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卞之琳翻译思想研究述评

2014-04-14梅阳春汤金霞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2期

梅阳春，汤金霞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泰州225300）

卞之琳的翻译思想，尤其是他的“信、似、译”翻译三原则是对“信、达、雅”“形似、神似”“直译、意译”的继承和发展。方平认为，卞之琳的翻译思想汲取了“信、达、雅”“形似、神似”“直译、意译”的合理成分，足以使卞之琳“能够和傅雷这样一位声誉卓著、受人尊敬的翻译名家旗鼓相当”［1］。江枫强调，卞之琳翻译思想“对于中国翻译理论的贡献，毫不亚于‘信、达、雅’之说提出之初的历史功绩”［2］。卞之琳翻译思想对中国翻译理论建设的贡献以及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使其从诞生之初即为研究者瞩目。本文以研究时间段和研究类别为划分标准，对国内50余年卞氏译论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类，使其能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

按时间划分，国内卞氏译论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第二阶段，本世纪以来为第三阶段。

一、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的研究

1956年，卞译《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悲剧》（作家出版社，1956年）出版。次年，巫宁坤发表论文《卞之琳译哈姆雷特》，开启了国内卞氏译论研究的先河。在该文中，巫宁坤从体裁、句法、格律、韵律、人物语言、意象和双关语等角度将卞译本和此前流传最广的朱生豪的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巫宁坤强调《哈姆雷特》的译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应该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朱生豪采用散文体呈现原文，虽然通俗流畅，但改变了原文的诗体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文的内容和效果，导致国内读者对原作的认识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差。卞之琳在翻译《哈姆雷特》过程中，以译文对原文“从内容到形式（广义的形式，包括语言风格等）全面而充分的忠实”［3］为宗旨，“证实了在译文中保存莎剧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可能性”［4］。

卞之琳译完《哈姆雷特》后，基于种种原因，在接下来的20多年内淡出了翻译界，导致国内卞氏译论研究在这段时间也处于暂停状态。“文化大革命”之后，卞之琳重拾译笔，国内卞之琳翻译思想研究也随之开展起来。

古苍梧是文革后国内第一位研究卞之琳翻译思想的学者。1978年，古苍梧在《开卷》杂志上发表论文《诗人卞之琳谈诗与翻译》①详见其论文《诗人卞之琳谈诗与翻译》，《开卷》1978年第1期。，以访谈录的形式探讨了卞之琳的英诗汉译思想，重点论述了卞之琳对英诗格律、韵律的处理方法和“以顿代步”的翻译策略。这篇论文借鉴了巫宁坤的研究成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不及前者，但对重启文革后国内卞氏译论研究功不可没。在此之后，林瀛、沈建太等学者拓展了卞之琳翻译思想的研究。

林瀛①详见《译精于勤——记著名翻译家卞之琳》，《中国翻译》1984年第1期。认为卞之琳英诗汉译思想是一个广义的将“达”与“雅”涵盖在内的“信”字。他以卞译《哈姆雷特》为例，从译文对原文在体裁、格律、韵律等方面的传达效果来论证其观点。准确地说，卞之琳英译汉思想的核心为“信”“似”“译”三原则，三原则首尾呼应，不可分割。林瀛仅论述“信”，有以偏概全之嫌。沈建太等则将“信”“似”“译”三原则结合在一起论述。在其论文《卞之琳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中，沈建太等指出，“‘信’即忠实于原作；‘似’即在本国语言内相当于原作，其次才是翻译的问题，即通过翻译达到‘信’和‘似’”［5］。然而，沈建太等在该文中宣称的“信、似、译”仅为对“直译”扬弃的观点则有失偏颇，三原则实为“信、达、雅”“形似、神似”“直译、意译”的继承和扬弃。

