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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经济区“四化”发展动态效率分解及协调度测度*

2014-04-18石涛

区域经济评论 2014年3期
关键词:四化经济区工业化

石涛

一、引言

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四化”)同步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机制,如何促进“四化”协调发展关系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局。自2010年,国家正式批复建立中原经济区以来,区内经济发展形势迅猛,但是,区内各省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不一,城镇化等现代化建设步伐不一,为此,在当前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关注国家战略规划区内“四化”增长的动态效率及其发展的协调程度,对于推进区内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如崔凯、冯献(2013)所述,中国自1950年就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从工业化起步,到农业化、信息化、城镇化,逐步推进,在国内“四化”蓬勃发展的势头下,学者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2013年以来,学者们对“四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组合的“两化”、“三化”的研究上,内容上突出表现在对其的概念及发展机理的研究,为“四化”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实证研究上,阳立高、廖进中(2009)运用1983—2006年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相关数据指标,实证分析了“三化”的经济拉动作用,认为现阶段只有以城镇化为龙头才能引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走出当前困境,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王贝(2011)利用中国1995—2009年的数据分析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呈反向变动趋势;工业化和城镇化不是农业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而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长期均衡对农业现代化水平调整的幅度较小;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对农业现代化的冲击总体上并不显著。周战强、乔志敏(2012)则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分析中国1978—2010年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了该结论。此外,陈江龙、高金龙、卫云龙(2013)则利用江苏省1990—2011年的数据分析了该省“三化融合”的问题,他们认为江苏省城镇化与工业化上升趋势明显,但农业现代化水平有所下降;江苏省“三化融合”过程中表现出的最主要问题是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脱节以及工业化对城镇化发展的带动作用不明显。

从现有文献来看,自“四化”同步推进协调发展的概念提出之后,学者们强调了“四化”发展对破解当前中国发展难题,尤其是城乡一体化等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作用(冯献、崔凯,2013)。但是,鲜有就中原经济区的“四化”建设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为了系统性的分析中原经济区“四化”发展的情况,本文将以中原经济区2000-2011年的5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以“四化”发展效率及协调度为研究目标,系统性分析在考察期内区内“四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期真实反映区内各省份“四化”协调发展的现状,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中原经济区“四化”协调发展效率评价

(一)效率评价方法设计及变量选取

本文研究的是中原经济区“四化”同步协调发展效率及协调度,对于“四化”协调发展效率采取非参数生产前沿分析方式——Malmquist分析法进行分析,“四化”协调度主要采取的是HR模型来测度。Malmquist指数是非参数生产前沿分析,DEA模型中测度动态生产指数的重要方式,由于基期指数更容易测度生产指数的动态效果,本文主要考虑基期指数来改进Malmquist指数。Malmquist指数可分为技术效率(EC)、技术进步效率(TC),EC大于1表示存在水平效应或追赶效应;TC大于1表示存在技术创新。其中,技术效率又可以分为规模效率(SCH)和纯技术效率(PCH),规模效率主要考察的是最有产出规模;纯技术效率更侧重于管理等方面的要素影响。

在有效测度“四化”发展效率的基础上,依据薛红霞等(2010)在衡量城乡协调发展时运用的方法,建立HR模型来科学地衡量“四化”发展的协调度,通过样本量之间的标准差额来分析样本个体的离散程度,也即变异系数的差值最终反向得出协调度值,当HR值趋向1时,说明“四化”协调度高,反之越小。参考赵鉴华等人(2013)对GTFP的分类标准,以及薛红霞等(2010)等对HR的分类标准,在结合本文实际的情况下,将中原经济区各省份的“四化”协调增长水平分为6类,也即协调且无增长、协调且弱增长、协调且低效增长、协调且高有效增长、协调且强有效增长。

依据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新四化的要求,本文选取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中原经济区“四化”动态发展效率。依据现有与“四化”发展效率评价相关的评价体系,结合DEA—Malmquist指数计算的要求,本文的产出指标及相应的投入指标分别为:城镇化指标(城镇化率,总人口、城镇人口、城镇化投资额)、信息化指标(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第三产业从业人数、移动电话普及率、高校在校学生数)、工业化指标(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农业现代化指标(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第一次产业从业人员、农业机械总动力),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区内各省份的统计年鉴(2001—2012),获取的面板数据进行动态增长率的测度以及协调度的测度。

