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

（江西警察学院，江西 南昌 330100）

流动人口自组织的社会资本分析
——基于南昌市广丰籍同乡互助会的研究

张艺

（江西警察学院，江西 南昌 330100）

流动人口自组织是基于流动人口血缘、地缘等传统社会资本建立的非正式组织，是伴随着大量人口流动而必然出现的产物，在完善公共服务、化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融合等方面弥补了政府不足与市场局限。但是，当前我国流动人口自组织缺乏足够的法律认可、资金支持和人力资源保障，他们的发展同样面临着社会资本提升的困境，因此，亟须通过流动人口、政府部门等对社会资本进行改造与重塑，提升流动人口自组织的社会资本存量，实现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流动人口；社会资本；政治参与；流动人口自组织

当前我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2.3亿，但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背景下流动人口融入城市依然面临着种种障碍。本文选取南昌市永人村“广丰籍同乡互助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探讨流动人口自组织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提升流动人口自组织的社会资本存量，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一、社会资本与流动人口研究述评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界关注的前沿和焦点问题。布迪厄（1986）较早地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会成员和社会团体因为在社会关系所构成的“场域”中的不同位置，可以获得不同的社会资源，以及具有不同资源获取的权利。[1]随后科尔曼（1988）以微观和宏观的联结为切入点，对社会资本做了较系统的研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行动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开展社会行动，具体形式有义务、期望、可信赖度、信息渠道和规范等。帕特南（2001）在科尔曼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在其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2]认为社会资本包含的最主要内容就是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公民参与网络。此后，社会资本理论被广泛运用到对集体行动问题以及公共政策的研究。

纵观国内外文献，有不少学者将社会资本理论运用到移民或者流动人口研究中。亚历山德罗·波茨（1995）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对移民的研究中，认为移民过程的每一环节，诸如决定是否移民、向何处迁移，以及在迁居地定居下来后对当地生活的适应等都与移民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密不可分。[3]与传统人力资本相比，在特定条件下社会资本对于促进年轻一代移民成功地适应移入地的生活更加关键( Zhou and Carl L，1994)。[4]周敏和林闽钢(2004)通过对纽约唐人街早期移民的研究得出相同结论，在移民早期人力资本较弱时，社会资本能够带动并促进他们与当地主流社会的融合。[5]

与国外学者研究移民现象相比，国内也有不少学者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中国的流动人口。曹子玮(2003)将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构建的关系网络分为初级关系网络和次级关系网络，初级关系以老乡为主，次级关系以业缘为主，农民工所建构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其在城市获取的物质资源越多，网络内的物质资源流向他本人的就越多。[6]赵延东 (2002)将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分为“原始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并说明了原始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发展所带来的影响。[7]多位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原始社会资本能在流动人口刚进入城市时有助于减少交易费用，帮助其迅速获得就业信息，节约其生存和发展成本（李培林，1996；张智勇，2005）。[8]然而，随着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居住时间的增长，建立在地缘和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原始社会资本不仅会阻碍流动人口与城市主流社会的交往与接触，而且还会阻碍他们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牛喜霞，2007）。[9]范丽娟(2005)对城市打工妹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观点，原始社会资本一方面有利于打工妹尽快适应环境，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其对于城市的认同和归属，强化了其生存的亚环境。[10]

通过上述文献比较分析，笔者认为很多学者更多的是从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作为个体的流动人口，而针对流动人口自组织的相关社会资本研究较少。流动人口自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在完善公共服务、化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融合等方面弥补了政府不足与市场局限。但是，当前我国流动人口自组织依然处于缺乏足够的法律认可、资金支持和人力资源保障，他们的发展同样面临着社会资本提升的困境，通过探讨流动人口自组织的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不仅对流动人口自组织的发展有益，还能加速实现组织中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为使理论研究更贴近实际，本文选取南昌市一流动人口自组织——永人村“广丰籍同乡互助会”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如何利用社会资本理论推动流动人口自组织的发展，并进而实现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二、社会资本视野下流动人口自组织——永人村“广丰籍同乡互助会”分析

流动人口自组织的出现，是伴随着大量人口流动而必然出现的产物，是基于血缘、地缘等原始社会资本，用来满足个体的需求和情感归属为目的而形成的非正式组织。南昌市永人村 “广丰籍同乡互助会”是典型的流动人口自组织。该组织成立于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永人村，该村现有居住人口10000余人，其中户籍人口1700人，而广丰籍流动人口共有5400余人，因此被称为“广丰村”。笔者试图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流动人口自组织的运行，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提供新的理论范式。

（一）信任：流动人口自组织运行的核心

信任是流动人口在陌生的城市环境下重新组织起来的重要基础，作为社会资本能避免在相互交往中因相互猜疑而陷入“囚徒困境”，促进流动人口之间良性互动，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考量：

1.流动人口自组织群体内部之间的信任

在永人村广丰籍流动人口群体内部，他们集聚在一起的纽带主要是基于血缘、地缘等原始社会资本，成员之间生活方式较为接近，具有共同的利益追求，在陌生的生活、工作环境中更需要成员之间彼此相互照应、帮助和支持，因此流动人口内部信任度较高，更易结成相对稳定的自治组织。

