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阮 静

温文尔雅的先生 学养深厚的大家
——访著名财政金融学家、西南财经大学刘邦驰教授

●本刊记者 阮 静

一走进刘邦驰教授的家，我便被那雅致的环境所吸引：墙上挂着古朴的大卷轴的中国字画，还有一幅华丽且叙事生动的西方油画，油画下是盖着红色丝绒布的钢琴。地板一尘不染，可以映照出走在其上的人影儿来。而刘邦驰教授亦是灰白头发一丝不乱，眼神炯炯，态度温和，讲话热情且不疾不徐，虽年逾八十，仍掩抑不了那温文尔雅的气度。

古人称师者曰“先生”，但在世人眼中，并非所有的教师都配称先生，唯有“智如泉涌，行可以为表仪”的师者才具先生之风。

刘邦驰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先生，渊博的知识、精深的造诣、在财政金融学界享有很高的学术威望等等自不必多说，在众人眼中，他始终闪耀着一种“平和且高尚的人格”。他的一位学生曾总结道：这种人格表现为待人接物的谦和，表现为言语的温和，表现为行文的平实，最重要的是表现为对一切人、一切学术思想的尊重和宽容。一个细节便让我感受到这种“如沐春风”的人格魅力——采访刘邦驰教授刚一落座，他便给我一个档案袋，里面装着其他刊物对他的访谈资料和所有他认为有助于我写作的文字材料，“听说你来采访后我就收集了这些资料，你回去可以细读一下以便于你更好地工作。”感动于我溢于言表，而那份对一切人的尊重、体贴与关怀，不正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的先生风范吗？而我更是有幸专访了这位学养深厚的大家，了解到他谦恭、进取、卓尔不群的一生。

成长，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

“我的成长与国家的命运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与经历过动荡年代的很多人一样，刘邦驰时常这样回顾道。

1956年考入四川财经学院就读于财政系财政与信贷专业

1933年，刘邦驰生于川东北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县，家境贫寒的他学习十分刻苦，“从小父母就总给我讲一些古人艰苦读书的故事，给了我很大的学习动力”。尽管故乡县城人多地少，外出谋生者众多，但教育却有相当的基础。小学成绩名列前茅的刘邦驰在中学时代更是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取奖学金以支撑学习。这一良好的基础教育日后也一步步地拓宽着这位川北农家子弟的求学路。

1950年，刘邦驰考入川北财贸干部学校学习，后因工作需要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1952年四川撤销行署合省，刘邦驰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计划处从事货币信用理论研究与实务方面的工作，而这一职业经历也将极大地影响着他后来专业道路的选择。

在刘邦驰看来，其人生道路真正的转折是在1956年。当时，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一直怀揣着继续读书深造梦想的刘邦驰向组织提出申请参加高考，最终在省人行党委积极支持下，刘邦驰顺利考取四川财经学院（今西南财经大学）财政信贷专业。彼时的四川财经学院刚刚经历过两次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在西南、西北17所高等财经院校和综合大学部分系科基础上建立，是新中国财经系科设置最全，办学层次最完整的四所老财经院校之一。“我这个来自偏僻县城的贫寒青年能够到成都读大学，当时的心情是很兴奋的”，也正是从那一刻起，刘邦驰整个的人生轨迹与四川财经学院再也密不可分，他一生潜心学术、追求真理的卷轴也就此打开——

大学四年奠定的治学基础对其“人生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的选择亦开启了他在财政金融领域耕耘五十余年的治学之路；而后长达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中教学、科研被迫停止所造成的事业荒废成为其此生最大的憾事；1978年复校后重新走上讲台时迸发出的全部治学热情又将其学术事业成就不断推向新的高峰……

