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文昌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吕留良 （1629-1683），字庄生，号东庄，又名光轮，字用晦，号晚村，浙江崇德 （今桐乡市崇福镇）人。吕子为遗腹子，抚于兄嫂。他既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著名学者，又是诗人、名医和诗文评选家、出版家。黄宗羲 （1610-1695），字德冰，又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为梨洲先生，浙江绍兴府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 （今余姚市明伟乡浦口村）人。黄子学博识广，著述丰富，名重当时，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开创了著名的浙东学派，对后代学术影响极为深远。

一、吕、黄交往的思想基础

黄宗羲长吕留19岁，二人成为知己，可谓莫逆之交。黄吕皆为明代遗民，曾从事武装抗清斗争，又同好学问，这些都成为二人交往的有利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二人都主张严防夷夏之辨，治学须根本六经，光复三代之治，是为其相交的思想基础。

吕、黄成为知交首先缘于彼此的相互欣赏和钦慕。吕留良在未与黄宗羲谋面之前，就对黄氏兄弟推重之至。留良谓，“当崇祯间，晦木兄弟三人以忠端公后，又皆负奇博学，东林前辈皆加敬礼，所与游者，负重名，如梅朗三、刘伯宗、沈昆铜、吴次尾、沈眉生、陆文虎、万履安、王玄趾、魏子一者，离离不数人，天下咸慕重之。一二新进名士，欲游其门不可得，至有被谩骂去者”［1］152，钦慕与敬畏之情充满字里行间，以至于当黄宗炎和高旦中把黄宗羲介绍给他认识的时候，吕子竟然不敢与之为友。是时，黄太冲声名炽热，所交皆是名流高士，非一般布衣所可攀交。后在黄晦木和高旦中极力要求下，且各赠佳砚，留良方才应允。对此，留良记载道:“己亥，遇余姚黄晦木。……谓予曰:‘予兄及弟，子所知也，有鄞高旦中，此非天下之友，而予兄弟之友也。’戊子遂与旦中来。其秋太冲先生亦以晦木言会予于孤山。晦木、旦中曰:‘何如？’太冲曰:‘斯可以！’予谢不敢为友。固命之，因各以砚赠予，从予嗜也。其砚有出自梅朗三、陆文虎、万履安者，其人虽已古，然繇三子之交而追之，或冥漠所不拒。……予又幸其友之足尚也。因以 ‘友砚’名吾堂。”［1］152-153从中可知，黄宗羲与吕留良结识，缘于黄宗炎和高旦中的牵线撮合，吕、黄于顺治十七年 （1660）相会于杭州之孤山，是为二人的初次交往。太冲对留良亦激赏不已，是以宗炎一经介绍，便爽快答应了。与留良结交后，黄宗羲很珍重与吕留良之间的友谊，不久就赠予其一枚名贵的八角砚。吕留良在 《八角砚》提及此事:“余姚黄太冲名宗羲所赠也。太冲诗云:‘一砚龙尾从西士，传之郎三传之我。砚台澒洞风尘中，留之文虎以姑且。十年流转归雪交，之乱存亡泪堪把。’未几失去，又十一年而复得之，遂以见赠。”［1］153此砚辗转多人，最终落到太冲手上，而太冲又割爱赠友，足见其何等珍惜二人友谊。

