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克强，卢剑

科技价值观生态化转型的路径探析

洪克强1，卢剑2

（1.韶关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2.韶关学院图书馆，广东韶关512005）

建设生态文明的一个不容忽视方面，是实现工业文明框架内科技价值观的生态化转型，即对科技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应以人与自然统一的理念为引领。科技价值观生态化转型的实现，依赖于五个方面：其一，对工业文明框架内的科技价值体系进行反思和矫正；其二，推进“以人为本”的制度建设；其三，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化；其四，加强科技政策的价值引导；其五，开展科技价值观的宣传和教育。

科技价值观；生态文明；以人为本；生态文化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一个环节。这一构想的提出，为工业文明框架内科技价值观的生态化转型提供了契机。国内学者杨通进指出，在工业文明框架内对技术发展的任何修补和完善，都无益于生态危机的根本解决，化解之道只在于文明范式的根本转型［1］；余谋昌认为，创造生态文明的科学技术发展模式，首先要实现“科学价值观的转变”［2］；卢凤指出，我们必须“由说明和预测自然现象的、过分专注于分析的、还原论的科学转向理解自然的、高度重视综合和整体的科学，由征服性的技术转向调适性的生态技术”［3］。可见，如何“实现传统科技价值观在价值内涵界定和科技价值评价等领域的全面转型”［4］，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然而，科技价值观的生态化转型并不能够一蹴而就，它需要借力合适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为其提供厚实的基础。为此，我们有必要寻求适当的路径和措施，努力去创造有利于实现这一转型的社会条件。

一、对工业文明框架内的科技价值体系进行反思与矫正

科技价值观是科技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推进科技价值观的生态化转型，离不开对科技价值体系进行整体反思。一般来说，科技价值体系包括科技价值关系系统、科技价值观念系统、科技价值创造与实现系统。人类第一个完整的科技价值体系是随着工业文明的推进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不可否认，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科技价值体系具有其历史合理性，它曾对推动社会历史进步起了巨大作用。然而，随着工业社会的不断推进，这一价值体系所积累的内在缺陷也不断呈现出来。

首先，在科技价值关系系统内部，各种价值的发展出现不协调状况。一方面，科学内在价值与技术内在价值日益分离。科学的内在价值由科学的客观性和自立性决定，主要体现在丰富和扩展有关自然界准确无误的客观知识；而技术的内在价值由技术的自然属性决定，其主要体现是效用，即提供各种实际应用中的技巧和方法。这种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在分工细化的工业社会中不断得到强化，使得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日益被划分为两类不同的社会群体，他们各自为了不同的目的进行创造活动。由此，也造成两类群体的职业规范日益对立，即科学规范的求真性、普遍性、共有性与技术规范的实用性、私利性的对立。另一方面，科技外在价值出现单一性、片面性发展。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科技的政治、军事价值被强调到极致，其后则是经济价值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而科技的其他社会价值诸如精神文化价值、道德价值、审美价值和生态价值等，相对来说长期处于被忽略的地位。

其次，在科技价值创造中，科技的固有价值创造与社会价值创造出现不协调的局面。一方面，由科技共同体承担的科技固有价值的创造日益组织化和专门化，从而从各种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另一方面，科技社会价值的创造日益呈现社会化趋向，几乎没有人能够完全游离于科技的社会价值创造活动之外。科技的固有价值创造和社会价值创造脱节的后果，是固有价值的创造者往往难以预见到自己所创造的科技成果有可能带来的风险或负效应，同时也使得一种单向度的盲目信任和依存关系出现在普通民众与科技专家之间。

再次，在科技价值的实现中，存在对科技风险的消极规避倾向。这种倾向的一个明显表现是制定所谓对环境污染的“可接受水平”或“可接受指数”。“可接受水平”或“可接受指数”是依据科技的风险计算方法，通过定量的方法规定出某些有毒或有害物质的最高含量指数，如果低于规定的最高值，原则上就被认为是可允许和“无害”的。可以看出，“可接受水平”或“可接受指数”的制定，并不能够预防和根除污染，而是以“合法化”的外衣，允许了污染对人和自然某种程度的伤害。这种做法实质上造成了人们对科技负面价值的消极规避，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科技风险的制度性“合法化”［5］。