“我个人事业的成就，就同整个国家财政金融教育的兴旺和挫折休戚相关”，如今已在国家财政金融科研领域享有盛誉的刘邦驰如是说。

纵横驰骋于财政学发展的时空中

在刘邦驰的脑海里，始终有这样一个坐标系：纵的那一条，是财政学科发展两百多年的理论基础，而横的那一条，则是不断变化着的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实，因此，唯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精准定位和细致研究才是教学科研有所成的关键。

这又要回溯到刘邦驰的大学时代。“四年读书期间，我的学习是极其努力的，除全力以赴，以优异成绩完成全部课程学习任务外，还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花大力气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部分原著，比如《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等，这对我人生的转折起到了最大的奠基作用”，每每回顾起大学时光，刘邦驰总会感慨于当时的勤奋读书，一方面为其打开一扇窗看到资本主义世界的面貌、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同时也为后期治学打下坚实的学术功底。

“深厚坚实的理论基础是搞好教学科研的根基”，如今的刘邦驰总结道，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阶段，不仅要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对于邓小平特色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新成果必须深入研究，“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对我们研究问题具有方向性的指导作用”；此外，在刘邦驰看来，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概况也要系统学习，特别是要通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及布坎南的《自由、市场与国家》，“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优秀著作，其中也有很多对我们有启示，应成为我们共同的财富”，刘邦驰认为，这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脉络和相对成熟的学术体系也是一个财政学者必须谙熟的理论基础。

1960年毕业于四川财经学院（左四）

而就在刘邦驰头脑中这一坐标系纵轴理论基础方向上，他更为关注的是中国财政理论体系的发展。“我国现代财政基础理论和专门著述的研究起步较晚”，刘邦驰回顾道，“至今还不到百年”。而财政理论在中国的这一发展与西南财经大学有着深厚久长的渊源，作为该校财政学科第二代学术带头人的刘邦驰对此也颇为津津乐道。西南财大知名教授、被称为我国《资本论》中译本第一人的陈豹隐1914年出版发行了译著《财政学提要》，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欧洲资产阶级的租税论及资产阶级政府理财的办法；1924年陈豹隐在北大任教的讲课稿基础上整理出版了《财政学总论》等书，这都是我国早期的财政学著作。西南财大另一知名教授李锐在1935年与何廉合著的《财政学》，直至今日仍被学术界誉为“中国人公开出版的第一部权威性财政学著作”，在当时国内产生很大影响；而新中国成立后，陈豹隐、李锐教授等也成为西南财大财政学理论研究和课程建设的早期学术带头人。

“从历史的角度看，二十世纪上半叶终于有了中国人自己的财政学著作，这一学术上的进步无疑是巨大的，但即便是当时的权威之作，其理论基础、内容及结构体系，基本上也是当时西方财政理论的翻版，即‘公共产品论’或‘公共财政论’的通盘移植，既无多少新意，又无中国特色”，刘邦驰小结道，“这也证明了‘公共财政论’从上世纪初期就已传入中国，并非改革开放后九十年代的新鲜产物”。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和西方经济学经典著作，刘邦驰也涉猎了中国早期的财政学理论专著。

1957年在四川财经学院图书馆（前排右三）合影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你要秉持怎样的态度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要如何密切联系不断变化发展着的中国经济社会实际去完善我们自己的财政学体系”，刘邦驰从中国财政学理论发展渊源的讲述中又将话题推向了另一个高度，似乎要在纵横垂直的坐标系中找到一个立得住的支点，为做好财政学的科学研究下一个结论。“优秀的科研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既要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又要与时俱进，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既不能搞学术霸权，唯我独尊，又要做到善待学术观点上的不同意见，研究成果让社会评论；只有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学术研究，只有密切联系实际、重视调查的学术研究，只有敢于说真话、勇于立新说的学术研究才是真正的科研”，刘邦驰颇为坚定地说了这番话。

