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伟

(常熟理工学院 人文学院, 江苏 常熟 215500)

沈德潜是清代著名诗人，所著《说诗晬语》是集中阐释其诗论主张的诗话名作。中国古代文人多诗文兼工，沈德潜的古文也有其自身面目，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说：“归愚积学工文，古文词跌宕夷犹。”[1]415作为著名文人，沈德潜热衷于诗文评选，他编选的《唐诗别裁集》等多种诗歌选本至今仍有广泛影响，而他评选的古文选本《唐宋八家文读本》*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流传较广，在清代有多种刻本，还传到日本。据《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有沈德潜《唐宋八家文钞》的日本刻本十四种，其中还有不少是日人评注本。本文所用《唐宋八家文读本》为清乾隆刻本，序文、评语等不再注释。直至民国仍广为流传。评点是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方式，《唐宋八家文读本》的编选与评点也是沈德潜古文理论的集中展现。而且，作为著名理论家，沈德潜的古文理论与诗歌理论存在着互通与互补的关系。

一、《读本》选篇与沈德潜的“文道合一”观

《唐宋八家文读本》三十卷，选文380篇，以书、论、序、记、表、状等文体为主。《读本》是沈德潜晚年著作，据其自订《年谱》记载，从乾隆二年(1737年)开始批选唐宋八家文，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刊刻成书，历时多年。《读本》从选篇到评语都是其理论主张与批评实践的体现。

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在篇目选择上有自己的原则。他说：

文不嫌于熟，然太熟而薄，则不能味美于回，昌黎如《与张仆射书》、《与李秀才书》、《送何坚序》之类；庐陵如《醉翁亭记》、东坡如《喜雨亭记》之类，编中汰之，嫌其熟，实嫌其薄也。若昌黎《上于襄阳书后》、《二次上宰相书》、《与陈给事书》、《代张籍与李浙东书》之类，此又因其推挫浩然之气，当分别观之。(《凡例》)

沈德潜不选的这些篇章多是名文，历来为选家所重视。他不选这些文章的原因首先是“嫌其薄”、“不能味美于回”。缺乏回味的余地是他对“薄”的解释，沈德潜论文崇尚含蓄蕴藉的审美标准，他排斥“薄”，表明了他选文的艺术标准。从这一标准出发，他认为《醉翁亭记》等文章叙事说理过于直接，缺乏令读者回味的余地，因此不选。其次是“因其推挫浩然之气”。“浩然之气”的说法本于孟子，与作者的德行修养有关，属于“道”的范畴。韩愈的《上宰相书》共有三篇，沈德潜选取了第一篇，在篇末总评中说：“二篇陈情以感之，故情隘词蹙；三篇直辞以折之，故声色近厉，文极变态，而身份不无太贬矣。所以独存首篇。”不选《上宰相书》的后两篇，是因为韩愈在这两篇上书中哀告求官，在沈德潜看来缺乏儒家所提倡的浩然之气，思想道德方面有所欠缺。沈德潜对“推挫浩然之气”的文章表示不满，体现了他选文的思想道德标准。由此可见，沈德潜在选篇方面既有艺术标准，也有思想道德标准。要求文章艺术品味与思想道德相统一是沈德潜“文道观”的体现。文与道的关系历来为古文家所重视，唐代古文家韩愈、柳宗元主张“文以明道”，要求文章要阐明儒家道理。宋代理学家如朱熹等人则主张“文从道出”，就是以“道”为根本，“文”为末事。沈德潜的文道观受宋代理学家影响较深，他要求文章写作以“道”为根本，说“夫文章之根本在弗叛乎道”，文章写作要“折中乎六经四子之旨”“以归于道，则文章之根本立矣”。[2]卷十五沈德潜认为不离儒道是写作文章的根本所在。作为封建时代的正统文人，沈德潜论文崇尚道，有强烈的道学色彩，但他毕竟是文人而非道学家，在《答滑苑祥书》中，他说：

自两汉以降，如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王通、韩愈、欧阳修、曾巩之徒，见乎道而醇驳参焉者也。他如庄周、列御寇诸子之文汪洋恣肆而磔裂乎道，萧统氏编辑之文辞采灿然，而不根乎道。有宋诸儒之文几于道矣，而于修辞养气又不能与贾谊、董仲舒以下诸人比埒。[2]卷十五

