，分值从接近3.5下降到3以下，也就是说，从偏向于“同意”转变为偏向于“中立”。从1995年到2007年，人们的工作进取心有所缓慢上升，但基本维持在接近中立的水平，跨国数据的比较也表明这是一种普遍状况。这种结果可以说是中国90年代初期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对工作进取心所产生的效应。在此之前，人们高昂的工作热情一方面来自于“革命时代”的价值引导和社会氛围，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于改革初期全社会普遍得益的状况。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就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机会和资源，另一方面带来了更激烈的竞争、更高的风险、更肆无忌惮的垄断和权钱交易；人们既看到了自由市场带来的利益，同时也看到了事业成功并非光靠努力就能获得的，以及打拼事业所要面对的困境和风险，因而工作进取心下降并趋向于中立，当然其他国家状况也是如此。

2.职业价值观的世代更替 职业价值观的世代更替无法替代时代变迁的分析。但是，同期群或年龄层的差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模拟”时代的变化，代际之间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变化。职业价值观在不同年龄层群体中的分布情况见图6。

第一，随着从“50后（及之前）”到“80后”的代际更替，人们对职业世俗性的认同度在降低，工作进取心和职业冒险性在提升。整体上看，三个维度在“50后（及之前）”群体中的离散程度最高，与其他年龄群体相比，“50后（及之前）”群体有着最高的职业世俗性，同时有着最低的工作进取心和职业冒险性。随着世代的更替，年轻一代的职业世俗性逐渐降低，工作进取心和职业冒险性逐渐升高。

第二，四个同期群相比较而言，“50后（及之前）”和“60后”之间的差异较小，而“70后”和“80后”则开始显现出一定的差异。这种趋势一方面与现代化的发展有关，更重要地是与我国的体制转型有直接关系。“80后”群体出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更多地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成长，将完整地经历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因此，他们在职业价值观上与其他三个年龄群体形成了一定的差异，他们的职业世俗性相对更低，职业冒险意识相对更强，工作进取心也最强。

六、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分析

以上基于描述性的统计分析，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职业价值观的基本模式及其变迁的趋势。由于描述性统计多是单一变量或两两变量的分析，虽然给出了整体状况和某些简单关系的特征，但缺乏多因素综合影响的分析。因此，本文在这里使用WVS数据，构建了一个回归分析模型，以进一步揭示出影响职业价值观模式及其变化的主要因素，由此作为对前面关于结构性分化和模式变迁讨论的一个细化。

模型的因变量：职业价值观的三个维度，即：职业世俗性，工作进取心，职业冒险性。其操作化如前，每个维度中所有指标总分的均值，作为该维度的得分。因此，每个维度都转换成分值为1-5分的连续变量。

根据前述的研究假设，纳入模型的自变量主要为年龄层、地区、工作性质，控制变量为受访者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

从OLS模型的结果（表3）可以看出：第一，在职业世俗性维度上，控制了各自变量后年龄层的影响最为显著，以50年代及以前群体为参照，“70后”、“80后”群体对职业世俗性的认同度低于前者，同时“80后”又是最低的，表明了“80后”在职业世俗性维度上的趋势与社会整体趋势和国际比较趋势相吻合。

第二，在工作进取心维度上，控制了各自变量后地域差异的影响最为显著，以经济发达、现代化水平最高的直辖市作为参照，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西部地区人们的工作进取心更强。区域差异的彰显如前文所述，是中国区域差距和区域开发战略影响的结果。其次，工作进取心与年龄层也显著相关。与出生于50年代及之前的群体相比，80后的工作进取心显著高于前者，更追求能力和效率的市场环境。在工作性质差异上，非农群体的工作进取心高于农业群体，这也符合人们的认知常识：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非农工作更需积极进取心态面对。

第三，在职业冒险性维度上，控制了各自变量后可以看到，“70后”和“80后”群体的冒险精神显著高于50年代及以前群体，同时80后又高于70后群体，呈现出随着世代更替、职业冒险精神增强的趋势；大专教育水平以上的群体高于教育水平在此之下者，即大专以上教育水平提升了人们在劳动力市场竞争力的同时，也增加了冒险精神。此外，在控制了各自变量后，职业冒险性与地区差异并无显著关系。

