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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程路,观无字书:读来先生游记集《访景寻情》忆追陪

2014-04-10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14年4期
关键词:海宁嘉兴藏书

徐 雁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来先生与世长辞的那一刻,是在甲午年清明节的前五天。当日下午忽闻北来噩耗,如听晴日惊雷,亟托任教于南开大学的徐建华兄代办以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名义致哀的花圈,敬献于灵堂遗像之前。心情沉郁之余,不免浮想联翩,其中最难以忘怀的,是我自2002年起从编辑出版界回归图书馆学专业领域之后,多次陪同南下的来先生游历两浙的情景。

来先生与我所结“忘年”之交,早在2005年暑假,我就曾写有《读邃谷老人随笔说来新夏》一文予以缕述。文章的结末处是这样的:

读过了来先生的随笔集,我更相信,自从1946年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只在书斋里的经、史、子、集中做“蠹鱼”的书生,而是一个把书里天地、书外世界同等关心着的学人。此外我还相信,自中国科学院落到南开大学执教起,他就有可能被人认为是一个气骨俱傲的人了。

有人说,人生在世,“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真的要推敲起来,那完全是个伪命题,伪教条。因为“傲气”假如能够被自己的五官都能束缚住,那所谓的“傲骨”必然是缺钙的。“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愚人骗己之语耳!通今博古的来先生大概是不相信这种鬼话的……不过,“气骨俱傲”在人事上的负面影响,完全可能随人在职业岗位上的退下而快速淡出。还其初服,对于一个气骨俱傲者来说,未尝不是好事。于其个人或有壮志未酬、出师不捷之憾,但若能退而治学,愤而著书,却也是文化学术之幸……

总之,来先生不是那种“百无一用”型的书生,而该是“人情练达”兼“世事洞明”型的,用刻下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学者群里的那种“复合型人才”。他是古典的,更是现代的,他在晚年专注于文史随笔的写作,不过是施其才力之余绪焉。旁人是学不来的,也是想学也学不会的。吾于邃谷老人系列随笔作如是观。

文章随兴写成后,竟惴惴不安起来,未敢贸然刊布于世。后于郁闷中忽思得一计,即打印成文后,通过邮局挂号寄送来先生本人“审订”。不久奉获老人家过目首肯后的电话,这才在次年的《新世纪图书馆》杂志上公开刊登了出来,随后收录在我的文集《藏书与读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之中。

看官于上述这篇文章中可知,雁斋中所藏来先生亲笔赐赠之书甚夥,但他在2009年题赠我的《访景寻情》(岳麓书社2009年版)却是十分别致的一本,因为他在前衬页上书写的题辞中有“聊当卧游”四字,可见其对本集文字所及的时空内容,是如何的自得和看重。他在写于2008年新春的本书“代序”中说:

能亲临海内外胜地,并写出文化游记的人,终究是少数,更多的人虽有此要求与愿望,但一则限于精力,二则限于财力,三则限于时间,无法实现自己的向往,于是只好通过图像和文字来满足自己的文化要求。我曾把这种文化享受称为“卧游”。所谓“卧游”,并非实指,而是借指一种消闲模式,偎在被窝里,仰摊在老板椅上,斜靠着羊皮沙发的扶手,歪躺在被垛上……都属于“卧游”的范畴……去年冬日,岳麓书社曾主陶社长告知,该社拟组编一套文人学者走天下的游记性丛书,内容不只描写自然景物,还应有人文内涵,并打破学者、作家界限,各成专集。我被邀加盟,甚感愉悦,乃收集拙文数十篇,成一小集。各篇插入相应图片,庶看图读文,益增情趣。既记录平生游踪,又可备卧游者浏览,岂不善哉!

《访景寻情》凡十六万八千字,正文计有《积水潭忆旧》《七十年的天津缘》等三十七篇,其中屐及海外的,有《美国风情》《枫叶之国》《扶桑手记》三篇,其中对于美国十个州立大学图书馆、位于纽约北郊的哈里逊镇图书馆,以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简称 UBC,加拿大华文报纸称其为“卑诗大学”)的亚洲图书馆走访记,值得业内人员关注。