在他看来，包括唐宋八大家在内的历代文家都有不合乎道的方面，而宋代道学家虽有道德修养，但在文章的修辞养气方面又有所欠缺，因此他都有所批判。在《唐宋八家文读本序》中，沈德潜提出 “文之与道为一”的观点，也就是要求作者既能“根乎道”又能注重“修辞养气”，我们可以称之为“文道合一”观，这是沈德潜论文的宗旨所在。《读本》以文章艺术品位与思想道德相统一为选篇标准，正是沈德潜“文道合一”观的直接体现。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对韩愈的《原道》极为推崇，说：“本布帛菽粟之理，发日星河汉之文，振笔直书，忽擒忽纵，董之纯粹，运以贾之雄奇，为《孟子》七篇后第一篇大文字。”《原道》是《读本》所选第一篇文章，沈德潜从思想和艺术方面给予了极高评价。作为《读本》的开篇评语，沈德潜将《原道》立为文章典范，表达了他“文道合一”的论文宗旨。

沈德潜“文道合一”的文道观，是康乾时代正统文学思想的体现。清代统治者思想上尊奉程朱理学，论文也以儒家文论为旨归。康熙《御选古文渊鉴序》说：“(文)靡不根柢于群圣，权舆于六籍。”[3]1论文以“宗经”为主。乾隆在《御选唐宋文醇序》中论韩愈文说：“然必其言文又能有物，如布帛之可以暖人，蔬粟之可以饱人，则李翰所编七百篇中，犹且十未三四，况昌黎而下乎！”[4] 99《唐宋文醇》所选文章以唐宋八大家为主，乾隆以“言文而又有物”也就是“文道合一”为衡文标准，认为包括韩愈在内的诸家文章合乎这一标准的并不是很多。如前所述，沈德潜论文也以“文道合一”为标准，对唐宋八大家的学行修养、人品文章都不无訾议，这种论调与《唐宋文醇》相一致，代表了清代正统思想影响下的理论主张，虽然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但却具有广泛的影响。

二、复古与新变相统一：《读本》评语与沈德潜古文理论的基本原则

沈德潜论诗以《诗经》为标准，以儒家“诗教”为原则，其《说诗晬语》开篇便亮出“仰溯《风》、《雅》，诗道始尊”[5]523的观点，强调《诗经》的伦理教化作用和文学价值，具有鲜明的“宗经”色彩。在古文理论方面，沈德潜也以“六经”为论文准则，表现了鲜明的“宗经”意识。在《唐宋八家文读本》评语中，沈德潜对《诗经》极为重视：

井井整整，肃肃穆穆，如读《江汉》、《常武》之诗。西京后第一篇大文字。(韩愈《平淮西碑》评语)

柳《表》清而健，原本周《雅》。(柳宗元《献平淮夷雅表》评语)

端庄肃穆，亦得《江汉》、《烝民》气象。(欧阳修《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评语)

奉诏撰文，自应端重醇正，得《雅》、《颂》之遗。(欧阳修《中曼公神道碑铭》评语)

在沈德潜看来，《诗经》不但是诗歌创作的标准与典范，也是写作古文的楷模。端重醇正、蕴藉深厚的古文文风，最为沈德潜所欣赏，而《诗经》是其源头所在。

从“宗经”出发，沈德潜论文强调复古。在《读本》评语中，除宗尚《诗经》以外，他对两汉文章极为推崇，并以之为文章写作的理想境界。

文笔朴老，犹近西京。(韩愈《送水路运使韩侍御归治所序》评语)

古质淋漓，直逼西汉。(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评语)

整洁峻削，近东汉人。(柳宗元《箕子碑》评语)

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欧阳修《伶官传叙论》评语)

低回俯仰，颇近孟坚。(欧阳修《五代史一行传叙论》评语)

