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友刚

（苏州大学哲学系，江苏苏州 215123）

中国道路的历史基础与发展定位

庄友刚

（苏州大学哲学系，江苏苏州 215123）

中国道路；历史基础；发展定位

中国道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种“特色”从根本上是指纵向发展意义上的特色，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完成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工业化发展以及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发展，这也构成了中国道路的历史基础。中国道路反映了在经济相对落后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必然进程，因此，一方面，中国道路显示了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单纯在民族性的意义理解和把握中国道路的内涵，必然遮蔽当代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特征；另一方面，又必须对中国道路的历史发展给予合理的定位，中国道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基础是密切联系的，不能离开这样的历史阶段来理解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之路。从实践上来看，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通过对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苦卓绝的探索而获得的政治结晶，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从理论上来看，中国道路是对当代世界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发展方式的积极探索，是对社会主义理解和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发展。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表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全面把握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深度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对于全面、深刻理解中国道路的内涵与实质，准确把握其历史价值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拟从这一视角来谈谈中国道路的历史基础与发展定位，期待学界的批评和深入的讨论。

一

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概念的时候，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谈论“特色”的？换句话说，“特色”是针对什么状况而言的？这里的“特色”不是指横向比较意义上的特色，不是指国家或民族的差异而造成的特色。在横向比较的意义上，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的发展状况，因而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必然呈现出特殊性，都是带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民族性是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进程中必然呈现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如果在民族特殊性的意义上讲“特色”，那么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一种“特色”的社会主义，苏联有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东欧有东欧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样的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失去了实际的意义，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本来就是特色化的进程，再强调“特色”就只是同义反复而已。这样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特色”就不是横向比较上的特色而是指纵向比较上的差异，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解和把握，是不同于历史上社会主义建设方式的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和论述的社会主义进程，也不同于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建设方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的新探索。

抽象地说，新的世界历史条件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但是，这种原则性的阐释还不足以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要深入理解这一点，还必须回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历史前提。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的全部论述都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之上，即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基础上。资本关系在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上，与以往的社会制度相比具有巨大的优越性，“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因此，在资本条件下经济社会获得了高度发展，资本推动并完成了社会生产进程的工业化，实现了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社会生产力由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超越了资本生产关系框架的极限，由此造就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基础。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实际的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爆发并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现实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前提是，尽管大工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物质基础，但是工业化并未完成，整个社会生产的商品化和社会化的程度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实现现代化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首要急迫任务。

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相比，我国的社会主义建立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基础上，社会进程没有经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这样一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遭遇了当年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未曾预料的历史任务：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成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工业化发展，完成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这造成了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的历史基础。具体来说，这种特殊性表现为相互联系着的三个方面：第一，现实的社会主义尚不能以理想的社会主义——即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那种社会主义——建设方式来进行建设和发展，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为实现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所确立的发展目标，尚不能成为当下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发展目标，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无法直接、充分地完成理想社会主义条件下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因此，尽管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和马、恩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基本性质上具有根本的一致性，但是决不能无差别地等同起来。第二，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首要的急迫任务，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现代化发展，完成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任务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所不会遭遇的任务，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高度的商品化生产已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了。发展任务的特殊性造就了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特色性”。第三，与此相联系，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不仅在任务目标上具有历史的特殊性，而且实现这种带有特殊性的历史任务的具体路径和方式也有特殊的要求。表面上来看，无论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现代化发展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现代化发展，都是完成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现代化的目标和结果是一致的。然而，社会基本制度不是外在于具体发展进程的，相反，对具体发展道路存在着根本的影响和制约。不同的社会制度对于工业化进程、对于生产的商品化和社会化进程有不同的具体要求。比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化发展，通过残酷的殖民掠夺和罪恶的奴隶贸易，早期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积聚了大量财富，获得了工业化必要的资本来源，甚至在工业化初期已经开始向国外投资。而这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业化发展而言显然是不可能的方式。制度的制约性必然使工业化的方式、市场经济建设带有新的特点。因此，发展方式上的特殊要求也造成了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性或“特色性”。

由此可见，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特定的历史前提、历史任务以及对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具体方式的特定要求造就了当代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特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这种特殊性的理论概括和表达，换句话说，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这种特定的前提、任务与要求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实现生产的商品化和社会化这一历史进程相对应的，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理论概括与反映，并对这一历史发展进程给予理论的说明和指导。这样，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视角而言，中国道路在根本上指称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发展道路。理解中国道路不能离开这样的历史阶段和历史前提。

