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湘金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好姻缘》与苏州大同女学1909年的风波

黄湘金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大同女学是近代苏州办学成绩优良、享有盛誉的女学堂，1909年的《申报》却有文章污蔑其浪得虚名，且师生之间有暧昧情事发生。苏州士绅随后进行辩诬。同年发表的小说《好姻缘》继续对大同女学进行攻击，是为典型的“谤书”。

黑幕小说；《好姻缘》；大同女学；《申报》

一、近代教育史上的大同女学

在近代女子教育史上，苏州是上海、天津之外又一值得关注的重镇。江漱芳于1901年正月在苏州因果巷开办的兰陵两等女学堂，是中国最早开办的新式女学堂之一。此后苏州又有多所女学堂创办。据陈赞绵的硕士论文《近代苏州女子学校研究》，除了兰陵两等女学堂，辛亥革命之前苏州兴办的新式女子学校还有韬文女学（1904）、苏苏女学（1905）、振华女校（1905）、大同女学（1906）、大赉女学（1907）、毓秀女学（1907）、宏志两等女学（1910），[1]此外恐怕还有部分女学堂被遗漏。另据1907年上海《南方报》的消息：

苏垣女学一层，近已逐渐发达。现当暑解之际，城内各校如振华、大同、大赉、女子师范、公立初等学堂，莫不加意改良，扩充校舍。日来添招新生之广告，几将贴满通衢，亦见世界进化之一斑。[2]

时距清朝学部颁行《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仅三个多月，苏州诸女学堂的招生广告已经贴满街衢，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态，可见苏州的女学事业已经走在全国前列。

在苏州众多的女学堂中，私立大同女学的办学成绩颇为时人所重。1908年，江苏提学使毛庆蕃数次派员调查大同女学，见该校“规则整齐，程度多有可观”，因此特颁“学兼四行”匾额悬挂校中，以示奖励。[3]又拨龙洋200元，“以示旌奖而资补助”[4]。1911年，江苏巡抚程德全莅临该校，参加简易师范及两等小学班的毕业典礼，并亲自为毕业生颁发文凭。[5]苏州福音医院附设看护医学校，学制五年，所招学生本应缴学膳费375元，但该院院长惠更生（J.R. Wilkinson）钦佩大同女学的办学历史，寄函校长张光彝，同意该校每年推荐一位学生，免去全部费用，进入医学校深造。[6]1916年，大同女学共有学生178人，“为

吴下私立女校之冠，久为社会所公认”，视学员认为该校“办理切实，成绩优良”，巡按使札文专饬嘉奖。[7]可见大同女学确实是苏州享有盛誉的女学堂，为苏州乃至江苏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二、《申报》上的交锋

但在1909年上海出版的报刊上，大同女学被卷入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要详细考察此次事件的前后，还得从《申报》上的以“某女校之新历史”为题的读者来函说起。

这篇批评信件，刊发在《申报》的“记事”栏。其批判的对象，是“吴郡某女校”。该女校因为平日善于逢迎，虽施行的是腐旧教育，却声誉鹊起。“去年直隶某提学，方总理京师学务，议创女子师范学堂，招考南中闺秀。该校主出死力运动，就主彼校调验省属女生，间复出其种种献媚手段，俾游扬于诸公卿间，由是某女校之名，赫然震都下。”并获得江苏省补助，以其私立资格而月贴三百金。然该主事者意犹未足，“藉毁家兴学之名，将校中基本产业，悉数捐入公家，由是晋阶荣禄大夫，檄令改为苏属全省官立女子××学校，而该校主亦遂躐升为苏属全省官立女子××学校监督。一时‘大教育家’‘真教育家’之名称，遂翕然洋溢于吴下。”[8]

然而仅曝光女学堂主事者此等光注重表面文章的行径还不足具有“杀伤力”，对读者来说，最能刺激神经的事件，莫过于女学校内师生男女关系之“黑幕”。来函紧接着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女生家长发现该女校主事者与女学生“自由结婚”的故事：

一日忽有自琴川邮书来者，则固致一离家求学、不别而行之女生，称肄业该校者。书函往来，假该校为驿馆，脉脉相通，已非一次。该女生家属偶因事抵苏垣，来校探访，则遍查校籍，并无其人。语稍流布于新学界，群相惊讶，以为但闻其名，不见其人，殊堪骇怪，于是金阊胥台间，致疑者有之，辩诬者有之。未几而忽涌一异样光彩于女学界，灿烂夺目，铿锵震耳，阗衢塞巷，奔走相告，则曰该监督与女士援自由结婚新例，已藏娇于金屋。所谓“无限春情深似海”者，仿佛近之矣。然而大吏之宠之也如故，乡先生之昵之也如故，吴下人士啧啧其造就女学而崇奉膜拜者仍如故，即该监督之赧赧（赫赫）然以苏属全省官立女子××头衔炫耀乡里者，亦靡不如故。[8]