古老朴质、整洁峻削、浑厚朴茂的文章风格，浑浩流转、抑扬顿挫、低回俯仰的章法结构和写作方式，在沈德潜看来大都接近两汉文章的风貌，体现了他在古文理论方面的复古思想。从复古观念出发，沈德潜论文重视文章的源流演变。在《与李客山书》中他说道：“六经马班诸史之类，文之源也；唐宋以下诸家，文之流也。”认为要写好文章就要“讨源六籍，泛澜诸史，而后旁及乎子集以畅其支流”。[2]卷十三要求作者学习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以提高写作水平是沈德潜的一贯主张。在《读本》的评语里，他注重对各家文章渊源流变的阐发，反复指出八家文章深受《诗经》、《尚书》、《孟子》、《庄子》、《史记》、《汉书》、扬雄、贾谊等文章的影响，甚至注意到了匡衡、刘向、习凿齿、《水经注》的影响。可谓探幽抉微，深入揭示了八家对前代文章的广泛学习。

沈德潜论文主张复古，但对以复古著称的明代文风深为不满，他说：“往见有明中叶，一二钜公倡导天下，谓作文当师先秦汉京，句取其拗，字取其僻，而先秦汉京之精神不存焉，其病在袭。于是诋諆其后者，救之以唐宋八家，以平坦矫其拗，显易矫其僻，而唐宋八家之精神不存焉，其病在庸”(《答滑苑祥书》)。在沈德潜看来，明代前后七子以“文必秦汉”为宗旨，但却落入因袭模拟的窠臼，丧失了秦汉文的精神；唐宋派主张学习唐宋八家文，但也没有得其精神面目。在《说诗晬语》中沈德潜提出复古的关键在于能否得其“神理”：“试看李太白所拟(按指古乐府)，篇幅之短长，音节之高下，无一与古人合者，然自是乐府神理，非古诗也。明李于鳞句摹字仿，并其不可句读者追从之，那得不受人讥弹？”[5] 529李白与李攀龙乐府诗的区别就在于李白学习古乐府能得其“神理”，而李攀龙只是一味模仿，丧失了乐府诗的精神面目。复古要得其“神理”，也就是要把握精神实质，而不是局限于字句的模仿，这是沈德潜对于复古的要求。

主张“复古”是沈德潜论文的宗旨所在，但在古文写作的具体方法上，沈德潜追求新变。在《说诗晬语》中，他论学古与新变的关系说：“诗不学古，谓之野体。然泥古而不能通变，犹学书者但讲临摹，分寸不失，而己之神理不存也。”[5]525他论诗主张学古，但同时要求不泥于古人而有所新变。这种复古和新变相结合的观点也体现在他的古文批评上面。在《读本》的评语中，沈德潜特别注意从“新变”角度评论所选文章：

末从张籍口中述于嵩述张巡轶事，拉杂错综，史笔中变体也。(韩愈《张中丞传后序》评语)

序中略带传体，又是一格。(欧阳修《释惟俨文集序》评语)

文章变态，于斯极矣。(苏洵《礼论》评语)

通篇只叙其游侠隐沦，而不及于世系与生平行事，此传中变调也。(苏轼《方山子传》评语)

以上都是从“变”的角度来评论文章，认为各家文章在创作方法或文章风格上不守常规，追求新变，所以才形成了个性化的特点。沈德潜所说的“变”就是创新。明代前后七子提倡复古，但反对创新。何景明说：“夫文靡于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韩。”[6]115韩愈在古文写作方面力主创新，有“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的说法，何景明认为，“古文之法亡于韩”，实则反映了七子复古而不求创新的态度。沈德潜则主张在复古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韩愈《答刘正夫书》的评语中说：“不师古圣贤人，雷同剿说而已，如何立异，如何能自树立？近人将师古与立异看作两层，所以诡幻百出，文品日下。”指出明代前后七子将“师古”和“立异”截然分开的做法是导致文品日下的原因，认为文章写作要在复古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才能真正形成个人风格。在《说诗晬语》中，沈德潜也反复强调诗歌要追求新变。如认为唐代七言诗“不相沿袭，变态备焉”[5]535。追求新变是沈德潜古文理论和诗歌理论的共同宗旨。但过度求变，也有弊端，《说诗晬语》论晚唐人诗用“破”、“聚”、“泼”、“扑”等字说：“求新在此，不登大雅之堂正在此。”[5] 541诗歌用字过度求新，反落俗套。沈德潜认为诗歌追求新变，应以不失雅正为前提，这个看法可补其古文理论之不足。

