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兆华，梁亚丽

(江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13)

一、 何谓广义 “李约瑟难题”？

英国当代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用洋洋千万言“论证”了中国古代(大约从公元前1世纪到15世纪)在科学技术方面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执世界之牛耳。但是，让李约瑟自己和其他许多人弄不明白的是，尽管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那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却没有诞生在中国而发生在欧洲？而且为什么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近代以来突然落后于西方世界了？作为一个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在生前不同场合曾多次向世人提出这个他自己一直都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后来学术界就把这个问题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提出后，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广泛、持久的讨论。然而，由于不同的人对科学、技术等概念的理解不同，讨论问题的视角不同，所持的观点不同，所运用的方法不同，等等，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仍未对这一问题形成一致的看法。

其实，学术界之所以未能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绝大多数学者都没有把“李约瑟难题”与其他有关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分析和解决，都仅仅是“就事论事”，结果所提出的解释几乎都没有任何普遍性和统一性。

笔者坚持认为， “李约瑟难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中西方文化基因或文化传统的差异问题。而中西方文化基因之间的差异当然不仅仅表现在科学方面，在其他几乎所有方面，如政治、经济、教育、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方面也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因此，要想令人满意地、合理地解答 “李约瑟难题”， 必须把它与其他有关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用统一的原因进行解释，因为世界毕竟是统一的。这一思路促使我们提出一个所谓的广义“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弄不明白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而诞生在欧洲，而且中国古代曾经辉煌、先进的科学技术近代以来为什么会突然落后于西方。但是实际上，不仅仅是近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而诞生在欧洲，其他几乎所有标志近代文明的东西都没有诞生在中国，都诞生在欧洲或西方。比如，近代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近代政治制度(包括政党政治，民主选举，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三权分立，社会成员的平等、自由、独立和人权等)、近代教育制度(包括高等教育制度，学位制度，教师资格和职称制度，招生考试制度，分班、分专业授课制度，研究生培养制度，义务教育制度等)、近代经济制度(包括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产权制度、自由竞争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会计制度、现代金融制度、劳资之间的合同制度、股票市场监管制度、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等)，都是如此。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解释这些客观事实呢？我们是否应当把近代自然科学、近代社会科学、近代政治制度、近代经济制度、近代教育制度等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而是诞生在西方，近代以来中国在这些方面为什么突然落后于欧洲或西方，逐一、分别地进行解释呢？根据理论的简单性、统一性和普遍性原则，对这些事实进行逐一、分别地解释肯定是错误的、不合理的、站不住脚的，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应当或必须是把这些事实看作同一个问题，用统一的原因对之进行统一的解释。

因此，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近代文明的东西都没有诞生在中国而诞生在西方？为什么曾经在古代很辉煌的中国文明到近代以来会突然落后于西方世界？这就是“李约瑟难题”的推广形式——广义 “李约瑟难题”。

二、 广义“李约瑟难题”之解

要想对广义“李约瑟难题”做出合理解释，我们首先必须对人类知识做一个大体的分类。人类的知识总体上可分为三类：主观知识、客观知识和推理知识。主观知识是指人类在其思维方式、信仰信念、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基础上运用自身的创造力、想象力创造出来的知识，如宗教、神话、文字、语言、艺术等。这些所谓的主观知识实际就是人文科学，它的最主要特点：其一是无对错之分，因为它不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或反映，纯粹是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产物；其二是极其丰富多彩或多样化。客观知识是指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或“反映”。客观世界分两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用说，对自然界的认识就是自然科学；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就是社会科学。很显然，客观知识因为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所以它必然有对错之分。推理知识是指人类在客观事实或公理的基础上根据逻辑法则进行合逻辑推理获得的知识，这种知识的最主要特点是，只要前提正确，其推演得到的结论就正确，即结论和前提之间是一致的、等价的，它是人类获得有关客观知识的一种极为有效的工具，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把他创立的逻辑学称为《工具论》正是这个意义。这些推理知识实际就是逻辑学和数学知识。

