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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蜀汉集团的悲剧根源

2014-04-10常业安

昭通学院学报 2014年2期
关键词:蜀汉忠义关羽

常业安

(昭通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昭通 657000)

《三国演义》主要描写公元三世纪前后八九十年中,我国魏、蜀、吴三个封建割据集团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斗争。作者通过对刘备、诸葛亮、关羽等的歌颂和对曹操的谴责,表达了在“尊刘贬曹”[1](P.25)封建正统思想外衣下蕴含的崇高“忠”、“义”,主张用“王道”、“仁政”治理天下的政治理想。但历史的发展和小说的描写结果都与作者的愿望相反,“暴政战胜了仁政,奸邪压倒了忠义,全能全智、超凡入圣的诸葛亮竟无力回天!”[1](P.30)“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更是整个蜀汉集团和整个时代的悲剧”[2]。

一、“忠义”高于一切,危害了国家利益

“忠义”是中国儒家传统道德行为规范的准则。“忠”,即指“忠诚,尽心竭力;又特指忠君”[3](P.1726)。“义”,即指“事之宜;正义。指思想行为符合一而宜之之谓义。指情谊;恩谊”[3](P.398)。也包括朋友之间的“信义”、民间路见不平的“侠义”,兄弟、亲人之间的“情义”、“恩义”,还包括君臣关系的“忠义”。在《三国演义》中,“忠义”成了作者所标举的一面鲜明的旗帜。

作者大力宣扬“义”的思想。把 “义”作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典范。《三国演义》中的“义”,比《水浒传》中的“义”更浓重。《水浒传》中的“义”,多属于被压迫者的思想;而《三国演义》中的“义”,则有更多的内涵:有异性结为兄弟,亲为手足,共打天下;有民间思想,有被压迫人的思想;但更重要的是上层统治阶级借“义”企图共创事业,这个“义”的思想有很多剥削阶级的意识在内。“手足之情”大于君臣关系,他们之间的感情,不因富贵而改变。

“忠义”成就了蜀汉大业,也毁灭了蜀汉大业。

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的共同盟誓是:“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第1回2页)。

他们异姓结为兄弟,亲为手足,他们既是兄弟关系又是君臣关系,二者不可分割。

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奋斗,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关羽和张飞为了蜀汉的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并威震四方,为刘备打下了江山。

刘备是作者竭力塑造的“宽仁”、“爱国”、“上报国家,下安黎民”的“仁义”之君。刘备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处,“与民秋毫无犯”,百姓“丰足”,所以“甚得民心”(第62回141页),受到百姓的普遍爱戴。他知人善用,礼贤下士,对诸葛亮“三顾茅庐”(第37回85—87页),以师待之,使得诸葛亮一生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兵败樊城时,刘备“不顾自身安危,携十万之众渡江避难,感天动地,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号泣而行,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玄德于船上望见,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第41回94页)。长坂坡赵云救了他的儿子,他接过去就摔在地上,骂道:“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第42回97页)。刘备也正是凭借这种“忠义”成就了蜀国大业。关羽死后,刘备不顾赵云、诸葛亮等人的劝阻,一意孤行,坚决要为关羽报仇,去和实力悬殊的东吴作大规模的站斗,曰:“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第81回185页)?结果,复仇中,张飞被害;此次东征,几乎全军覆没,大败而归,七十三万人讨东吴,被火烧连营。刘备也为此忧愤而死。这种危害大局,影响将来形势发展的高于一切的“义”,危害了国家利益,把他们为之奋斗一生的蜀汉大业全给毁了。

关羽是作者作为“圣人”大力歌颂的人物。作品尽情地肯定了关羽的“义”,“义”不忘本,不忘结拜兄弟,不为权势所动摇,他浑身是“义”。当年(第25回),官渡之战初期,曹操亲自征讨初据徐州的刘备。徐州一仗,张飞败走芒砀山,刘备投奔袁绍。关公镇守下邳,因势单力薄,被曹操围困在山上。此时他只有两条路:或死或降,别无选择。而他却早已作好死的选择:“吾仗义而死”(第25回57—59页)。曹操出于爱才,想要留住关羽,就派张辽去劝降,堵住了关羽的死路。张辽指出关羽此时若死,有三罪:一负桃园共生死之盟;二负兄长嘱保二夫人之托;三负共扶汉室之义。张辽这番话,使这位铮铮铁汉,居然求死不得,为了保全刘备两个夫人的性命,也为日后知道刘备消息再去投靠他,不得已忍辱负重,投降了曹操,过着“人在曹营心在汉”的生活。为了“义”,他忍受着巨大的心理折磨。

