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永华　陈哲

摘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研究并阐释辛亥革命以来关于现代化建设的管理理念、思想、理论与学说及其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特点与规律性的科学，是对中国追求与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管理实践、管理理论的客观归纳、概括与总结。深刻理解与把握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对于认识和深化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诉求和实质内容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基本问题；理论上限；民生与发展；科学发展观；辛亥革命；和谐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2-0037-05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所阐释的基本问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分析与研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系列管理方面的重要问题，主要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内涵及实际应用两个方面说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端、要点、特点、创新及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凸显出的重要意义。

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性质与构成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研究并阐释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关于现代化建设中的管理理念、思想、理论与学说及其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特点、过程与规律性的科学，是对中国追求与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管理实践、管理理论的客观归纳、概括与总结。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内涵，是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过程中的管理思想、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等方面进行的科学梳理、概括与说明。

认识与把握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性质与思想来源，是更好地认识与理解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重要方面。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性质，既取决于近现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又与相互关联的以下主要方面密切相关：其一，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现代化。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是特定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关系的反映，同时也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管理规律的结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继承、批判、扬弃、创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结果，是与中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管理实际、管理活动相结合形成的全新管理理论。其二，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管理经验和管理理论的系统化。中国特定国情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生动经验、教训与理念、思想的概括与总结，包括方方面面的创新与建树的系统化，自然就形成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中国精神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其三，西方管理理论的中国化。随着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西方管理理论对中国必然产生影响，也必然与中国具体的管理实践相结合。近几十年来，充分借鉴西方管理理论的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从开始的学习、模仿到现在的持续创新、完善，中国自己的管理理论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成熟不断发展，构建了中国自己的现代管理理论。其四，现代国学的管理理论部分。应当说，国学也有古代、近代、现代之分。现代国学应当比国学的古代、近代部分更丰富、更广泛、更深刻，中国土生土长的、嫁接落果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学问，只要是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相向而行，就都是现代国学的组成部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也概莫能外。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依其目的、性质、特点的不同，大致可分为：（1）新民主主义及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管理理念、理论、思想、学说。这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干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管理理论，具体表现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十六大以来关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治国新方略等方面的管理思想、理论、学说；（2）辛亥革命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管理思想、理论、学说；（3）我国非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管理思想、理论、学说，包括香港、澳门以及1949年后中国国民党治下台湾的管理思想、理论、学说。从主体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蕴含着中华民族百多年来的“中国梦”，既是伟大中国精神与中国道路在现代管理理论方面的理论体现，也是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理论自信。

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特征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特征，这些特征一方面与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国情基础相关，另一方面也与现代管理理论的内涵与逻辑要求相关，实际是其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与中国精神的学术体现。

（一）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管理具有两重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一方面，管理普遍存在于一切社会协作生产和社会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具有自身的一般规律，这使得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可学习和借鉴性。另一方面，作为具体的社会活动，管理是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必然体现出相应社会形态与社会系统的特征与趋势，从而既使得管理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性质，又使得具体的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相应的时代或国别的特殊性，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张积极借鉴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政治学等多学科的先进成果，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决不能脱离中国的特殊国情与具体的管理实践。由于目前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和一个不大的范围里展开的，缺乏充分的基础理论积累，容易出现纯技术化的“管理主义”倾向，即仅仅把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单纯看作是管理学，而切断它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基础理论学科的内在联系。同时，也不能把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等同于管理学，尤其不能等同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应该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体，不仅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也要解决“为谁做”的问题；不仅要回答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管理事务和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的“怎么做”问题，同时更要回答“为何做”和“做什么”的“公共”问题。

（二）综合性与专门性的统一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现代管理学、企业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公共管理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基础上，借鉴管理学、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学等学科体系与基本概念，同时选择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财政学、工商管理学、非营利组织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知识与方法而形成的一门新学科，具有明显的交叉性、渗透性与综合性特点。同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形成过程中，明确并规范学科的研究对象、任务与方法，拥有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在借鉴、嫁接与改造其他学科概念、理论、方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自己的逻辑结构、学科体系、理论主线、概念链条、核心范畴、基本诉求与研究方法，初步并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学科内涵与理论体系。可以说，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既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应用学科，也是一门专门性很强的理论学科，其综合性与专门性统一于具体的管理行为与管理活动的过程中。

