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客家先贤邓缵先的廉政观——人口流动视角下的近代客家乡村精英研究<br/>

论客家先贤邓缵先的廉政观——人口流动视角下的近代客家乡村精英研究

2014-04-17何小荣

嘉应学院学报 2014年12期

关键词：大道

何小荣

(嘉应学院教务处，广东梅州 514015)

中华古代传统文化极为看重人品的修养，因而不管是在儒家经典还是道家的著述中，都有关于勤政廉洁的警句。而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底蕴的客家文化，则更加强调个人的道德涵养。所以在近代客家乡村精英中，很多人从小接受客家祠堂教育，熟读儒家经典，深谙其中的精粹。儒家创始人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18-19这里所说的“行大道”，对为官者来说就是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就是要求为官者要志存高远、抱负远大。“民为邦本，本固邦宁。”［2］简言之就是“民为本”，而对为官者来说就是工作上的行动指南，就是要求为官者要坚持执政为民、以人为本，要甘当人民的公仆、群众的孺子牛。“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1］116-119从字面意思看，乾元是创始天地万物亨通的起点，乾卦开始生出万物以最美最利的功能而利于天下，但却不自说所有利天下万物的功绩。但“利天下”对为官者来说，就是政绩上的最大追求，就是要求为官者要坚持克己为公、勤政廉政，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曾用“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概括个人的从政心得，认为自己坚信做人要正、办事要公，才能利国利民。一个想要成大事、想要有所成就的人，要坚持的是以民为本，即以人民的需求为根本，站在百姓的立场上解决人民所需;利天下，而非利己，真正有所成，能有所成的人必是有利于广大人民的，而非为自己的利益所追逐的人。

“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的是汉文化海纳百川的结果，不妨用“老子骑牛行大道，孟子轻君民为本，墨子摩顶利天下”来高度概括其文化渊源。客家作为汉族的一个分支，吸收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故若将“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作为客家先贤邓缵先廉政思想的写照，笔者认为同样精确到位。本文拟借助邓缵先留下的两部史志和三本诗文集①《续修乌苏县志》(1920年)、《叶迪纪程》(1921年)、《叶城县志》(1922年)、《毳庐诗草》(1924年)、《毳庐续吟》(1928年)，得益于黄海棠、邓醒群点校之后于2012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充分借鉴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从三方面予以分析和论证，探索其廉政思想应有的价值及其留给当代的启示。

一、邓缵先立志“行大道”选择戍边

邓缵先从小接受客家文化熏陶，对儒家文明主张的“行大道”深有感悟，因而在自己年过半百之后依然选择远离家乡到边疆任职。1915年7月，47 岁的邓缵先主动要求派往新疆任职，他廉洁从政，勤政为民，是民国时期援疆干部的楷模。他在事关国家分裂、国土安危之际的新疆大动乱中，仍率众守城、抵抗叛军，直至以身殉职。在新疆18年期间，他留下2 部县志、2 部诗集、1 部游记，这些作品都成为研究新疆民国史的珍贵文献;在这18年里他先后出任新疆五个县县长，兢兢业业为新疆各民族服务。他以新疆为家，以各民族为兄弟姐妹，寓博爱于民族平等之中。刚到新疆他就豪情大发，“济世英雄志，边陲路不颇”［3］89，明知一路前往西域边陲肯定千难万险，但他依然抱定济世的英雄壮志。邓缵先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因此，他在寄回紫金老家的书信里明确表示了自己的选择，“天涯风雪夜，客邸忆糟糠。道路犹多梗，归期讵暂忘。”［3］92在远赴西域戍边的路上肯定坎坷不平，所以何时能返回家乡那是不敢想的事情。客家人有“客归故里犹是客，家居四海斯为家”①梅州电视台专题节目《这里是客家》，参见网址http://www.gdmztv.com/zhuanti/zhelishikejia/2013-03-19/70423.html的传统，客家先民传承“刚健奋进、自强不息”的精神，披荆斩棘，辗转迁徙，历经饥饿、疾病、离散、死亡等苦难的威胁，磨练了坚忍不拔的意志，积淀了创新涉险的文化因子。北方汉人南迁之后的迁居地闽粤赣交界区，山多田少，土地贫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生存环境极其艰难。然而，正是大自然的吝啬，铸就了客家人坚忍卓绝的品行和爱乡不恋故土、勇于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