信函最后，来件人以“记者曰”的形式强调了自己的愤慨：如此道德败坏之人，不仅主持吴地著名女学校，而且充任“四府一州四厅三十二县××之代表”，实是滑稽至极。[8]

凡熟悉清末江苏女子教育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某女校之新历史》影射的学校即苏州大同女学。该校由昆山籍士人张光彝、倪安雅夫妇独力创办，“经始于丙午①按：1906年。春初，落成于秋首。于八月十一日②按：9月28日。开校”[9]。因为办学成绩突出，该校多次受到江苏行政官员和学务部门的奖励。影射者所谓“出死力运动”者，即指1908年傅增湘南下为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招考学生而借大同女学为考场一事[10]。来信者欲言又止的“女子××”，可以径补为“女子师范”，也即信中提到的改归官办及月拨补费之事。大同女学自建校之始，一直受到经费问题的困扰。据《吴县志》统计，该校每年支出约2 600元，本设有初、高等小学班，并附师范班及专修科，1911年由于经费不敷，不得已裁撤师范和专修科。[11]张光彝夫妇二人典钏质钗，依然难以支持长久。1908年起，张氏曾多次上书总督、巡抚、布政使等要员，请款补助女学。[12]1909年，学部催促各省设立官立女子师范，江苏提学使樊恭熙建议将大同女学改设为官立女子师范，并拟月拨官款“三百金”，一来可以应付学部压力，二来可解决大同女学的经费困难问题。[13]但此事最终并未付诸实施，大同女学直到民初还是以张光彝夫妇个人之力在支撑。

第三模块是素质拓展模块，通过就业讲座、社会实践、各种比赛等形式，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更好地适应用人单位的需求。

数日之后，《申报》即刊载了苏州士绅为该校辩诬之函件：

敬启者：读贵报十九日记事栏，载有《某女校之新历史》一则，虽将校名人名阙而不详，然骤而观之，固无不知为吾乡之某学校也。此事攸关该校名誉，不可以不辩。某校校长与弟同学十稔，曩年弟槖笔沪上，某君即以兴学为己任。其夫人某女士赞成之。某君家非素封，某女士遂将奁中所有典质，以竟其志，校舍得以落成。数年以来，除建筑开办费万余金外，又逐年垫数百元，皆出自某女士之节省。毁家兴学，吾郡能有几人乎？迩来力渐不支，拟请将校舍校具，捐归官办，虽经提学司之许可，未尝有监督之名称。即每年津贴之三百金，亦属乌有。且某君与其夫人伉俪极笃，膝下犹虚，虽年逾不惑，尚未买一妾媵。今谓某君与某女学生结自由缘，微论某君不肯别有爱情，即其夫人亦安肯听其自由乎？况夫某君与其夫人均任教务，校

中一举一动，众目昭彰，某女士又以明察著，若果有是事，某君独不畏河东之狮吼乎！此则弟为之剖白者也。望报馆诸大主笔，有以纠正之。高人俊、陈廷祥、陆炳章启。[14]

要言之，在三人看来，前回《申报》“纪事”文章不可信之处在于：张光彝夫妇是真心兴学，非借以追名逐利；大同女学虽允改归官办，然监督、津贴之事都是子虚乌有；夫妇二人感情深厚，且专注于校务，再加上倪安雅明察秋毫，其夫定无与学生“自由结婚”情事。

三、《好姻缘》“谤书”考

《申报》上关于张光彝人品及大同女学的争执，仅此两封读者函件。但在稍后创刊的《十日小说》杂志首期即刊出了署名“天梦”的小说《好姻缘》。字里行间，处处影射张光彝和大同女学。作品中的女学校名“小康女学”，校长姓章，字斌生，皆与现实中的女学一一对应，①张光彝，字秉生，与“斌生”谐音。是手段低劣的影射。女主人公的籍贯，也是《某女校之新历史》中的琴川（常熟之别称）。作者之意，想必也要让读者一见即知其攻击的真实对象。小说叙富商某之独女李慧秀，秀外慧中，年幼时随塾师读，过目不忘。且喜阅报章，留心时事，性情活泼，在当地首先放足，洵为一时新女子。会吴郡小康女学在报纸刊登招生广告，其父虽不以新学为然，“尤以女郎服从文明自由结婚主义为戚戚焉”[15]，然爱女心切，不得已应允。李慧秀抵苏地时，已过招考期限，她心有不甘，亲谒校长章斌生。二人相谈天下事，互生好感。章校长本是登徒子，遂营金屋而藏娇。李父因久无慧秀消息，来苏州访查多时，都无结果。某日偶然在一公园遇上文明婚礼，新娘正是自己女儿。见章生一表人才，“心亦许之”，遂成绝好姻缘。