复古与新变是古代文人经常谈论的话题，刘勰《文心雕龙》专设《通变》一篇谈论师古与创新的问题。皎然说：“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7]330吴乔说：“诗道不出变、复。变谓变古，复谓复古。变乃能复，复乃能变，非二道也。”[8] 471沈德潜在《读本》评语和《说诗晬语》中注意从复古与新变的角度来谈诗论文，认为应在复古的基础上追求新变，以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特点，这种观点体现了他对传统文论思想的继承，是他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基本原则。

三、重视体法：《读本》评语与沈德潜的古文创作理论

沈德潜对文章创作的体式方法极为重视，他在《答滑苑祥书》中论文章“体法”说：

体与法有不变者，有至变者。言理者宗经，言治者宗史，词命贵典要，叙事贵详晰，议论贵条畅，此体之不变者也。有辟有阖，有呼有应，有操有纵，有顿有挫，如刑官用三尺，大将将数十万兵，而纪律不乱，此法之不变者也。引经断史，援史证经，词命中有叙事，叙事中兼议论，此体之至变者也。泯阖辟呼应操纵顿挫之迹，而意动神随，纵横百出，即在作者亦不知其然而然，此法之至变者也。吾得其不变者，而至变者存焉。

他所说的“体”是指说理、叙事、议论等文章写作的基本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基本要求，而“法”是指文章的谋篇布局、章法结构、写作技巧等。“体”和“法”的基本原则是不变的，但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在掌握其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体法”则要求能够灵活运用，这与他在写作方法上追求新变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在批评实践中，沈德潜特别注意对具体体法的探讨与总结。 在《读本》评语中，沈德潜注重对“体”的探讨。如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为王承福立传，全篇以记其言论为主。沈德潜的评语说：“此史家记言体也。”《黄陵庙碑》以考释典籍中对娥皇、女英的记载为主，沈德潜称其为“训诂体”。欧阳修《释惟俨文集序》兼叙惟俨的立身行事，且与石曼卿相比较，是一种独特的写作思路。沈德潜评云：“叙中略带传体，又是一格。”王安石《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有感于许平仕宦不遇于时而感慨议论，而不注重叙述其生平事迹。 沈德潜评语说：“中间藏过一‘命’字，郁屈瑰奇，空中发论，志铭中别开一体。”从这些评语可以看出，沈德潜特别注重对文章体式的探讨，尤其善于总结不守常规、富于变化的体式，这对学习文章写作是有启发意义的。

《读本》评语对于“法”的探讨尤为详细。如苏轼《上神宗皇帝书》篇幅较长，沈德潜评语说：“三大段中藏得无数小段落，作大片段文字者，须知此法。”所谓大段落中藏小段落，就是要求长篇文章段落清楚、层次分明。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长达万言，沈德潜评语云：“其行文布勒有方，如大将将数十万兵而不乱，中间丝联绳牵，提挈起伏，照应收缴，动娴法则，极长篇之能事。”又如曾巩《移沧州过阙上殿疏》评语说：“长篇文字，最易筋慵肉缓。文中节节关锁，层层提挈，重规叠矩，脉络贯通，绝无慵缓之病，学者宜究心焉。”针对长篇文章的易犯之病，指出所选文章的特点。沈德潜认为文章作法对长篇诗歌的写作也有影响。《说诗晬语》说：“五言长篇，固须节次分明，一气连属。然有意本连属而转似不相连属者，叙事未了，忽然顿断，插入旁议，忽然联续，转接无象，莫测端倪，此运《左》、《史》法於韵语中，不以常格拘也。”[5]534认为长篇五言诗作法灵活多变，是将《左传》、《史记》的文章作法运用于诗歌而产生的艺术效果，这对于读者从互通与互补的角度揣摩诗歌理论与古文理论颇有启发意义。