2.流动人口自组织与流入地组织之间的信任

广丰籍流动人口在南昌市主要从事的是地下管道的挖掘工作，属于典型的南昌市本地人不愿干的“脏、乱、差、险”的工作，工资收入不高且不稳定，只能租住在城市边缘的“城中村”。流动人口的集聚，推动着出租房屋和商铺租金的上涨，倒逼永人村各类社会组织不断改善永人村居住环境，主动为广丰籍流动人口化解子女就学、矛盾纠纷等问题，如广丰籍同乡互助会通过与当地村委会协商，其子女就读当地中小学只需要凭居住证就可办理入学，无需缴纳借读费，大大增进了流动人口自组织与流入地组织之间的相互信任。

（二）规范：流动人口自组织运行的保障

规范是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模式，主要分为正式和非正式规范。流动人口自组织运行正是依赖于成员之间正式和非正式规范才得以运行和发展。流动人口自组织非正式规范，是指流动人口成员之间约定俗成的，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准则。而正式规范则相反，是指形成制度化的、明文规定的规范。流动人口自组织作为一种自治组织，依靠的是成员之间共同情感的维系和自我的需要，更多地体现为非正式规范，主要包括声誉、口碑、习俗等，这些规范源自于流动人口的家乡或同族。

广丰籍同乡互助会成员之间的规范正是从广丰移植到南昌，其中一个关键人物——吕献达，他长期以来为同乡讨薪、找活、办居住证，广丰籍流动人口不断受其感染，逐步形成了“有活一起干，有难一起帮”的非正式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替代法理性规范的作用。如2007年10月10日，南昌市公交公司一公交车在经过永人村时发生了一起重大的交通事故，一名广丰籍女孩被当场撞死，死者家属很快纠集了1000多名同乡将道路封堵，并提出了金额过高的赔偿条件，同时扬言如果当场不解决就砸坏被堵的三辆公交车。吕献达得知情况后立即和永人村村委会及死者家属一起与公交公司领导进行谈判协商，经过多次谈判和协调，问题终于得以解决，及时避免了一起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随后，在永人村村委会和社区警务室的引导下，广丰籍流动人口逐步建立起“广丰籍同乡会章程”、“广丰籍同乡互帮制度”、“广丰籍同乡互助会例会制度”、“广丰籍流动人口居住登记制度”等正式规范。但是，笔者在调研中发现诸多正式规范对流动人口组织成员并没有强制约束力，在实际运行中非正式规范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三）网络：流动人口自组织运行的关键

帕特南认为，在一个共同体中的公民，其网络联系越紧密，他们之间的合作几率越大。但是对于流动人口而言，由于其职业不稳定、流动频繁和在城市中居住短暂等因素，致使其关系网络相对于城市社会关系网络更狭小，绝大多数限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同乡群体。尽管这种群体组织存在某种局限性，甚至会带来负面效应，如一些发达省份出现的流动人口抱团的组织，如“贵州帮”、“湖南帮”等。但是，流动人口自组织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其正面效应。如永人村广丰籍同乡互助会作为江西省流动人口自组织的代表，充分发挥了流动人口自组织的正面效应，起到了流动人口之间互帮互助的作用，并组织各种活动积极参与当地社区生活。该自组织也得到了南昌市政府的充分肯定，其组织负责人吕献达于2011年当选南昌市人大代表，成为了南昌市历史上第一位流动人口人大代表。

地方政府基础组织应正确认识流动人口中蕴藏的社会资本，充分利用流动人口之间基于血缘、地缘等传统社会资本建立的各种组织，通过改造和重塑，帮助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建立新型社会资本，积极引导流动人口有序融入城市社区。

三、改造与重塑：提升流动人口自组织社会资本的路径选择

笔者从永人村“广丰籍同乡互助会”调研获知，该组织的运行主要依赖的是以吕献达为首的广丰籍同乡之间的社会资本，其社会资本存量较低，不利于该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改造和重塑流动人口自组织的现有社会资本，并从外部获取更多的社会支持和资源。

（一）改造流动人口传统社会资本

流动人口传统社会资本的载体是家族、家庭及同乡等，其中基于血缘、地缘建立的各种关系是流动人口拥有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如民俗仪式、传统价值、乡规民约等。这些传统社会资本伴随着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各级政府部门应通过多渠道对其进行改造，发挥其正面效应，有效遏制其负面效应。

流动人口自组织在建立初期通过传统社会资本的纽带功能能对流动人口在就业、感情沟通等方面起到显著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流动人口实现城市融合，无法推动流动人口在心理或身份认同上融入当地城市的社会生活体系。因此，政府部门及城市社区基层组织应加大对辖区内流动人口的传统社会资本的改造力度，让流动人口有意识地选择淘汰传统社会资本中的消极因素。

一是实现流动人口自组织对当地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永人村村委会在整治社区环境过程中，积极邀请广丰籍同乡互助会成员积极参加各项活动，通过参加该活动使流动人口在参与过程中意识到过去农村生活的种种习惯已经不适应城市生活，主动改变了乱扔垃圾，清理居住房屋附近杂物等陋习。