（三）宏观性与微观性的统一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仅包括微观领域（如企业与家庭）等各类组织的管理，也包括国家层面的宏观管理以及地区、行业等中观管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国家的宏观政策、法律制度、社会文化管理等方面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国家的制度设计、国家职能、治理模式等直接影响其内涵与特征。从中国管理思想史看，更为注重和关切宏观管理，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同于西方管理理论的重要特征。在微观管理层面，其更多地强调管理的环境与技术因素（当然，组织机构与组织文化会对管理的风格、模式和方式等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一般管理理论的国别系统，当然也具备一般管理理论的基本特征。一般管理理论的基本职能，如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程式与活动，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对象。因为管理具有二重性，因此，某些管理模式、方式、方法、技术乃至理念可以超越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具有普遍性。

（四）理论性与应用性的统一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从总体上看属于综合性的应用学科，紧密联系实际、以现实应用为学科取向是其重要特点。它以现实的政治制度设计、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方方面面的管理作为研究内容，客观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过程中管理的经验与教训，努力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服务，是其最重要的学科目的。同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从实践中来、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过程中，积极借鉴各国管理的实践与理论成果，并借力于相关知识与方法，不断概括、总结、提炼中国现代管理的内在规律性并通过理论化的形态加以阐释与体现，形成独立而有特色的系统化的理论体系。理论性与应用性的统一使得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断发展、丰富、创新与完善自身，从而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五）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以实际应用为主要学科取向的学科，突出强调经验科学的证实、预测、客观、权变等特征，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对经验事实归纳与分析，提出假设或有待验证命题、理论，由客观事实证实或证伪相关假设、命题、理论；在客观描述与归纳分析的基础上，阐释相关现象及其本质，并运用经过证实的理论与分析模型对现象的发展变化进行预测，要求通过实证性研究回答公共事业管理“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因而是实证性的科学。与此同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与广大人民群众、现代化事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理论行为与活动，必然涉及顶层设计、模式选择、价值判断、行为约束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还要解决“应当如何”的规范性问题，把价值分析、价值判断作为研究的重要特征。可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规范性与实证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能偏颇任一面，尤其要充分体现其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与中国精神。

三、关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问题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体系是由一系列基本问题组成的。对于这些基本问题客观、科学的阐释是体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任务的重要方面。

（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领域

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学科对象和研究领域。所谓新学科，首先是现有学科目录里尚不存在。管理学有许多分支学科，比如西方管理学、现代管理学、工业管理学、农业管理学、企业管理学、市场管理学、管理经济学、管理行为学等，但还没有用“中国现代管理”命名的；其次是要具备学科成立的基本条件。第一，要有独立的研究对象。严格地说，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研究并阐释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关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管理理念、理论、学说及其产生、发展与完善的条件、特点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其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现代化、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管理经验与理论系统化、西方管理理论中国化以及现代国学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过程条件、特征趋势等。第二，要有确定的研究任务。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对中国现代管理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以及经验与思想进行概括与总结，从而认识规律、提高绩效、促进发展、服务社会。具体地说，一是探索和把握现代管理科学内在的规律性，推进管理理论的中国化。二是提高管理绩效，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三是服务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建设，促进民生与发展。四是提升社会管理水平与质量，构建和谐社会。第三，要有相应的研究方法。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方法可以有多种，一是唯物辩证法，这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二是过程法，即把研究的问题放置或回归到本来的历史环境中，既不要超前，也不要拖后，客观公允，实事求是。三是抽象法，就是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关键是透过客观事物的表象而认识其内在联系以形成概念。四是系统法，就是要把研究的问题作为一个整体与系统对各要素进行综合分析，既不局限也不割裂，有头有尾，有原因有结果。五是对比法，认真分析、对照研究对象各方面、层面、环节及条件、因素、过程、特点的同异关系，通过综合比较得出事物的内在联系与区别，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除此之外，还有评论法、案例法、文献法、图表模型法等。

（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上限

所谓研究上限，即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端，也就是和中国近代管理思想的分水岭。把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上限，是客观与必要的。

第一，中国近代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酝酿时期。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一阶段中国的初始资产阶级开始重视西方技术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影响，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封建专制基础上“有限制的现代化”不可能把中国引上富民强国之路。就管理思想而言，此时虽然管理开始向现代转变，但现代意义的管理理论体系尚有待建立。

第二，辛亥革命开启了新的思想文化闸门。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把中国带入实现现代化的坦途，也没有让中国从此实现真正的共和，但辛亥革命却是一个伟大新时代的开始，并从此开辟了一个思想与文化的历史新时期。新理念、新认识、新思想、新文化从此发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亦然。

第三，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与其历史地位看，虽然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并未因倡导“民主”与“科学”的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划分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是，辛亥革命前后主体管理思想的性质、特点以及基本内容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前者的主要特征是封建性的，而后者则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这就为划分管理思想的不同阶段提供了实质性的依据。

