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永平

二、丝织工业

丝绸业发展到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分工越来越细，缫丝与丝织的分工亦就愈加明显。就生产方式而言，由过去一家一户分散的缫丝、丝织手工生产，逐渐演变为集中于工厂的机器生产，这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于此同时，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新式生产工具得以输入，促使丝绸传统手工业尽快完成向机器工业的过渡。在这段时期内，江苏丝织业有三个重大变化。

第一，江苏机器丝织工业发展不平衡。以苏州为代表的丝织业率先改革生产设备，吹响了向机器丝织工业进军的号角，而以南京为代表的丝织业，却墨守成规，在手工丝织上苟延残喘。

江苏丝织业历来以苏州、南京为历史悠久，品质优良，技艺精湛。当历史的车轮驶进二十世纪时，两地的丝织业却有了不同的选择。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州、盛泽、丹阳三地，率先拥抱丝织机器的宠儿，改进丝织手工设备，兴办丝织工厂，变分散的手工劳动为集中的工厂生产，逐步以铁木机、全铁机、电力织机取而代之。至1921年时，苏州已有二十一家丝织厂，时吴江盛泽亦有数家；1927年苏州的丝织厂发展到三十六家，时丹阳又有数家丝织厂，1934年前后，江苏的丝织工厂有六十五家，详见下表：

江苏省丝织业今昔生产情况对照表以往情况 （原稿未注明年月，估计为清光绪后期）

现在情况（原稿未注明年月，估计为1934年前后）

对照表中数据反映两个问题：首先，以木机生产为主要手段的丝织手工业急剧衰落，以电力织机为主要生产手段的机器丝织业发展迅速，尤为苏州、吴江、丹阳明显。苏、吴、丹三地原有木机45,000台，至1934年前后锐减至12,700台，而手拉织机、电力织机从无到有，分别增至1900台和2,700台，在三地中，苏州的电力织机发展最快，竟有2,000台，占整个电力织机数约75%，吴江亦不少，有500台织机。其次，南京与镇江的老牌丝织地不仅没有一家丝绸厂和一台机械织机，连手拉木机也从18,000台锐减至1,000台。丝织生产不仅没有发展，还在急剧衰退。

江苏丝织工业的建立，首先是从改进生产设备开始的。传统的丝织生产工具是古老的木机，它速度慢、工效低、适合小生产方式。随着机器工业的来临，织绸用的木机有人开始仿造国外手拉织机。1913年前后，仿造了一种日本式手拉织机，即在原手织木机上开轴，工效提高了一些，丝织界纷纷效仿。至1915年手织木机几乎全部被手拉织机代替【1】。尔后，苏州有的丝织工场开始将木机改为铁木织机。1916年，盛泽镇的沈鹏、仲云乔二人筹建丝织厂，大胆从日本进口提花机二十余台，生产出了一批品质较高的丝织品，名声大振，尤其在1920年生产出了中山葛，使盛泽丝织手工业受到极大冲击，遂织造素累缎改用手拉机，花累缎改用手拉提花机。但是，这还属于手工丝织机具，只是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工效和质量，是对手工木织机的改良。电力织机的使用，才能摆脱历史以来的手工劳动，丝织生产才能有质的飞跃。江苏电力织机的采用一般认为始于1921年的苏经丝厂，但因技术不过关试产失败而终止，之后为1924年的苏州延龄绸厂，购买了六台电力织机，然对外不曾公开。成功的是1926年的苏州振亚织物公司，从试产第一台电力织机成功，一下子扩充30台。至此电力织机在苏州广泛推开，各丝织工厂竞相效尤，舍弃木机、手拉机而采用电力织机。不仅如此，还纷纷配备整经机、络丝机、捻丝机、併丝机、上浆机等整套设备，使整个丝织生产工序全由机器操作。到1937年时，苏州的电力织机已达到2,100台。电力丝织机的飞速发展，不但大大减轻劳动强度，便于工厂集中生产，工效比木机快4～5倍，而且在商品经济的竞争中，能及时了解社会生活需要，抢先翻改花色品种，适时投放市场。1951年3月的《工展特刊》就曾对此评论道：“从事于丝织业的同业，……改用电力织机，同样做到了价廉物美，足与日、法等国的舶来品媲美，而尤过之。于是我们被日本帝国主义等掠夺殆尽的市场相继收复。”电力织机的采用和发展是工业生产发展之潮流，顺应这一潮流，丝织生产就向前进，反之，就会阻碍生产，甚至会衰落。南京丝织业状况就是如此。当时“南京的缎子已经不能与苏州、杭州铁机织造的优良产品竞争，更不用说与华丽的外国棉毛织物的衣料竞争了，缎业之逐渐衰落，显然由于织造方法上缺乏象苏州和杭州绸缎的那样改良。把市场出售的各种绸缎加以比较，就足以证明苏州和杭州产品光泽上确居上乘，这种绸缎比南京的素缎更赢得公众的喜爱。南京缎式样陈旧，已不合于时髦的衣着，只能用来做帘幔及垫子。“如果该业不设法现代化，恐怕终究要归于消灭！”【2】时人的评论一句中的。南京绸缎品质无论在光泽上还是款式上都不如苏、杭绸缎、究其原因系“不设法现代化”。吴江盛泽的丝织业与南京不同，她们步上海、苏州之后尘，1928年盛泽的诸巧林，郎梅春、张绍勤从上海、杭州购买铁木机十台，“用引擎电动力开动，至于电流，有盛泽镇沈鹏发起创办电气厂，日夜送电。”【3】生产如火如荼，其品种、品质、产量均上一层楼。例如善家桥郎梅春开设的郎琴记丝织厂，改用电力织机后，在原生产品种上，研究创织了电力纺、格子纺产品，受到欢迎。盛泽的电力织机用三匹马力的马达牵动，主要产品有绉、印度绸两种，年产量各约四百匹，每匹五丈，即二千丈。【4】电力织机的影响波及全镇，至此，盛泽镇上购买铁木织机用电带动丝织的厂商很快多了起来。