最后，在科技价值观念系统内部，出现价值观念发展的片面性。例如，“科学价值中立论”和“科学主义”将科学抽象于人和人类社会之外，而忽视科学的社会基础，对科学发展可能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技术统治论”则对技术的社会价值做出了片面的过于乐观的估计，没有认识到人类依赖技术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必然带来环境的恶化，也没有意识到技术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贫穷和饥饿问题，但却并不能解决精神问题，无法满足人类对精神家园的追求。

综上，工业文明框架内科技价值观的偏差，只是这个时期科技价值体系内部失谐表征的一个方面。要构建生态文明理念下的新型科技价值观，离不开对传统科技价值体系内部失谐状态进行矫正。为此，必须重视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处理好科学内在价值与技术内在价值的辩证统一关系。既要坚持科学和技术内在价值标准的不同，也要有效促进科学求真与技术求善之间的交叉与融合。科学的内在价值标准是求真，但科学研究不能单纯以抽象的求真工作为目的，也应该适当体现出求善的社会效用价值；技术的内在价值是求善，但技术研究不能片面强调社会效用和人类利益至上，还应该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体现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同时，在科学和技术呈现出一体化发展趋势的今天，还要有效防止科学和技术的交叉融合带来新的矛盾和风险。因为，科学的技术化可能带来科学价值标准的功利化，从而造成科学研究完全屈从于商业或经济利益的局面。相应地，技术的科学化可能使技术研究脱离实践或省却现实的经验积累过程，从而造成对技术扩散所带来的社会风险难以进行评估的局面。第二，维持科技社会价值多维发展中的均衡互动。针对科技的经济、政治、军事价值发展长期占据压倒性优势而带来科技社会价值多维发展失衡的局面，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要充分重视科技的精神文化价值，充分挖掘和利用科技的精神资源，从而促进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同时，根据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要重视研究科技的生态价值，避免科技运用对人与自然产生负价值。第三，处理好科技内在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协调统一。科技的内在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评判标准不同，前者是科技自身隐含的真理性和客观效用性，后者则以社会需要为标准，它要求科技为社会带来切实的功利效果。追求真理和追求功利存在着必然的冲突，但二者又都是人的需要的表达，它们统一于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协调好二者的关系，要坚持科技社会价值的创造和实现以科技内在价值的创造和实现为前提和基础，同时要促使科技社会价值的实现反过来积极影响科技内在价值的充分实现。

二、推进“以人为本”的制度建设

科技作为一种手段，是实现一定制度理念的重要工具之一。相应地，某个时期的制度理念也会影响人们的科技价值观以及科技价值的创造与实现。因此，科技价值观生态化转型的有效实现，离不开社会制度理念的正确定位。

工业文明的典型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为本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制度特征。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科学技术成了实现资本增值的工具。为了追求财富的增长，科学研究者在研究中往往把各种人文因素剔除干净，集中精力进行研究，却遗忘了自己的存在。技术研究则追求如何制造人造物，不断提升人造物的价值，却忽略了人自身的价值。单纯为资本增值服务的科技发展必然导致人的异化。科技进步使现代化的工厂代替了手工工场，但“在工厂中……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6］，生产过程使“整个的人——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一部机器，或者甚至只是一部机器的一部分”［7］。爱因斯坦甚至认为，“今天人们的伦理之所以沦丧到如此令人恐惧的地步，首先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的机械化和非人性化，这是科学技术思想发展的一个灾难性的副产品”［8］。资本至上的价值理念不仅导致人的异化，而且还带来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在资本主义社会，各项制度的设计实质上均在激励着人们的贪欲。贪欲的膨胀表现为利用科技等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地争夺财富和霸权，而对财富和霸权的争夺则必然引起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进而，人们为了使自己在利益争夺中处于有利位置，便役使自然作为手段，大规模征服和改造自然，从而展开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战争。