“文革”后至80年代末，国内卞之琳翻译思想研究领域成果最丰硕的是周兆祥、张曼仪二人。

在专著汉译《哈姆雷特》中，周兆祥从体裁、意象、注释、组句、节奏等方面将卞译本和邵挺、田汉、梁实秋、朱生豪、曹未风的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从体裁上看，邵译本采用古文体形式呈现原文，这种归化手法彻底改变了原文的诗体面貌；田、梁等译本采用散文话剧形式，也只是部分呈现了原文的面貌；卞译本以诗体呈现诗体，为汉译《哈姆雷特》“方法上的最后一次突破”［6］，最大限度地呈现了原文面貌。从意象传递上，卞译本对原文意象的传达也多于其他译本，原文中的许多意象在其他译本中都被直叙了，但卞译本却巧妙地呈现了这些意象的原貌；在注释方面，卞译本注释数量最多也最可靠；在组句方面，卞译本以同一形式呈现原文的重复语句，用“五音顿”呈现原文的“五音步”，完美地保留了原文的节奏美感。同为卞译《哈姆雷特》研究，周兆祥的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超越了前人。

张曼仪在周兆祥的研究基础上，从体裁、格律、意象和双关语等角度，将卞译《哈姆雷特》较国内其他翻译家（田汉、梁实秋、朱生豪、曹未风和林同济）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张指出，《哈姆雷特》的体裁形式主要为“无韵诗体”，其中夹杂一定篇幅的散文体。田、秋、朱等人的译本采用单一的散文体形式呈现原文，不仅舍本求末，也失去了原文诗体和散文体交迭运用的戏剧效果。曹译本虽也是诗体，但在诗行上没有与原文对应。林译本虽也采用诗体，但其用“散押”呈现原作诗行的韵脚，“使原来不押韵的‘素体诗’跟双行一韵体分别没那么明显”［7］。卞译本以诗体翻译诗体，以“音顿”呈现“音步”，在体裁上最接近原作。在对原文意象和双关语的处理上，卞译本无论数目还是效果较其他译本都胜一筹。

不难看出，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为卞译《哈姆雷特》研究和“信”“似”“译”翻译三原则研究。虽然研究者不是很多，成果不算丰硕，但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国内卞之琳翻译思想研究仍然为“信”“似”“译”翻译三原则研究和卞译莎剧研究为主。

（一）“信”“似”“译”翻译三原则研究

在论文《谈谈卞之琳的文学翻译》中，张曼仪结合自己前期的研究成果，重点阐释了卞之琳的“信”与严复的“信”的联系与区别。张指出，卞氏之“信”虽源于严氏之“信”，但严氏之“信”仅指译文对原文内容的忠实，而卞氏之“信”不仅强调对原文内容的忠实，也强调对原文形式的忠实，在忠实程度上超越了前者。此外，张认为，译者需要恪守对原作求信的本分，因为“有原作者发出的信息，有原文的文本，才有译文，否则就是创作，不叫翻译”［8］。坦白而言，张曼仪这一阶段研究中的大部分是对其前期研究的重复，新意甚少。方平将卞之琳的翻译思想总结为“亦步亦趋”四个字。在论文《“亦步亦趋”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谈卞之琳先生的翻译思想》中，方平分析了“直译、意译”“形似、神似”的优点和缺点后得出结论：“为了文学翻译艺术的继续发展，需要另一种有所追求的艺术流派：存形求神，神在形中。”［1］他认为，卞之琳“亦步亦趋”的翻译思想可以被看作“存形求神”的一面旗帜，并以卞之琳的译例论证卞之琳如何在翻译实践中对原作做到亦步亦趋、存形求神。

刘重德在论文《卞之琳的译诗理论和实践》中将卞之琳、苏曼殊、马君武、徐志摩翻译的英语格律诗进行了对比研究。刘认为，苏、马二人用汉语旧体诗翻译英语格律诗，没有呈现英语格律诗的形式美感，让读者“读到的只是译者的创作”［9］。徐也用旧体诗翻译英语格律诗，效果虽比苏、马二人好，但也没有做到形神俱似。卞之琳以其“信”“似”“译”翻译三原则为宗旨，用汉语的“音顿”呈现英语的“音步”翻译英语格律诗，不仅在理论上合理，在现实中也有效。刘还在卞之琳英诗汉译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英诗汉译原则，即“严格为本，灵活为辅”［9］，将国内卞之琳翻译思想研究提高到了新的层次。

