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鸣鸣 龚勇军

(江西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04)

我国山水田园诗开创者陶渊明生活于东晋乱世，早期曾入仕为官，后因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官回归田园生活，在艰辛贫困中终其一生。虽然人生境遇改变很大，陶渊明始终随遇而安，泰然处之，保持本心的宁静和平和。有研究者认为，陶渊明“对道教养生文化颇有了解，也曾歌咏那些亦真亦幻的得道人物”[1]，“没有到深山里去修炼长生，却不排斥养生。”[2]陶渊明研究专家袁行霈先生经过考证，认为陶渊明“当生于永和八年壬子；迄丁卯考终，是享年七十六岁”[3]按照这一说法，陶渊明在当时已算非常长寿，实属注重养生对他的回报。本文将结合陶渊明诗文进行分析，探讨其中蕴含的道家养生观。

1 自然养生观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养生学说以老庄思想为基础，以《黄帝内经》为元典，根本观点是道法自然。《黄帝内经》中说：“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盛，四时之法成”，都强调人禀天地之气而生，应该顺应自然。

陶渊明有“自然诗人之宗”的美誉，诗文中有大量吟咏自然环境的作品。具象的自然环境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得到诗意化表达，“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都描绘了一种美好的自然环境，陶冶了诗人的身心。“山涧清且浅，遇我濯我足”(《归园田居》五首其五)，“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归去来兮辞》)，可见诗人因为拥有自然的绿色家园而内心享受无限的欢愉。

在这种自然环境中，人们随着四时的节奏而运转，依从和顺应自然规律。《庄子·让王》中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这种顺应自然的生活状态在《桃花源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其中，人们“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常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都谨守自然节律，保持与自然规律的一致性，因此才有令人向往的“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正如《灵枢·本神第八》有云，“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

人在生死问题上，道家同样强调要顺乎自然，生而无乐，死而无悲，不以生死为念。人的生死就如同春夏秋冬四时的更替一样正常。人的死亡也是一种生命的自然回归，庄子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庄子·知北游》)又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地。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庄子·大宗师》)同样在生死问题上，陶渊明也和庄子一样，强调看淡生死、顺乎自然，正如“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形赠影》)可见自然万物都是按照自然的规律运行生长，所以人的生死亦自然，“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与子俨等疏》)“有生必有死，早终命非促”(《拟挽歌辞三首》)，“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连雨独饮》)，“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诗》其三)“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自祭文》)以上陶渊明的诗文都体现了诗人以顺应自然规律来摆脱生死的困扰，消弭对死亡的恐惧，表现出特别的放旷明达。可以说“面对死亡，陶渊明表现出哲人的理性和淡定，从自然之理悟出生命之理，死与生一样自然，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与自然融为一体，体现了他回归自然的宇宙观。”[4]

2 形神养生观

《道德经》中有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将“人”放在了与“道、天、地”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人的生命是可贵的，要努力养护和延续自己的生命。老子的弟子文子提出，“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神清意平，百节皆宁，养生之本也。肥肌肤，充腹胃，闲嗜欲，养生之末也”(《艺文类聚·方术部》)[5]，认为要保障人体生命的健康长寿，必须注重形神的养护。

庄子提出“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庄子·刻意》)调神是道家养生的第一要务，道家总结出丰富多彩的调养心神的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清静养神。《道德经·十六章》认为，“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云云，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为复命。”意思是说，万物品类众多，生态各异，但最后都只有复归到它的根本上才能开始生长。其中的这个根本，就是“静”。陶渊明诗文中经常写到“静”，“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感士不遇赋并序》)、“我爱其静，寤寐交挥”(《时运一首并序》)、“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静寄东轩，春醪独抚。”《停云一首并序》。当陶渊明一人独处的时候，也享受恬静之乐，如“陶然自乐”(《时运》)、“怡然自乐”(《桃花源记》)、“逍遥自闲止”(《止酒》)。这样看来，陶渊明在日常生活中崇尚闲静的生活状态，这也使他能够静穆和谐，实现生命本质的解脱和精神的安宁。