(二)中原经济区“四化”效率水平评价

采用Tim Coelli的DEAP2.2软件,我们可以得出省级面板数据的发展效率Malmquist指数,见表1。

从总体上看,在2001—2011年间中原经济区“四化”动态发展效率处于上升阶段,上升幅度为2.3%,其中,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动态效率分别上涨2%、16%;城镇化、信息化发展动态效率分别下降2.7%、6.1%,可见,中原经济区的城镇化、信息化发展处于下降水平,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处于上升水平。分区域来看,处于上升阶段的有河北、山东,分别上升4.1%、19.2%;山西、安徽、河南处于下降阶段,分别下降4.3%、4.3%、3.1%。从动态发展效率分解效果来看,2001—2011年间技术进步效率下降9.1%,是中原经济区城镇化效率下降2.7%的重要因素,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等均有小幅上升的趋势。在信息化动态效率分解中,技术效率、技术进步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分别下降2.4%、3.8%、0.6%、1.7%,即中原经济区整体信息化动态发展效率有下降的趋向,考察期间内整体下降6.1%。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分别下降0.5%、0.8%,工业化动态发展效率下降0.3%,下降幅度较小。农业现代化动态效率分解中,纯技术效率略微下降,幅度为0.5%,由于技术进步效率上升明显,从而导致农业现代化效率上升16%,具有较快的上升趋势。

表1 2001—2011年中原经济区各地区“四化”效率的Malmquist指数及分解结果

那么中原经济区各省份动态发展效率不平衡的原因在哪里?从动态效率上升阶段的省份来,河北省的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动态发展效率分别为0.856、0.974、1.074、1.259,可见,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动态发展效率上升支撑了河北省“四化”效率的总体上升。但是,该省的城镇化、信息化动态发展效率分别下降了24.4%、2.6%,从效率分解中,城镇化发展效率中,技术进步效率、规模效率分别下降15.5%、5.4%,可见城镇化过程中规模不大,科技进步因素不够是城镇化效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信息化发展效率看,技术进步效率、纯技术效率分别4.5%、4.2%,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科技创新动力不够,是信息化发展效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山东省的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动态发展效率分别为1.531、0.979、1.027、1.231,可见,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动态发展效率上升支撑了河北省“四化”效率的总体上升,但是,信息化发展效率下降成为该省“四化”发展效率的短板。从信息化效率分解来看,技术进步效率、规模效率分别下降3.5%、1.7%,可见,山东省科技创新动力不足,且信息化产业发展的规模效益不够是该省信息化产业成为短板的重要因素。

从动态效率下降阶段的省份来,山西省的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动态发展效率分别为0.813、0.962、1.007、1.046,可见,城镇化、信息化发展不足是该省“四化”发展效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从动态分解来看,该省的城镇化动态效率中技术效率、技术进步效率分别下降4.2%、15.2%,可见,该省的城镇化发展效率的技术效率不足,技术进步效率下降幅度较大,城镇化发展的广度与深度不足导致该省城镇化发展效率下降;技术效率下降幅度为5%,导致了该省信息化动态发展效率下降。安徽的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动态发展效率分别为0.807、0.88、0.997、1.142,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发展效率分别下降19.3%、12%、0.3%,仅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上升14.2%,可见,该省“四化”发展效率不高。从效率分解来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效率下降13%,技术效率下降7.3%,其中规模效率7.4%,可见该省城镇化发展的规模不够,在没有技术创新的前提下,发挥城镇化发展的规模效率;信息化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效率下降3.5%,技术效率下降8.8%,其中,纯技术效率下降9.2%,技术进步效率及纯技术效率不足导致该省信息化发展效率下降;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技术效率下降6%,其中,纯技术效率下降7.7%,可见,纯技术效率发展不足,造成了工业化发展效率下降。山西省的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动态发展效率分别为0.858、0.898、0.997、1.121,可见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发展动态效率分别下降14.2%、10.2%、0.3%,仅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上升12.1%,发展情况与安徽类似。从该省“四化”发展要素的分解来看,技术进步效率与规模效率,尤其是技术进步效率下降15.6%是城镇化动态发展效率较低的重要因素;技术效率、技术进步效率、规模效率出现负增长,是信息化动态发展效率较低的关键因素;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的微弱下降导致了工业化动态发展效率微弱下降;技术进步效率的强劲上升是农业现代化发展动态效率上升的关键。可见,扩大城镇化的发展规模,提高信息化、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创新能力,是河南省“四化”发展的关键。