如1997年5月参访了UBC的亚洲图书馆之后,来先生在追记文章中指出:“从卑诗大学亚洲图书馆不到半个世纪的发展即能有这样的成绩看,主要是社会的关注和该馆人员的努力,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回味的内容。”他在文中,向内地同行披露了该馆藏书基础得以奠立的一段重要史实,略谓广东因商致富的藏书家姚钧石,在广州旧宅的私人藏书被毁于火后,在澳门努力经营“蒲坂藏书”近十年,因担心再遭覆灭,便求售于海外,而卑诗大学正谋发展亚洲文化学术,遂由实业界人士宽纳博士(Dr.Walter Koerner)筹资议购,并请何炳棣教授负责磋商议定,于1959年2月将这批书运抵卑诗大学,经过三个月的逐箱典验,共有书四万五千册,十四万余卷,其中有非常珍贵的元、明、清刻本、稿本约万卷,“很快就按四库分类,编目成册,备读者查用”。有此坚实的中文旧籍收藏基础,因此当该校于1960年成立亚洲系时,便聘到了曾任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的吴冬琼女士,在她主持下,卑诗大学亚洲图书馆的业务得以日益发展。而姚钧石却是一位事迹少为人知、行将湮没于中国藏书史册的现代藏书家。由此《UBC的亚洲图书馆》一文,可知来先生游记文字的专业视角,及其言之有物的史家文风。

按:姚氏当年所购藏书,多半来自广东著名藏书家、“南州书楼”主人徐绍綮(字信符,1879—1948年)旧藏,其中多有谭莹(1842—1926年)校订的《粤雅堂丛书》刊本,及“东塾书楼”主人、学者陈澧(1810-1882年)旧藏书。他曾自题《南州书楼》诗云:“翰墨生涯作蠧鱼,北山斜对好安居。门虽近市何嫌俗,且拥琳琅万卷书。”1938年10月,日寇侵占广州后,国立中山大学奉命搬迁,徐先生自感年老,不胜乱离,乃将善本书分批运往香港,寄存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及香港寓所。其间为生活所困,数次被迫出售所藏之书。在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前夕,他在把珍贵藏书通过水路转运至澳门寓所的过程中损失惨重,其中一部分由轮船运往澳门者遭美军飞机炸沉,而一部分用机帆船运往澳门者则为土匪劫走。因此,姚氏所藏书,或为徐先生港、澳藏书的一部分。

在姚氏“蒲坂藏书”中,经部典籍,多为文字、音韵学类的著述;在史籍中,有广东省56个地区的方志,以及约50座名山地志;在集部书籍中,有明代至清初的刊本150种,清人作品800种,还有杜甫著作版本50种等。此外,宋钞本、元版本、清稿本、诸色套印本、古物印章拓本等,都具有十分珍贵的版本价值。据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主任任上退休后移居温哥华,应邀担任“蒲坂藏书”顾问的李方直教授统计:这批藏书共计3105种,其中元版1种,明版179种,清初(1644-1795)版本628种,清稿本121种,其他版本2176种。如论册数,约计45000册。

展读《访景寻情》一集,其中有关中国书文化的片段所在多有。

如2004年春,来先生曾逗留海宁三天,留下了《钟情海宁》一文。其中既记述了他在徐志摩故居的随想,又写下了对依然“孤寂冷落”的王国维故居的憾意,更指出了海宁是浙江境内诞生了“学者型藏书家”最多的县域,他还对孕育出无数文化名人的海宁,表达了要进一步建设好“文化氛围”的厚望。文章最后记述了海宁图书馆内“书香屋”中的一副对联:“茶品春夏秋冬,书读古今中外”,他说三面书墙中散置着几套藤桌、藤椅,“这种悠闲雅致的情趣,也许正是造就无数文化名人的渊薮,也许这正是让我对它情有独钟的一种魅力。”

有幸的是,来先生此行,我正是陪游者之一。从海宁游到嘉兴,一路上或参与海宁馆庆典礼,或参观海宁藏书史展览,或参访王、徐故居,或陪看嘉兴图书馆善本书,或伴游南湖烟雨楼,或同品“五芳斋”粽子……朝夕相处之间,随机聆听先生馨咳甚多,而腹笥既丰又言下多文的来先生,此时早已“自我革命”,作了“衰年变法”,正在大写特写文史随笔文章的兴头上。当此之时,余小子所得侍座同游之福,岂浅鲜哉!