因为有诸多影射在其中，这篇小说其实可以看成是作者“天梦”对《申报》上高人俊等人辩驳的回应。在细节的设计上，则充分考虑、发挥了三人陈述的理由，使得小说在事理逻辑上更加圆融。高人俊等称张光彝是真心兴学，《好姻缘》则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他明为兴女学，其实是在猎艳；三人称张光彝夫妇感情深厚，“天梦”则通过章生的心理活动，透露他以妻子不美为憾；辩诬书称学校“众目昭彰”，倪女士“以明察著”，小说则安排二人见面时都无他人在场，且章生之妻当日恰巧有事不在学校。至于“某君独不畏河东之狮吼”的反诘，“天梦”在做了章生金屋藏娇的解释后，却又安排他们公开举行文明婚礼，看似不合情理，然而作者正赖以完成了小说《好姻缘》的反讽基调：

天梦生亦代为章生色喜，不禁掷笔而叹曰：“章生乎！慧秀乎！真空前绝后之一段好姻缘也。”乃以之颜是篇。[16]15

慧秀骤闻“校长”二字，肃然起敬，且沉思曰：“多才多艺，少年老成，天下竟有如此美男子，诚不可多得！”

噫，天下竟有奇事也！适慧秀沉思之际，章生亦沉思曰：“是女也，美而贤，非寻常人可比。予妻虽贤不美，亦一缺憾。若李女士者，其庶乎近之，惜（非）予妻矣。未知谁家福，得娶此美而艳、贤而慧之名媛也？”[17]

这种场景，带有旧小说中才子佳人一见钟情时的香艳俗套，自然只是作者的凭空想象。这种对男女情爱心理的臆测，反倒暴露出其明确的影射意图和险恶用心。与上述心理描写类似，小说中二人幽居于别墅内，他人自然也无法接近，但作者笔下的文字，则有如偷窥者的目光：

于是章生与慧秀忽移学问之谈判，而创生理之作用。卿须怜我我怜卿，曲尽绸缪，参幽密之欢喜禅，实行自由结婚之主义，而章生别墅，遂为一对野鸳鸯之幽窟。[18]

此等幽密情形，确实如《某女校之新历史》中所言，“无限春情深似海”[8]。小说行文至此，已经陷入下作一路。这种叙述效果，与作者凌驾一切的叙述视角、至高无上的道德优势，既具因果关系，又形成鲜明对照。再加上文字间处处对张光彝的诋毁，如“章生故狡猾子，平日寻花问柳，自命风流”，“慧秀倾慕章生如潮奔，章生亦爱慕慧秀如蚁附”，这时候的小说作品，已不再是一种虚构的文学样式，也不是对生活的忠实反映，它已沦为作者任意使用的发泄私愤、进行人身攻击的低劣工具，变成了愚弄读者的“谤书”。

四、“黑幕写作”中的《好姻缘》

在清末民初的小说中，批判女学生“自由结婚”的作品十分常见。[19]这些大多可归于言情小说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在获知西学皮毛之后，萌发出婚姻自由的念头。她们举止轻浮，心无定见，而又多是察人不明，因而其下场往往十分悲惨。通过这种情节模

式，小说家讥刺了女学生误解“自由”而又为“自由”所误，同时也完成了叙事者作为道德评判者自我形象的塑造。《好姻缘》的故事，作者止于婚礼现场的描写，但又通过友人“知非子”的评论，预示出女主人公李慧秀今后生活的晦暗：“盖章生已有妇矣。章生背妇而私李女士，今虽结婚，其妇未知，一旦消息透露，其妇慧且妒，必至河东狮吼，醋海波生。好姻缘变为恶姻缘也。”[16]15因而李慧秀“自由结婚”的举动会与她的同辈们一样，给自己的人生带来悲剧结局。故事模式的套用，再加上无处不在的反讽笔调，使得作者很醒目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今人乍读《好姻缘》，可能难以将其与当时的流行文本区别开来。但是，将小说文本与《申报》上的争论相联系，经过上述层层剥笋、拨云去雾的考证之后，我们看到，《好姻缘》其实是十分典型的“黑幕写作”。在“言情”的外壳下，藏着作者不可告人的道德攻击意图。小说的刊载与传播，受益的是别有用心的作者，受伤害的是苏州大同女学的主事者和全体学生。而读者在阅读“黑幕”的过程中，既满足了对女学堂、女学生故事的猎奇心理，也会获得道德上的正义感。