在历史的风云中，客家人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达对民族的挚爱，显示出了强烈的爱国爱家情感。客家文化是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的移民文化，所以它不仅是有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还具有作为移民这一流动群体所具有的文化面貌。客家文化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导的多元性文化。客家人在由中原往南迁徙，再从南方山地向海外拓展的过程中，坚守着中原文化的传统，从“中国南方山中传奇”的客家土楼，到“耕读传家”的人生道德理想，从“敬宗收族”的乡土社会，到“礼仪之邦”的风土人情，无不凸显了客家人血液中流淌着浓厚的中原文化记忆之脉。［4］客家人恪守传统，是因为他们历经漂泊迁徙，需要一种文化象征来凝聚族群的力量，正是这一系列在外人看来传统意味浓厚的民俗文化，成为了客家人识别自己与他人的文化符号，形成了客家族群的文化认同，正是这些独特的民俗文化构成了客家族群的核心，形成了客家族群的自我边界。

1922年春天，邓缵先母亲病危，邓缵先不顾山高水远，盗寇猖獗，日夜兼程赶回故里。冒死归家，已知归途凶险，为什么还要再次出关?再次出关，何时再归?恐怕邓缵先心中难有答案，其家人心中更是无底。在昆仑山下，玉河之畔，远离家乡，年逾花甲的邓缵先思绪万千，在其遗留下来的诗作中，邓缵先流露了自己的心迹:“年逾五十不为老”，“经岁不闻贪吏呼”。落叶归根，是中国人的传统。邓缵先眼看60 岁届满，家人为催促他早日归家，在家乡为他购置了一处寿地，以实现客家人叶落归根的夙愿。邓缵先为此修诗一封，表诉衷肠:“人生宇宙间，百龄如朝露。我年近六十，修短听诸数。即今归泉台，解脱不恋慕。我家粤峤里，青山颇清美。羁宦天一涯，遥隔万余里。家人怜我老，客游应倦矣。寻绎书中意，似促早归田。上寿难幸致，此心当益坚。去处随萍梗，得失付云烟。蚕丝吐未尽，春深蚕不眠。云水致足乐，岁暮鹤知还。生平我与我，往来因自然。迂腐读藏经，贪鄙诚可怜。”［3］24有了“行大道”的人生理想，邓缵先自然不会在意死后葬在何处，也因此卸掉了家庭的顾虑，才能在任上始终廉洁奉公。

邓缵先为什么在47 岁时还愿意选择进疆?为什么63 岁时还出任巴楚县长，而不告老还乡?邓缵先1917年即出任乌苏县知事，1932年出任巴楚县县长，15年中并没有升官进爵。邓缵先既不为情，不为钱，不为色，他究竟为什么?显然，邓缵先的戍边选择，是其立志“行大道”的人生价值观促成的结果。大道之行，则一切为了人民福祉，在当前各级干部身上呈现出来的就必定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风格。“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是对中国传统的仁政爱民思想的继承和发扬。重视依法规范约束权力，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建设，更加关注民生，“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要有“立党为公”的公心，要从“天下为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处理事情。邓缵先在戍边的选择上，不仅充分体现自己行大道的人生价值，还以实际行动展示了当地民众对“行大道”之人的评价。他在卸任叶城知事时，“父老子弟壶浆饯送，十里五里，长亭短亭，至玉河边，犹留恋涕泣”［5］11就是明证。母亲病危，邓缵先不顾一切日夜兼程赶回故里。“壬戍孟夏，故里书来谓垂暮之慈母，每思念乎游子，指随心痛。绪与肠回，乞假言旋，星驰就道。关河迢递，思凄怆以怀归。盗贼纵横，意愤悒而谁语?绕道宁夏，渡囚黄河，夹岸则高山万重，束流则曲碕千丈。独坐皮筏，出没于惊涛骇浪之中，极听悲声，转辗于蝉噪辕啼之际。白日既匿苍波靡涯，身犯魍魉之途，足践无人之境。遂使边心忉?”冒死归家，已知归途凶险，却选择再次出关，因为邓缵先心中立定要“行大道”，就必然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二、邓缵先坚持“民为本”勤于政务