不可否认，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缓解社会矛盾，想方设法在一定范围内调节社会关系，如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等。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化，资本的本性没有变化，虽然矛盾的某些方面有所缓解，但是危机仍然存在而且还有加剧的可能。在应对生态危机方面，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投入了巨大的科技力量和经济力量，但并没有完全扭转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实际上，在以资本为本位的社会模式框架内，生态危机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因为，资本专制主义带来的是享乐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必然激励人们利用科技疯狂向自然索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我们国内，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矛盾、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还相当严重。在社会领域，资本在迅速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在自然领域，环境污染、能源资源短缺的形势十分严峻；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物欲化、功利化、浮躁化的风气在迅速蔓延。我们之所以也面临与西方发展模式相类似的困境，是因为我们坚持的虽然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但一段时期内，仍然在用旧时代的模式——工业文明模式思考和行动。工业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即资本本位主义，资本想方设法对劳动者的剥削，以及资本对自然的掠夺和剥削，这些在我们的社会中也存在。

要最终克服科技异化的状态，要根本解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矛盾和人与自然的矛盾，在资本专制主义的社会框架内是没有希望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次新的文化革命，即超越工业文明模式，用生态文明代替资本专制主义的工业文明。因此，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这是一次重大的观念转型，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如果说，工业文明的制度特征是以资本为本，那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特征是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绝不等同于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是强调人在自然界的中心地位，它是工业文明的哲学基础，其实质是一种扩大了的个人利己主义。而“以人为本”则是一种政治价值论概念，而非哲学本体论概念，它强调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社会政治的根本目标。“以人为本”强调对人的异化的克服，强调人是发展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和工具，它主张人在根本解决了物质匮乏问题的前提下，应该抑制贪欲而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主张人的自由应该更多地表现在价值创新和精神创新，而不是对资本或财富的拥有。而且，“以人为本”强调发展必须惠及子孙后代，主张节俭、绿色的消费方式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同时，“以人为本”强调以人民为本，而不是以官或少数利益集团为本，强调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以人为本”这一制度理念，是在反思工业文明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弊端，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败得失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一制度理念的确立，不仅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指明了目标和方向，而且为科技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制度理念支持。

推进“以人为本”的制度建设，必然要求我们重新评价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确立正确的科技发展观。科技的价值评价应该紧紧围绕“以人为本”的思想来进行，科技必须以保证人的生存和继续发展为前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各种正当需要为根本目标。强调科技“以人为本”，强调科技服务于人的需要，并不意味着科技应该满足人的任何需要，因为人的不正当需要如果得到了科技的支持，那么其结果就不是造福于人，而是为祸于人。因此，“以人为本”视野下的科技价值观和科技发展观，必然要求科技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协调统一，要求科技的发展必须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和规律为基础，要求全新的科技必须建立在人学、生态学、伦理学、地球系统科学等学科的基础上，将生态、社会及人的发展结合起来，以确保人性的提升以及人、自然和社会的和谐互动。

推进“以人为本”的制度建设，还要求我们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应该首先进行改革理念的深层思考，用“以人为本”的道德感帮助制度的合理化、人性化设计，让制度真正凸显人的价值。例如，在科技评价机制中，不能背离科学规律去鼓励“科研”，不能单纯以论文发表数量及刊物级别、科技项目批准经费及申请级别等指标来衡量科技成果的高低，否则本应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和创造力量对象化的科技成果，就会质变为压抑、扭曲人的异己力量。同样，科技成果评价不能只考虑经济价值，而忽视资源成本和环境代价，否则暂时带来的表面成就，很可能是以整个价值系统的失谐为代价。

三、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化

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看，科技价值观的生态化转型离不开相应的文化建设。因为，文化建设不但影响制度、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涉及到更为根本的精神信念和价值理念的确立，而新型技价值观的形成，最终将依赖于人的心灵转变，依赖于那种恰当地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人的灵性，这种灵性将提供对环境保护的强大的行为动力和自觉意识。生态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它把人对自然的依赖性作为文化建构的前提，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核心和信念的文化体系，是一种基于生态意识和生态思维为主体构成的文化体系。与工业文化相比，人在生态文化中的地位发生了改变，人不再是中心，而是自然系统中的成员；自然及其存在的价值被充分肯定和尊重，人的利益不再是评价事物价值的唯一尺度，而是人和自然的双标尺评价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的利益和自然系统的利益都得到充分考虑，人在自然中的权益和对自然的责任被清晰地确定。