对人类的主观知识、客观知识和推理知识的更深入探讨不是本文的重点，在此不再赘述。而与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有关的知识当然属于客观知识。无论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还是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客观知识其实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客观现象的认识，即感性知识，它的结晶是经验；另一种是对现象背后原因的认识，属于理性知识，它的结晶或形式是理论，是一种解释体系。从认识论角度看，感性知识是人类通过感官(眼、耳、鼻、舌、身)和记忆力获得的；理性知识是人类通过理性思维(合逻辑地推理)推演得到的。

在此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客观世界中的任何事物或现象都是作为原因的结果而存在的，因果关系是客观世界中最主要、最基本、最普遍、最直接的联系形式。比如，地球上的气候之所以每过大约365天就经历一次循环，是因为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是大约365天；生物之所以无一例外地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因为子代与亲代之间存在遗传基因的复制；地球上之所以有地震和火山爆发，是因为地球的不同板块之间有碰撞和分离运动，等等。同样，在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之所以存在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异，是因为自由、平等竞争的结果——优胜劣汰；近代世界的生产力或经济之所以增长迅猛，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促进；穆斯林世界与西方世界之所以严重对立，是由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在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从而导致相互之间不理解或误解；中国当前的贪污腐败现象之所以特别严重和普遍，是因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因此，我们认识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必须首先找到产生问题的根源，只有找到了问题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地把问题解决好。搞不清问题产生的原因，要想正确认识问题和解决好问题是不可能的。那么，广义“李约瑟难题”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其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应当如何解释它呢？

从科学哲学或认识论角度看，人类对现象的认识是容易的，只要运用感觉器官和记忆力即可，但现象背后的原因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如何才能知道呢？当然只能靠“猜测”。那么如何猜测呢？“猜测”实际就是人类根据其理智法则进行合逻辑推理的过程。基于这一考虑，我们就根据合逻辑推理对广义“李约瑟难题”进行试探性解释。

大家知道，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教育、学术等方面都引领世界，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或客观现象，而且西方几十个国家都是如此，无一例外。这其中肯定有必然的原因，决不可能是偶然的。那么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根据合逻辑推理，肯定是由于文化因素导致的，因为无论用地理环境因素、资源因素、民族因素，还是用其他什么因素来解释，都明显有漏洞和站不住脚，都不能令人满意和自圆其说。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近代以来西方世界之所以在科学技术、经济、政治、教育、学术等方面都领先于中国(当然更广义地讲，都领先于非西方国家)，是由于文化因素导致的，那么中西方文化之间究竟存在着哪些本质差异呢？或者说，西方世界究竟哪些主要文化因素导致了社会的进步，而这些文化因素恰恰是中国及其他非西方文化国家所缺失的呢？