吕、黄皆为明代遗民，都曾从事武装抗清，且主张严防夷夏之辨的民族思想，是为二人相交的思想基础之一。留良17岁时参加了武装抗清的斗争，徐鼒在 《小腆纪传》中述及此事。尔后吕子 《祭董雨舟文》亦提及这段经历，云 “忆年十七，追逐乱始。余毁厥家，公妙颊齿。经营岩泽，联络首尾。尘扇所及，如潮赴海”［1］175，详述当时在野抗清武装驻扎于岩泽，自己兼联络员的角色。此事亦可见诸 “忆我乙酉避乱初，全身持向万山弃”［1］342-343和 “昔我避乱初，小筑公山侧”［1］317之句。张符骧在 《吕晚村先生事状》谓:“甲申三月，闯贼李自成陷北京，烈皇帝殉社稷。先生闻之，号恸几绝。……因散万金之家以结客，往来铜炉石镜间，窜伏林莽，常数日不一食，事竟不就，其详亦不可得闻。”［2］76所述即指吕子武装抗清的经历。武装抗清失败后，吕子坚守民族气节，绝意仕清，即使应诸生，实属被迫，后清廷有博学宏词科和山林隐逸之举，吕子力推不就。除了坚持不合作的策略外，还通过评选八股文宣传严防夷夏之辨的民族思想。黄宗羲亦曾从事抗清斗争，并因此拒捕逃亡，后来反清立场虽有所软化，周旋于官宦之流，但终究未仕清廷，捍卫了遗民气节。吕、黄二人在严防夷夏之辨的民族思想上的趋同，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二者结交的距离。

吕、黄二人皆渴望光复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这成为他们相交的又一思想基础。太冲有诗 《寄友人》赠留良:“书来相订读书期，不是吾侪太好奇。三代之治真可复，七篇以外岂无为。虽然鼠穴车轮碍，肯放高檐帽样卑。一个乾坤双著脚，风风雨雨不能吹。”［3］642太冲鼓励留良，云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可以实现，且谓 《明夷待访录》不是好发奇论，除了吕子心仪的孟子七篇外，自己 “重视践履，经世致用”之哲学，也可光复三代儒圣大治，并表示自己愿为实现这个理想而无惧一切阻挡。留良对此予以赞同，赋诗 《次韵答太冲见寄》复太冲，有 “知交砥砺还坚忍”［1］349之句共勉彼此，为实现共同理想一起迎难而上。

吕、黄拜交的另一思想基础便是二人翕然宗经的治学思想。张履祥在 《与吕用晦》自述学术思想:“平生拙学，不敢自掩，惟是笃信儒先。以 《小学》《近思录》为 《四书》《六经》之户牖阶梯，而吾人立身为学，苟不从此取途发轫，虽有高才轶节焜耀当世揆以圣贤所示之极，则终有偏颇驳杂之嫌，未足与于登堂入室之林者也。”［5］194吕子在回信中对此表示赞同，曰:“今读手札，所教正学渊源，漆灯如炬，又自喜瓦声叶响，上应黄钟，志趣益坚，已荷鞭策不小矣。”［1］9吕子欣同张氏宗经的治学思想。吕子宗经的治学思想，亦可见之姚琏 《杨园训门人语》一文，其谓:“三月四日，同兄往力行堂候先生。吕先生见赐 《朱子遗书》一册，先生曰:‘吕先生所刻遗书四种，最救时急务，有益学者。而 《近思录》，某谓治经之阶梯，尤不可不熟复深造也。某平生用力 《小学》、《近思录》为多，稍有得益，亦在于此。故有志学者，必举此二书相勉也。’”［4］1473从中可知，吕子所刻朱子遗书全为经书，并向门人指出治经的具体学术路径。太冲治学亦宗经，反对空疏浅学、游谈无根，其有 “学问必以六经为根柢，游腹空谈，终无捞摸”［5］35之言可证。