从上世纪80年代学界提出生态文化范畴，到党的十七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报告，我国的生态文化建设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生态文化还远未成为主流文化，还没有完全化为全民的共识与实践。首先，我国还相对缺少生态文化理论产生的土壤，也相对缺少把生态文化理论介入社会现实的社会心理基础。民众的生态意识水平并未随着环境的恶化而迅速提升，“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长期以来是停留在非常表层的功利层面的，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很容易被眼前的其他利益欲求所取代和置换。”［9］其次，我国的环境法律法规还存在不健全和执法不严的状况。环境不公平问题突出，环境保护中的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政绩考核与经济增长挂钩往往带来地方保护主义损害生态文化建设的情况。再次，工业生产中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还没有最终消除，化肥、农药和工农产品的废弃物对环境和农产品的污染还相当严重。最后，在生活方式方面，一部分富裕群体奉行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高消费、奢侈浪费的现象还非常严重。从这种现状来看，我国的生态文化建设亟待进一步加强。

生态文化建设应该依据文化结构的特点，多方面、多层次进行。

首先，是生态文化精神层面的构建。在这个方面，就是要按照“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赋予每一种文化现象以生态建设的含义，形成包括生态哲学、生态伦理、生态教育、生态科技、生态文学艺术、生态美学、生态宗教等在内的基本文化形态。具体来说，在哲学领域，要求新的哲学建立在新的实在观基础上，它不再以自然界或人为本体，而是以人、社会、自然组成的复合系统为本体，强调以整体性的方法把握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在伦理学领域，把道德研究从人与人关系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关系领域，研究人对地球上生物和自然界行为的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在教育领域，从以人为中心、追求经济效益的“工业化”教育价值取向转向经济价值、精神价值、生态价值相统一的生态教育价值取向。在科技发展领域，要把生态价值概念引入科技研究和实践，使科技发展带有鲜明的生态保护方向。在文艺领域，应当在生动的感性观照中，充分体现现代人的生态环境意识、生态审美情趣、生态思想情感、生态愿望要求，从而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发挥生态情感教育的作用。在美学领域，应该以“生态美”范畴的确立为核心，以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的生态审美创造为目标，克服美学体系中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肯定“主客同一”的理想境界。在宗教文化领域，要制定相应的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保护环境，同时，要加大有利于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宗教理念宣传力度。

其次，是生态文化的制度层面的构建。在这个方面，要求将生态思维引入政治领域，用生态学的思想和观念促进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社会制度、机制的变革，把新的人类社会共同体、人与自然的伙伴共同体建立在遵循各种生态原则基础之上。按照这一要求，我们应该“改变传统社会不具有公平调节社会利益、不具有自觉的环境保护机制，而具有自发的两极分化机制、自发地破坏环境的机制的社会性质”［10］。同时，我们要按照平等、公正原则，构建具有自觉保护公民利益及生态环境的制度机制；按照和平共处、多元共存的原则，构建国家之间处理政治、经济利益纠纷的外交协调机制，构建国家内部处理生产关系、人际关系的内政协调机制，以及人类在开发和利用大自然过程中与各种生物物种的协调机制［11］。另外，我们应该重视健全和完善环境保护的各项法律法规，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要积极推行生态补偿原则，不仅实行现行的“污染者付费原则”、“开发利用资源付费原则”，还要实行“环境受益者付费原则”和“受益于资源消耗付费原则”；要使环境信息公开化，保障公众和民间环保组织的参与、监督，保障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要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实施官员环保考核制度，杜绝地方保护主义。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真正建立民主、公平、法制的生态制度文化。

最后，是生态文化物质层面的建构。在这方面，要求我们摒弃掠夺自然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创造人与自然“双赢”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是一种不承认自然价值、运用线性非循环思维发展线性经济的其发展是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而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要求以确认自然价值为前提，对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进行经济统计与生态补偿。它遵循生态整体性思维，要求对资源进行分层次的综合利用，重视资源再生和循环利用，要求发展无废料生产等。具体来说，这一生产方式要求发展的经济形式是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要求加快实现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型，重视以生态技术为基础发展生态工业，同时重视建立高效的生态农业。在生活方式方面，生态文化倡导从高消费生活方式向绿色生活方式的转变。绿色生活是一种遵循大自然法则，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它提倡过简朴和健康的生活，在物质消费中，偏爱绿色产品；在享受方面，提倡在满足生命基本需求的基础上，重视精神和社会需求的满足。

