燎原

在逻辑上无法构成对比的工资对比背后，实际上是当今中国两个在阶层的等级结构上分处于不同位置的群体的真实处境和命运的揭示。而与公务员相比，农民工是没有任何话语影响力的。

去年9月1日，广西南宁东盟国际酒店。当时钟指向23时10分的时候，莫国庆骑着一辆摩托车，匆匆赶到。“不好意思，加班！”落座后，莫国庆捧起咖啡杯，啜起一口，随即眉头皱起，“怎么这么苦呀？”苏浩宇（化名）哈哈大笑，“咖啡都是这个味呀”。

他们是老乡，也是儿时伙伴，都来自广西百色市平果县太平镇雁山村。苏浩宇是广西一家区直单位的公务员，正科级干部，莫国庆是一个在建工地的民工。论收入，苏浩宇一个月3500多元，扣除税金后，到手的大约3000元。莫国庆没什么可扣的，都是老板按日结算，每天230元，月入超6000元。

摆到台前的数据，莫国庆收入显然比苏浩宇多。这也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们、白领们感叹“收入不如农民工”后，公务员叫苦“收入不如农民工”的一个现实依据——只是，这种比较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它既不是分处于两个群体中，在群体的等级结构中大致相同的人进行收入的比较，也没有比收入的风险辛苦、支出的成本、社会的地位，以及整个人生的收益。

所以，尽管看上去收入有差距，但现实是，苏浩宇在南宁有房有车——当然也有贷款。莫国庆在这里没房没车——也没有贷款。

他们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同的双轨制人生。

高收入的背后

莫国庆在龙光世纪大厦做建筑工。

现年39岁的莫国庆，自1998年起就干这行了。那时，他一天收入40～50块钱。最近几年，尽管“80后”、“90后”走上了工作岗位，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去干这种很累而且危险的活。这样，很多建筑工，开始迎来了他们打工以来的收入黄金期。莫国庆目前月超6000块钱。帮他打下手的，是他堂姐莫云燕。

9月2日下午，《南风窗》记者在工地见到莫国庆时，他敞开了胸膛，右手一个劲地给自己扇风。前一晚的晚上9时多，当苏浩宇电话邀请他到咖啡厅和记者碰头时，电话那头，还在传来建筑工地“叮叮当当”的敲打木板声。当晚下班后，莫国庆才急忙冲个凉，骑着摩托车匆匆和记者会面。

事实上，在这工地里，莫国庆并不是最辛苦的。钢筋工显然更辛苦。

工地里的危险系数很高，穿着破烂的他们，每天穿行在吊塔下，面临着钢筋、钢管和砖头随时掉下的危险。

在寸土寸金的琅东，很难就近找到给建筑工人居住的场所。目前，莫国庆和他的工友就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一个荒坡上，老板平整荒坡后，临时搭建了工棚给他们住。

不过，他们居住的房间里，没有电视。每天下班的工人，洗澡后，剪剪指甲或和工友叙叙家乡事。最快乐的，就是能找到几个爱好象棋的朋友，“杀”他几回。偶尔，他们也挥霍一下：到外面买一打啤酒和一两斤花生，回到宿舍后，光着膀子边喝边聊。一直喝到说话声越来越大时，他们才和着衣服睡去。因为第二天，他们还得早起，7时上班，他们6时就得起床，然后煮点白粥，和着榨菜当早餐。

之所以还得自己动手做早餐，因为他们起得早，有时，跑到早餐店才发现：人家刚起床，水还没烧开。可接送他们上班的车，马上就要发动了。无奈，他们只好饿着肚子上班。正是有了饿肚子的教训，他们几个人共花了55元，合买了一台电饭煲做早餐。

“低收入”的待遇

当莫国庆们7时就在工地上“叮当”施工时，苏浩宇还在睡梦中。他不急于给自己弄早餐，因为单位食堂的师傅已早早帮他和他的同事准备了，而且“内容”丰富，价格低廉。

苏浩宇的房子，离单位有20分钟的车程，他们单位每天派3部公交车负责接送。不过，他们不觉得这是一种福利，因为“以前大家都住在单位大院里，走几步路就可上班了”，现在由于他们单位没了福利分房，大家只好到各片区去买房。