曹操对关羽的 “忠义”人格是非常欣赏和敬佩的。为了弱化关羽的意志,曹操以礼厚待关羽,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同时又让刘备的两个夫人和关羽同居一室,关羽秉烛达旦,未减丝毫意志。为了兑现自己许下的承诺,报答曹操的不杀之恩,关羽为曹操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过五关、斩六将,使得曹操大为称赞:“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第25回59页)《三国志·关羽传》记载:“初,曹公壮(关)羽为人”[4]。《华阳国志·刘先主志》记载:“公(曹操)壮(关)羽勇锐,拜偏将军”[5]。这一切都表现出关羽的“忠义”人格。

然而对关羽来说,“忠”“义”不能两全。如:赤壁之战,曹操兵败,落难而逃,在华容道,只听“一声炮响,两边五百校刀手摆开,为首大将关云长提着龙刀,跨赤兔马,截住去路。操军见了,亡魂丧胆,面面相觑。程昱曰:‘某素知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著。丞相旧日有恩于彼,今只亲自告知,可脱此难。’操从其说,即纵马向前,欠身谓云长曰:‘将军别来无恙!’云长亦欠身答曰:‘关某奉军师将令,等候丞相多时。’操曰:‘曹操兵败势危,到此无路,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云长曰:‘昔日关某蒙丞相旧恩,然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以奉报矣。今日之事,岂敢以私废公?’操曰:‘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孺子之事乎?’云长是个意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把马头勒开,谓众军曰:‘四散摆开。’当曹操等人冲过去时,云长则大吼一声,众将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此时张辽纵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友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放去”(第50回114—115页)。在这国家利益(抓住曹操)和个人利益(放走曹操)发生极大冲突时,他经受了激烈的矛盾斗争,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为了“忠”,他承担着堵截剿灭曹操的重担,并立下了军令状;为了“义”,曹操对他有不杀之恩。为了“义”,关羽放虎归山,留下了后患;为了“义”,他背弃自己,背叛了君主。可以说蜀汉集团最后的失败与关羽的“义释曹操”也有着一定的关联。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更是作者竭力塑造的一个理想的贤相。诸葛亮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英明的政治见解,他是智慧的化身。在他的身上,进一步体现了作者的“忠义”思想。为了报刘备“三顾茅庐”(第37回)的知遇之恩,为了蜀汉江山,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出隆中后,诸葛亮就把他的毕生精力消耗在战斗中。“草船借箭”(第46回),“借东风”(第49回),“空城计”(第95回)、“七擒孟获”(第89—90回)等都表明诸葛亮具有准确的认识力和判断力,具有非凡的见识和胆识,更具有非凡的魄力。作者在诸葛亮的身上寄托着人民的理想,诸葛亮惊人的智慧和绝世才能,实际上也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各种斗争经验和智慧的总结。然而,“忠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诸葛亮的弱点,刘备更是深知这一点。在“白帝城托孤”(第85回)中,刘备深知阿斗无能,是辅不起来的,却偏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更明白刘备的用意,他并非要自己取代刘禅,而是要自己为刘禅尽忠。为此,诸葛亮为了让刘备放心,便答道:“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第85回194页)。诸葛亮辅助刘禅,刘禅虽以师父之礼侍奉诸葛亮,可刘禅并不信任诸葛亮。因而“四出祁山”(第99—100回),当作战大胜快要告捷时,刘禅却听信谗言,一封书就把将他诏了回来。问有何大事?“后主无言可对;良久,乃曰:‘朕久不见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诏回,一无他事’”(第101回233页)。为了维护“知恩”——“忠”,诸葛亮放弃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一生的心血,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就此给毁了。