张、方、刘研究“信”“似”“译”的方法是先阐述“信”“似”“译”的具体指涉，然后用卞之琳的译例阐释三原则的合理性。江枫另辟蹊径，通过对比同一原文的不同中译版本，来阐释“信”“似”“译”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指导性。在《浅谈卞之琳的译诗艺术》中，江枫以译文对原文格律、韵律传达的效果为视角，对比研究卞之琳、徐志摩和郭沫若三人翻译的同一首英文诗歌《Tiger》。江枫认为徐译呈现了原作的韵式，但没有再现原诗在音韵上的规整和匀称；郭译在韵式和节奏两方面都没能再现原作；卞译“以准确的脚韵安排再现了原作的韵式，以二字顿和三字顿所构的四音顿诗行复制了原作抑扬格和扬抑格四音步诗行跌岩有致、和谐流畅的节奏，从而出色地保持了原作的韵律美”［10］。这种方法对英诗汉译是行之有效的。

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对“信”“似”“译”翻译三原则的研究较前一时期更为细致深入，但有关卞译莎剧方面的研究却不及前一时期。

（二）卞译莎剧研究

王佐良在《一个莎剧翻译家的历程》一文中总结道：卞译莎剧最大特色是“用五顿一行的汉语诗来译莎士比亚的五音步、抑扬格的无韵白体诗”［11］。这种方法贯穿着卞之琳翻译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始终。身为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对于卞之琳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方法也不是一味褒扬，他对卞之琳对《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那段关于生和死独白的处理及其对莎剧当中某些意象的处理上表达了异议。可惜的是，王佐良对卞译莎剧只是泛泛而论，并没有深入探讨卞译莎剧。孙致礼在这点上做得比较深入。在论文《亦步亦趋、刻意求似——谈卞之琳译〈哈姆雷特〉》中，孙致礼指出，卞译《哈姆雷特》的翻译指导思想是“亦步亦趋，刻意求似”［12］。“亦步亦趋”表现为四点：“一是以五音顿模拟五音步，二是尽可能行数相等，三是尽可能对行翻译，四是尽可能在原处跨行。”［12］不仅如此，孙致礼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建议更改卞译《哈姆雷特》当中个别没有遵循这四条规则的译文，以使其符合这四条规则。这对继承和发扬卞之琳的翻译思想很有助益。

同为研究卞译《哈姆雷特》的彭术根，其研究成果和孙致礼比起来不免相形见拙。彭在论文《卞之琳译〈哈姆雷特〉片断赏析》中提出，卞之琳的译文“直译与意译交替使用，恰到好处；格式与节奏，力求原汁原味；形似与神似巧妙结合”［13］。这基本上是对前人观点的变相重复，谈不上有什么新意。

三、21世纪以来的研究

21世纪至今这段时期为国内卞之琳翻译思想研究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仍有不少学者研究卞之琳的“信”“似”“译”三原则和卞译《哈姆雷特》，但新意甚少，多数为前人研究的重复或变相重复。卞之琳中文诗歌英文自译研究以及卞之琳翻译与创作的关系研究是该阶段最具特色的研究。

（一）卞之琳汉诗英文自译研究

北塔与贺国俊是该范式研究的代表。在论文《卞之琳诗歌的英文自译》中，北塔将翻译家分为“匠人型、作家型和学者型”［14］三类。他认为卞之琳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而是独具特色的“诗人兼学者型”翻译家。在英诗汉译中，卞之琳对原作亦步亦趋，以直译为主，严守译者本分，在原文的图式框架内发挥译者的创造性，呈现其作为学者型翻译家的本色。但在汉诗英译中，卞之琳却没有过多受原文的束缚，时常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增删甚至改写，体现了一位随意洒脱的诗人型翻译家特质。