“黑幕写作”是民国初年十分醒目的文学、文化现象。由于“黑幕小说”这一名称显而易见的负面意义，目前学界对其研究很不充分。笔者以《好姻缘》为代表个案加以研究，意在分析部分黑幕文本的运行机制。范伯群先生曾努力将故事集缀型的章回体“黑幕小说”与笔记体“黑幕书”分别开来[20]，而郝庆军先生在比较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讽刺小说与民初黑幕文本的写作立场时认为，前者是“为自己”，后者是“为市场”，有十分明显的媚俗效果和商品化倾向。[21]但我们发现，《好姻缘》的情况颇为特殊，它既非“章回体”亦非“笔记体”，而是在小说杂志上分六期连载的文言短篇小说；其主要写作目的，并非大多数黑幕文本的“为市场”，而是为了攻击自己的私敌—大同女学主事者张光彝，属于另类的“为自己”。在这一意义上，十分符合鲁迅对“黑幕小说”的评判：“其（谴责小说）下者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22]

依据鲁迅先生之言，今天对《好姻缘》文学品位的质疑，除了其借言情幌子实行“丑诋私敌”的意图之外，还因为它在叙事上“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表现也十分低劣。表面上，作者似乎在批评婚姻道德的世风日下、女学堂内师生关系污秽不堪，颇似传统道德的维护者，然而小说的叙述效果反而消解了这种标榜劝惩的立场。首先，第三人称的视角、真实的地名、影射意味的女学堂和校长名字的运用，虽然使得《好姻缘》具备了写实的要素，但现实主义的手法要求作者与社会道德保持冷静的距离，与卫道意图根本上是相悖的，这一点即周作人在批判“黑幕小说”时所言：“近代写实小说的目的，是‘寻求真实、解释人生’八个字，超越道德范围以外。”[23]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好姻缘》对男女隐私的过分贴近，泯灭了叙事者与故事应有的间隔，使得小说家成为隐私的陶醉者、流布者，反而显出恶俗的趣味。更何况，其影射之事本属子虚乌有，小说家的真实面目更显可疑：“辞多附会，有乖写实之义；语涉猥亵，不免诲淫之讥。”[24]

在清末民初的黑幕写作大潮中，《好姻缘》只是个案，但对它的剖析提醒研究者：面对此类具有明显影射意图的作品时，除了留心小说内容和叙事技巧，我们更应熟悉当时的历史语境，了解背后的人事纷争，如此才能剖明文本的生产机制，展现其真实的写作目的，免于坠入作者布下的文字迷障。

[1] 陈赞绵.近代苏州女子学校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6：11-13.

[2] 女学发达[N].南方报，1907-07-01（3）.

[3] 大同女学获奖[N].大公报，1908-12-25（3）.

[4] 大同女学又复得奖[N].申报，1908-10-23（3）.

[5] 苏抚提倡女学之热心[N].申报，1911-01-19（4）.

[6] 苏州大同女学校来函[N].申报，1914-08-29（10）.

[7] 大同女学校奉饬嘉奖[J].女铎报，1916（51）：55.

[8] 某女校之新历史[N].申报，1909-07-06（4）.

[9] 各省教育汇志[J].东方杂志，1907（2）：22.

[10] 大同女学考试[N].大公报，1908-10-10（2）.

[11] 曹允源，等.吴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435-436.

[12] 女学又请官费[N].大公报，1908-05-01（2）.

[13] 改办官立女学[J].直隶教育官报，1909（8）：121.

[14] 苏人为某女校辨正书[N].申报，1909-07-14（4）.

[15] 天梦.好姻缘[J].十日小说，1909（1）：21.

[16] 天梦.好姻缘[J].十日小说，1909（6）.

[17] 天梦.好姻缘[J].十日小说，1909（4）：21.

[18] 天梦.好姻缘[J].十日小说，1909（5）：10.

[19] 黄湘金.道德与情爱—论清末民初小说中女学生的“自由结婚”[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2（2）：14-22.

[20] 范伯群.黑幕征答·黑幕小说·揭黑运动[J].文学评论，2005（2）：57-61.

[21] 郝庆军.民国初年“黑幕小说”的渊源流变与想象空间[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8（5）：45-46.

[2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全集：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1.

[23] 仲密（周作人）.再论“黑幕”[J].新青年，1919（2）：175.

[24] 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小说家勿再编黑幕一类小说函稿[J].中华小说界，1918（6）：172.

（责任编辑：石 娟）

Good Marriage and the 1909 Disturbance of Suzhou Datong Women’s School

HUANG Xiang-jin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Datong Women’s School was one of the well recognized and organized women’s schools in modern Suzhou. But there were libelous articles published in Shen Pao in 1909 to discredit its reputation and imply love affair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social elites in Suzhou immediately responded for clarifcation. In the same year, the fction Good Marriage was published to continue the attack at Datong Women’s School, as a typical book of libel.

shady novels；Good Marriage；Datong Women’s School；Shen Pao

I206.6

A

1008-7931（2014）06-0024-04

2014-01-10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CZW05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SWU1109053）

黄湘金（1981—），男，湖南隆回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文学、中国近代妇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