当然，新式的先进生产设备不可能一个早晨全部取代旧式落后的生产设备，况且丝织业又是江苏历史悠久的传统手工业。但是，先进的生产设备有着旺盛活力，代表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因此，江苏的丝织业形成了个体丝织工业（广大农村中的家庭丝织）、工场手工业（纱缎庄、账房丝织）、和机器丝织工业的多层次结构。这个特点吴江盛泽较为显著。盛泽镇当时将农村家庭从事丝织副业的称为“纺绸业”，将新兴机器丝织工厂称为“电机织绸业”，“纺绸业”由于历史悠久，又有广大的基础，所以，盛泽周围依靠此业为生者约二万余人，其产品产量也颇为可观。请见下表：

资料来源：宇呜《江苏丝织业近况》，《工商半月刊》7卷12号

虽然盛泽有着普遍的“纺绸业”，但当机器丝织新兴时，盛泽丝织界也积极兴办，1931～1932的短短两年间就发展到八家。有117台电力织机，188马力的动力，工人186人，见下表：

资料来源：宇呜《江苏丝织业近况》，《工商半月刊》7卷12号

丹阳的机器丝织工厂1927～1931年发展到五家，电力织机有82台，见下表：

资料来源：宇呜《江苏丝织业近况》，《工商半月刊》7卷12号

苏州的丝织工厂就比较多了，当时有人调查说：“自民国七年至十五年（1918～1926），营业繁盛，工厂林立，数近百家”【5】。工厂数目显然有夸大之疑，但是确能说明当时苏州丝织机器的采用及发展速度很快，规模较大的有十七家，电力织机有220台，见下表：

资料来源：宇呜《江苏丝织业近况》，《工商半月刊》7卷12号

如前所述，苏州、盛泽、丹阳三地的丝织业在向机器丝织发展的同时，与苏州同负盛名的南京以及镇江机器丝织工业却毫无进展，甚至连手工木机也在急剧衰落。

南京的丝织业共有五类，即缎业、云锦业、绒业、漳缎业、绸业。尤以缎业和云锦业最著名，除各种云锦外，宁绸贡缎也为南京丝织业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然而当工业革命准备赐福于南京丝织业时，她却因种种原因不敢接受，婉言拒之门外，以致于连手工木机也从极盛的三万架，一下子跌落至千余架，不可谓不惨。究其原因，不外乎主客观之因素，客观方向：

其一，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其雄厚资本，大量向中国倾销人造丝，所谓“舶来品”充斥市场，人造丝其品质虽不如天然丝织物，但价格太低廉，色彩华丽，颇受顾客青睐，故舍此就彼，使南京丝绸制品断之销路；

其二，主要服务对象消失。南京丝织业过去由于封建王朝在此设立官府织局，其生产的丝织品种主要为宫廷、贵族适用，其工艺也是为宫廷服务之工艺。封建王朝被推翻以后，主要的服务对象自然消失。

其三，时局动荡不安。南京云锦、绸缎内销传统区域为东北、西北。军阀的连年混战，使通往这些地区的交通不时阻塞。即使有部分销往内蒙、西藏的丝织品，也只靠行商贩运。由于交通条件落后，贩运一次行程往返需八个月时间，每年的运销数量极为有限。1924年，西藏九世班禅到北京，订购了一大批丝织期货，为衰落的南京丝织生产（特别是云锦生产）带来了一线转机。然而此并非长期订货，杯水车薪只能刺激一时，终不能扭转整个衰落趋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伪满洲国成立，邮政封锁，销路绝断，即使运销东北，还要遭到日伪政权抽百五十关税的敲诈。而销往西北地区的云锦，在国民政府经济挤压下，其科税率为“值百抽百”，因此南京丝织业复遭催残。整个丝织业不景气，大部分账房，机户资金短拙，周转困难，甚至无力以整笔款项从原料产地购置原料，只好在本地丝行零星购买，勉强维持，这又要受丝商的一层苛剥。原料的贵买，丝织生产成本增加，本该提高丝织产品销售价格，然而，往往在资金周转不灵，又急于脱手求现款时，货品又受到客商的任意杀价。种种方面的夹击，资金短小的账房、机户经受不了，只能停机改行，另谋生路，勉强能支撑的，也丧失了生产和经营的信心。