表2 回归模型中所用变量的操作化和描述性统计结果（N=1100）

表3 2007年中国社会职业价值观相关因素OLS回归系数（N=1100）

总体而言，在所有自变量中，年龄层和地区差异是影响职业价值观的主要因素，但这种影响并不稳定或系统。职业价值观的基本模式没有改变，然而，显现出来的差异和变化值得人们关注。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2007年WVS调查的中国部分数据，分析了当代中国人的职业或工作价值观，揭示了“保守的后世俗主义”模式的基本特征。这一基本模式在社会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并且在近20多年来的转型过程中得以延续。同时，区域间的差异开始显现，世代间的更替已经开始。具体来说：

1.“保守的后世俗主义”职业价值观 WVS调查数据表明，在测量中国人职业价值观的三个维度上，职业冒险精神最低，职业世俗性取向较高，工作进取心趋于中庸。单纯从每个维度的分值上来看，人们的职业冒险性（2.01）处于“不认同”的水平，对职业世俗性（3.84）接近于“认同”水平，而工作进取心略高于“中立”的水平。

结合其他国家的状况，中国人的职业价值观在职业“意义”追求上虽然基本上还属于世俗主义的范畴，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职业”对于中国人来说还远未成为人生或生命的价值所在，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即使是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还高的发展中国家，例如阿根廷[1]2013年，阿根廷人均GDP估计达到11630美元。，中国人职业世俗性的水平相对较低，究其原因，不能不说这与中国的社会制度以及长期的意识形态教育有着直接关系。因此，本文使用“后世俗主义”来描述职业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价值。

独具特色的不仅是“后世俗主义”。在其他国家中，相对于职业价值观的其他两个维度来说，职业冒险精神同样都处于较低水平，但中国人的职业冒险精神与这些国家相比，仍然是最低的，这是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双重风险叠加的结果。这种保守的“风险规避”（或者说追求稳定）特征也为国内很多研究所发现（楼静波，1990；陈畝，2001；龚惠香，1999)，可以说是典型的转型社会的价值观特征。

2.世代更替 由于WVS调查数据的缺失，本文无法对职业价值观的时代变迁进行系统分析，同期群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现有数据表明，不同年龄群体的职业价值观模式与社会整体模式相似，但世代的更替还是导致职业价值观在某些特征上显现出变化。90年代大规模市场化的改革曾给如工作进取心带来了较大影响；以“8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群体相对于其他同期群来说，他们的职业冒险性更高，工作进取心也更高，更适应竞争激烈的市场化环境，因此奋斗意愿更强，风险规避意识较低。反之，如刘凤香(2012)指出的，在技术进步、就业灵活、缺乏保障的当下市场环境下，年纪越大就意味着越难抵御风险，越占据劣势，因此风险规避意识越强。

3.结构性差异存在，但并不显著和系统 稳定的基本制度和渐进式的转型过程，是统和职业价值观的根本力量。观念的变迁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客观结构的变迁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越是在剧烈变革的时期，越需要关注价值观的改变以及由价值观的改变引发的变革。

与价值观研究的重要性相比，目前国内的研究还有很多尚待完善的地方，包括本文使用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调查样本数量有限，样本的代表性有可能存在较大误差），一些较为系统的调查资料尚未公开。这种状况造成了目前绝大多数价值观研究都是建立在小范围的、针对特定人群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其研究成果的代表性值得商榷。

除了资料的匮乏外，国内职业价值观研究尚缺乏统一的理论的体系，比如职业价值观的结构和研究维度存在诸多分歧，“导致众多的研究结果得不到累积和相互验证，仍然处于零散状态”（霍娜等，2009：799）。本文利用WVS数据对职业价值观的系统分析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并基于社会学的视角解释职业价值观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联，为职业价值观以及价值观的社会学分析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本文期望通过这样的研究，推动研究者投入更多的热情，促进价值观研究向更深入和系统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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