二、劳师远征,背弃“隆中对”战略

在《三国演义》(第38回)“定三分隆中决策”中,作者充分表现了表现诸葛亮对于当时政治形势的深刻了解和对未来发展的正确预见。突出表现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的盖世才能和惊人智慧。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曹操势力最强大,拥有百万之众,且挟天子以令诸侯,不能与之争锋;而孙权势力也不弱,据有江东已有三世之长,且拥有众多贤能为之用,国图而民附,可与之结盟;相比之下,刘备的实力最弱,他虽为皇室后裔,但已沦为平民阶层,也没有什么政治关系,更无坚实的根据地,只能游弋奔波、四海为家。因此,只能伺机夺取荆州、益州,以之作为自己的根本,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鉴于刘备势单力薄的现状,诸葛亮认为,夺取荆、益二州后,可利用“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的声望,招才纳士,以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和实力。在具体策略上,诸葛亮认为,对外必须联合孙权,建立“抗曹联盟”;对内要西和诸戌,南抚夷越,以解除北伐的后顾之忧。同时更重要的还在于要“待天下有变”,才能分兵出击,成就霸业。鼎足之势形成后,魏国和吴国都深明“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实莫敢先动”之理,因而都没有谁轻举妄动冒然先动,因而形成了均衡的鼎足之势。

章武①章武:(221年4月—223年4月)蜀汉君主汉昭烈帝刘备的年号,章武三年四月,刘备病死在白帝城,五月,汉怀帝刘禅即位,改元建兴元年。三年,四月,刘备托孤之后,诸葛亮为报“知遇之恩”,为了尽快实现理想,违背“隆中对”中“待天下之变”而分兵出击的初衷,连续劳师远征,不仅使自己长期处于疲劳作战的劣势状态;还在客观上造成魏国以逸待劳的优势地位。同时又大损了元气,造成国势的衰弱。建兴六年,春,诸葛亮亲自率主力“一出祁山”(第91—95回)伐魏。由于先锋马谡不听王平的劝阻,一意孤行,致使街亭丢失,加之赵云、也出师不利,诸葛亮只好退回汉中。建兴六年,冬,诸葛亮又率三十万精兵“二出祁山”(第97回)出散关,围陈仓,后又因粮草不济而退兵。建兴七年,四月诸葛亮“三出祁山”(第99回),后因张苞身死而卧病不起,于是屯兵汉中,回成都养病。建兴八年,诸葛亮“四出祁山”(第99—100回),后因苟安误粮被罚,司马懿借机命苟安到成都到处散布诸葛亮欲反的谣言。后主听信谣言,就下诏把诸葛亮召回,正如诸葛亮所言:“吾正欲建功,何故取回?我如不回,是欺主矣。若奉命而退,日后再难得此机会也”(第100回233页)。建兴九年,二月,诸葛亮“五出祁山”(第101回),又由于李严假传指令而退兵。建兴十二年春二月,诸葛亮“六出祁山”(第101—102回)。出祁山前,诸葛亮更是信心十足地入朝奏曰:“臣今存恤军士,已经三年。粮草丰足,军旗完备,人马雄壮,可以伐魏。今番若不扫除奸党,恢复中原,誓不见陛下也!后主曰:“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孔明曰:“臣受先帝知遇之恩,梦寐之间,未尝不设伐魏之策。竭力尽忠,为陛下克复中原,重兴汉室,臣之愿也”(第101回235页)。诸葛亮不听谯周劝阻:“近有群鸟数万,自南飞来,投于汉水而死,此不祥之兆;臣又观天象,见魁星躔于太白之分,盛气在北,不利伐魏;又成都人民,皆闻柏树夜哭:有此数般灾异,丞相只宜谨守,不可妄动”(第102回236页)。为急于实现理想,诸葛亮一意孤行,率领三十四万大军北伐,杀出斜谷口,占据五丈原。出兵前,诸葛亮曾与孙权约定同时攻魏。五月,十万吴军攻魏不胜,便撤回江东。只剩蜀军单方面与魏军周旋。诸葛亮求战心切,用尽一切羞辱的办法,司马懿都不出来迎战。八月,诸葛亮因积劳成疾,带着理想未能实现的遗憾,倒在了北伐途中。为报答“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格精神是崇高而伟大的,也是悲哀的。

