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作者_许燕吉 摘选_陈俣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原著作者_许燕吉 摘选_陈俣

许燕吉童年照片

日本人打来了

那是1941年12月8日。早上，我提了书篮，哥哥背了书包，一起走出家门去学校。还没出院子，就听见天上有“嘭嘭”的声音。抬头一看，有几架飞机在飞，飞机的两侧和后面不断有像棉花球似的一朵朵白云在绽放，挺好看的，于是我们停步看了起来。这时，妈妈打开窗户大声喊我们：“快回来！不上学了！”我们怀着满肚子疑惑回到家里，才知道天上是日本飞机，高射炮是英国人打的，不是演习，真的打起仗来了。

上午，有人送来了三麻袋粮食，放在食品间的门后面。一袋是碎白米，两袋是玉米粒。我没见过这黄黄扁扁的玉米，就抄起来像玩沙子一样，哗啦哗啦地扬撒。刘妈过来说：“这是救命的粮食，不是玩意儿。幸亏你妈妈跑得快，抢到这几包，打起仗来，没吃的怎么办！”

不久，妈妈回来了，看见我和哥哥挺高兴的样子，叹了口气说：“当小孩子多好，什么心也不操，天大的事也不用他们愁。”我本来想，当小孩儿没一点儿自由，大人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听妈妈这一叹，隐约地感觉到，打仗是件很严重的事。

下午飞机还在炸，炸弹掉下来带来尖锐的呼啸之后，就是沉重的一响，看得见中弹房屋腾起的烟火。哥哥吓得直哭，拽着妈妈要去教堂受洗礼，说是不受洗炸死就上不了天堂。妈妈就带上我们兄妹，走到中区的主教大堂找到神父。因为早都认识了，他二话没说，带我们进了大殿，把圣水池中的水撩一些在我们额头上，入教的仪式就算完了。回家的路上，炸弹还在呼啸，可哥哥一蹦一跳的特别开心。他说一受洗礼，过去的罪孽一扫而光，现在是最纯洁的人，若是现在就被炸死，一直就升上天堂了。我未置可否，我可不想现在就被炸死。妈妈一路沉默。

1940 香港码头

1938年，许燕吉兄妹与陈寅恪的三个女儿

明抢

1941年12月25日晚，港英政府挂白旗投降日军了。第二天早上人们才知道。我下坡去接水，看见路上丢了好几件巡逻队的制服，还有防毒面具。我看面具好玩儿，拾了一个，被刘妈随即扔掉，说日本人看见要杀头的。怪不得都扔在路上了。炮是不响了，但山下市区时有枪声，也不知是谁打谁。有人来告诉妈妈防“烂仔”（地痞流氓）来抢，若来了就敲锅盆，大家邻里互救。还算幸运，“烂仔”没来，可日本人来抢了。

日本人由两个汉奸带着，他拿着支大枪，站在门边。两个汉奸掏出个布告样的纸片给妈妈看，说是要“借”被子给“皇军”，就径直到卧室去拿。袁妈扑到被子上按住说：“这个正盖着的，不能拿。”他们又去拽另一床被，袁妈又扑上去按住。妈妈怕汉奸要打袁妈，赶快去把贝特兰盖的那床被拿来给他们。他们还要，又给了一床挺厚的俄国毛毯。他们还不走，又给了一床薄些的被子，才算不出声了。走到楼梯口，妈妈追上去要汉奸写个“借条”，汉奸倒是写了。他们走后，妈妈把“借条”贴在大门外面。也许是起了作用，抢被子的没再来，可抢房子的来了。

来的是个穿便服的日本人，带个翻译，把几个房间看看，就说让我们马上搬走，他明天就要房子。他们走后，妈妈定定神，马上去30米外的郑家，请求租他家的客厅过渡。郑先生爽快地答应了。郑先生是香港中国银行的经理，那一幢四层楼连半地下的底层都是他家的。客厅在一层，挺大，占了一层的一半面积，还带一个向着马路的大阳台。我们一秒钟也不敢耽搁，收拾的收拾，运输的运输。陈八叔停战后就回九龙去了，袁妈、刘妈还有我和哥哥就成了搬东西的主力，像蚂蚁一样，穿梭来往，东西一放，马上回来，真叫马不停蹄。

下午，那个日本人又来了，一看，按住这件，说“这不要搬”，又按住那件说“这不要搬”。他一转身，我们马上就搬走这件。记得客厅里有一张红木镶边的大理石桌，我和哥哥抬起就走，重也顾不得了。这是我第一次跑这么多路，出这么大力。晚上，大家累得连铺盖都不打开，在堆得满满当当的郑家客厅里，靠在行李卷上，腿疼得没地方放。天亮又接着干，等上午日本人来，基本上剩个空房子了。他愤愤地说了句“我不要了”，扭头而去。这场斗争我们虽获全胜，但往回搬可就搬不动了，直搬了一个月，还交了两边的房租。

朋友们说打仗以后，房租都停交的。妈妈说，人家肯给我们救急，就感激不尽了，怎能再前说后不算。这一个月，我和哥哥基本上都在郑家这边。郑家最小的四个小孩儿，双生的儒钧、儒玉和她们的妹妹儒咏都是我们圣司提反的同学。还有他们一个弟弟，年龄也相仿，在一起玩得很开心。玩得最多的是“做戏”，随便出一个题目，大家就分分角色，自编自导自演起来，即兴发挥，却都是挺投入的。剩下我和哥哥二人时，就在那阳台上玩皮球。不上学的日子也自由，快乐！