说来有趣,本书中《杭嘉湖纪行》一文所插之影,却在时空上发生了差错。这张照片其实正是此行,在作为东道主的嘉兴图书馆馆长崔森泉的陪同下,我与袁逸学长、徐建华兄,陪侍来先生同游烟雨楼的留影——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明明来先生文中所记,已是2004年12月上旬之事,正是江南又湿又冷的时节,可是影像中的五位老少却个个了得,都是短袖长衫的,尤其是居中的来先生更是一袭白衣,精神矍烁的样子——其实是照片根本插错了地方,所以在时间和场景上,就完全对不起来了。

今年四月下旬,我应邀至嘉兴作一讲座,经询喜作当代文人言行志的范笑我君,得悉如下当日活动纪事,终于得以获解了照片误植之谜,并裨补了来先生上述两文的简笔之阙:

5月18日,海宁图书馆举行百年庆典仪式。来新夏向海宁图书馆捐献其祖父《来裕恂诗集》。来裕恂,日本留学回国后曾到海宁教书,并留下十卷诗集,诗中不少内容记录海宁。其于海宁教书距今正巧一百年。

5月19日,来新夏、徐建华、徐雁、袁逸、王宗义由海宁图书馆馆长派车送到嘉兴,下午五点半到秀州书局观书。来先生说:“早就听说秀州书局,并想来看看。我曾多次路过嘉兴,没到过。”有读者持《且去填词》(来新夏著)请来先生签名。

次日,来新夏一行参观了嘉兴图书馆,在古籍部看了清乾隆刻本《古香堂丛书》(清·王初桐撰)、《桐石草堂集》(清·汪仲鈖)等馆藏古籍。挥毫写了“书香秀州”四个字。去了南湖“烟雨楼”。品味了嘉兴“五芳斋”粽子。

上述种种琐细情形,幸赖当日范君不厌其繁,随录勤记,方使学林先辈的嘉言懿行,不致随风飘逝也。而从我保存下来的当年摄影时序来看,5月20日午后,先是陪同来先生一行在嘉兴图书馆入了库,参观了樟木橱林立的古书典藏,然后在阅览室查看了清乾隆刻本《桐石草堂集》和《古香堂丛书》。临末,来先生还乘兴挥毫,题写了“书香秀州”四字。接着才一同坐车去游览南湖,欣赏了乾隆“自宜春夏秋冬景,何必渔樵耕牧图”的《题烟雨楼》诗碑,还坐了湖中游船,尝了“五芳斋”的粽子,尽兴而归。这半天的活动随屐痕到处多有留影,而以烟雨楼前写满主宾五人笑容的合影,最能体现彼时的快意。这次欢愉的嘉兴聚会和快乐的南湖之行,也许在晚年的来先生记忆中印象十分深刻,因此,他才把烟雨楼前的合影,有意无意地“移植”到了《杭嘉湖纪行》一文之中。

按:范君乃书林中不可多得的有心、热心之人,其早年所创并经营之秀州书局,尤其是其所编印的《秀州书局简讯》,在上世纪前后的书林文坛上大有口碑也。其中随笔所志,必将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书林史的重要资料,而其中有关来先生活动的记载,则细节生动,资料翔实,当为他日撰写来新夏评传者所采撷也。

试举《笑我贩书四编》(2010年4月范氏自印本)所记两则云:

2004年12月6日,来新夏与新婚妻子焦静宜,昨天与学生徐建华一起从天津来嘉兴。参加嘉兴图书馆百年庆典并讲学。来新夏、焦静宜今年“重阳节”结婚,之前收到来先生天津寄来的新婚纪念明信片。邹汉明在参加嘉兴图书馆百年庆典时,就他正在写的《穆旦评传》采访了从天津来的来新夏先生。肖龙根请来新夏在《冷眼热心》(来新夏著)上签名。

2005年5月18日,笑我在天津邃谷,听来新夏说:“我正在写一篇有关青春版《牡丹亭》的文章,平时我就面对电脑写文章。去年嘉兴之行,我想写一组散文,尤其想写一写西塘。乌镇以前写过一篇,去年海宁回来也写过。前天,天津城北西窑洼大悲禅院举行《天津大悲禅院沿革记碑》揭碑仪式,我去了一下。此碑我撰。此院原有朱彝尊《大悲院记碑》。禅院主持对我说:‘朱彝尊和你都是浙江人。’我原籍萧山。”“今天下午参加在天津图书馆举办的‘书林清话文库’主题品评会。我的《邃谷书缘》出来了。昨天我已见到南京徐雁、福州卢为峰等人。”

来新夏“邃谷”(顾廷龙一九八二年题),挂范曾画“无量寿佛”,对联“不足处甚好;偶然者亦佳。”署“耕野书”。墙上的另一副对联为海宁陈伯良撰并书:“新春静赏来禽帖;长夏宜调焦尾琴。”此联嵌有来新夏、焦静宜名。

2004年12月6日,嘉兴图书馆的百年庆典活动,我也是参与见证者之一。顷阅来先生《杭嘉湖纪行》,并查看余之《浙行一周记(2004年12月12日)》一文,始忆当日前后活动纪事。我在行记文中云:

