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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卧底东莞工厂,200天见证女工生存现状

2014-04-16夏言

女士 2014年4期
关键词:小咪东莞大姐

夏言

丁燕是来自新疆的一位女作家,2011年进入东莞文学艺术院。有人说,东莞的外来务工人员比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还要多,若要深入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法是近距离接触这些外来哥、外来妹。在东莞的樟木头镇,丁燕隐瞒了作家的身份,进入一家工厂,和女工同吃同住同劳动,面对面感受她们梦想和希望、辛劳和迷茫……

2013年10月26日,丁燕的小说《工厂女孩》获得2013年鲁迅文化奖“年度图书”提名。

无声的叹息,疲惫的青春

第一天卧底并不顺利。

那是2011年年初的一天,丁燕骑着电动自行车在樟木头镇的大街上搜寻招工广告,一般工厂招工都要求女工年龄在35岁以下,丁燕已经40出头了。

她来到一家放宽了年龄要求的工厂,可一面试就被人家揪出来:“你,戴眼镜的,可以走了。”“你连我的资料都没有看,怎么就知道我不合适?”丁燕据理力争。“戴着眼镜,一看就知道吃不了苦,凭这个就不能要你。”

回去后,丁燕马上配了一副隐形眼镜。

第二天,丁燕找到一家音像带盒制造厂应聘。这次她学乖了,说自己是高中学历,家在农村。负责人问她要毕业证,她说没有带,负责人手一挥:“行,通过了!”

丁燕和一群年轻女孩被带到厂里,先是排队领工装——土黄色的旧工服,软塌塌的帽子。随后有人带着她们进入车间,两侧的重型注塑机发出的噪音很大,下脚料的碎屑乱飞,各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刺激得人们的鼻腔生疼。

丁燕被安排将装满成品的塑料箱搬到车间的一侧,那里的箱子已经摞了一人多高。丁燕一口气搬了两百多箱,虽然箱子不重,但反复弯腰,起身欠身摆放箱子,把没干过重体力活的丁燕累惨了。

晚上6点钟下了班,丁燕来到女工宿舍楼下的管理处,交上自己的工牌和身份证。宿管人员将一把钥匙给她,叫她自己去316房间入住。这是一栋6层宿舍楼,年轻的女孩子们来来去去,提着开水瓶去打水,有人边走边打电话。丁燕从楼梯经过,看见走廊的宿舍门口堆满了塑料袋、一次性饭盒,敞开门的宿舍里有女孩躺在床上,把手机的音乐放到最大。

丁燕找到316房间,铁皮房门正敞开,房间里有4张上下铺,下铺住人,上铺放行李。有一个女孩在收拾东西,她叫卢小咪。“这个床位的人辞职了,没人住,你可以睡这里。”卢小咪指着自己床铺对面的那张床说。

卢小咪来自安徽农村,19岁的她高高瘦瘦,脸色蜡黄,头发也是稀疏发黄。她从16岁起开始在无锡打工,在制衣厂踩缝纫机,流水线上的工作,只做衣领。一年到头车间里布毛翻飞,上班第二天她买了个口罩,被工友嘲笑了好几次。夏天一坐就是10个小时,中间难得起身几趟,屁股捂得生疮。她忍了3年,再也做不下去了,于是舍弃一个月工资,南下东莞,进了这家电子厂。随小咪来广东的,还有她的好朋友艳萍。

发了工资,别的女孩都去买化妆品,做头发,买新衣。打工4年里,小咪基本上是窝在宿舍里,很少逛街,她对自己比较抠,挣的钱给家里盖了一栋两层小楼。小咪每月基本工资1500元,一天饭费补贴10块钱,平时加班给双倍工资,每月15号发工资后,她准时到邮局寄钱回家。

每天晚上10点加班回到宿舍,小咪坐在床边攥起拳头捶打自己的肩膀和脖子,往床上一躺,闭着眼睛有气无力:“啊!真累啊!”丁燕洗漱回来,看见小咪已经睡熟了。

2011年6月,小咪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说她母亲身体不舒服,家里麦收没人帮忙,叫她请假回家。小咪知道母亲身子弱,干不了重活,她跑去跟组长请假,组长很为难:"厂里刚接一批订单……要不你去找主管?"