这里仍需要进行合逻辑推理。我们以科学为例进行分析。众所周知，在古代科学和哲学是一家，西方近代科学之所以从古代自然哲学体系中独立出来，并得到迅猛发展，而且逐渐成为近现代技术发明、创造的理论基础，主要应归功于三方面的因素：其一是伽利略发明用实验方法探索研究自然界。实验方法不仅可以为人类研究自然界“创造”出数量多、质量高的感性材料或更加丰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且还可以用获得的精确的、系统的、典型的、专业的科学事实或经验事实对科学假说进行严格检验，从而使科学成为真正的“实证知识”。其二是用理性思维或合逻辑地推理推演出有关自然界的知识。(西方)科学知识作为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认识，是人类根据理智法则通过合逻辑推理获得的，(西方)科学之所以成为可能也仅仅是因为“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康德语)。其三是怀疑批判精神、自由平等地争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不仅为科学研究培养出大量合格人才，而且也把科学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然而，我们必须清楚，西方人发明用实验方法探究自然界，热衷于用理性思维方法推理有关客观世界的知识，崇尚人的自由、平等、独立和怀疑批判精神，正是由其文化基因或文化传统决定的，或者说是其文化基因或文化传统的结果。就“科学”这一特例而言，西方人之所以必定会发明用实验方法探究自然界，是因为从古希腊哲学开始西方人就一直坚持“主客二分”思想——主体和客体是分离的，是相互独立存在的，因此主体要想认识或“反映”客体，就必须要有桥梁或中介，这一桥梁或中介无疑就是实践。而对科学认识而言，这一实践形式当然就是实验。西方人之所以必定用合逻辑地推理推演出有关客观知识和崇尚“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是因为理性主义是整个古希腊哲学最主要、最明显、最基本的特征。西方人之所以崇尚人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是因为它是人文主义的核心内容，而人文主义是从古希腊开始直到今天始终贯穿于西方文化的一条主线，通过持续约300年的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思想在几乎每一个西方人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西方人之所以恪守怀疑批判精神，是因为滥觞于公元前3世纪皮浪的怀疑主义学派与柏拉图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一起，并列为在西方哲学史或思想史上持续了500年以上时间的三大重要学派，因而对整个西方哲学或西方文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实际上，不仅自然科学，其他诸如社会科学、政治、经济、教育体制以及几乎所有人们的规范生活方式都是作为原因的结果而存在的，这一原因就是文化基因或文化传统。换句话说，人及其社会是文化基因的产物，社会领域中的几乎一切特征或现象我们都无一例外地可以从文化基因或文化传统方面找到原因，找到解释。

比如，作为简单对照，中国社会之所以至今缺乏民主思想，缺乏权力制衡思想，缺乏法治观念，缺乏人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意识，正是由于长期以来作为维护封建制度御用学说的儒家思想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事实上，中国当今社会中的几乎一切现象都可以从中国文化基因或文化传统中找到其原因，找到其解释。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对广义“李约瑟难题”作出解释：之所以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近代文明的东西都没有诞生在中国而仅仅诞生在西方，是因为近代文明的这些东西，如近代的科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崇尚人的自由、平等和独立等，都仅仅是西方文化基因或文化传统的产物，这些东西在西方社会的诞生是必然的，就好像一枚受了精的鸡蛋在适宜的温度下，必定会孵出一只小鸡来一样。而中国文化基因或文化传统中从来就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温度无论多么适宜(比如今天的社会)都不会孵出小鸡来。正是由于中国文化基因或文化传统中完全没有近代文明所需要的东西，它不能为推动近代社会进步提供足够的动力，因而和其他在古代曾经辉煌过的文明，如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波斯文明、古印度文明、玛雅文明等一样(即原因都一样)，在近代不可避免地落后于西方文明。

说到这里，肯定有人会问，那为什么中国在公元前1世纪到15世纪在科学技术方面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呢？对这一问题的简要回答是：李约瑟等人认为在公元前1世纪到15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领先于西方或世界先进水平，这一说法本身属于主观判断，是一种误解，是完全不能成立的。科学与哲学和文化一样是多元的，根本无法比较先进或落后，甚至像黑格尔、爱因斯坦、怀特海、罗素这些西方科学家、哲学家和接受过系统西方式教育的绝大多数中国哲学家、科学家、思想家，如任鸿隽、丁文江、竺可桢、冯友兰、胡适、陈独秀、鲁迅、吴稚晖等人，都认为中国从古到今压根儿就没有出现过什么科学(严格意义上讲是指西方式科学)。既然没有出现过科学，哪有什么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之说？推而广之，同样，中国从古到今压根儿也没有出现过什么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权力制衡、依法治国的思想以及怀疑批判精神。正因为中国文化基因或文化传统中从来就没有过这些东西，所以中国近代社会就把这些东西从西方学习和移植过来，比如像科学技术就是从洋务运动才开始学习移植的。