12月5日,星期天。上午前往曙光路浙江图书馆广场的旧书集市淘书……。下午前往嘉兴南湖之畔之宾馆,嘉兴图书馆馆长崔泉森正率该馆同人热情张罗会务,迎接来宾……晚饭前看了设于嘉兴邮电局旧址穆家洋房之嘉兴邮电博物馆,来先生虽高龄但兴致甚浓,可见邃谷老人求知欲之盛,真学人也。

12月6日,星期一。上午九时半,馆内张灯结彩,悬挂大幅对联:“百年回首,蕴香吐芳,立基不忘先辈业;盛世展望,摛藻扬芬,光大还赖后昆功。”……看了嘉兴图书馆百年历史资料展和地方文献展览,知道嘉兴图书馆古籍收藏曾多得嘉兴旧书店之助。下午为“图书馆与社会进步”专家演讲会。由清华大学徐教授,南开大学来新夏先生和建华兄在馆报告厅开讲,我所讲为“读者现时代如何读书”之话题也。

记得来先生的讲题为《新时代的图书馆人》。庆典次日,还同来宾们一起走读了位于嘉善的西塘古镇并午餐于临河饭店,参观了位于桐乡的钱君匋艺术院、弘一法师纪念馆,及位于平湖的莫氏庄园。

其实我陪侍来先生参访,并非自2004年海宁、嘉兴始。

最早的一次,记得是在1986年7月初的某一天。在苏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潘树广先生(1940-2003年)导引下,曾陪同正在苏大六宅头招待所参加由国家教育委员会文科教材办公室主办的《社会科学文献检索》教材稿讨论会的来先生,前往位于公园路2号的苏州图书馆,受到了馆长许培基先生的热情接待。临别时,他以自己撰序的油印线装本《苏州市古籍善本书目录》(上、下两册)赠送来先生,“请予指教”。该书目由德高望重的老馆长、著名学者蒋吟秋先生(1896—1981年)题签,并有其扉页题诗云:“吴中古籍早驰名,抗战迁藏百里程。八载同心勤掩护,运回完璧笑颜盈。”《苏州市古籍善本书目录》十分精致,令人艳羡,后来我托潘先生讨要了一套,收藏在我雁斋之中。

2007年10月27日,因参加由复旦大学、湖州师范学院、湖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皕宋楼暨江南藏书文化国际研讨会”,又曾陪同来先生夫妇共进晚餐,并在会上聆听发言,会后陪游南浔镇所属荻港古村。次年春,因来先生盛情特邀,于2008年3月16日到达来先生故乡萧山,参加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萧山区人民政府主办,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萧山区方志办公室协办的“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应邀报告了1911—1956年间中国古旧书行业与中国地方志的搜集、流通之关系。

在《戊子初春杭州、萧山行记(2008年3月12日—18日)》一文中,我记述参会观感道:“四位八旬老人陈桥驿、来新夏、王汝丰、陈伯良先生始终坚持听会,传达着老一辈学者对学术的执着和关注、对与会者的鼓励与期待,让人由衷而生敬意。此行东道主还安排了走读萧山的余兴节目。在萧山图书馆,我们一行参观了来先生捐赠家藏之书而建的馆中馆——“邃谷”书房,我乘机与来先生合得了一影。此外,还看了他捐赠给萧山地方志办公室而建的“来新夏方志馆”。然后在《人文湘湖》(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的作者方晨光先生引导下,游览了湘湖风景区。来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对此书多有褒扬之辞。

最近也是最后的一次,我聆听来先生的报告,是在2012年11月10日,古越藏书楼创建暨绍兴图书馆馆庆110周年庆典活动上。在绍兴图书馆报告厅举办的“百年回眸——公共图书馆与社会阅读”研讨会上,八十九高龄的来新夏先生,还是坚持着做完了题为《开放的藏书楼对民众阅读的影响》的报告。尽管体虚气弱,但在焦老师的打理下,来先生还是一副神清气爽衣冠新的派头,近一个小时的讲演,他思维清晰,表达到位,其风采赢得了与会代表的啧啧赞叹。讲座完毕,我大力鼓掌之余,还忍不住到场外候着他,给我尊敬的老前辈恭维了几句诸如“条理清晰,临场不乱;气宇轩昂,字正腔圆”之类的空话,给既自尊又自负的老先生及时地补充了一点“精神正能量”。然则谁能想到,这竟然也就是我与他近三十年交往中最后说及的几句话了。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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