道家认为神养重于形养，以神养为根本，但神养必须以形养为基础，要注重合理、科学地生活，要适度运动，做到动静平衡。《素问·六微旨大论》：“岐伯：‘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帝曰：有期乎？岐伯曰：不生不化，静之期也。”意即静养和运动应该结合起来。“<内经>提出养生亦应动静结合，静是要求神气清静，动是要求形体动，通过运动来增强体质，预防疾病。在运动中，外练形体，内练精神，动以养形，静以养神，以达到身心和谐统一。”[6]陶渊明虽然曾经是士大夫，但是辞官归田后亲自躬耕于自然田园之中，《归园田居》其三写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写道：“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来还”；《移居》其二中写道：“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归田园居》其一中写道：“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都将劳动过程与富有生机和情趣的田园生活相结合，力赞劳动养生娱性之乐，愉悦之情溢于言表。

3 和谐养生观

庄子曰：“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在道家看来，人顺应自然，为的是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生是一种“大美”的境界。陶渊明诗文中充满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以《桃花源记》为例，开篇就是写景妙笔，“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接着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将桃花源中的屋舍、土地、良田、美池、花卉、桑竹、阡陌、鸡鸣犬吠等景致一一呈现，同时由远而近，由景及人，描述桃花源中的人们往来种作、衣着装束的自然状态和已世隔绝、怡然自乐的平静生活，刻画了一幅理想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田园生活景象。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几乎随处可见。《庄子·刻意》有云，“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也。故圣人休焉，休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淡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人要颐养生命，实现自我生命的和谐，必须不为物欲所诱惑，不为私心杂念所困扰。陶渊明对此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可以看出陶渊明早期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曾经渴望建立功名。但现实官场上中政治斗争的复杂和人际关系的虚伪狡诈，却让陶渊明产生了“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归去来兮辞》)的感叹。“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入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其一)，随着陶渊明渴望自然自由生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最终决定不为五斗米折腰，即“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来兮辞》)毅然辞官回归田园生活，返归到一个自然的本我。回归田园后的陶渊明知足常乐，保持自我内心的和谐。虽然“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移居二首》)，物质生活变得贫乏，但是心情舒畅，精神满足，“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尤其是陶渊明在《饮酒》诗中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表现出精神焕然一新，心境亦是悠然宁静，拥有了生命本身的超然和自在。

《素问·上古天真论》认为，“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陶渊明回归田园后，与社会的关系变得简单，主要表现为与邻里朋友、家人亲人的关系。“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一)，可以看出陶渊明与邻里交往关系纯朴，相处融洽，无地位尊卑,无贫富悬殊差别，更无官场的尔虞我诈,相互倾轧。与友人之间交往则讲求情趣相投，情谊真挚。如“人之所宝，尚或未珍；不有同好，云胡以亲！我求良友，实觏怀人；懽心孔洽，栋宇惟邻”(《答庞参军并序》其二)，“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停云一首》)。对于子女、亲人，陶渊明更是情深意重，和蔼慈祥，随性自然。“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和郭主薄》其一)，写出了稚子绕膝，天伦之乐。《与子俨等疏》是陶渊明写给他的五个儿子的家书，其中写到“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氾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表达作者珍惜亲情，家人和睦的美好愿望。

这样看来，受道家思想影响，陶渊明诗文中充满了道家养生智慧，体现着道家养生实践。他固守自我的本真性，坚守自己的理想、价值、信念和节操，实现了与自然、与自我、与社会的和谐，成为了一个道家养生的典范。朱光潜先生评价说：“渊明则如秋潭月影，澈底澄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7](《诗论》)林语堂先生则认为“陶渊明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8]。

[1][2]吴国富.陶渊明与道家文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142,138.

[3]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428.

[4]杨立群.和谐-陶渊明的人生追求和艺术追求[J].学术论坛,2007(2)：181.

[5]严世芸.中医学术发展史[M].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4:29.

[6]金香兰.《黄帝内经》养生理论[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2(5)：465-466.

[7]朱光潜.诗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14.

[8]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