199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研究生导师

而支撑这番话的首要例证便是对刘邦驰影响至深的我国老一辈著名财政学家、西南财经大学许廷星教授的一大学术创建。1957年，在批判苏联学者“货币关系论”的基础上，许廷星出版专著 《关于财政学的对象问题》，在当时的学术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并论述了“国家分配论”的基本内容，即“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关于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的分配关系”的独创见解，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认为“分配关系论”的提出，对于财政本质的探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解决了“货币关系论”不能解释的若干重要问题。

也正是得益于老一辈财政学家的学术创建，刘邦驰在1986年与许廷星教授、谭本源教授合著的《财政学原论》积极倡导和发展了“国家分配论”，在学术界获得广泛反响，认为这部著作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对财政学科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著名财政学家罗毅教授专门撰文评介该书，认为“它没有把国家分配关系论观点停留在财政本质的局部叙述上，又与资产阶级财政学罗列收支表象而不触及本质的四分法体系迥然不同。从而建立起比较严密的社会主义财政学体系”。

就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国家分配论”成为新中国现代财政学基础理论建设的主流派，在国内财政基础理论研究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而改革开放后重返校园的刘邦驰也一头扎进财政金融科研领域深耕细作，在学术研究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推陈出新，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主编和合作出版专著和教材11部、教学参考书多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和省、部级科研课题5项，在《财政研究》、《税务研究》、《投资研究》、《经济学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获省、部级奖、刘诗白基金奖和校优秀科研成果奖16项。1995年和1999年两次获中国财政学会财政理论研究成果特别奖……这其中不乏在国内影响较大且具开创性意义的文章及著作。

《财政学科理论体系的三个问题》一文被美国很有影响力的柯尔比科学文化信息中心评为1998年度优秀社会和人文科学论文，并获得进入全球信息网络进行世界范围交流的资格；《四川省财政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是我国第一部公开出版的研究省级财政发展战略的专著，首次规划了四川省财政中长期发展战略步骤、目标、重点和任务，在实现发展战略目标，深化财税改革，调整分配关系，完善财政调控体系与财政运行机制，运用数学模型测算财政收支总量和结构变化趋势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和对策措施，“可供领导和有关部门决策参考”；国债是联系财政与金融的交叉点和结合部，既是财政问题又是金融问题，《国债经济运行理论与实践前沿》一书系统反映了国债经济领域研究的新成就和学术进展，总结分析了国债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为国债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拓宽了视野，提供了条件，受到读者好评；《中国当代财政经济学》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梁尚敏教授评介为 “一部贴近中国实际、特色鲜明的财政学著作”，他认为该书将“财政经济运行中的重点、热点、难点突出，逻辑严谨，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财政学科理论体系，国内外尚不多见”。

在全国财政基础理论研讨大会上发言 （右二）、许毅教授(右三)、许廷星教授（右一）

《中国强大财政建设导论》一书，由著名财政学家许毅教授作序、被中央财经大学姜维壮教授称为“适世应时的力作”，受到财政学界的高度赞赏，并在国家社科基金专家通讯评审中被一致评为一级研究成果。该著作第一次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平衡必须在观念上从传统的“当年预算收支平衡”观转变为动态的“周期平衡”观的新见解；提出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职能归结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四大基本职能的新观点；首次提出财政收支结构不对称、国债经济运行与建立强大财政关系的理论以及调整财政收支结构的对策选择。许毅教授认为这本著作“较为准确地反映了财政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拓展了财政研究视野”，“从强化财政管理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管理方法”。姜维壮教授认为著作中的某些论点 “不仅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观点与现实不相适应的束缚，也突破了简单照搬国外经验作法的风尚，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何盛明教授认为“该研究成果在同类研究中属领先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这一对财政职能作用新的重要论断的指引下，就如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刘邦驰这部虽出版于2002年的著作，其思路和要义亦可为今人与后来者借鉴。