主观方面：

其一，无改革设备意识，囿于陈法织造、改革设备，以机器丝织代替手工丝织，乃是南京丝织转变的契机。苏州等地的丝织业抓往了此契机，采用机器丝织，工效提高，成本降低，产量增加，管理方便，渡过了危机。而在南京丝织业由于诸种因素，似乎无改革设备，采用机器丝织之意识，更不用说利用此契机。所以，南京丝织业自始至终处于手工阶段，称“墨守陈法、闭门造织。”据1931年对南京云锦生产的调查，从事锦生产的有117家，木织机498台，但资本额却甚少，一般在200～300元之间，最少的仅50元，千元以上者只有三家，即地址在千章巷的张象发，资本3,000元；锦绣坊的吴槐记，资本1, 000元；估衣方廊的胡忆兴，资本1,000元【6】。资本不仅短少，机台数亦少，一般在2～8台之间，这显然是手工式的机户生产，由此可见，南京丝织业无论在资金上还是在生产方式上不具备工业大生产的条件。木机手工丝织仅以每年每机平均织造二十五匹的能力与机器丝织抗衡，当然是“成本大而生产量少，与新潮流不能适应”，“逐渐入于淘汰之途”。面临严峻局面，当时的有识之士惊呼，南京丝织业“若不早图改良，前途实不堪想”【7】。可惜的是，南京的丝织界思想上并未真正引起重视，加之其它原因，始终没有振奋起来。

其二，丝织业内部自相倾轧。家庭手工丝织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生产者的保守、自私、狭隘。在工业革命面前，在“舶来品”进攻下，他们不是痛苦而又勇敢地丢弃落后生产方式去迎接先进的生产方式与设备，改良品种，以适应新的潮流，而是互相拆台，暗地搞小动作竞争。尤其是资本较少的机户，往往采用劣质以径，粗制滥造，以低价推销。容商则有时不辨真伪，以其低价挟其正当机户的丝织品降低价格出售。既或有机户创立了新品种，也无法占据市场主要地位，结果品种愈来愈少，品质愈来愈劣，精品几近荡无，丝织业必然穷途末路。1932年时，南京丝织业存留缎号六十家，织机1,129台，织工3,287人，年产缎不过17,500匹，产值81万元。真乃“以今比昔，曷腾兴替之感”【8】。

从以上情况看，江苏丝织业发展到近代，同时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南京，苏州丝织业，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状况，究其原因，除了上述之外，地理环境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制约因素。

从宏观上讲，江苏省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位于长江下游，东临黄海，苏南地区又紧靠我国工业发达之城市上海。就微观而言，苏州距上海最近，仅70余公里，而上海是我国最早接受工业革命信息的城市，中国早期的工业可以说发祥于上海。当江苏传统丝织手工业主要赖以服务的对象——清王室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而寿终正寝时，苏州地区的丝织业经过短暂迷惘，很快地接受从上海传来的工业信息，改木机为铁木手拉织机，后又用电力带动织机，使用铁龙装置进行提花，机械投梭，车速每分钟素机为160梭，花机为120梭，比手拉铁木机先进。另外，又由于无锡机械行业的兴起与发展。为机器丝织提供了既好又充裕的原料，因此，苏州地区的丝织业走出了绝境，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格局之雏型。

然而，南京距上海200余公里，从地理上说是苏州的三倍距离。在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相当落后以及封建保守势力顽固的情况下，工业革命信息的反馈自然要慢得多。加上南京丝织业中一些固有的问题无法解决，因此陷入困境后始终摆脱不了。于此，江苏丝绸生产的重心更向东移，以无锡为代表的缫丝，以苏州为代表的丝织新格局形成，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90年代。

[1]吴江县档案馆藏资料，全宗号21，案卷号1.《吴江县盛泽镇丝织业历年状况》。

[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P11。

[3]吴江县档案馆资料，全宗号21，案卷号1《吴江县盛泽镇丝织业历年状况》。

[4]《盛泽之纺绸业》，《国际贸易导报》第4卷第5期。

[5]《江苏丝织业近况》，《工商半月刊》7卷12号。

[6]《中国实业志》第八篇第一章。

[7]《中国实业》第1卷第5期，P829～841，1935年5月15日。

[8]《江苏省鑑》，P1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