“民为本”是儒家民本思想的一种反映，认为万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治国应以安民、得民作为根本。“民”就是老百姓的意思，与“君”相对。“以民为本”，如果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民为重，君为轻”。《周礼·天官冢宰》记载: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6］85就是说，考察大小官吏的治绩，应包括善、能、敬、正、法、辨等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都特别强调一个“廉”字，并体现了廉政的优先原则。廉政是对从政者提出的基本道德要求，它要求为官从政者应该具备正直、公道、清白、不贪等基本的道德品质。

儒家的“慎独”“学思”“存心养性”等修身方法［7］对邓缵先的影响非常大，邓缵先曾以《吏》为题赋诗:“千古清廉海忠介，高风人颂玉壶冰。”熟读历史的他知道，为官清廉才能千古流芳，玉壶冰清才有后人树碑立传。在昆仑山下，玉河之畔，远离家乡，年逾花甲的邓缵先曾作诗:“人生修短皆有数，忧喜机缘难预虑。人何世能鸾鹤栖，世何人能金石固。侈心欲觅长生诀，服食多为药物误。年逾五十不为老，比邻结昏媾枌榆。薄田三亩宅一区，溴粮无储乐有余。借问荒碛胡为乐?经岁不闻贪吏呼。”坚持以民为本，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头，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为私心所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惑，才能从精神源头上杜绝官员的腐败观念。对于仕途，邓缵先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当友人罢任心情低落时，邓缵先赠诗劝导，“弥年簪组束，解任意安舒。厚禄原无愧，荣恩况未疏。从容良夜酒，慰藉故人书。得失寻常事，枌榆有里闾。”［3］94邓缵先在代理乌苏县知事任上，曾写诗寄给老师蓝湘眉，以“夙荷师承须洁己，冰渊心迹一尘无”［8］108为自己的座右铭，时刻告诫自己要廉洁。

1920年，邓缵先出任叶城县知事，当时有坎巨提边民越界种植，与边民发生水源争执，邓缵先奉命到边境视察。由叶城进入喀喇昆仑山的道路十分险要，有人以天寒路险为由，劝告知事邓缵先不要轻身前往边卡。邓缵先正义凛然地答曰:“危险者境也，处境者心也，常存此处处有危机之心，则恐惧修省，自可转危为安;常存此时时有险象之心，则思患豫防自能履险如夷。况该处并非人迹所不能到者，何虑焉。”有人说前官员从未到过边卡，邓再答曰:“此卡既为中国土地，主权所在，任得任听坎人越界偷种。此次我为实地查勘而来，不能半途而止也。”邓缵先作为一个政治家，应系国计民生于胸间，对民族生存的空间当仁不让，寸土必争。从邓缵先的胸怀中，不仅可品读出父母官的权限，更可品读出父母官的责任。“疆界如何?曰:玉山资保障，星峡固边陲。险阻如何?曰:保邦非特险，谋国不忘危。边防如何?曰:竟误鸿沟割，须防虎视耽。善后何策?曰:羊亡牢可补，牛壮牧应求。”［5］85邓缵先细致的记录，为日后国家的领土争端提供了铁的事实，这的确需要利天下的前瞻性。疆界巩固，边防安危，排除险阻，善后有策，这正是邓缵先“利天下”精神的具体体现。

民为本就是要求为官者要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邓缵先勤政爱民且善文工诗，观察记写了不少有关当地的风土人情，其中一则云:乌苏“县户民大半朴愚，一家数口能耕者不过一二，自是受吃烟之害，缠民耐苦性质较优于汉人，自是不吃烟之效，如有荒地可垦，不仿安插缠民……可将缠回分别安插，不必全行安插汉人，以至地多人少，日久又致荒芜。”邓缵先曾赋《乌苏县斋书事》诗:“县门遥对雪山斜，近郭田畴数十家。深碛泉肥宜绿芋，边城人瘦比黄花。村连稗稏牛羊健，俗勤耕畲鼓笛譁。佳士不来春欲去，聊驱蹇马问桑麻。”那时的乌苏还是一片待垦的荒地，人烟稀少，房屋数十家，县衙可遥望巍峨的天山。天山脚下，流泉沃土，牛肥羊健，鼓笛相和。春耕时节，邓缵先骑着毛驴，到乡间察看桑麻，督导农事。这些小事在内地似乎不足挂齿，但在环境生态险恶的边疆，则非普通官吏所能持之以恒的事情。

