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巍,张正光

(1.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教学部,安徽 芜湖 241000; 2.安徽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一、《新青年》传播唯物史观的概况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趋向日益明显。正如张静如先生所言,“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唯物史观成为被首先介绍的内容”[1]。同样,《新青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唯物史观也是首先被介绍的内容。1917年,《新青年》五卷五号上发表的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文章,这只是他对十月革命后一战胜利时局的认识,具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萌芽,但并没有正式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1919年5月六卷五号的“马克思主义专号”才开始有正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唯物史观的介绍在这一号7篇相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占了5篇,可以说《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开始的。在我国早期唯物史观的传播中,《新青年》上的作者呈现出不同的政治立场,他们大多将其视为一种新思潮进行传播,并非都是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在传播者中既有从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具备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也有国民党人士施存统、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人。他们对唯物史观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传播初期注重解释唯物史观是什么,继而阐发对唯物史观的看法,包括自述或转引与唯物史观相关的评价,并逐渐将唯物史观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加以应用。可以说《新青年》传播唯物史观经历了“是什么”——“怎么样”——“如何用”的过程,较为清晰地展现了唯物史观在我国早期的传播脉络。

二、《新青年》对唯物史观的内涵所进行的阐释

《新青年》对唯物史观的介绍,是以解释唯物史观的内涵为开端。正如李大钊所言:“至于他(指马克思——引者注)的唯物史观,因为没有专书论这个问题,所以人都不甚注意”[2]461。当时人们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虽有一定了解,但对唯物史观还缺乏基本认识。

六卷五号上5篇相关唯物史观的文章,有4篇涉及唯物史观的内涵。其中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一文中有“‘唯物的历史观’的大意”这样的三级小标题,对唯物史观“是什么”进行了详细介绍,他指出“‘唯物史观’的意思,以为历史上的社会变迁起来,那些理想,并不是社会变迁的最终的原因,乃是一种社会经济的影子。”[2]385-386顾兆熊介绍唯物史观内涵时,侧重于强调经济对社会历史变迁的根本作用,这是当时具有普遍性的认识。渊泉翻译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河上肇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经济史观,指出“观察社会的变迁”,“以经济的事情为中心,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特征”,得出“马克思的经济史观,毕竟是关于社会组织与社会生产力的一个学说”[2]448-449的结论,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用大量篇幅专门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阐述的关于唯物史观的内涵也引用了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内容,并加以解释,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2]464-466虽然仍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唯物史观,但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还用大量篇幅介绍了阶级斗争学说,介绍了阶级斗争与经济利益对立的关系,但只是将阶级斗争看作是与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的学说,而不是看作其组成部分。此外,六卷五号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在文章开头就提及了唯物史观的内涵。

这是起初唯物史观不为国人熟知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着重从“是什么”进行“扫盲”宣传,当渐为人们熟悉后,大篇幅介绍唯物史观内涵的文章就不多见了。很多相关唯物史观的文章只是论及其他问题时附带解释其内涵,如1920年的八卷四号上李大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对唯物史观的概念略作介绍,提到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他比较认可“经济史观”的提法。八卷五号李达的《马克思还原》一文中提到唯物史观的内涵,但目的是回答“马克思社会主义是什么”[3]524。还有九卷四号上施存统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陈独秀的《答蔡和森》以及1922年九卷六号陈独秀的《马克思说》等都对唯物史观有所提及,但只是一带而过。

综上可以看出,《新青年》对唯物史观的内涵进行了大量介绍,在帮助人们知晓这一新理论上当然起到了思想导师的作用。但受当时认识条件的限制,《新青年》对唯物史观内涵的解释也有一定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第一,集中于经济角度,主要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方面,对阶级斗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内容涉及较少。第二,对唯物史观内涵的解释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将阶级斗争看作是与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的另一学说,而不是看作其组成部分,还有过于强调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弱化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另有部分人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存在一定的扭曲,有庸俗“经济决定论”和机械论的迹象。