三、 广义“李约瑟难题”的启示

中国社会近代以来之所以一直落后于西方世界，是因为中国社会中没有产生出能促进近代社会文明进步的科学及其技术，崇尚人的自由、平等、独立的思想观念，以及以民主选举、权力制衡、代议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以培养人的独立精神为导向的教育制度等。中国社会之所以在近代以来一直没有出现过这些东西，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基因或文化传统中本来就没有这些东西。相反，西方社会之所以近代以来突然迅猛发展，是因为在西方文化基因或文化土壤上诞生出了能够促进近代文明进步的一系列思想观念、理论学说、社会制度等。

那么，究竟是哪些西方文化基因促进了近代思想观念、理论学说、社会制度的诞生呢？或者说，西方文化基因或文化传统与非西方文化基因或文化传统之间究竟有何本质差异呢？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实践问题。西方文化基因或文化传统的独特本质概括起来主要可归结为三个方面：其一是理性主义精神，其二是人文主义精神，其三是基督教信仰。理性主义精神的核心是崇尚人的理性思维，确信人类根据其理智法则进行合逻辑推理的能力和在此基础上获取知识、建构理论、设计社会制度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按照“应当如此”的原则进行社会实践。人文主义精神的核心是以人或人的利益作为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平等、独立和天赋权利，并坚信通过教育可以唤醒每个人的创造潜能。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坚信上帝是造物主，是宇宙秩序的创造者和维护者，人们只有信仰上帝，按上帝的旨意行事，才能得到救赎；基督教信仰是一组信念、一套价值观，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精神、人文主义精神、基督教信仰正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化所没有的。

从实际情况看，西方社会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如科学、经济、政治、教育、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都充满着鲜明的西方文化色彩，深深地打上了西方文化基因或文化传统的烙印，正如中国社会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深深打上了中国文化基因或文化传统的烙印一样。为什么所有西方文化国家的科学技术都很发达，都领先于非西方国家呢？是因为近代科学仅仅是理性主义的产物，仅仅是人文主义的产物，“近代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1]473；为什么所有西方国家都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呢？是因为根据人类的理智法则进行合逻辑地推理，“应当如此”；如果市场经济不以私有制为基础，根据合逻辑推理，必然会出现有人能掌控、支配、转移、折腾不属于他自己的财产，从而导致贪污腐败现象的常态化、普遍化。为什么所有西方国家都实行民主选举呢？因为民主选举是国家权力向所有人或所有政治团体开放，大家公平竞争，从而实行和平交接，避免因权力更替而导致社会动乱甚至内战的最合理、最佳的方式，所以“应当如此”。为什么所有西方国家都崇尚人的自由、平等、独立和天赋权利呢？因为它是人文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是最“应当如此”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如果真的没有人的自由、平等、独立和权利，那么就不可能有公平竞争、责权对应，就不可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就不可能有社会的稳定和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因此，从广义“李约瑟难题”的合理的、“应当如此”的解释中，我们不难得出如下启示：既然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信仰信念、价值观、人生观及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整个社会状况都是其文化基因或文化传统的产物，那么任何实质性的所谓社会改革或变革实际上都是文化基因的“重组”或文化传统的改变。理论上是如此，从古今中外的社会现实看，也确是如此。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表面上是社会变革，实质上是文化基因或文化传统的转换，是一种文化基因工程。正如福泽谕吉所指出的：“所以说，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达到目的。倘若次序颠倒，看来似乎容易，实际上此路不通。”[2]25他的话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反观中国当前社会，尽管30多年来在某些方面进行了一些非实质性改革，但人们的思想和整个社会体制这些文化基因或文化传统的主要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触动，正是由于原有的文化基因或文化传统仍没有实质性改变，因而它又成了改革进一步深化或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最大障碍、最大绊脚石。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也说明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惰性力非常强。

[1]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M].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2]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M].北京编译社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