沈德潜在文章评语中，注重总结带有规律性的写作方法。如韩愈《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评语说：“古人叙事，举其重且大者，帅河南北六州归命，此忠孝之大，馀俱可删弃也。作古文者宜知弃取之法。”欧阳修《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评语：“每段中各有纲目，通体中有大纲目，此大将将兵，大匠造宫法也。”苏轼《范文子论》评语：“同一事而备论之，层层拓开，忽然收转，作论须得此能放能收之法。”曾巩《道山亭记》评语：“建一亭无甚关系，故只就山川险远上着笔，此作枯寂题法，于无出色处求出色也。”曾巩《书魏郑公传》评语：“贤魏郑公以破焚稿之谬，此借题立论法。”沈德潜总结这些文章所使用的写作方法，将其概括为“弃取之法”、“大将将兵，大匠造宫法”、“能放能收之法”、“作枯寂题法”、“借题立论法”等，体现了他对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写作技法的认识与把握，即使在今天对于指导写作也是有一定意义的。与论文一样，沈德潜论诗也善于总结具体“诗法”，《说诗晬语》总结杜甫诗歌有倒插法、反接法、透过一层法、突接法等，又说李商隐和温庭筠善用“逆挽法”，可以起到“便化板滞为跳脱”的作用[5]541，道出了诗法的价值。从诗文互通的观点来看，文法对于文章写作也有同样的意义。

起结是文章写作的关键，沈德潜注重总结文章写作的起结方法。如韩愈《原道》开篇点明尊崇儒道的观点，沈德潜评论说：“此单刀直入法也。”柳宗元《永州新堂记》开篇写造作园林之难，沈德潜评语说：“起手陡然而来，倚天拔地。”在苏洵《上田枢密书》开篇眉评中说：“古人作文极争起句，一篇都从此出，此水之有源头，木之有本根，昌黎后，老泉时有”，对起句的价值给予了重视。沈德潜也重视文章结尾。韩愈《讳辩》结尾用“比于宦者宫妾”对以“名讳”为孝表示强烈反对，沈德潜评论说：“一结笔墨夭矫，如神龙卷舒于绛霄”，指出了《讳辩》结尾说理透辟有力的特点。苏轼《超然台记》结尾借苏辙巧妙点出“超然”的精神内涵，沈德潜评语说：“通篇含超然意，末路点题，亦是一法。” 王安石《给事中孔公墓志铭》评语说：“末以轶事作收，位置极佳。”所谓“位置极佳”是说章法布置巧妙，对文章以轶事作结表示欣赏。

沈德潜论文重视章法，但不盲从章法，反对对于章法技巧的生搬硬套。《说诗晬语》认为《楚辞》反复抒情，是其感人之处，而“后人穿凿注解，撰出提挈照应等法，殊乖其意”[5]528，对以章法结构分析《楚辞》的做法深为不满。对蔡琰《悲愤诗》“灭去脱卸转接之痕”[5]531，也就是没有明显的章法结构表示欣赏。又以沈佺期和崔颢作品为例说：“所渭章法之妙，不见句法，句法之妙，不见字法者也。”[5]540能够把字法、句法、章法融合无迹才是章法技巧的原则。这与他“不拘法而能化于法”(苏轼《论隐公里克李斯郑小同王允之》评语)“合以神不必合以迹”(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评语)的文章章法原则是一致的。沈德潜关于章法技巧的论述，是他古文理论与诗歌理论互通与互补的体现。

中国古代诸文体，既有各自的文体特点、程式规范，也有共同的艺术方法、审美原则。而作家或主一体，或兼擅众体，文心艺理多存在交融互摄，彼此影响的现象。沈德潜以论诗名家而评选古文，《唐宋八家文读本》集中体现了他的古文理论，与其诗歌理论相互参照，可以发现诗文会通是沈德潜评文论诗常用的思维方式。认识这一思维方式，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理论家的思维特点，深入把握古代诗论与文论及其相互关系不无启发意义。

[1] 周骏富.清代传记丛刊[C].第二十四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

[2] 沈德潜.沈归愚诗文全集[A].清教忠堂刻本.

[3] 玄烨选，徐乾学等编注.御选古文渊鉴[A].四库全书[C].第141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 弘历.御选唐宋文醇[A]. 四库全书[C].第141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 沈德潜.说诗晬语[A].王夫之等撰.清诗话[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6] 蔡景康编选.明代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7] 李壮鹰.诗式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8] 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