12年前，当苏浩宇大学毕业来到现在的单位上班时，也没钱买房，住在单位的周转房里。为照顾大学刚毕业的新人，他的单位腾出一些房间给员工过渡，房子只租不卖。房间面积是40多平方米，每平方米租金4块钱，每个月给单位交160多块钱即可。这个地段，这样类型的房间，如果放到社会上招租，租金不低于500块钱。

目前，苏浩宇已有了自己的商品房，但他还是没有将这套房子退回给单位。“房子是以我的名义租下的，但现在是我弟去住。反正便宜嘛，而且又安全。”苏浩宇说，机关单位一般都是这样的，反正不会催你走，租金也是好多年没变。而有的单位，员工租住甚至还不需要交钱。

此外，在工作时间上，公务员每天只须工作7个小时，而且自由度较大。在机关单位里，一般大家都不会撕破脸去说别人。

公务员的工作环境，自然不是高收入民工所能比的，他们没有风吹日晒雨淋，整天呆在空调房里。由于在办公室呆得久，担心身体不好，很多公务员还逼着自己每周抽出时间去打打球，锻炼身体。“他们花钱去出汗，我们出汗是为挣钱，你说，怎么比？”莫国庆说，民工是靠出卖体力干活的，哪天干不动了，就一分钱也没得挣了。而公务员待遇是终身制的。

“保护机制”

相比之下，公务员群体在人生和收入提升上，有着相对良好而稳定的保护机制和成长通道，他们的未来是可期的。关于未来，老去的民工，除依托孩子的抚养，无法拥有这样的保护机制。

曾经在广州一家建筑公司工作的白领夏琴，在去年8月，经过公务员考试，回到了家乡贵州六盘水市上班。在职场中奋斗几年，她坚持称自己是“蓝领”，所拥有的一个感触是，与其从“蓝领”一路熬到“白领”、“金领”，还不如直接变成“黑领”——在“黑领”面前，无论是什么“领”，都黯然失色。

这几乎是“公务员热”的社会共识。人们很清楚，一旦进入公务员队伍，在人生的命运上，确实将不再混同于一般人民群众。至少，因为“国家”的荫庇，他们所支出的各种成本，并不完全受制于难以预期的市场。

比如，他们的收入，是在行政体制中逐年提升的，非市场行为。同时，公务员向社会购买服务时，有些时候还能去除掉市场的因素，因为公务员的身份，增强了他们的影响力，不花钱办成事的机会远比农民工高，因为影响力就是一笔无形的资产和价值。

以小孩上学来说，农民工的孩子要上好的学校，需要花钱找关系。但公务员的孩子有机会到机关幼儿园等学校去就读，即使有的单位没有自己办的廉价而优质的学校，他们也可通过给体制内的同行一个电话，就将事情办成。公务员这个身份的价值，是农民工永远无法比拟的。正因如此，农民工的高收入最终也因为自身没有这种特别的保护机制和权力影响力，其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成本，是公务员的数倍，甚至更多。在他们的身后，“国家”的影子是模糊的，看得见的是市场。

在逻辑上无法构成对比的工资对比背后，实际上是当今中国两个在阶层的等级结构上分处于不同位置的群体的真实处境和命运的揭示。而与公务员相比，农民工是没有任何话语影响力的，他们处境的改善，依赖于社会结构变化中市场的变化，依赖于社会的良知。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惠州市旅游局局长黄细花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说，此前，国家有关部门在搞养老调研时，曾征求她的意见，“我当时就说了，你们应该多去征求农民工的意见，而不是去征求公务员的看法。”很多公务员不需要交养老金，却享受着“比农民工高达数十倍的退休金，公务员不应该只为自己着想”。

事实上，这种“为自己着想”早已以法律的形式固化。2006年1月1日实施的《公务员法》第77条明确：国家建立公务员保险制度，保障公务员在退休、患病、工伤、生育、失业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

农民工显然没有这样的优待。以自身的收入为例，黄细花告诉《南风窗》记者，她一个月的工资收入是1万多元，车补近4000块钱。“我觉得已经很够了，能吃多少呢？这样的收入，你不多干点活，都觉得对不起这份工资。”黄细花说，当时，她就建议，政策的制定，不要老是从公职人员的私利角度去考虑，多想想那些农民工吧！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