二、吕、黄的交往活动及其特点

吕、黄的交往活动非常广泛，囊括诗酒唱和、编著论学、访友谒墓几个方面，呈现出偏向文学和学术的特点。

吕、黄正式结交后，吕留良就致书太冲，切期与之交往。顺治十七年 （1660）十月，黄宗羲自庐山游归崇德，吕留良赋诗二首以赠太冲:“山烟海雾事可成，头白归来气未平。党籍还憎吾子在，诗文偏喜外人争。乱云瀑布寻书院，细雨轻帆过旧京。此去茅檐休冻死，留将笔舌扫妖枪。”［1］331太冲尝抗清未果，其东林党人的身份，仍遭阉党余绪憎恨，好与人论争诗文，末句调侃太冲，可见二人友谊更进了一步。吕又赋有 “绝学今时已荡然，与君一一论真诠。神宗以后难为史，刘子之徒早失传。洛下久忘加倍算，灯前细注五宗禅。闭门正有商量在，春水逍遥江上船。”［1］331吕与黄相识不久，就期待与黄氏论学，言神宗以后社会动荡，政权几经更迭，历史难以书写，并述黄氏精通算术，旁通杂学禅宗。可见对黄了解渐趋深入。吕子以诗文为媒介会友太冲，这种交往无疑带有文学的色彩。

吕、黄诸友尝诗酒唱和于吕子之水生草堂。康熙二年 （1663）四月，太冲应吕子之请，坐馆吕家梅花阁，授业传道吕子的子侄们，并与留良、旦中、吴之振吴自牧叔侄诗酒唱和。黄炳垕 《黄宗羲年谱》云:“二年癸卯，四月至语溪，馆吕氏梅花阁，有 《水生草堂唱和诗》。”［4］32于此可见当时他们的唱和活动。留良亦有文记录这次聚会唱和情形，其曰:“癸卯春夏，予与太冲、旦中坐水生草堂与孟举、自牧诸子唱和甚乐”［1］155。是时，吕、黄诸好友书生意气正浓，皆负气使才，相互酬唱，在所难免。黄太冲赋有 《自梅花阁迁水生草堂次韵》，亦记录了其在吕家的坐馆、夜话、游玩、唱和和论学情景，其中黄与吕还讨论政治理想，其主张离经叛道，是以他只能 “把茅万壑久无邻”［3］641。留良亦有 《夏日集水生草堂限韵》，言及与太冲纵酒欢歌于草堂。吕、黄诸人的酬唱活动，具有一般文人交往所具有的文学特点。此间，吕、黄诸友还一同赏画赋诗，各竞风流。是时，吕子拿出宝画 《辋川图》，请诸友观赏，后吕、黄、高、吴各赋诗抒怀。吴之振有 《集饮水生草堂限韵》和 《再咏辋川图次韵》二首。黄宗羲作 《宋石门画辋川图》，感叹石门名扬于辋川图。吕子赋 《看宋石门画辋川图依太冲韵》，表示欲售宝图而买名山。康熙三年 （1664）二月，太冲、宗炎和旦中至崇德，又诗酒唱和，黄宗羲有诗道及此次唱和情景:“去年曾此度端阳，唱和盈编号草堂。径转暂添新竹柏，水痕犹记旧池塘。阄题小纸三分润，劝酒天星数丈长。胜事永和相较量，座中无有不成章。”［3］643太冲和诸友酬唱，以 “阳”字发端联想，追忆前一年春夏诸友聚会唱和水生草堂情景，嘉赞同仁才华横溢，兼述是夜彗星突现的天文奇观。他们以诗文方式来表达沟通，唱和活动染上了文学的色彩。

吕、黄曾一起编著论学。康熙二年 （1663）四月，吕、黄同时参与编选 《宋诗钞》。黄炳垕 《黄宗羲年谱》云:“吴孟举暨犹子自牧读书水生草堂，与公联床分檠，共选 《宋诗钞》。”［4］32可见，黄宗羲亦参与了 《宋诗钞》的编选工作。吴之振 《宋诗钞·凡例》亦言及吕留良、高旦中、黄宗羲和自己叔侄编选 《宋诗钞》的情景，并称赞 “搜讨勘订，诸公之功居多焉”［6］7。《宋诗钞》最后由吴之振在吕、黄等人工作的基础上完成。是年五月，太冲以弟宗会病东归后，吕子致书邀请太冲来年坐馆，太冲亦有赠诗 《寄友人》，其中有 “三代之治真可复，七篇以外岂无为”［3］642的诗句。可知，太冲坐馆吕家，授业之余，亦与吕子讨论政治问题。此间，吕子撰有 《四书讲义》，黄子著述 《明夷待访录》，二人交论政治，相互了解渐深，友谊亦趋厚。关于吕、黄二人的论学著述，钱穆先生在 《黄梨洲》亦道及，言:“《待访录》成于康熙壬寅、癸卯间，而癸卯梨洲至语溪，馆于晚村家。盖当时交游议论之所及，必有至于是者。故梨洲著之于 《待访录》，而晚村则见之 《四书讲义》。其后三年丙午，晚村则决意弃诸生，不复应试。然则此数年间，梨洲、晚村之交谊，其思想议论之互为助益，必甚大矣。”［7］84太冲坐馆吕家三年间，吕、黄二人的思想切磋，洵然有助其友谊之增进。他们著述论学，属于深层次的思想交流，这种交往具有偏向学术的特点。

