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海龙

春节是中国的第一大节日，自古风流名士们跨年迎春都别具一格。

1094年，大才子苏东坡被贬谪在惠州，迎来第一个本乡的新年。过年那天，老苏感慨万分，写诗留念：“前年侍玉辇，端门万枝灯。今年江海上，云房寄山僧。”想起去年过年还在京城，牙旗飘扬铁树银花，而今却“小市人归尽，孤舟鹤踏翻”。这一个跨年，直踏翻了人生的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一并倾倒在大年初一。

有趣的是，苏轼在1101年又跨过一个反差极大的喜庆年。那时他被皇帝召回朝堂，北归时恰逢新年。苏东坡沿路北上，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天下百姓争相目睹这位举国闻名的大文豪大才子。苏东坡次日此时志得意满，写诗说：“所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

与苏东坡不同，廖仲恺跨年时少了几分诗意的洒脱，更多是忧国忧民的节俭。有一年过年，府里的管家向廖仲恺请示：“今年的沙田柚大获丰收，价钱便宜了，买些回来招待客人吧。”不想廖仲恺竟说：“跨年跨年，跟平时有啥不一样？平安就是福。目前政府银根短缺，沙田柚是名贵水果，我看省下吧。”最后以橘子代替。

大年初一，孙中山和宋庆龄双双来拜年，一进门便看到桌上大红的橘子。听说廖仲恺这个国家财政部长竟如此简约过年，孙中山巧思妙语：“大吉（橘）大吉（橘），吉庆满堂，中华大吉，世界大吉！”

这样的跨年，真是安心而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