二是促进流动人口自组织与当地社区组织及居民开展多方的社会交往。流动人口自组织应在流入地社区与当地社区组织和群众进行多方面的社会交往，如流动人口自组织对社区中的困难户和孤寡老人进行帮扶，同时居委会让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当地学校就读，而不是指定农民工子弟学校，使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形成更为密切的伙伴关系和社区关系，推动其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合。

（二）强化政府部门对流动人口自组织的社会支持力度

目前，各级政府部门在不断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同时，对流动人口的组织建设问题的关注明显不够，许多流动人口自组织依然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导致其难以发挥参与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政府部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流动人口自组织的发展进行引导：

1.正确认识流动人口自组织的社会功能。在广大流动人口群体中自发建立的自组织绝大多数都没有进行依法登记，各地基层政府部门应充分肯定其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对其可能造成的消极甚至是负面影响进行防范，同时，更新政府理念，承认并赋予流动人口自组织的独立自主地位，并对其进行积极引导，实现政府与流动人口自组织之间良性互动。

2.设立专项发展基金，为流动人口自组织开展相关活动提供资金、场地支持，对流动人口自组织领袖或“带头人”进行积极引导，使其参与到政府部门社会管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来，增强其社会参与感和荣誉感，培育主人翁精神。

3.通过政府出售、合同外包、特许经营、政府补助等形式，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等合作机制，将原来由政府、工青妇等正式组织直接提供的部分公共服务，交给流动人口自组织，给予流动人口自组织发挥作用的制度空间，推进流动人口自组织有序参与社会事务与公共生活。[11]

(三)流动人口自组织本身的改造与升级

流动人口自组织不能单纯依靠流动人口本身所具备的传统社会资本，而是要对组织自身进行一定的改造，不断提升自身社会资本存量，也要从其他民间组织交往中建立互惠、信任的关系，使流动人口自组织社会资本存量在自我增强和有效积累中得到大幅提升，从而使组织本身得到有序壮大。

一是培育流动人口自组织中的信任文化。流动人口自组织通过建立互帮互助机制，强化组织成员之间的凝聚力，从而达到培育组织信任文化的作用。如提供就业资源、劳动维权、困难救助等，实现流动人口自组织的四大功能“交流情感、寻找归属；提供资源，扶危济困；正面推力和反面拉力的功能；调节个体与社会的关系。”[12]

二是与其他民间组织进行广泛的社会交往，不断壮大自身社会资本存量。如杭州流动人口自组织“草根之家”通过与当地高校志愿者组织进行交往，建立服务基地，实现志愿者组织定期对该组织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支持，极大地丰富了流动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并不断增强了流动人口机器自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能力。

（四）拓宽流动人口政治参与渠道

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是行使当家做主民主权利的重要形式之一，但是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关系网络较为简单，在政治参与中呈现边缘化的特征。因此，政府部门应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引导流动人口自组织通过政治参与与政治体系发生直接或间接联系，达到提升流动人口现代社会资本存量和融入城市社区的目的。

首先，政府应充分肯定流动人口自组织的合法地位，在组织中探索建立以地籍为纽带的党团组织，并组织各项活动实现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广泛联系，增强流动人口的参与感和荣誉感。如永人村广丰籍同乡互助会党小组在上级党组织带领下举行了为空巢老人送爱心活动。

另外，在人大、政府等重要会议中吸纳流动人口代表参加，推荐优秀流动人口参选人大代表，并引导新闻媒体积极报道流动人口的正面新闻，为流动人口政治参与提供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永人村广丰籍同乡互助会会长吕献达首先在南昌市青山湖区当选区人大代表，随后当选为南昌市人人代表。南昌市通过推动流动人口拓宽政治参与渠道，提升流动人口社会资本存量，增加他们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信任，防止和减少流动人口需求制度外的参与，最终实现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入。

[1]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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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敏，林闽钢．族裔资本与美国华人移民社区的转型[J].社会学研究，2004，（3）：36-46.

[6]曹子玮.农民工的再建构社会网与网内资源流向[J].社会学研究，2003，（3）：99-110.

[7]赵延东，等.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J].中国人口科学，2002，（4）：10-17.

[8]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1996，（4）：42-52.

[9]牛喜霞.社会资本在农民工流动中的负面作用探析[J].求实，2007，（8）：51-54.

[10]范丽娟.社会支持和打工妹的城市融合[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4）：12-15.

[11]方秀云.流动人口自组织的特征、意义、困境及其突破[J].行政管理改革，2013，（1）：54-60.

[12]王义，等.流动人口自组织问题及政府管理对策探究[J].甘肃社会科学，2003，（6）：91-95.

责任编辑：黄晓玲

D631.4

：A

：2095－2031（2014）01－0054－04

2013－09－14

公安部软科学课题“中部崛起背景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创新”（2011LLYJJXST095）和院级课题“社会资本视角下永人村广丰籍同乡互助会研究”（2012YB008)

张艺（1982－），男，江西萍乡人，江西警察学院治安系讲师，南昌大学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公共安全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