二

中国道路在内涵上既包括对历史任务的概括，又包括对发展方式的表达，同时也暗含着对实现发展的价值取向的要求。就历史任务而言，中国道路意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完成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实现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造就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就发展的方式而言，中国道路意指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化的方式和进路，实现现代化发展要符合社会主义的性质和要求。从实现发展的价值取向来看，中国道路一方面意味着经济社会的进步要服从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意味着社会发展的成就要指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这种特定内涵不仅要求我们要能够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来把握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性，而且要求我们能够对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性给予合理、深入的理解。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不仅在实现方式上而且在具体路径要求上都体现着特殊的路向。这里，我们强调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问题。

首先，中国道路的历史基础在于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社会生产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然而，我们对中国道路的历史特殊性的理解还不能仅限于这样的结论性描述，还必须追问和把握其理论逻辑的基础与历史路径。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2］。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经阶段。因此，对于尚未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没有经历社会生产商品化充分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即使已经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但是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仍然是必须要完成的历史任务。第二，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工业化和现代化是造就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必然路径也是唯一路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3］，以往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大失误即在于忽视和遮蔽了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内涵和要求。而要造就社会主义雄厚的物质基础，对于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来说，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是唯一的根本路径，“大机器工业及其在农业中的推广，是社会主义唯一的经济基础”［4］。换句话说，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言，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第三，实现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进行市场经济建设是根本的历史路径。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社会生产的商品化发展本身意味着必须要发展市场经济。社会生产的商品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同一个内涵的两种表述，指称的是同一个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社会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的历史前提下，资本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仍然有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市场是高效配置资源的一个根本途径。换言之，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状况下，市场经济是推动生产社会化的根本路径。这样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路径上就展现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建设。因此，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必须利用资本、发展资本。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性不仅是指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完成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还在于对实现这一历史发展进程的方式和目标有特殊要求。

第一，实现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发展与社会主义性质要求之间的关系问题。前文已经指出，社会制度不是外在于社会发展进程而是对社会具体发展进程有根本的要求和制约作用。决不能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发展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发展完全等同起来看待而遮蔽社会制度的不同要求。这又包括三个层次的问题：其一，有些发展方式和条件是资本发展所特有的，带有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所必须要避免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原则要求，比如前文所说的工业化必要资本来源方式问题。实际上，这也意味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具有更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其二，有些发展方式和条件尽管不能充分体现但是并不违背社会主义的性质和要求，这样的一些发展特点不仅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可以利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也可以利用。以往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大失误在于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以为凡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具有和利用的发展方式和特点都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都是社会主义发展所不能利用的。其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发展，其最高要求是努力探索既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又能符合并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性质要求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特点。综合这一点来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尽管还必须利用资本、发展资本，但又必须对资本的发展给予必要的引导、规范和限制。把资本发展视为手段还是目标，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发展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差异。

第二，与上一方面的特殊要求相联系，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发展还表现出对发展进程的速度要求。速度要求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内涵性特征。这又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进程需要比历史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进程更快速、更完善。其二，比当下的资本主义即完成工业化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更快、内容更完善。一方面，现实的社会主义建立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基础上，较之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还有较大的发展差距。因此，只有比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程更快速、更完善，才能赶上并超越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主义和理想的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对接起来。另一方面，由于后发展优势，可以充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超越式发展的可能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5］

三

中国道路的历史基础和发展的特定要求决定了中国道路特定的历史使命和历史地位，这不仅意味着通过中国道路的发展要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也要求我们在审视中国道路的时候要具有历史的眼光，全面、合理地看待中国道路的价值和意义。忽视和遮蔽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或是片面夸大中国道路在社会主义整体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无法从根本上给中国道路以合理的发展定位，而合理的发展定位是在实践中引导我们积极、有效行动的理论基础。