悲惨世界

夏天，华仁书院复了课，是所男校，只能哥哥去上学。我的学校成了医院。战后，校长也入了集中营，我就在家“博览群书”。“群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的一套“小学生文库”，是马鉴伯伯家回内地时给的，有百多本，公民、历史、地理、化学、生物都有。而我专看童话、民间故事和小说，多半能看懂，比如《黑奴魂》《鲁滨孙漂流记》《天方夜谭》等。午饭后，我下山给妈妈送饭去，就留在医院做妈妈给我指定的算术题，等妈妈下班一块儿回家。

当年的西边街是条台阶路，路边是宽大的台阶，每级台阶上都坐着几个肿得黄亮的大男人。他们靠着墙伸着圆粗的腿，奓着圆粗的脚趾。我经过时，他们就盯着我手上的饭盒。我很紧张，低下头，快步离他们越远越好。那时发肿的人很常见，称“脚气病”，一说是缺少维生素B，一说是缺少蛋白质，总之就是饿的。医院门上下坐的都是产妇或病人的家属，铺着席子，晚上就睡在街上，等着，熬着。也不知是战争中受到惊吓，还是营养极差的缘故，难产的不少，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的。医院的人还称死者为“黄鱼”，妈妈说，这些人连点儿同情心都没有。有一次，妈妈指给我看门外一家，一个年轻男人带了三个很小的孩子，说他们在门外已有两三天了，方才孩子们的母亲已去世，他们还不知道，还在盼着妈妈抱着孩子出院呢！真是可怜！

许地山全家合影，左二为本文作者

我每天做算术题的空房间大概是医院的教室，中间一张长条桌，一排窗户临着西边街，窗下放了一张没有挡头的铁桌，罩着洁白的床单。我不敢把床单弄皱，更不愿看窗外的悲惨人群，习题做烦了，就只有拿墙角那副人骨标本解闷了。那是副完整的人骨，吊在支架上，各关节有铜丝连接，不但能动，还很灵活。我拉住它的手一拽，它就稀里哗啦地摇摆一通。那时我人矮，视角低，没有和那龇牙空眼的骷髅头面对面，否则不会那么开心的。做一会儿题，和骷髅跳会儿摇摆舞，时间也就过去了。

有一天，我刚推开门，就看见一个女人叉开腿躺在窗前的铁床上，有几个穿白衣的在她身边忙着。听见门响，他们连同那床上的女人都转过头来，我马上关上门跑开去。妈妈不让我去她办公室，又怕方才那临时产房的医生出来骂我，我便跑出了医院门，沿着西边街走下坡，不远就到了皇后大道。

皇后大道我战前来过，很漂亮很热闹的，有许多大商场，橱窗里的东西都好看极了，有眨着眼睛的猫头鹰招牌灯，转螺旋的柱子灯，还有飘出馋人味道的食品店、咖啡屋……现在完了，中弹的楼房还立着，不是没了顶就是残了墙，门、窗都没有了，只剩下空架子。好房子的铺面也多数上了门板。我正踯躅着，就听见低沉的呻吟，侧头一看，就在一栋破楼底下，躺了一片干枯的人。昏暗中，我看见他们向我伸出胳膊，掬着手，深眼眶中闪着灼灼的目光。一阵恶臭扑过来，一瞬间我差点儿喊出来，扭头一气跑回了医院，心还扑通乱跳，直想要哭。这些活骷髅是收尸队给集中的吧？掬着的手是向我要吃的？灼灼的眼光是怎么回事儿？我为什么要怕这些可怜的将死的人？惊吓、悲哀、同情、怜悯，似乎还有点儿愧疚，理不清的压抑，折磨了我好久。

1940年代的香港

抗战后的香港

离别

大人们忙着启程前的各种事情，我和哥哥视为最重要的就是动员袁妈、刘妈和我们一起走。她俩只是叹气，被我们缠烦了就说我们两个不懂事，还说不能再拖累妈妈了。我们还真是不懂事，振振有词地说拖累不了。有时候，她们也不管我们的喋喋不休，只是把我们搂紧在怀中，泪光闪闪。

妈妈已将她俩安排好了。袁妈去熊婆婆家，刘妈去水太太的妹妹家。我一岁时，刘妈带着我在水家住了半年多。水太太的妹妹，我们称她五姨，那时还没结婚，就住在她姐姐家，现在结了婚也在上海。妈妈托了人，把她俩一块儿带去，路上也能相互照应。到了上海的人家也都是熟悉的人，妈妈比较放心。

分别的那天终于来临了，雇了一辆小货车，把行李全装上，婆婆带着我和哥哥坐在车尾行李上面。当车子起动，袁妈和刘妈追着车子跑，边哭边嘱咐我们两个一路要听话。婆婆也哭，哥哥也哭。我咬住嘴唇忍着，觉得自己就像《黑奴魂》里被卖走的小孩儿。

我们在码头附近的一家旅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袁妈和刘妈也下了山，和带她们走的人住到另一家旅馆。她们俩还过来看我们。我们又见了面，又分别了一次。我和哥哥送她俩走了一段路。我的两只手一直攥着刘妈的大手掌，脸贴住她的身子，都没有说话。

船终于离开码头了。我看见临海的干诺道上，从前那一座座英国国王大铜像的空柱台，铜像都倒在了街边地上，面朝里，颈上还挂了一块木牌，吊在背上。往上看，山上一片郁郁葱葱，房屋掩映，那边曾经有过我的家。再西边，有爸爸的坟。走以前妈妈带我俩去告别，坟依然是土堆，妈妈在一边坐了许久许久，以至我们俩玩得都打起架来。妈妈流着泪喝住我们，指着土堆说：“这是你们爸爸的坟哪。”我俩才又悲从中来，乖乖地挨着妈妈，低着头坐了许久，惭愧不已。香港越来越模糊，远去。

别了，香港。别了，我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