四、加强科技政策的价值引导

在工业文明时代，科技政策的价值取向具有单一性，即基本上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唯一价值导向，其后果是造成了科技与人文、道德、社会发展的不和谐。生态化的科技价值观要求科技政策不仅要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而且要具有适应科技、经济、社会、生态和谐发展的价值维度。因此，在构建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重视科技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伦理价值引领。也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加快新型科技价值观的普及。具体来说，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要在科技政策制定和执行中明确伦理价值目标。科技的价值不在于单纯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更重要的方面在于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科技政策要在这样的伦理价值目标指导下，实现多方面政策目标的有效协调、实现政策目标多主体的有效协调以及实现政策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协调。例如在科学研究中要充分重视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军事、社会发展目标之间的协调，不能因强调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而忽视了社会和谐。要重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协调发展，使人类判断和选择发展方向的能力与推进发展速度的能力相匹配、理性能力和价值能力相协调、避免人与社会的片面发展。

第二，要重视基础研究在实现科技价值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在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战略中，突出技术应用研究和技术产品的开发，这对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物质文明的提高无疑有重要意义。但如果过分强调这方面，则只顾及到了科技价值的最低层次——工具价值层次，而容易忽视科技价值的现实层次和理想层次——实现现实的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信仰追求。相对于应用研究来说，基础研究具有超功利性的一面，能顾及到科学的认识价值、思想价值、智力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充分展现，因而有利于科技价值的第二、第三层次的实现。同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需要厚积薄发，需要发展的潜力和创新的灵感，也离不开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因此，在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要坚决克服那种为了经济指标和短期效益，忽视基础研究的功利主义倾向。

第三，要重视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价值角度确立技术发展的重点、目标和方向。在选择高新技术领域和调整技术结构的同时，要注重对其风险和负面效应的评估以及配套技术的发展，例如纳米科技发展及相应的应对纳米科技对环境影响的配套技术开发等。要加大对绿色技术研究和开发的支持力度。例如，要注重对节省能源、节省资源技术开发和利用的支持；注重对预防、治理环境污染技术开发和利用的支持；注重对生物工程技术、培养和改良动植物新品种技术的支持，等等。具体到科技课题项目上，要积极鼓励并促进生态型的科技项目研究。

第四，要加强科技伦理价值评估体制建设，实现评估标准多元化、评估主体多元化。要重视从科技观、发展观、决策观、政府职能观、行动价值观等多方面确立评估标准。在科技观方面，要注重对待技术双刃剑效应的正确态度，强调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环境发展一体化以及科技活动、科技资源、科技成果与标准的全球化。在发展观方面，要强调超越短期行为，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在决策观方面，要强调科技管理遵循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原则。在政府职能观方面，要强调政府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领导责任，充分发挥其引导、促进、规范科学技术发展的宏观职能。在行动价值观方面，要强调将科技伦理评估纳入到科技管理的具体环节中去，成为科技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12］。同时，科技风险和科技成果的评估要坚持主体的多元化和民主化，那些受科技决策影响的普通民众、非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在第一线的人们在评估中应该占据应有的位置。

第五，加强对科技项目的伦理监督。应该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科技评估委员会、企业技术评估协会、科技发展咨询组织等，加强对科技项目的伦理评估和伦理监督。尤其对由工业和私人企业资助的研究项目，要形成一套完善的伦理监督管理体制，让那些污染项目、资源剥夺性项目、不履行社会责任项目无缘资助和实施。

五、开展科技价值观的宣传和教育

科技价值观的生态化转型，离不开宣传和教育。从教育的对象来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全社会范围内的、面向全体公民的教育；第二，是针对科技专家、科技工作者的教育；第三，是培养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科技价值观。