合理理解中国道路的发展定位，我们首先要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视角对中国道路探索和形成的总体过程有一个宏观的把握，这种把握尽管还不能清晰而准确地呈现中国道路的发展定位，但是为我们深入合理地理解中国道路的发展定位提供了基本的历史视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论述是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在他们的理论中，关于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式和道路以及社会基本特征的阐释都有一个对他们来说无须赘述的历史前提，即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已经完成并获得了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在建设过程中强调现实的社会主义与马、恩论述的社会主义在根本性质上具有一致性，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传统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忽视了现实的社会主义与理想的社会主义状况在物质技术基础上的差异性，至少没有给这种差异性对于社会实际发展进程的影响以足够充分的认识和评判。这样，在实际的建设进程中就遮蔽和抹杀了现实社会主义在历史基础上的特殊性，片面强调在发展方式和社会特征方面与马、恩的论述保持一致，进而造成了以往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片面性、教条性和僵化性。因此，要通过对以往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失误的反思，既充分肯定现实的社会主义与理想的社会主义在基本性质上的一致性，又充分看到二者在历史基础上的差异性，强调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根据这种特殊的历史基础来探索具体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由此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道路。可以看出，中国道路指称的是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到其物质技术基础达到理想社会主义水平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道路。这一历史进程，无论是在发展方式还是在发展内容上，与理想的社会主义建设相比都表现出特殊性和特色性。而一旦达到理想社会主义的建设水平，原来意义上的“特色”也将消亡。明确了这一点，中国道路的历史意义和发展定位也就清晰可见了，在此，我们着重强调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中国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与民族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道路，当然包括民族性特征，正如前文指出的，中国道路在发展价值取向上包含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民族性特征决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特色”的本质内涵，如果仅仅是在或者主要是在民族发展的意义上理解中国道路、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然遮蔽当代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根本上指称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对社会主义建设所造成的特殊性，是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相对落后条件下特定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历史特点。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道路的内涵就不是特指，不是专指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个别性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而是泛指，指称的是所有在经济相对落后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或地区的共同的普遍的发展道路。这不仅包括当前已经在经济相对落后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也包括其他可能在经济相对落后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正如苏联模式不是苏联独有的发展模式，而是那个历史时代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取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但苏联最先探索并确立这样的发展模式因而以这样的名称来命名。与此相类似，中国道路之所以成为中国道路，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最先探索并确立了这一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这一命名包含着对中国人民贡献的肯定，但其理论内涵决不局限于中国的范围。充分认识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对于深入理解和把握当代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特征具有根本性的价值，换句话说，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与关于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把握在理论逻辑上是根本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内在地包含着对中国道路世界历史意义的肯定。

其次，中国道路的历史基础在于现实社会主义历史前提的特殊性，因此，中国道路面临的根本任务和历史使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完成工业化，实现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使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尽快充实起来，接近并达到理想社会主义的建设要求。这样一来，我们既要充分肯定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但是又不能片面抬高中国道路的历史地位、无限夸大这种意义。第一，中国道路基于社会主义建立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基础上这一历史前提，如果撇开这一历史语境去讨论中国道路在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就会片面放大中国道路的历史意义。对于经济相对落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道路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对于人类社会整体历史发展视角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中国道路只具有特殊的意义，并不是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都必然要采取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第二，中国道路的根本历史使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因而在当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尚不能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为实现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所确立的发展目标为直接的建设目标，中国道路并不以完成理想社会主义条件下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为其直接目标指向。比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就不能把这样的发展任务拉到当代社会作为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任务，这决不是中国道路内涵的应有之义。把未来社会的发展目标作为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目标是对中国道路内涵的重大误读。如果是从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积累条件的意义上来说当代社会主义发展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指向，这在原则上无可厚非，但很容易造成理论上的混乱。按照这样的逻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发展也都是在历史发展的意义上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积累条件，我们能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也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指向呢？第三，中国道路根本上指称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完成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任务所必然采取的建设方式和发展路径，因此，中国道路是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进程密切联系的。这样，关于中国道路的探讨主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问题，解决的是现代化发展的方式和道路问题，而没有探讨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问题，没有回答社会主义终极价值目标实现问题。中国道路指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现代化发展应当以及如何利用资本关系和市场机制，但是尚未解决超越资本的方式和道路问题。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道路的成功尚不能看作是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实现。

总之，对中国道路的发展定位在理论上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明确中国道路的历史基础与发展定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有利于清晰地认识中国道路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信念，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目标更加明确、清楚；另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我们对社会主义终极价值理想的探索与思考，明确发展的方向，从而把社会发展引向一个更为积极的未来。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5 -926页。

［2］［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 10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4］《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页。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Chinese Road

ZHUANG You-g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Suzhou University，Suzhou 215123，China）

Chinese Road；Historical Foundation；Development Orientation

Chinese Road i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feature.This"feature"is fundamentally refers to the sense of vertic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namely，we should complete the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social production，soc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socialism conditions which western countries completed in the capitalist conditions.It also constitutes a historical basis of Chinese road.Chinese road reflects the inevitable processe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relatively backward economy. Therefore，on the one hand，Chinese road shows a great significance in world history，because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ing only from the national significance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Road would cover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socialism inevitably；on the other hand，we should give a reasonabl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for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oad，which，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can not leave this historical stage to understand Chinese roads.

D61

A

2095-5170（2014）06-0083-05

［责任编辑：李文亚］

2014-07-03

本文系苏州大学“东吴学者计划”第三批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专题研究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哲学研究”（项目编号：13WTB027）和中共中央编译局委托课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觉自信的哲学研究”（项目编号：13SQWT01）的研究成果。

庄友刚，男，江苏连云港人，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