不难发现，刘邦驰的学术研究踏准了时代脉搏起伏的节拍，而其本人则仿佛从财政学发展的历史深处走来，承担起时代赋予他在财政金融学研究上的承前启后之重任，以广博深厚的学术积淀、兼收并蓄的科研态度以及勤奋高效的团队合作抛出一个个掷地有声的科研成果。他感激自己曾在许廷星教授、何高著教授身边做副职多年、耳濡目染前辈们的严谨治学之风，也于经济社会转轨变革时代中看过太多为名利所累的人事后不禁唏嘘感慨：教学科研要有所作为就必须保持“淡泊名利和宁静求真务实的心态”。而当前，构建真正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则是这位财政金融大家对后辈最殷切的期待。

润物细无声，任重而道远

“一场秋雨一阵凉，一句叮嘱在耳旁，白天出门看天气，晚上适当加衣裳……”秋凉时节，我收到这样一条信息，落款是“西南财大刘老师”，这来自刘邦驰教授的叮嘱颇让我受宠若惊。对其弟子而言，“西南财大刘老师”细致入微的关怀不仅在其“麾下”读书时分可以感受到，即使离开光华园、又展开新的人生道路时，刘老师的关怀也伴随着满天下桃李忙碌的四季，这次也润泽了我这个与刘老师相隔几代人且到目前只有一面之缘的后生。然而，刘邦驰教授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关怀也蕴涵着某种育人之道。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副主任、深圳市财政局副局长汤暑葵，刘邦驰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在1999年又考取他的在职博士研究生。当年的汤暑葵由于工作的繁忙加之其对取得这个学位并不那么迫切，使得他的博士论文多年都未能完成，且无数次产生放弃写作和不再拿学位的想法。导师刘邦驰知其忙碌并不直接催他，而是每次有其他学生完成的论文便寄给他参考学习、每逢节假日便打电话问候，这无形中的激励和关怀鞭策着汤暑葵克服一切困难干扰最终将论文完成，“当时我感到如果不下定决心完成论文的话，不仅对不起自己，更对不住刘老师”，汤暑葵曾这样说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不是刘老师持续的关心和帮助，也许我就放弃这个学位了。感谢我的严师！”

这位严师教书育人的方法的确与他人有所不同。他最忌教师单纯教授知识，他认为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奋斗目标的确立以及自强自信的能力培养更为重要——既要科学有效地“授人以鱼”，更要言传身教地“授人以渔”。

与博士耿虹（左一）、谢商华（左二）、刘家新（右三）、刘蓉（右一）在一起

给博士生讲授财政基础理论前沿留影

2005年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现审计长）刘家义博士（右二）回母校作专题报告与叶子荣（右一）、谢商华（左一）博士合影

从教50周年之际，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将刘邦驰自1979年以来在国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113篇论文和研究报告结集出版了一套《刘邦驰文集》，以此介绍和总结这位耕耘于财政金融领域五十载的大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为此书作序者正是刘邦驰的学生、现任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刘蓉教授。大凡著书立说者，要么“他序”——请名人作序，要么自序，而由学生为老师作序者并不多见，这让刘蓉“既惴惴不安，又倍感荣幸”，而刘邦驰那份对弟子的信任及处事的谦和，亦可从中窥出一二。

在序言中，刘蓉这样总结了恩师在人才培养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刘教授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不仅使学生在思维上经历由抽象到具体再到抽象的过程，而且注重启发式教学，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不仅教学有方，而且十分注重硕士、博士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质量。主张从招生、培养、考试以及论文等方面严把质量关。

正是这样一位教学严格有方、强调教书与育人并重的财政金融学教授，以其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诲人不倦的师者精神成为学生在求学从业道路上方向的引领者。

博时基金总经理耿虹博士回忆道：“我本科与研究生读的是金融专业，在财税学院教书十年，刘老师帮助我确定了与财政金融领域密切关联的国债投资研究主题作为博士学位专攻方向，即使近些年他还指导和要求我持续深化投资研究。这些复合知识的积淀，为我从事证券基金的政策研究和管理实践打下了厚实基础，打开了多维眼界，获益匪浅。”