贺国俊在《现代诗歌自译中的意象明晰化——以卞之琳自译诗为例》中，从主题意象、所指意象和意象衔接三个方面探讨了卞之琳汉语新诗中的意象在其英译文中的明晰化现象。贺认为，对原诗中可能令译文读者感到过于笼统朦胧的标题，卞之琳会予以舍弃，并重新拟定描写实际内容的英文标题以实现主题意象明晰化；对于原诗中“以素描形式出现的，并不刻意着色渲染”［15］的意象，卞之琳则通过将其具体化为译文读者喜闻乐见的直观样态以实现所指意象明晰化；对于原诗当中借助具体意象的反复叠加来实现意象关联的方法，卞之琳在英译中以逻辑关联贯穿这些意象以实现意象衔接明晰化。

除了卞之琳的自译外，卞之琳的翻译与其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也开始为研究者关注。唐立新和朱宾忠是该范式研究的代表。

（二）卞氏翻译与创作互动研究

唐立新指出，卞之琳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开始将他这个时期翻译的诗歌题裁和风格应用在其汉语新诗的创作之中，虽然他在新诗创作中对这些体裁和风格的贯彻并不彻底。20世纪30年代后期，通过翻译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在其创作的新诗中除保留汉语新诗特色之外，开始融入了一些古典诗歌的元素。唐立新认为，“没有卞之琳对现代西方诗歌和诗学的翻译，也就没有卞之琳的诗歌创作”［16］。此外，他还指出，卞之琳翻译与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说明了西方诗歌的汉译对汉语新诗的发展功不可没。

朱宾忠认为，卞之琳的西方诗歌翻译在思想情感和技术层面上影响其随后的新诗创作。通过翻译，卞之琳将西方诗歌中蕴含的思想和情感逐渐内化成新诗的创作理念，将西方诗歌中的一些修辞手法和和组织方式引入其诗歌创作领域。这就解释了为何卞之琳的汉语新诗会在思想、情感、比喻以及修辞手法上透射出明显西方风味的原因。朱指出，卞之琳的诗歌创作对其翻译有三个影响：“首先，卞之琳的创作促进了他对翻译标准与原则的确立与坚守，保障了其译文的高质量……其次，创作对于卞之琳选取什么样的作品来翻译起到了一定的‘导引’作用…… 最后，就翻译和创作与其个人感情的关系而言，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互相补充的关系。”［17］

综上所述，国内卞之琳翻译思想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以“信”“似”“译”翻译三原则研究和卞译莎剧（主要为卞译《哈姆雷特》）研究为特色；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为第二阶段，主要是深化拓展第一阶段的研究；21世纪以来的研究为第三阶段，最具新意的是卞之琳中文诗歌的英文自译研究和卞之琳的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关系的研究。目前，国内论及卞之琳翻译思想的论文有40余篇，这与卞之琳对我国翻译工作的贡献极不相配。在新时代背景下，欲将卞之琳的翻译思想发扬光大，借鉴新的翻译理论从新的视角进行阐释不失为一种方法。

［1］方平.“亦步亦趋”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谈卞之琳先生的翻译思想［J］.外国文学评论，1990（4）：114-116.

［2］江枫.以似致信，形神兼备——卞之琳译诗的理论与实践［J］.诗探索，2001（1）：203-208.

［3］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等.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J］.文学评论，1959（5）：41-77.

［4］巫宁坤.卞之琳译《哈姆雷特》［J］.西方语文，1957（1）：115-119.

［5］沈建太，蒋杰.卞之琳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J］.晋阳学刊，1989（6）：95-97.

［6］周兆祥.汉译《哈姆雷特》研究［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408.

［7］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141.

［8］张曼仪.谈谈卞之琳的文学翻译［J］.外国文学评论，1990（4）：117-118.

［9］刘重德.卞之琳的译诗理论和实践［J］.外国文学评论，1991（2）：25-30.

［10］江枫.浅谈卞之琳的译诗艺术［J］.外国文学研究，1991（2）：124-133.

［11］王佐良.一个莎剧翻译家的历程中［J］.中国翻译，1990（1）：2-8.

［12］孙致礼.亦步亦趋、刻意求似——谈卞之琳译《哈姆雷特》［J］.外语研究，1996（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