从教育的内容来说，主要包含四个方面内容：其一，科技价值认知教育。首先，要在提高人们对科技本质、发展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深化对科技与价值关联的认识，理解科技价值的内涵及科技价值在不同层面的表现。其次，要注重深化对科技“双刃剑”价值效应的认识，使人们在深刻认识到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产生的积极的、正面的价值的同时，充分认识到科技的异化也会带来科技风险、生态危机等负面影响。其二，科技价值目标教育。从科技发展的终极目的来看，人类发展科技不是为了满足当下的物质需要，而是要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使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全面展现。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科技必须关怀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与稳定。只有这样，人才不会失去生存的根基与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科技的最终价值目标。因此，进行科技价值目标教育，既要教育人们充分理解科技为人服务与科技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性之间的同一性，认识到科技要最终实现解放人的目标，就必须理解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还要教育人们认识到人是科技责任的最终承担者，认识到人作为万物之灵，要有坚定遏制科技风险和对一切存在物负责的决心。其三，科技价值标准教育。科技价值标准对科技价值活动起着导向作用，它决定着科技价值的创造和有效实现。进行科技价值观教育就是要引导人们坚持正确的科技价值标准。一方面，要教育人们正确认识工业文明框架内的工具理性评价标准的得失，认识到工具理性评价标准带来的唯功利化。另一方面，要强化人们对价值理性标准的重视，充分认识到科技的人文价值、精神价值和生态价值在科技价值层次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其四，科技价值取向教育。科技价值取向是人们在价值创造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态度，应该重视科技价值取向教育：从时间角度教育人们树立未来意识，认识到科技发展不但要关注当代人的利益，更要顾及到后代人的可持续发展；从空间角度教育人们树立全球意识，摒弃狭隘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认识到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科技最高价值尺度的重要性；从系统角度教育人们树立全面发展的意识，认识到科技要有利于人、自然、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13］。

从教育的途径和方法来说，应该根据不同教育对象，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面向全体公民的教育，应该主要依靠各种媒体和媒介，包括利用影视文艺、网络媒体、报刊杂志、墙报板报等诸多舆论宣传工具，大力进行新型科技价值观的宣传和普及。针对科技专家和科技工作者，要重视利用各种平台，加强科技伦理和科技道德规范的教育培训。针对青少年的教育，应该注重学校、家庭和社会相结合。家长应该积极引导自己的孩子观察科技发展对社会影响的真实状况，让他们亲身体验科技的正负价值，为提高科技意识打下现实基础。学校应该转变重知识灌输、轻精神提升，重技能获得、轻素质培养的教育理念，做到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教育贯穿于各门课程教学之中。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则应该努力营造有利于新型科技价值观形成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1］杨通进,高予远.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4．

［2］黄承梁,余谋昌.生态文明：人类社会全面转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182．

［3］卢风.从现代文明到生态文明［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210-211．

［4］洪克强,卢剑.生态文明视野下科技价值观的转型［J］.科技管理研究,2009(7):476-477,482．

［5］米丹.风险社会中的反思性科技价值体系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3．

［7］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84．

［8］海伦·杜卡斯,巴纳希·霍夫曼.爱因斯坦谈人生［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71．

［9］李培超.我国环境伦理学的进展与反思［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11):8-12．

［10］余谋昌.生态文化：21世纪人类新文化［J］.新视野,2003(4):64-67．

［11］柳承宏.未来世界的六大特征［J］.未来与发展,1992(12):44-47．

［12］戴艳军.科技管理伦理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63．

［13］杨燕,柳洲.论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价值观取向［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393-397．

On the Approach of the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Values

HONG Ke-qiang1，LU Jian2
（1.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Shaoguan University; 2.Library of Shaoguan University,Shaoguan 512005,Guangdong,China）

An aspe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ich can’t be neglected is to realize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valu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that is to say,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values should to lead by the idea of human and the natural unification.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values,rely on five aspects:The first is to reflect on and correct the value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 second i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people-oriented”system;the third is to build the ecological culture of human and the nature harmonious;the fourth is to strengthen the value guidan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licy;the fifth is to conduct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o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valu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values;ecological civilization;people oriented;ecologicalculture

G301

A

1007-5348（2014）11-0087-07

（责任编辑：陈景增）

2014-10-11

2012年韶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韶关地域生态文化建设研究”（Z2012015）

洪克强（1969-），男，湖南宁乡人，韶关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哲学伦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