而在众多弟子眼中，刘邦驰更是“生活的诠释者”，“潜能的激发者”，既垂范了生活与事业如何做到二者兼顾，又激励着每一个平凡的学子去追求不平凡的人生境界。

刘邦驰的最后一个博士生于2010年毕业，这也为他的教书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然而从教几十年中，师生间的关怀往来从未间断，且愈加深厚，在刘邦驰看来，“师生情堪比亲情”。从教五十余年的刘邦驰称得上是桃李满天下，其中不乏政府部门的位高权重者，例如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四川省副省长王宁，也有大批在财政金融领域和高等教育行业的精英人才，例如前述汤暑葵、耿虹、叶子荣、刘蓉等，“我一生感到非常满足的就是为国家培养了一些人才”，刘邦驰不无自豪地说，“不论从政也好，搞经济、教育工作也好，他们都很争气。”

2010年4月在北京与部分硕士、博士合影

2013年7月，联合国授予中国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联合国维持世界和平奖”，以表彰他及其带领的审计团队，通过实施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审计，对维持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这是联合国首次颁发该奖项，且将其授予中国人，奖项来得自然有分量。这让身处光华园内的刘邦驰为弟子及其团队为国争光感到骄傲。而更让刘邦驰骄傲的是弟子刘家义向来忠诚、简朴、自律、低调的行事风格。与以往因私回成都一样，刘家义回校参加老师刘邦驰从教52周年庆典时，坚决不将自己的航班号告知校方及老师，不坐校方安排的车，下了飞机自己打了一辆车就悄悄地回到了学校，“他就是这样子，很低调，从不宣扬什么”，对自己的弟子老师这样评价道。而这次从教52周年庆典活动，原本不想操办的刘邦驰也是在学生们的积极建议下才决定举办，但前提是：前来参会的学生仅限定在他亲手带的博士和硕士这个范围。

低调的弟子，低调的老师，却都做出了“不低调”的成绩。

在学术造诣和人才培养上都有着卓著成绩的刘邦驰，作为西南财经大学财政学科第二代学术带头人，为学科建设、学院壮大兢兢业业服务了逾十五年。而其在财政系、财税学院领导岗位上的这十五年（1980年—1995年），正是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科和院系发展史上从艰苦创业到步入辉煌的黄金十五年：1984年西南财大财政学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硕士授权点，1986年被批准为博士授权点；1985年开始招收税务专业本科生，1987年招收投资经济专业本科生；1991年成立了全国最早的财政税务专业学院，首创西南财大第一个联合办学模式——与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信托投资公司联合创办西南财大财税学院，并以此为契机多方筹集资金修建了光华会堂、研究生大楼和校医院等基础设施以改善办学条件；1994年通过成功承办第六次全国高校财政学教学研讨会，把原本仅有中南财经大学（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四所高校筹办的财政部部属研究会，办成了学术氛围浓厚、生机勃勃并且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全国高校财政学教学研讨会，极大地提高了西南财大财政学科的知名度；而西南财大财政学科也于1995年被评为省（部）级重点学科……

如今的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已建成博士后、博士、硕士、本科多层次、全方位的教学与科研体系，并拥有国家级精品课税收筹划以及财政学、国家预算和国家税收三门省级精品课程，在财政基础理论与制度、西部财政与经济以及税收理论与实践三个方向上形成了鲜明的科研特色，在全国的财税学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成为我国财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思想库与智囊团。这些成绩的取得饱含着作为学院奠基者与开拓者之一的刘邦驰所付出的心血。当现任财税学院院长、也是其本硕博“三连冠”学生的刘蓉将学院新一阶段的发展规划向恩师汇报的时候，刘邦驰对其工作赞不绝口且感慨连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辈比一辈强才好。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但同我们一样，年轻的这一代也任重道远啊。”