小咪从组长手里要了假条填好,去找主管。不到5分钟,她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主管不准假。”小咪快哭了,一年四季,她只能在春节回去一次,她挂念家里。

“为什么不辞职呢?”丁燕问小咪。小咪觉得不可思议:“我一个月好歹也有两千多块钱工资,辞职回家,上哪挣钱?”小咪总是能说服自己留下,她天天拖着疲惫的身躯,在食堂里打两毛钱米饭,一块五毛钱的青菜豆腐,解决肚子问题。

身份转换中,她将命运之轮抓在自己手里

2011年年9月1日,广东的天气闷热潮湿,高中毕业的申雨荷来到了东莞,她是投奔在东莞打工18年的父母。

父亲在厚街珠宝厂做定型技工,月收入4000元,母亲在樟木头镇纸箱厂做普工,月收入2500元。迎接雨荷的是贫民区,高高低低的楼房破败不堪,窄窄的巷子间小路上铺着煤渣,石子陷在泥地里,路旁一堆堆无人处理的垃圾上,苍蝇翻飞。楼道狭窄昏暗,散发着霉气。

父母住在3楼,屋里铺着劣质地板砖,卧室里一张双人床,衣柜发黄,唯一一台电器是木凳上对床放置的电风扇。阳台上有一个水池,摆着牙膏牙刷和塑料杯,客厅里一张单人床,铺着凉席。周六周日不加班,雨荷会回出租屋与父母团聚。

雨荷18岁,只做了两个月普工,就被提升为质检员。雨荷不缺钱花,但她不买新潮的衣服,她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歌,报名学跳街舞。

昏暗的车间里,雨荷仔细检查着每件产品,还没有到下午,她就开始头晕恶心,视力模糊起来,眼前白花花的一片。“我觉得工厂生活很讨厌,空气都有毒,噪音也大,一进车间我就恶心……”雨荷跟丁燕诉苦,“我早晚会辞职!”

在2012年元旦的工厂迎新文艺晚会上,雨荷跳了一曲现代舞。银色紧身上衣,黑皮短裤,黑色长筒靴,扭臀,摆手,踢腿,雨荷在强劲的音乐节奏中不停舒展着肢体……她最后获得了二等奖,成了电子厂的名人。

年初,老板在湖南开分厂,把东莞的工人调走了一大半,以前满满的宿舍楼变得空荡荡的,只剩底下两层亮着灯。2012年春节刚过,雨荷打了辞职报告,辞职原因上写“回老家发展”。

经理是个中年男子,神情坚毅,总是严肃地紧绷着嘴,让工人们心存畏惧。

“你找到另一份工作了吗?”经理看出了雨荷在撒谎。endprint

“没有。”她有些慌乱,“家里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你回老家能做什么?”经理的声音很温柔,让雨荷心里发软,“东莞是个好地方,在这里你能找到更多的事情做。”

“那您认为我还能干什么?”

“你能干好任何你想干的工作。”经理把雨荷的辞职报告扔进纸篓,“你现在有机会做文员。”

就这样,雨荷成为建厂20年来,第一个从车间出来到办公室做文员的打工妹。此时,她的父母已经辞职回南充老家盖房子去了,18年打工生涯,他们存了23万元,准备在家乡盖一座3层小楼。

雨荷在办公室附近租了间民房,月租180元,仅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小矮桌和一个电饭煲。丁燕看望雨荷时,连可以落座的凳子也没有,只好坐在床沿。

雨荷做文员后,大家传闻,她与杜经理关系暧昧。杜经理是河北人,清华毕业后去日本留学,博士毕业后成为电子厂的高管,他和妻子是留学时认识的。

雨荷的工作环境并不轻松,因为曾经是车间女工,她很难和办公室同事融洽相处,她除了要处理琐碎的文员工作,还要学会察言观色。即使是这样,她仍旧受到同事的排挤。因为语言的限制,她只能处理国内的订单,而不能接日本的订单,这让雨荷下定决心:学好日语!她上网查到了黑龙江鸡西外国语学院,打电话去问。

“我们学校的日语专业很出名,可以从零学起,只要参加全国高自考统一考试,过了12门课程,就能拿到国家承认的专科文凭。”

“学费是多少?”