三、人才匮乏,蜀中后继无人

治国的根本在于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蜀汉集团能打下一片天地。除靠“仁爱”、“厚德”、“得民心”外,还因为有“桃园结义”的兄弟关羽、张飞,有赵云、黄忠、马超这样的武将和诸葛亮、马谡等文臣;后期北伐时,武将寥寥无几,文臣就仅剩诸葛亮了。因而每每出师不利。这一方面由于敌强我弱,另一方面也因为文臣武将太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蜀国后期国文臣武将少,与刘备和诸葛亮对待贤才武将的反差态度有着一定的关联。

刘备虽爱才,但却以貌取人。如:庞统是与诸葛亮齐名的谋士,刘备在对待这两个谋士时的态度和做法却有着极大的反差。诸葛亮是刘备“三顾茅庐”委屈枉顾,极尽诚意请出隆中的;庞统则是自己上门来投靠的。“统见玄德,长揖不拜。玄德见统貌陋,心中也不悦”,(第57回129页)。只因庞统长相丑陋而将他远远地发配在耒阳而不给予重用,让庞统心灰意冷,终日饮酒为乐。张飞与孙乾去耒阳巡视,才亲眼见到庞统的才干,加之鲁肃诸葛亮两个贤士的求情,刘备才转变态度亲近庞统,致使庞统专心一意为之效命。只可惜围攻雒城时,在落凤坡庞统被乱箭射死,时仅36岁(第63回144页)。刘备的做法似乎和他的宽厚待人有些反常,就这一点和曹操比起来就差距甚远了。曹操虽然猜疑心重,但在对待贤才上却比刘备高出一筹。曹操唯才是用。如(第30回70页)中所写:“许攸暗步出营,径投曹寨,伏路军人拿住。攸曰:‘我是曹丞相故友,快与我通报,说南阳许攸来见。’军士忙报入寨中。时操方解衣歇息,闻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攸慌扶起曰:‘公乃汉相,吾乃布衣,何谦恭如此?’操曰:‘公乃操故友,岂敢以名爵相上下乎!’”曹操用人谦恭,不拘小节,只要能代兵打仗之人,都为之所用,所以身边人才聚集。

如果说刘备用人以貌取人,那么诸葛亮杀魏延则是以相杀人了。魏延杀了长沙太守韩玄,犯何罪?只因为诸葛亮看他后脑有一块所谓的“反骨”,就要叫刀斧手把魏延捆起来问斩。刘备问他原因时,他说“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顾先斩之,以绝祸根(第53回120页)。”魏延虽然当时未被斩首,但最后还是被马岱斩了(第105回244页)。蜀国本来人才就少,再加上刘备和诸葛亮的这些反常做法就更使得蜀军中人才匮乏了。到最后可怜诸葛亮一人担负着北伐的重担,积劳成疾,累倒在五丈原,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人间。这是敌我力量悬殊,人才匮乏,蜀国后继无人带来的悲哀。

综上所述,代表“仁政”、“忠义”的蜀汉集团,历尽艰辛、惨淡经营了几十年,而未能实现匡扶汉室的崇高理想,最后被代表暴政、奸邪的曹魏集团所覆灭。暴政战胜仁政,奸邪压倒忠义。蜀汉集团的最后覆灭,除历史的客观原因外,更由于蜀汉集团的主观原因所导致。其主观原因主要由于“忠义”的道德标准高于一切,狭隘的兄弟之情、朋友之情、知恩图报的感恩思想,危害了国家的利益;还由于“隆中对”的主要人物诸葛亮为报“知遇之恩”,急于实现理想而背弃“待天下有变”而“动“的初衷,连年劳师远征,使自己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劣势地位;也还由于刘备和诸葛亮对待贤士、将才的反差态度,使蜀国后期贤才匮乏,后继无人。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蜀国的覆灭,这是个人的悲剧、蜀国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悲剧”[2]。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1版).

[2]赵亮.《三国演义》人物形象之悲剧性崇高美[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09,(7):50—51.

[3]海辞书出版社.辞海[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4]陈寿撰.三国志·关羽传[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11(第一版).

[5]常璩.华阳国志·刘先主志[M].济南:齐鲁书社,2010(第一版).

[6]赵志远,王晶晶.三国演义[M].北京: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2(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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