说这话的时候刘邦驰教授若有所思，转而微笑着且略显沉重地对我说道：“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希望，中国有没有希望主要是看年轻人怎么样。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历史使命，确实无力再投入更多精力，但我们只要看到年轻一代朝气蓬勃，一心为国家做贡献，为圆中国梦做出成绩，我就感到很高兴啊。”

与回母校参加西财50周年校庆部分博士于校阳光广场合影

在那一刻，圆“中国梦”如此宏大叙事的说法击中了我一个八零后的心，属于刘邦驰教授这一代人的朴素追求与薪火传承的迫切愿望也深深感染了我。

走下讲台，走上舞台

岁月似乎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者身上获取了越来越多的战利品：近几年来的两次大的手术让刘邦驰自觉“精力大不如从前”；视力也受到影响，读书看报都要借助于放大镜。但总有些东西是岁月夺不走的，比如说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前沿动态的关注、对于财政金融学科发展的关心、对于艺术的追求以及生活的热爱。

在美国国会大厦留影

与夫人蔡莉于广州留影

与家人合影

他兴奋地跟我讲起他刚从报纸上看到的成都高新区通过引进一个海归博士、引来一个团队，打破了西方几十年对超导磁共振医疗设备供应垄断的创业故事，“不管自然学科还是社会学科，一个坚强的领导人带领一个本事过硬的团队就能做出革命性的成果。”

他也不无遗憾地对我说，这两年由于身体不好全国财政教学研讨会参加得少了，但始终关注到各大财经院校财政专业年轻的领导院长们都干劲十足、成绩明显，他颇为激动地感慨着“后继有人就是希望啊。”

他也时常翻阅我们的《财政监督》杂志，既为近年来财政监督实践的发展和工作的进一步细化感到欣慰，也为尚未脱离老的财政监督框架表示出一丝忧虑。

而岁月使这位一辈子从事高等财经教育事业的学者更为顽强的是其退休后蓬勃向上的艺术生命。鲜为人知的是，兴趣广泛爱好音乐的刘邦驰曾经在1956年高考前在成都市文化馆办的考前复习班读了半年，“当时准备报考四川音乐学院”，临考前转向财经类院校是他觉得“在大学学习与所从事工作相近的经济类专业会更好更有前途”。于是我们看到，退休前刘邦驰是术业有专攻的财政金融大家，退休后的刘邦驰是活跃在文艺舞台上的艺术家。他的视野延伸至中华传统文化，担当起成都市民俗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的重任；亦亲手组建了西南财大教师声乐爱好者协会，带领教职工合唱团参加每年的红五月艺术表演；还在老年大学进修钢琴，在空闲时弹奏几曲以陶冶情操充实生活……

业余生活爱好音乐艺术、闲暇时练钢琴，参加合唱团

我有幸在采访结束后与刘邦驰教授一同徜徉于他已耕耘五十余年的光华园内，他指着路旁的树木告诉我这是他们读书时所栽。树木虽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但那饱满的苍绿愈发显示出其遒劲的生命力，一如眼前这位老者，这位先生，于温文尔雅的举手投足间尽显深厚的大家学养、浓烈的光华情怀。■

（本栏目责任编辑：阮静）

记者手记：

作为与刘邦驰教授相隔几代人的年轻后生，正是带着一份敬畏之心，我以仰望的姿态认真写就本文。写毕，又想起当日采访刘邦驰教授时他亲自下楼送我的场景，他既向我介绍了光华园内饱经沧桑的树木花草，又跟我讲起园内已经有些年头的招待所“住友苑”一名由来的故事，在与我交流时还说道“我太了解你们做记者的辛苦和不容易了”……采访“大家”以来，真正让我受教的是“大家”为人处世的这些细节，而刘邦驰教授这种谦和、这种对一切人的尊重与关怀、这种骨子里透着的儒雅端庄、深厚学养，我终生无法望其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