吕、黄等友人曾同拜访董雨舟。高斗魁 《同人过西锦董雨舟》忆及同人受到雨舟的热情招待，有“有客到门只数子，点饧移具急更茶”［2］125之句可证。留良也有诗文记载访友一事，其在 《过西锦董雨舟次太冲韵》谓访友途中偶遇阵雨，导致水涨草浮，淹没沙路，行走艰难，是以有 “雨长茭蒲没浅沙，推蓬直到故人家”［1］339之句。吕、黄与雨舟皆是得意之友，且吕子是雨舟之子载臣的老师，因此往来频繁，相处甚欢。

吕留良、黄太冲、高斗魁、吴孟举至常熟，探疾钱谦益，太冲还为虞山写了三篇文章。黄炳垕《黄宗羲年谱》:“三年甲辰，二月同弟晦木公携高旦中之语溪。四月杪益以吕用晦、吴孟举同至常熟，适虞山病革，一见即以丧事相托。公未之答，虞山言:‘顾盐台求文三篇，润笔千金。使人代草，不合我意，知非兄不可。’即导公入室，反锁于外，公急欲出，二鼓而毕，虞山扣手称谢。”［4］32可见此事。吕、黄诸友探疾钱氏，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钱牧斋是明代遗民，文坛盟主；第二，牡斋倡导宋诗，与吕、黄诸友同宗宋诗主张相呼应；第三，钱氏绛云楼藏书丰富，他们有向钱氏访书借书的打算，以便 《宋诗钞》的编选。

康熙四年 （1665）留良同黄宗羲、宗炎、吴之振、尔尧、万斯选谒辅广墓。黄炳垕 《黄宗羲年谱》:“四年乙巳，公年五十六岁，公之语溪同晦木公暨万子公择，登龙山拜辅潜庵先生墓，议重为立碑。”［4］33可证此事。辅潜庵先生，乃朱门弟子，公认真儒，却无传记，为使之垂名后世，吕、黄诸友考虑重新为之立碑。太冲于此有诗 “弟子朱门无列传，凭谁好事托斯文”［3］643可证之。吕子笃信程朱理学，对理学前辈辅广先生十分推重，感叹当世冷对真儒，其在 《同德冰晦木孟举自牧谒辅潜庵先生墓》言及六好友一起瞻仰理学真儒，亦有匡扶儒道之考量。是年，太冲又接连惊闻好友亲人相继谢世，感慨万千，赋有 《八哀诗》，留良为之作跋。吕著 《跋八哀诗历后》认为太冲所哭八人 “是皆宜哭，不当以识不识异”［1］161。黄作吕跋，和应相随，二人友谊又进一步矣。吕、黄拜访董雨舟，探疾钱谦益，瞻仰真儒，既伴有文学唱和活动，又有挽救儒道的实践，他们的访友谒墓带有文学和学术的特点。