三、《新青年》对唯物史观是与非所作出的评价

六卷五号上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一文,对唯物史观提出了两点异议,一是质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他认为上层建筑中的法律不是在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恰恰相反,“法律的关系,是认识经济现象的条件”。二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造成的“旧社会秩序,必要崩裂”之“必要”的理解,顾兆熊提出应“视人的意志而定,并不是机械的自动的”[2]385-386。这一点类似今天的认识。黄凌霜的《马克思学说的批评》对唯物史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其“为学问界开一新纪元”,“发前人之所没发”,是马克思著作中“最重要一部分”,和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很是相近”[2]400-401。在《新青年》上对唯物史观作过最详尽细致评价的要数李大钊,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一文中,用近3 700字的篇幅,评价唯物史观,在介绍唯物史观所受的非议的同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认为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自相矛盾的观点,李大钊认为马克思“自圆”的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但对唯物史观在社会学上的贡献大加赞赏。二是认为唯物史观中强调经济决定论,是“马氏唯物史观的流弊”,但又认为《共产党宣言》使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肯定这一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巨大功绩。三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中法律关系的质疑。“历史的唯物论者说经济现象可以变更法律现象,法律现象不能变更经济现象,也有些人起疑问”,李大钊认为“经济现象和法律现象,都是社会的原动力”,但同时又认为法律应当顺应经济发展趋势。四是关于唯物史观中阶级斗争与伦理观念的关系。李大钊一方面为马氏唯物史观辩护,断定马氏学说中含有“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另一方面又指出在过渡时代,应加倍重视“伦理的感化”和“人道的运动”。这是“马氏学说应加纠正的地方”。最后,李大钊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作出了总体性的评价,认为唯物史观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提出“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2]467-468。

如果说《新青年》在初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时,对其科学性多有质疑和争论的话,那么在转变为党刊后,对其的评价则明显表现为一致的肯定和赞赏。在1921年九卷四号上,施存统高度评价了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唯物史观,忘记了唯物史观就没有了马克思主义”[4]384。之后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一文中,对胡适认为“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问题”[5]164的看法很不以为然,相信唯物史观为“完全真理”。十卷三号上蒋侠僧《唯物史观对于人类历史的解释》一文,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影响了人类文明,尤其强调唯物史观的史学价值。《新青年》对唯物史观的评价尽管在初期有一定的局限,但后期的辩护对于澄清有关唯物史观的误解有很大的帮助,并且丰富了人们对唯物史观内涵的认识。

四、《新青年》对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所加以的运用

就唯物史观的应用,《新青年》上的文章一方面是一般性的介绍有关唯物史观应用情况,另一方面是结合我国实际,谈唯物史观的应用。前者如六卷五号上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一文,就专门介绍了“‘唯物史观’的应用”,其中介绍到,唯物史观出现之后,“应用在史学及社会科学的人非常之多”,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根据就是唯物史观”[2]387-388。在十一卷四号中,王伊维节译自卜克洛夫斯基的《〈俄国略史〉序言》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观》一文,用唯物史观解释人类历史,解释阶级产生的根源,解释人类生活的变迁与自然界变迁的关系,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对推动历史变迁的影响。还有十卷三号上蒋侠僧《唯物史观对于人类历史的解释》一文,将唯物史观应用于我国实际的也有很多。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一文,借助唯物史观来分析女性贞操问题,说明我国女子贞操观念落后,应随物质变动而变化。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着重于阐述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对于我国社会现实的运用意义。该文直陈孔子思想在我国近代社会的消极影响,认为“孔子主义”是农业经济的产物,“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并指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6]159。此外,有译介唯物史观解释俄国社会的文章,如李达翻译的日本学者佐野学的《俄国农民阶级斗争史》一文,实质上也是从经济角度去阐释俄国农民由自由民到农奴以至近代农民的历史,是对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的应用。还有如施存统翻译河上肇的《俄罗斯革命和唯物史观》,是应用唯物史观解释俄国革命的意义。

另外,就唯物史观应用的方法论意义而言,在《新青年》上已有了“中国化”思想的萌芽。如施存统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文以唯物史观的应用为例,指出“如果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在表面上或者要有与马克思所说的话冲突的地方;但这并不要紧,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死板的模型”[4]384。陈独秀在《答蔡和森》的信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这说明在我国早期唯物史观的应用上,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不仅意识到唯物史观是改造中国社会的世界观,也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方法论,这无疑是极其可贵的。

综上所述,《新青年》与我国早期唯物史观的传播关系密切,其传播唯物史观的内容和特点也基本反映了我国五四时期人们认识唯物史观的大致状况和水平。五四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对于我国近现代历史观的革命以及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张静如,齐卫平.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一百年与“三个代表”[N].学习时报,2003-08-11(3).

[2] 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新青年:第6卷[M].北京:中国书店,2011.

[3] 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新青年:第8卷[M].北京:中国书店,2011.

[4] 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新青年:第9卷[M].北京:中国书店,2011.

[5] 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新青年:第10卷[M].北京:中国书店,2011.

[6] 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新青年:第7卷[M].北京:中国书店,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