“3万元。”

雨荷辞了职,准备坐火车去鸡西。一切都收拾妥当后,雨荷拨通了杜经理的电话。杜经理的声音有些颤抖:“不要去,哪里都一样。”雨荷轻声笑着说:“那边会下雪的哦,我好喜欢下雪啊。”杜经理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开口:“不要去,嫁给我,我要娶你!”

雨荷哭了,挂断电话。

2012年11月25日,雨荷拉着行李箱来到东莞火车站,箱子里塞了羽绒服、厚毛衣,绒线帽、棉手套、羊毛袜——应对鸡西寒冷的天气,雨荷准备得非常充分。

中年女工的悲哀:无法协调的工作、婚姻和子女教育

陈大姐45岁,贵州人,在这个厂里,她已经工作了15年。她长得精瘦,头发又干又黄,脸上的皮肤因为疏于保养而粗糙苍老。陈大姐在樟木头镇跟丈夫一起租了个房间,丈夫曾在玻璃厂工作了很长时间,得了肺结核,被工厂开除,从此窝在家里不上班,还爱发脾气。

厂里接到一批韩国订单,陈大姐准备先回家做饭,再返回工厂来加班:“我要回去给他炒菜,不然他会发脾气的。”丁燕劝他:“你叫他吃泡面!”“他不肯,说是吃惯了我做的菜,不能凑合。”陈大姐神色坦然,“以前,他也是拿钱回家的……”

晚上8点,车间重新变得忙碌起来。主管巡视着车间,工人们埋头苦干,加班4小时,给1.5倍工资,许多人的工资都是靠加班才多一些。然而,陈大姐始终没有出现。

早上,刚推开玻璃门,丁燕就听到陈大姐的笑声,循声望去,她顿时怔住:陈大姐的左眼淤血,右脸有道刮痕,上唇也裂开了口子。见到丁燕疑惑的眼神,陈大姐毫不介意地笑了:“是那个死鬼打的!”“为什么?”丁燕愤愤不平,“他还有什么理由打你?”

陈大姐低下头,懊恼地说:“昨晚回去的路上,我买了彩票,输了50块钱,50块钱可以吃一顿大餐,买好些蔬菜和肉,买一袋子米,或者等女儿来了好好招待她吃一顿丰盛的饭菜……”陈大姐数落着自己:“他一听说我输了50元,就扑上来打我。”陈大姐头一扭,抬高了声音:“我跟他对打,本来他就弱,又有病,还饿了这么久,我打得他趴在地上起不来。”陈大姐得意地说,“我自己挣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他管不着!”

她将丈夫拖上床,自己收拾混战后的屋子,扫地拖地,淘米洗菜。

“周末来我家吃饭吧!”陈大姐说,“我让小兰从老家带了腊肉,很正宗的!”

小兰是陈大姐的女儿,个子高挑,唇油闪闪发光,指甲涂成宝蓝色,金色长发直垂到腰,身穿窄腿裤,短袖圆领衬衫紧裹,凸显出年轻人的曲线。

她懒散地坐在凳子上,咬着手指上的一根倒刺,高跟鞋的后跟轻轻敲打凳子腿。陈大姐给女儿指路:“进电子厂,先当普工,等干到主管后,找个老乡结婚生子……”但女儿一扭头:“不!你要把你吃过的苦让我尝一遍才心安?我要到酒店当服务员。”

“去那里的都是坏女人,回老家不让祭祖!”

“那我去商业大厦卖服装,底薪900元,加提成,能拿1500元,将来自己开店,再开分店……”

“成天挂着笑,老了怎么办!”

两人打起来,撕扯着对方,扭成一团,夹杂着咒骂,尖叫。这幅画面让丁燕发毛,她动弹不得,她心目中的女人不该这样滑稽、野蛮、凶狠,她们应衣着整洁,头发蓬松,弹琴诵诗……

最后,小兰把头发梳好,恢复了平静,既不悲伤,也不委屈,对母亲说了句“你不用找我了”,推门而去。她的背影看起来美丽极了,飘散的长发,刚好遮住脖颈上被母亲指甲抓破的伤口。

小兰再也没有出现过,她将自己隐匿于人海中。陈大姐并不为女儿担忧,她认为女儿离家出走,只是借故不再麻烦她,让拮据的日子稍好一些。女儿已懂事,可以到外面去闯荡了。

200天后,丁燕离开了工厂。

200天,丁燕见证了女工们青春、爱情和梦想……

编辑 魏光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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