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木春

(漳州市东山一中，福建漳州，363400)

学生Y高中毕业已十多年，仅和我联系过一次，我却多次提到他。Y是我校那一届高考理科状元，全市总分第二名。可以想象，在小县城，当年的他仿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但我提起他，更多的是为了我自己，比如历次评职称，以及各级学科带头人和所谓名师评选等。古人云“父以子贵”，在今天的学校则“师以生荣”，他辉煌的高考战绩会给我一次次“加分”，毕竟我教他三年语文，又兼班主任。

Y是个标准的好学生。他中考总分居于市前列，当时市最好的中学向他伸出橄榄枝，他拒绝了，因为必须离乡背井，生活费付不起。他家在农村，父母种地，一个哥哥刚考上师专。家境是可想而知的。

Y的家庭离县城远，交通不便，加上他一向学习自觉，安分守己；另一方面那时我初为人父，自个忙得不亦乐乎，所以作为他三年的班主任，我竟一次也没去家访。学校在高三学年开一次家长座谈会，是他哥来参加，那时他哥已大学毕业，在家乡当教师。家长会上，我让他哥介绍Y在家的情况，他哥三言两语就结束，不外乎说Y周末一回家，总是读书、读书，从不让父母操心。

一次，Y本村一个在县教育局工作的领导来学校听课，顺便聊起Y的不俗之处：Y放假回家，因为住房紧张，只能在大厅里读书。大人们看电视、聊天，他伏在大厅一角心无旁骛地写作业。他从小就是这样，天生是读书的料，不用父母管教，再说父母都不识字。

大家听了，都情不自禁赞同那一条千古不变的定律：穷人的孩子就是懂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这位局领导的话确实毫不夸张。Y因为个子高，屈尊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正常情况下，最后一两排的学生大多不认真，爱开小差。可是，我发现，无论自习课多么喧哗，Y好像置身于无人的荒野，又像老僧入定，一心一意看他的书，写他的作业。

Y是班级副班长，事务不多，偶尔几次让他介绍学习经验，他总是写好稿子，站到讲台上，既没有一般农村学生的害羞，也没有县城孩子的侃侃而谈，每次都很淡定、很简洁地说完，从容回到座位，又继续埋头于书本。

同学问他问题，他有问必答。但他不像隔壁班另一位女学霸，显出十分的热情，也不像一些自私的尖子生，借口不懂，拒人于千里之外。

他的字一笔一画，像铁钩，严整，有力；作文条理清晰，一丝不苟。隔壁班那位女学霸则恰恰相反，字体奔放，文句优美，但比较拉杂，偶有错别字。

高考时，一位补习生坐在Y后面，要求Y摊开某科试卷让他抄，Y不肯。补习生愤愤不平，离开考场后扬言英语考试如果客观题拒绝他看，他会撕掉Y的试卷，与Y“同归于尽”。某领导是这位补习生的亲戚，把这话传递给我，意思要我劝劝Y，让补习生抄，反正利人又不损己，万一让补习生狗急跳墙了，岂不自己也吃亏？领导的话似乎不无道理，领导的话我更不敢不听。那年头，高考考场没安装摄像头，全国不少地方考风不佳，考场上偷抄几道客观题，不算很离谱的事。

我赶紧把领导的意思宛转告知Y，又把其中的利害关系对Y实话实说，让他慎重考虑，好汉不吃眼前亏，没必要因小失大。他始终一言不发。

英语学科考试终于顺利过去。整个高考也顺利过去。在最后一科物理考试中，我班上一位尖子生被后面几个考生骚扰得根本无法答题，差点哭了。还好，Y这边没有任何动静。我也就不再过问。

高考成绩公布后，得知他取得高分，我松了一口气，然后是得意。高考表彰会，我被市评为先进，和Y各得奖金2000元。几位科任老师和年级领导一人一份，余下200元，年段领导说，你班主任最辛苦，就拿了吧。我感到这200元很沉重。

录取通知书还没达到，有人已在县电视台点歌庆祝——这是当时的一种时尚。点歌的人大多数是家长，既祝贺孩子，又感谢老师。也有学校出面点歌，宣传本校高考成绩。有一次，学校领导对我说：“Y成绩这么好，家长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你让他家长点首歌表示一下。”我领了命令，却没敢告诉Y。我知道，对普通农民家庭，点一首歌二三百元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新学期开学，学校筹备校庆，行政楼大厅里挂满昔日状元学生们赠送的大大小小各种镜子。那天，学校领导在大厅里遇到我，对我说：“你告诉Y家长，校庆时要送一面镜子过来，给学校留个纪念。”我想，领导的心意不在乎多一面镜子，而是看重Y的名字和荣誉。这也是学校宣传的一个有力题材。我赶紧给Y的哥哥打电话，他答应了。几个月后，学校举行校庆，Y的哥哥并未送来镜子。我若有所失，同时松了一口气。好在学校领导也不再提这事。也许，大家都忘了。

不久，我意外收到Y自大学寄来的一封信。

信中，他告诉我高考期间他始终坚持不给那位补习生抄袭。为此他向我表示歉意。接着，他详细解释不让抄的理由，即便这是“利人利己”的事：“我从小家境贫寒，父母都是泥腿子，他们含辛茹苦培养了我，极其不容易。我寒窗苦读十二年，当别人在看电视、玩电子游戏机的时候，我却趴在灯下读书，十几年没有休息过几天。而有些人，物质方面应有尽有，平时吃喝玩乐，就想靠考试时的不劳而获，在短短几分钟内，攫取我和父母十几年的付出……想到这些，我不甘心，我心里不平衡，我觉得这样太不公平……”

Y的信此时没在手边，但是，这封火辣辣的信，我读过两遍，就记住了，直到今天。我敲下这段文字，可以清晰地想象出当年他如果亲口表达这些话的语气和神情。

捧着这样的信，我的心情百味杂陈。

此后十几年，Y失去了联系。后来多次遇到这一班学生，我也不想打听他的情况。我的心中，对他总有一个基本的判定：他不会大富大贵，但会过得很好，至少活得坦然，活得有尊严。

另一方面，我隐约希望不再见到他。我害怕从他的眼里，读出我当年的“丑陋”。更遗憾的是，直至今天，身为教师的我在许多方面，依然“美丽”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