第四，从辛亥革命对实现现代化的作用看，这次“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伟大的划时代意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辛亥革命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它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对推动和促进中国现代化有着巨大的历史作用。没有帝制的结束，就没有共和的开始；没有共和的开始，就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从而也就没有富民强国的社会与政治基础。也就是说，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真正开端应该始于辛亥革命，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端当然也就始于辛亥革命。

综上，把辛亥革命视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上限是客观的，符合其学科性质与历史事实。

（三）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传统渊源

历史从来都是不间断的，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是民族之魂。中华民族泱泱五千年的文明史，铸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正因如此，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也在其长期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极其丰富的内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管子》一书便提出“民富”和“国富”一致的思想，强调并关注“民本”，认为管理要“与时变”，即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管理的本质是行“中庸之道”“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认为管理应以道德为引导，借助相应礼节规范人们的行为；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认为管理的本质是“兼相爱，交相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认为管理就是一种博爱，是为人谋利的行为；道家则认为，“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强调管理的本质是遵守自然之规，运用自然之道达到某种目的的行为；法家主张“治民无常，唯法为治”，推崇管理是以“法”治民，并且强调“法”本身是发展变化的；兵家倡导“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要求“修道而保法”“令民与上同享”，从而实现上下齐心、国家太平，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是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时、地利、人和是强调管理的基本条件；知人善任、德才兼备，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实事求是则是途径和方法；富民强国是目的和归宿，等等。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际看，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影响都是不可无视的。纵观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其实就是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基础上丰富、创新、发展而来，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继承与弘扬。

（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诉求

一般而言，学科的基本诉求包括两个方面：理论诉求与实践诉求。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诉求从理论方面考虑，就是其学科目的与研究任务；从实践方面考虑，就是实现组织与社会的和谐，达成和谐管理。

所谓和谐管理，是指组织与社会运用有效、合理、科学的方法和规则，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己等方面的关系，达到默契、舒畅状态的活动与过程，进入没有管理的管理。和谐管理除了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之外，还要处理好人与自己的关系，即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平和，通过“无为”实现“中庸”，这是自我管理的重要内容。“中庸”是和谐管理在自我管理过程中的体现形式。在追求和谐的过程中，不但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还要追求自己行为与自己心态的和谐。可见，和谐管理是各种管理的最佳状态，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的基本诉求——构建和谐社会不能没有科学管理，科学管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与基础。和谐要管理，管理为和谐。

（五）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范畴

所谓核心范畴，是指既能客观反映某一理论体系概念链条的本质内容，又能科学体现该理论体系的实现过程、特征及其趋势的基本理论概括。

我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道路坎坷、屡遭挫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管理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封建性的，不适合当今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方面，究竟什么样的管理才适合中国的国情，需要实践的检验，实际上是一个科学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自身的发展考虑，包括范畴的选择，范畴链条的建立，理论板块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及意义，也有一个科学化的过程。毋庸置疑，管理的职能层面如计划、组织、领导、控制都必须科学化，不科学不可以，它既是手段，也是过程；管理的传导层面如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既是科学化的实施过程，也是科学化的实现过程，让科学化统辖管理，让科学化控制管理，让科学化实现管理，说到底就是让科学化落地；管理的实践层面如资源管理、流程管理、风险管理、文化管理、绩效管理、创新管理等一系列实质性的管理过程，都必须科学化。需要强调的是，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发展和创新考虑，包括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要求并不断实现科学化的。可见，管理理论的一系列范畴需要科学，管理过程需要科学，管理理论自身的发展也需要科学，换言之，在管理理论的创建、发展、丰富、完善的过程中，制约其最基本、最重要、最关键的理念就是科学化。在实践中行为要科学，理论上范畴要科学，阐释时结构与体系要科学，包括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也要科学。总之，科学化既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要求、过程、特征与归宿，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体现、实现与生命。归根结底，怎样才能使得管理更适合实际，并使得中国的发展更有绩效，那就是科学化。将科学化确定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范畴，实际上也是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范畴——管理绩效的转化与实现形式。当然，科学化是任何学科的必然与生命，但对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而言，却是有特殊意义的。

（六）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理论主线

贯穿于特定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的研究之中，具有整体制约作用与关键意义的内在逻辑性，即为该学科逻辑内涵的理论主线。之所以研究理论主线，是为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科学发展并更富有创新力。确认民生与发展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理论主线，其依据在于：第一，民生与发展是新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关键词，离开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这一基本特征，就离开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存在与发展的客观环境及其特殊性，也就是离开了中国的国情。第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核心任务和历史使命集中为一点就是民富国强。民富是民生，国强乃发展。第三，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自身在发展与完善过程中的基本要求。孙中山先生曾把中国的国情概括为：“穷”。毛泽东把中国的国情概括为：“一穷二白”。邓小平把中国国情概括为：“人口多，底子薄”。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以来，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国弱民穷，水平低、多层次、不平衡是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特征。因而，尽快提升生产力，实现百姓生活富裕和国家强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核心任务。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化、民族复兴、民富国强其实就是民生与发展问题。