从现实看，民为本就是要求为官者要心系百姓，坚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多办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之实事，帮助老百姓实实在在抓好生产、搞好生活，切实改善民生。治疆重在治民，治民必先治吏。吏治清廉，社会自安;反之亦然，吏治朽坏，社会自乱。［9］邓缵先喜与琴书作伴，虔诚书本，敬畏文章，秉笔著书，寒暑不辍其中很多诗句就表达了他淡泊明志的作风，“好游寄踪千仞山，嗜饮失德杯盘间。习弈阵图空白战，苦吟雪月凋朱颜。凝滞物情皆有累，从容讽咏平生志。明知小技陋雕虫，陡觉清词悲执骥。富贵难期春梦消，神仙妻处秋风高。”［8］117很显然，邓缵先从小深受客家文化的熏陶，懂得以民为本、志在安民与富民的治边策略，最终是要以利天下为其治边方略。

三、邓缵先奉行“利天下”的治边方略

在中国古代先贤中，“墨子好学而博”［10］，认为人的最高境界是“摩顶放踵以利天下”［11］，并且是个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救民于水火中的大好人。孟子对他这种士志于道的精神十分赞扬，“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12］。

廉政建设的社会基础要求利民、富民的“治民”政策。客家传统义利观从政治管理的角度出发，强调国家的管理必须以利民、富民为前提。这种观点认为民为邦本，有民才有国家;民安则国安，民富则国富。勤政为民的理论前提是“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民为邦本就是要重民、爱民，同时要富民、教民。邓缵先曾在诗文中反复表明自己的治边理念，“抚绥民族屯田策，安集边陲教稼功”。［3］103在民为邦本思想前提指导下，要求为政者发挥官德修养，以实际的行政能力来施政，把前述思想变为现实，同时保证行政的效率。勤政为民的重要保障是廉洁奉公，廉洁奉公为勤政为民提供道德前提和重要保障。［13］要想勤政为民，首先要有一心为公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操，才能胸怀天下、勤勉为政，不为一己私利所动摇。邓缵先是一位把整个生命献给了新疆边塞的客家人，一位为维护国家尊严与领土完整的戍边义士，一位终身以正直、廉洁持身、外圆内方的政府官员，一位笔耕不缀、苦心编修的方志学者，一位把一生的激情、壮志与诗心融汇于上千诗文中的诗人。［14］18他以他的功业，他的一生，他整个的生命，证实了利天下的人生志向。邓缵先以“治国安邦平天下”为己任，最终用自身的鲜血染红了万里边陲。邓缵先用“半生多感慨，一死竟从容。浩气霄冲鹤，英魂剑化龙”［15］的豪放诗句，表达了个人无悔于毕生治理边疆的选择。邓缵先清明廉政、爱民如子，为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祖国领土统一做出了杰出贡献。邓缵先是内地援疆干部的典范，邓缵先的事迹对于稳固边疆、治理边疆、繁荣边疆都有示范意义。［14］18在邓缵先扎根边疆的18年中，他和各族百姓亲密无间，每当他调任其他县市，全城百姓十里相送，含泪告别。他经常不辞辛劳地骑马巡边，并写作了一本《戍边日记》。在1962年中印边境之争时，这本《巡边日记》成为重要的史料依据。