(三)中原经济区“四化”发展协调度评价

基于HR模型,据表1所示的“四化”效率增长划分标准,为了剔除综合效率的影响,对于“四化”效率的测度采取逐年测度的方式进行,下面仅以2011年的测度结果,对中原经济区各省份的“四化”效率增长类型进行分类,如表2所示。

表2 2001—2011年中原经济区各地区“四化”发展协调度评价

整体而言,在2001—2011年间,中原经济区各省份的“四化”发展协调度大部分位居等级3以下,即处在协调且低效增长的阶段,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的“四化”发展协调度相对较好,安徽省的“四化”发展协调度上升较为突出。

从各地的发展情况来看,河南省“四化”发展协调度先后经历了2001—2005年、2005—2009年、2009—2011年三个阶段,“四化”发展协调度起伏较大,大部分时间内该省“四化”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内,但“四化”发展增长速度基本处于无增长或弱增长状态;山东省“四化”发展协调度先后经历了2001—2003年、2003—2007年、2007—2011年三个阶段,大部分时间内该省“四化”处于协调发展的阶段,但是有趋向不协调的势头,“四化”发展增长速度基本处于弱增长的状态;安徽省“四化”发展协调度先后经历了 2001—2004年、2004—2006年、2006—2009年、2009—2011年四个阶段,其中,2004—2006年,该省“四化”发展连续3年处于不协调的状态,自2009年开始,“四化”发展协调度显著提升,该省增长速度基本处于弱增长状态,势头良好;山西省“四化”发展协调度先后经历了2001—2004年、2004—2006年、2006—2009年、2009—2011年四个阶段,其中,自2008年,该省“四化”发展有趋于不协调的趋势,且“四化”发展增长速度基本处于无增长状态;河北省“四化”发展协调度先后经历了2001—2003年、2003—2005年、2005—2007年、2007—2009年、2009—2011年,周期频率是两年,在考察期间内,该省“四化”协调度数值整体较低,自2009年开始,该省“四化”发展有趋于协调的趋势,但“四化”发展增长速度基本处于弱增长的状态。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利用基于DEA—Malquist指数法以及HR协调度测量法,基于中原经济区5个省份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原经济区各个省份“四化”发展效率及协调度,并突出了对河南省的对比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1.从“四化”发展效率来看,从总体上看,中原经济区内各省份“四化”发展动态效率处于上升阶段,中原经济区5省的城镇化、信息化发展动态效率分别下降2.7%、6.1%,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动态效率分别上涨2%、16%。可见,在考察期间内,中原经济区的城镇化、信息化发展处于下降水平,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处于上升水平。

2.从“四化”发展协调度来看,整体而言,在2001—2011年间,中原经济区各省份的“四化”发展协调度大部分位居等级3以下,也即处在协调且低效增长的阶段,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的“四化”发展协调度相对较好,安徽省的“四化”发展协调度上升较为突出。

(二)政策建议

1.扩大城镇化规模,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城镇化规模效应不足,技术进步效率不足是中原经济区各省份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尤其是在河南省、安徽省两省份,为此,必须加大城镇化的发展规模,发挥城镇化建设的规模效应。一方面要加大城镇化发展的资金规模,为城镇化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大城镇化发展的地理规模,不断加大对偏远地区的城镇化建设,通过转移、转置,来提升城镇化建设的广度。此外,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通过技术进步效率来提升城镇化建设的深度,突出表现在“去空心化”,通过产业融合,来提升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具体表现在要以工业化、现代服务业发展为基础,以建设农业现代化建设为支持,不断提高城镇化地区的产业深度。

2.加大工业化、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的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创新不足,是中原经济区各省份工业化、信息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又一突出问题。科技创新是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为此,必须加大科技创新在工业化、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的力度。一方面,要加大科技创新的资金来源,通过股权融资、众筹融资,设立科技创新基金,来孵化科技创新产品,为科技创新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要完善科技创新环境,包括企业发展的政策扶持、人才引进扶持等政策,通过减低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的税收负担,积极引进创新人才,尤其是为科技创新人才提供有利的工作环境,不断优化科技创新的环境。其中,在工业发展较快的省份,如河南省要以建设先进制造业为契机,提升制造业发展的科技创新力度,不断提升工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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