三、吕、黄二人友谊破裂的原因

随着交往的深入，吕、黄二人的矛盾逐渐显现并渐趋扩大加深，二人的交往也由亲至疏，最终友谊破裂，而这缘于二人哲学思想、学术主张和出处态度的差异。吕、黄友谊裂痕开始显现，缘于康熙五年 （1666）二人共同购买祁氏澹生堂藏书一事。关于购书一事有好几种说法，吕、黄孰是孰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以评断。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这次购书风波后，吕、黄二人友谊开始出现裂痕，关系渐疏，可证有二:第一，次年，太冲不复馆吕子家，坐馆姜希辙家；第二，吕子在 《后耦耕诗》感叹 “故交疏索尤相惜，旧学孤危转自哀。白石肯从修竹老，玉山终傍铁崖开”［1］367-368，承认与太冲疏远之事实。

论刻太冲老师刘宗周 《遗书》一事亦是吕、黄友谊破裂的一大原因。此次纷争看似是二人刻书认真态度的差异，本质上是他们哲学思想的相左。吕、黄因刻书产生分歧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黄子受金不刻，吕子很生气。沈冰壶 《黄梨洲先生传》:“晚村欲刻刘蕺山遗书，致刻费三百金。先生受金不刻，而嗾姜定庵刻之，坿晚村名于后。晚村愠先生甚。”［2］159-160所述指此事。二是因为太冲未经吕子同意，便将其名字附于书后，有蒙蔽吕子书为己刻之嫌，而吕子深知自己未参与遗书校订，恐其编刻疏忽，与原稿有出入，败坏自己多年出版名声，扭曲圣人原旨，便致书姜复高，询问刻书质量如何，且告之原委。留良 《复姜汝高书》:“去岁委刻念台先生遗书，其裁订则太冲任之；而磨对则太冲之门人，此事之功臣也。若弟者，因家中有宋诗之刻，与刻工稍习，太冲令计工之良窳，值之多寡已耳，初未尝读其书，今每卷之末，必列贱名，于心窃有所未安。……若校为磨对之名，则万公择独任者，偶一及之；而某未尝磨对者，反每卷数见，尤所不安也。因其时太冲爱弟过厚，不觉其失耳。至小儿公忠，则并无计工之劳，岂以其受业太冲门下故亦滥及耶？”［1］40于此可证。太冲感情用事，随意署名，吕子坚决反对。此次分歧涉及二人刻书认真态度的不同，其实缘于二人哲学思想的差异。吕子服膺程朱理学，主张格物致知，非常关注事物的一举一动，以求其规律，带有唯物论色彩，是以吕子做事极为认真细致，力求客观。太冲笃信阳明心学，认为 “盈天地者皆心”，具有唯心主义倾向，导致太冲有时较主观，做事难免随意。其实在吕、黄因含山泉引起的诗争中，就已显露出二人哲学思想的龃龉。是时，吕子有 “不煮江西生草子，此泉只配享徽州”［1］341之句反击太冲，直接指出太冲不能欣赏含山泉，因为其没有程朱理学之根柢，言下之意即指太冲误入余姚阳明心学，而己宗正徽州 （江西婺源）朱熹理学，是以能识含山泉之美。从表面看，吕、黄诗争是一般的文人意气之争，其实是不同哲学思想的交锋，这也为吕、黄友谊的破裂埋下伏笔。