邓缵先所著的《调查八扎达拉卡边界屯务暨沿途情形日记》，在1962年中印边境谈判中，外交部专家以其巡边报告作为两国领土之争的重要依据。国家领土是民族的生存空间。领土不能做交易，花钱也买不来。40 多年后，邓缵先保境安民的作用彰显出来，诚可谓“以文载史、以史保土”。［14］326利天下就是要求为官者要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用在抓落实、办实事上，就是要规划好一座城市、发展好一个产业、建好一个新村。就是要求为官者不得官商勾结、争当裸官，不得坐吃山空、不求进取，不得劳民伤财、为己谋私。要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经常深入基层，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要倾听群众呼声，增强服务意识。谦虚谨慎、勤勤恳恳、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服务，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使他们深切感受到党的关心和温暖。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多做深入的调查，倾听基层呼声，摸清情况，找准问题，把握难点，研究制定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

要实现民族复兴，首先要扫除因私害公的风气，建设为公忘私的精神;其次要铲除敷衍、应付和虚伪的风气，建设忠于所事、忠于职责的精神;第三，要铲除互相推诿、互相责难的风气，养成任劳、任怨、任咎的精神;第四，要铲除冷淡的心理，养成狂热的风气;第五，要铲除个人自由的风气，养成严守纪律的精神;第六，要铲除卑鄙贪污的恶习，树立尚名节、重廉耻的风气。［16］正如后人给予戍边客家先贤邓缵先的评价那样，“树伟业，一介书生;胸怀天下，仕子心;念民生之多艰，肝脑涂地。事亲躬，启民智;边疆富，乐道安贫，白屋民居证清廉”。［5］99邓缵先作为文职官员，能在边疆地区亲历亲为，重视边疆地区民族的生计，无疑是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廉政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义利之辨，就是如何处理道义与利益之间的关系。邓缵先家乡的大夫祠门楹上有幅对联:“祖德孙谋垂世世，国恩家庆自年年”，正好折射出邓缵先“利天下”的思想动力，而这也正是当前我们研究和学习邓缵先廉政思想的价值所在。

四、余论:邓缵先廉政观的当代价值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客家族群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以华侨和通过科举获取功名的乡村精英更为突出。从人口流动的视角分析这两大类人群，可以回溯到客家传统文化的根基，从而寻找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邓缵先做官的目的是“经岁不闻贪吏呼”，要的是后人记住他一生清廉的形象。邓缵先虽然没有给后裔留下丰富的物质财富，甚至连家乡的故居也已破烂不堪，但其可贵的精神却被后人广为传颂。我们从邓缵先身上读到的廉政治边思想，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儒家精神的发扬光大，与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一脉相承的。社会的长治久安，需要清正廉洁的官吏，邓缵先从自己做起，舍小家为大家，以百姓疾苦福祉为重，却以家中父母妻儿为轻，如此远大的志向和博大的胸怀，完全可用“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来评价。邓缵先毕生追求公平正义、政治清明、民众幸福。“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集中抒发了邓缵先以民为本、以天下为己任，不辱使命的政治情怀。“行大道”是“民为本、利天下”的逻辑起点，既蕴涵了邓缵先对未来的严肃思考，又体现出了个人的坚毅、睿智、博大而又切实的个人担当。“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传达出了他对做人做事的深邃思考，对勤政为民的执著追求。今天，我们研究邓缵先，就是要让邓缵先的廉政思想在干部心中成为一座丰碑。不言而喻，邓缵先戍边为国行大道、廉洁勤政民为本、铸剑为犁利天下的边政思想，是其留给当代的宝贵精神遗产，具有很高的价值，完全可以作为当前各级干部落实“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实用参照物，为当前政府公职人员纠正奢华浪费之风提供一门利器。

［1］彭林.《周礼》主题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李学勤.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65.

［3］邓缵先.毳庐续吟［M］.黄海棠，邓醒群，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4］张恩庭.宁化祠堂大观［M］.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12:8-9.

［5］邓缵先.叶迪纪程［M］.黄海棠，邓醒群，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6］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标点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85.

［7］王新山，梅倩.儒家廉政思想及其现代价值［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1(4):51-56.

［8］邓缵先.毳庐诗草三编［M］.黄海棠，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9］崔保新.新疆一九一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3.

［10］王世舜.庄子注译［M］.济南:齐鲁书社，1998:28-29.

［11］吴毓江，孙启治.墨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3:135-138.

［12］李学勤.孟子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8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