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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新女性陷阱里的萧红

2014-04-15李多钰

现代青年·细节版 2014年10期
关键词:萧军萧红文艺

李多钰

用文艺闯天涯讨生活从来都是一件艰辛莫测的事情——想要自由,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却很难不做附庸,辛苦辗转而又不能舍弃浪漫,免不了要留下一地不忍卒看的生活碎片。

不幸的是,时代风卷残云,总是卷去最辉煌的光荣岁月,而留下一地风流碎片。那碎片看来虽不起眼,却是怎么也打扫不尽,给后人留下无限想象与重新辨认的空间。不管隔着多远的时光,有心人只要向那碎片后面细细摸索,便能摸出或长或短的藤蔓,牵扯出时代生活的真实样貌。

萧军与萧红的故事,便是80年前中国文艺界一条细微却绵长的藤蔓。这条藤蔓,原只是几个东北左翼作家间的情仇与恩怨,却因为与鲁迅先生在上海的短暂相逢,成为左翼文艺与爱情的“真人秀”标签。

革命时期的文艺青年怎么谈恋爱?如果你有这样的疑问,萧军与萧红的故事,仿佛恰好为这个主题准备了答案。并且,这个答案不会教任何人失望:革命家看到了出走与自由,保守派看到了出走后并不美妙的结局,道学家看到禁忌,风俗家看到八卦,女权主义者看到了娜拉们不可救药的性别依赖,男权主义者看到了女人被解放后的可怕后果……以是,虽然东北作家群因为种种历史原因被遮蔽多年,萧军、萧红的故事却从未黯淡,即使在众声喧嚣的网络时代,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随着汤唯参演的许鞍华文艺大片《黄金时代》放映临近,这个话题更加引人入胜。在《黄金时代》公布的第一批“封锁线海报”上,汤唯的旁边,一度印着小小的一行字“一切都是自由的”,时代的风气呼之欲出。萧红故事的开始,正是始于“一切都是自由的”,那是一个东北文艺女生看似荒唐而无脑的新生活实验。呼兰河小城张家的女儿张迺莹,初中毕业后受新思潮的影响,想要逃婚继续读书。她与表哥离家出走成为“北漂”,在北师附中做了几个月学生,收获的是家人与之断绝关系。走投无路之际,她逃婚的对象追到北京,于是两人回到哈尔滨同居,怀孕后,未婚夫自觉无力抚养,把她抛弃。因积欠不少房租,她几乎被房东卖入青樓,幸好投书报社,得到救助,并且遇到当时是报社编辑的萧军。

张迺莹从此展开了女文青萧红最美妙的一段人生旅程,她的爱情终于圆满,她的写作才能迅速得到鲁迅认可,她成了名满中国的左翼女作家,才华成就直逼丁玲。这梦幻般的成就不过是两三年间的事。她的人生到此,是最具励志意义的新女性标本。

然而,萧红却于此时陷入烦恼。

“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那只手把自己打碎吗?”

她的文学成就与新青年标签,并没有让萧军更爱她呵护她,这个曾经爱她救她的男人,也会轻易爱上别的女人,并且不允许她嫉妒。

萧军当年的日记清楚地写着,“吟会为了嫉妒,捐弃了一切同情[对X(许粤华)就是一例],从此,我对于她的公正和感情有了较确的估价了。原先我总以为,她会超过于普通女人那样的范围,于今我知道了自己的估计是错误的”。

从日记可以看出,萧军认为萧红是新女性,所以应该宽容他的出轨。这里面潜藏的逻辑陷阱与伦理陷阱,如果放在当下,可以被网络青年“娱乐至死”。不过从种种迹象看来,有关新女性的逻辑陷阱在当年的新生活实验中是普遍存在的。新女性们放弃了父权与夫权的保护,但是除此之外,并没有成熟的社会制度来保护她们,在成为新女性的同时,便意味着她同时也失去了任何保护。新女性因此成为一种被神圣化的弱势群体。男性面对新女性,一方面艳羡她们的新潮与自由,一方面要使用她们的新潮与自由来成全自己的自由,所以萧军对于新女性的想法在当时并不算特别“渣”。

但是萧军最大的毛病是家暴。家暴一方面是萧军的性格基因,比较直接和脆弱,喜欢用暴力与斗争解决问题,同时也显示,面对萧红的反抗,萧军的内心是虚弱的,这个曾经被他救助曾经孤苦无依的女孩,已经一瞬间长大,大到他很难控制了。仅从文学成就来看,萧红是远远高于萧军的,她离开萧军后在香港写就的《呼兰河传》,堪称对北方中国最精确的刻画之一。

1938年,萧军与萧红在西安分手后,很快遇到了另一位更柔弱可控的小姑娘王德芬。婚后,萧军对百依百顺的传统女性王德芬很快厌倦,常年很少回家。此时的萧军作为鲁迅的抬棺人之一,已经进入红色中国的文艺核心,正是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好年月。不过这样的年月等闲过去,暴脾气的萧军很快进入了长期的政治冰冻期。百依百顺的王德芬坚持到了最后,最终与萧军白头偕老。

萧红离开萧军后,选择与另一位东北文艺青年端木蕻良结合,因为战乱,辗转于武汉、重庆、香港,远离了红色中国的文艺核心。端木蕻良好修养与好脾气,不过难免临事犹豫,缺少担当。萧红在香港病重的最后时光里,端木有照顾不周的嫌疑。按骆宾基的说法,萧红临死前曾说:三郎若是知我病重,一定会不远千里来救我……听来真是惨然!不过这话到底是萧红说的,还是从仰慕者骆宾基心里蹦出来的,已经杳不可知了。

一个天才的文艺女青年,终于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男人,安放她的情感、思想与自由。

从旁观者看来,萧红如此大才,实在应该跟萧军一起去延安,成就一段革命与文艺的佳话,怎么会糊里糊涂在香港耽误了性命呢?然而萧红实在并没有那么积极的政治意识。从文学思想上看,她更靠近鲁迅,虽然是左翼作家的代表,却并不支持“国防文学”。而“国防文学”,恰是鲁迅对萧军的批评。从萧红一生的轨迹看来,她出走、她落难、她被拯救、她恋爱、她写作、她被背叛、她再出走……她所要的,只不过是一份可以依托的情感、一种可以掌控的生活。虽然她并没有找到,而且找的过程在后人看来也十分天真与荒唐,但是她确实认真找了,她荒诞的人生轨迹,正是新女性们并不美妙的生活史。

微妙的是,萧军和萧红的故事,跟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故事似乎互为表里,革命的爱情实验与非革命的爱情实验,结果竟然依稀相同!怎不让世故的中国人隔着久远的时光为民国两大女文青唏嘘不已?

1942年,香港。31岁的萧红在此间病逝,59岁的吕碧城在此间度过最后的岁月,22岁的张爱玲在此间酝酿她的“倾城”。

民国三大传奇才女,曾在香港的同一个时空下,度过她们同样孑然一身而又截然不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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