吕、黄出处态度的不同导致二人友谊裂痕扩大。康熙六年 （1667），太冲不复馆吕子家，迁馆清朝官员姜希辙家，此见诸黄炳垕 《黄宗羲年谱》记载:“九月，公与同门友姜定庵、张奠夫两先生复为讲会。”［4］34留良刚弃诸生不久，太冲就迁馆官宦之家，吕子深感太冲背叛自己，怒作 《问燕》《答燕》，把太冲比作朝三暮四的燕子，并以燕子的口吻自答，痛斥太冲嫌贫爱富，趋炎附势，中伤旧主，德行扫地。吕子亦有文提及，云 “有故人诬诋余于现者之家”，便指太冲在新主官宦之家诋毁自己。陆陇其 《三鱼堂日记》:“癸卯十一月二十三日:公酌。……季野云:‘东庄所以怨梨洲者，以梨洲曾有书数其失。’”［2］158即指太冲阿谀新主中伤旧主之过。留良 《复裁之兄》:“弟已不愿向世间疏明本末，因吾兄知之深，屡荷远念，故纵言及之耳，不足为他人道也。”［1］42吕子不愿再提与太冲之间的是非了，可能是不想把自己与太冲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仍留有挽救余地。后吕子又致书太冲，欲弄清太冲有信缘何不寄给自己。吕子 《与黄太冲书》道，“余自越中来者，辄言太冲有 《与吕用晦书》，淋漓切直，不愧良友。而某竟未见之，何也？”［1］39可证之。吕子明白太冲绝交意图后，要求太冲归还书籍，云:“外明人选本及宋元明文集，《易象》廿本，《詹氏小辨》一本，《攻媿集》三本，又 《韩信同集》、《金华先民传》，俱望简发，天涯瞻奉，临书惘然。”［1］39-40可见吕、黄二人关系的确紧张。吕子卒后十年，康熙三十二年 （1693），黄宗羲为吕懿绪诗集题词，也道出了与吕子分道扬镳的真正原因，即出处态度不同。太冲 《吕胜千诗集题词》:“是后出处参差，而语溪之友，诗文亦无相及者。”［2］329由此可见二人决裂原因。吕子弃诸生后，出处行藏更为严明，绝仕态度异常坚决，而太冲反清立场逐渐软化，虽不仕清，但公开讲学于证人书院，一心名利，往来于官宦之家，二人形同陌路，亦在情理之中。

吕、黄二人友谊的最终决裂缘于高旦中的墓志铭之争，而这根源于二人学术主张的不同。康熙九年 （1670）五月，旦中仙逝。太冲为旦中撰写墓志铭，讥旦中救人，非凭其术，乃通人情，富市侩气，并贬医为末技，云其 “方技龌龊”“身名就剥”。纵观全文，称美无几，而显恶实多。吕子视其文，认为满篇诋毁，主张 “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1］202，并阻止旦中子弟砻石把太冲作的墓志铭刻在碑上。后吕子又在 《质亡集小序》再次责怪太冲，言:“而诟声至今未息。真可怪！可痛！”［1］269吕、黄此次论争实际上缘于二人不同的文学观点和学术主张。太冲认为，铭同史，史有褒贬，铭应有憎恶，两者皆要绳之事实，合乎客观。太冲致书李邺嗣、陈锡嘏，讨论旦中墓志铭，表明了铭史同体的学术主张，其 《与李杲堂陈介眉书》:“夫铭者，史之类也，史有褒贬，铭则应其子孙之请，不主褒贬。而其人行应铭法则铭之，其人行不应铭法则不铭。是亦褒贬寓于其间。”［2］195可证之。吕子作 《与魏方公书》反驳太冲，并宣示自己的文学观点，主张 “凡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原与史法不同”［1］43，并且具体分析太冲 《高旦中墓志铭》的诸多失实之处，指出太冲主张的前后矛盾，称其乃诡论也。是后，吕、黄往来渐少，以致绝交。

吕、黄由于相互认可走在一起，成为莫逆之交，留下一段诤友佳话。但随着交往的深入，他们原有的矛盾逐一显现，渐趋扩大加深，最终导致二人友谊破裂，的确引人深思。吕、黄二人的交往活动具有明显的偏向文学和学术的特点，考察他们的交往始末，亦可窥见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状态、学术主张和哲学思想，以期对研究他们二人的文学的学人有所裨益。

［1］吕留良.吕留良诗文集 ［M］.桐乡市吕留良研究会，整理.徐正，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2］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 ［M］.北京:中华书局，2003.

［3］黄宗羲，全祖望辑 ［M］／／南雷诗历五卷: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 ［M］.陈祖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5］黄炳垕.黄宗羲年谱 ［M］.王政尧，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

［6］吴之振，顾廷龙.宋诗钞 ［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