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雷

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法赫德·萨巴赫亲王以一个心型手势，为第17届亚洲运动会画上了句号。这个卖萌之举在社交媒体上颇受欢迎，但终究无法改变仁川亚运会寡淡甚至略带负面的主旋律。

无论是受众还是媒体，对于亚运会的审美疲劳正愈演愈烈，甚至于在主办地仁川，亚运会都是悄悄地来默默地走，似乎还未曾发生过高潮，一切就已归于平淡。路边偶有的标语与招牌，地铁里播放频次不高的视频广告，穿着制服、零星走过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亚运会留下的痕迹仅此而已。在KBS与SBS的体育频道，英超、日本职棒、美国职棒、女篮世锦赛与亚运会分享着直播时段。上座率更是惨不忍睹，主体育场的数个田径决赛夜的观众仅以数百计，还不及在场的工作人员与媒体人数多；被奉为“韩国国民偶像”的孙妍在的艺术体操个人决赛，南洞体育馆也不见爆满；总票房不过270亿韩元，其中开闭幕式占去了60%。尽管韩国在亚洲处于经济发达地区，但本届比赛只吸引了6家主赞助商，其中只有1家来自韩国以外（中国体育装备品牌361）。

毫无疑问，拥有63年历史的亚运会已经来到了一个拐点。就在本届亚运会开幕前一天，亚奥理事会方才确认了下一届赛事由印尼的雅加达接替临时“逃婚”的越南河内。这是亚运史上的第三次主办地“逃婚”，1970年韩国、1978年巴基斯坦都以安全或政治因素突然放弃了主办权，那两次比赛不得不由泰国曼谷临时接盘。而如同这一次河内赤裸裸地以经济原因放弃，还是头一遭。为了能让雅加达不出意外地将第18届赛事办完，亚奥理事会不惜推翻了自己此前作出的决议，将下一届赛事的举办时间再从2019年移回2018年，因为2019年印尼将举行大选，一旦如今承诺支持办赛的政党下台，后果不堪设想。亚奥理事会的狼狈可见一斑。

办一届亚运会究竟需要花费多少？这次仁川的预算成本为16.2亿美元，其中用于场馆建设与翻新、道路及交通基建的将近14亿，而比赛运营方面不过2亿多美元，这一块预算颇为吃紧，有韩国媒体指出，仁川亚运会在用于志愿者培训、兼职人员聘请、班车体系上的经费过少，导致相关服务跟不上。预算中韩国政府与仁川市政府分别承担19%与78.9%，这意味着从市场募集来的资金不过区区2个百分点。

由于缺乏市场吸引力，亚运会的举办资金过度依赖于承办国与承办地政府，导致仁川亚运会整个过程中有所不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申办、筹办与执行主办的市长是来自不同政党的三任。但好在韩国人最终还愿意为比赛埋单，本届比赛的绝大多数比赛场馆与主新闻中心均设立在仁川的各个新区，大量的基建对于这些新兴地区有一定的拉动力，这可能是说服三任市长的最大理由。而河内没有如此建设需求、且预算完全不可能支撑整届赛事，自然只能作出抛弃亚运会的割肉方案。

經济只是问题的表象。亚运会真正的危机，是对自身的界定——究竟亚运会该是什么？一个亚洲版的奥运会，这是现下的答案，在奥运会的基础上，在赛事上添加亚洲多元化的特色，正如仁川亚运会的口号：“Diversity Shines Here（多元化照耀于此）”。无论是就种族、信仰、语言、文化等种种要素，幅员辽阔的亚洲确实比起其他大洲更多彩。但克隆一个奥运会，并不意味着成功，哪怕拥有更鲜明的色彩。

当正在盈利的奥运会都在强调并严格执行“瘦身计划”时，亏本的亚运会却依然难以削减项目——既然学习奥运会，所有奥运项目必须得保留；既然要体现多元化，一些有鲜明亚洲地域特色的非奥项目也必须加以保护，譬如盛行于南亚的卡巴迪与板球、风靡东南亚的藤球与壁球，以及带着东亚特征的武术与空手道等；为了满足东道主对于成绩的需求，允许他们自设一些项目，于是诸如台球、棋类、健美、轮滑、体育舞蹈乃至龙舟这些从未入围过国际综合性运动会的项目统统进过亚运会。这些代表着多元化的新项目，却制造了受众与比赛之间的互相不理解，尽管如藤球、壁球、空手道等项目确实有着非常高的观赏性，但对于不同地域的主办者而言，只能满足猎奇者的心态。

亚运会的多元化的另一个体现在于入围条件宽松，尽可能多地满足弱小国家参赛需求。由于不像奥运会那样设置预赛或成绩达标线，参加亚运会的硬性条件相对宽松，而在部分地域色彩浓烈或者强国未全力开展的项目中，一些弱小国家的选手具备了夺得好成绩的条件。当在仁川亚运会看着伊拉克运动员赢下田径男子800米的金牌、阿富汗板球选手为银牌泪流满面时，确实容易让人感悟体育力量的伟大。但这些属于媒体人笔下的好故事，却不是符合市场需求的条件。

虽然我们听说过很多次类似的故事：一位或受伤或实力不济的选手艰难地完成比赛，观众们不离不弃，予以他热烈的掌声。但这样煽情的桥段终究只能是体育比赛的辅料，竞技比赛的核心卖点是且从来都是顶尖明星之间的竞争。观众愿意掏钱看的是自己看得懂的高水平比赛，而亚运会的大部分场次都属于低水平竞争。对于选手同样如此，高水平比赛才有助于自己创造成绩。从这层意义而言，弱小国家对于亚运会的需求要远远大于亚洲传统体育强国。但在体育方面的弱小通常意味着国内经济实力的弱小，他们的胜利无助于亚运会的市场扩展。

上世纪50年代初亚运会初建之时，整个亚洲正处于积弱与重建的阶段，体育大赛或许是振奋民族情绪的一种方式，而当年奥运会的台阶又显得有些过高，亚运会有其存在的价值。但随着时间的迁移，亚洲的经济与体育发展呈两极化发展，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对于中日韩等传统体育强国，亚运会是“鸡肋”，俨然只能作为奥运会的练兵场，但他们又是这项赛事最主要的竞技力量与经济支撑，这样的矛盾令亚运会处于一种极端尴尬的地位。

作为亚洲体育的管理者，亚奥理事会也似乎在迎合中日韩对亚运会的定位，不仅从赛制、立项、赛事要求等细节上尽量克隆奥运会，而且试图将亚运会的举办年份挪至夏奥会前一年，令其彻底带上奥运会练兵场的烙印（虽然下一届雅加达因政治原因再度移回2018年，但冬季亚运会已经确定移至平昌冬奥会前的2017年）。这么做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避开原本的非夏奥会举行的双数年份中举行的足球世界杯与冬季奥运会的影响，毕竟对于体育受众与赞助市场而言，一年的精力是有限的。但下一个新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亚运会真的移至奥运会前一年，又该如何与各项带有奥运会资格赛性质的单项世锦赛、世界杯相抗衡？虽然它们比亚运会更狭窄，但那才是真正代表着最高水平的精华赛事。

虽然奥运会仍具有巨大的资金吸附能力，但一个亚洲版的山寨奥运会，对于品位越来越刁的受众与品牌，已经显得生命力不足了。无法建立市场魅力，赛事过度依赖承办国政府注资，亚洲经济与体育强国中日韩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都对承办此项比赛不敢兴趣，亚运会的生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如果没有一场革命颠覆亚洲版奥运会的定义，亚运会的面前恐怕只剩穷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