从理论看，一方面，民生与发展问题贯穿于中国现代管理活动和管理实践的始终，同时也贯穿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始终，既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出发点，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归宿点。另一方面，民生与发展问题也制约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完善和创新。离开了民生与发展，就离开了中国现代化实际，就离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就是离开了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当然也就离开了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中国理论，从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也就成为没有现实意义、没有必要性的理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这条主线，离开民生与发展这个实质内容。

（七）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传导与配置

管理传导与管理配置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确立的两个新范畴（见图1）。

传导原为科技名词，通常应用于物理学与医学。物理学的传导如热传导、电传导等，指热或电从物体的一部分传到另一部分，也可以是从一个物体传到另一个物体；医学的传导是指兴奋沿着细胞膜向周围传递的过程。传导在经济学中也有应用，如货币政策的传导、企业风险的传导等。

一般来说，从理论到实践往往有必要的系列性的中间层次或环节的传导，例如，生产力各要素的具体结合不能没有生产关系以及人的活动；规律的认识与应用离不开人们的实践活动等。从管理活动开始到最终目标实现之间应当也有一系列必要的内在功能与机制起作用，这些功能与机制就是管理的传导层次。管理实践告诉我们，现代管理的传导是一个连锁的交互过程，为了保障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需要一系列的中间层面与环节的功能与机制发生作用。管理的传导层次使管理活动的一系列过程得以实现有机联系及因果关系。管理传导的作用与意义，就是要阐释管理是通过何种方式与手段实现组织的预期及目标。所谓传导层次，就是从管理理论到实际应用过程中系列性、衔接性、传递与导向性的中间层次与环节，主要包括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两个层面。从管理理论到管理实践之间的传导层面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管理的传导层次并非只是简单的联通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而是在开始和目标之间形成一系列的内在环节，通过传导层次的内在作用，使得传导作用上升为传导机制，传导机制最终形成传导效应。

配置是指配备、设置，也含组合、搭配之意。不同的研究领域对配置有不同的理解。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的配置，就是组织根据资源的稀缺和人们的需求，将各种有产出能力的资源在不同使用者和不同用途之间进行分配，以获取最佳效益的活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引入配置的必要性在于：资源的有限性、使用的有效性、结构的最优性、绩效的最大性。配置可以使用计划方式、市场方式、第三方式、混合方式等通过有效、效益、统筹等原则，对人、财、物、信息、技术、市场和权力等进行合理、有效配置，实现管理绩效与组织目标。

传导与配置引入管理的意义在于：建立传导层次，使得管理的理论链条更加丰富、合理，管理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善、科学。如果没有传导层次，理论一下子就跳到实践当中，难于理解也无法科学操控；引入配置概念，使得管理职能、管理功能、管理方式、管理机制等可想见可体会、有血有肉、既实在也合理。管理如果没有配置功能，管理的职能与绩效的实现就无从谈起。传导与配置的引入使得现代管理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结合得更为密切。管理是以市场经济的运行为平台，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因此管理学不能不讲配置，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应当把配置引入现代管理理论。

（八）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纲领与战略

提纲挈领是理论阐释的基本要求。纲举目张才能使理论的研究与说明“眉清目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及其理论体系的纲领与战略与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思路与总战略是一致的。新中国现代化建设六十多年，改革开放新时期三十多年，历史、理论与实践证明，科学发展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过程中的基本经验与教训的科学总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与行动纲领，其基本内涵可概括为：以人为本，不折腾，全面、协调、可持续，即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科学思想，也是改善民生的指导思想。只有求真务实，认识规律，勇于创新，才能得其要旨，即科学化。不仅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发展如此，而且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诉求、理论主线、核心范畴与科学发展观完全吻合。因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纲领与战略。

归纳与总结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历程与内容，说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对于现代管理理论的拓展、完善与创新，对于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构建和谐社会，对于理解科学发展观在新时期、新阶段对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意义，具有积极的理论与实际作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的创建与发展将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与充分的实践支持。

参考文献：

[1]王毅武.现代管理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2]何炼成，李忠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王毅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

[4]王毅武.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问题[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0，（5）.

[5]宋林飞.建立社会管理体系的难点和突破[J].社会科学研究，2012，（6）.

[6]田国强.科学理解现代经济学[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1，（2）.

责任编辑、校对：李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