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宇昂，梁健荣

贾宝玉形象与男旦文化的因缘

程宇昂，梁健荣

（韶关学院文学院，广东韶关512005）

贾宝玉是性身份障碍的同性恋者，男旦演员的娼优合一对这一形象的创造有启迪之功。清代中前期男旦文化的特殊背景是宝玉形象诞生的重要土壤，贾宝玉是男旦文化的代言人。《红楼梦》的传播可能伤害男性受众的刚健气质。

贾宝玉；男旦；因缘

近年来贾宝玉几乎被定格成一个具有平民意识的叛逆者的形象。如果将其还原到形象诞生的男旦文化大背景中，从性心理学角度观照，宝玉会以更为真实的立面现形，小说《红楼梦》批评与接受的一些共识将面临挑战。本文参考文本为八十回《石头记》①本文所引小说原文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一、同性恋者

《红楼梦》貌似描写一个异性恋者的俗世情缘，取舍在乎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之间。如果把一块石头的事迹看作心理学案例，美学的玩味和意识形态的解读自然冰释，宝玉昭然为同性恋者，《红楼梦》描述一个同性恋者内心纠结、最终注定要逸出异性恋爱模式主宰的尘界的人生经历。或许这正符合脂砚斋的指引：“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十二回脂批）

弗洛伊德、霭理士、哈斯、马莫等对同性恋各有定义。要言之，同性恋指“以同性为满足性欲的对象”［1］的行为。同性恋作为一个医学名词有内在的规定性，《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将其纳入“性指向障碍（Sexual orientation disorders）”条目下：“同性恋：系指正常生活条件下，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对同性成员持续表现性爱倾向，包括思想、感情及性爱行为。对异性虽可有正常的性行为，但性爱倾向明显减弱或缺乏，因此难以建立和维持与异性成员的家庭关系。”［2］323定义规定两方面的判定标准：第一、对异性“性爱倾向明显减弱或缺乏”，存在与之组成家庭的障碍；第二、对同性“持续表现性爱倾向”。证之宝玉完全吻合。

第一，贾宝玉对钗、黛等异性性爱旨趣明显不足。此处特指性爱旨趣，而非泛指一般友情。《红楼梦》弥漫着贾宝玉对少女们的泛爱情怀，他似乎是钟爱异性的情种。其实，整部小说非常确定地描写贾宝玉异性性行为的文字只集中在第五、六回。第五回记录宝玉的一次梦遗：警幻仙姑秘授云雨之事，宝玉与秦可卿儿女缱绻，有了第一次异性性体验。第六回写宝玉梦醒之后与袭人初试云雨情。其后，小说再未明确描写其异性性行为。五、六两回描写宝玉仅有的两次性高潮是描述其异性性取向遇阻，梦境本身即明证：交媾后，宝玉但见“荆榛遍地，狼虎同群”，“黑溪阻路，并无桥梁可通”，警幻仙姑劝其离开万丈迷津“作速回头”，最终宝玉被夜叉海鬼拖走。性心理学研究成果证明“在男性同性爱者的性梦中，常常出现……与异性性交的恐惧”，如被卷进漩涡等［3］109。评点家亦解此中真意，第八回宝钗将通灵宝玉托于掌上（通灵宝玉隐喻男性生殖器），脂批警示：“试问石兄此一托，比在青埂峰下猿啼虎啸之声何如？”后七十四回描述宝玉离开一般性爱模式回归自性。前少数章回描写主人公一种生命状态，后大多数章回描写其另一种生命状态，这种结构与小说《西游记》异曲同工。

令一般读者疑惑的是，贾宝玉作为“天下今古第一淫人”，亲昵大观园中尊贵与卑贱的裙钗，对女性尤其是少女有好感，这是其具有异性性倾向的明证。其实，作者明确地将宝玉之淫定义为“淫虽一理，意则有别”的“意淫”即精神恋爱时，已肯定其对异性性爱的减弱与回避，这恰是同性恋者的特征之一。正如晴雯与宝玉“有染”最终被证实“担了虚名”，其他少女的情况不过如此。马伦的研究表明，男性同性爱者“对女性性别的认同程度大大超过男性异性爱者”［3］70，故宝玉作为同性恋者对少女们非性爱的亲近属于正常状态。

第二，贾宝玉对多位同性持续表现性爱倾向，对象为聪俊灵秀美少男。

多人，至少包括秦钟、蒋玉菡、北静王、柳湘莲。四人之中，宝玉与秦钟、蒋玉菡的同性恋关系最为明确。第七回二人相见便两情脉脉，宝玉见秦钟“眉清目秀，粉面朱唇”，“心中似有所失，痴了半日”。秦钟心生暗恨，以不能与宝玉“耳鬓交接”为“世间之大不快事”。二人表现正可印证“同性恋的眼神有渴望感”［4］的特征。第八回，宝玉当着贾母面称赞秦钟“最使人怜爱”，贾府上下也很快接受了他，贫富障碍轻松跨过。蒙府侧批曰：“‘怜爱’二字，写出宝玉真神。若是别个，断不可透露。”批语赞宝玉之真性情时为其透露同性性取向捏把汗。第九回，宝玉建议“不必论叔侄，只论弟兄朋友”，二人亲密的伦理屏障消除。第十五回，秦钟与智能交合，宝玉拿双，秦钟求饶：“你要怎样我都依你。”宝玉答：“等一会睡下，再细细的算账。”作者卖关子：“宝玉不知与秦钟算何账目，未见真切，未曾记得，此系疑案，不敢纂创。”虽是一贯“甄士隐”的手法，但明确传递信息：二人已实质性性交往。贾宝玉与蒋玉菡有暧昧关系，宝玉挨打的原因为“流荡优伶”等。二人首次独自面对时，“宝玉见他妩媚温柔，心中十分留恋，便紧紧的搭着他的手”，随之赠以坠扇、松花汗巾，蒋亦回赠大红汗巾子。蒋是忠顺王府王爷“断断少不得”的男宠，与宝玉交往后不愿回去。贾政深知城内十停人有八停人知道他与宝玉“相与甚厚”的语中之意，“又惊又气”之下痛打宝玉。洪秋蕃评曰：“优伶之名愈著，则断袖之好愈多。蒋玉菡即琪官，名驰天下，其老斗必车载斗量。而况与宝玉初亲芝采，即解茜罗，其滥于纳交尤可想。”“老斗”指亲昵男性优伶的同性恋者。袭人嫁蒋玉菡时洪评又云：“内宠外宠，旗鼓相当。”［5］“外宠”指男色，内宠指女色，蒋玉菡、袭人曾是宝玉性伙伴，难怪有人感慨：“蒋玉菡一男子耳，而宝玉直趋之若鹜，岂男色之移人亦同于女色乎？”［6］940小说对北静王、柳湘莲与宝玉同性关系的描写较为隐晦，但草蛇灰线有迹可寻。宝玉、北静王初见面即互为对方相貌吸引。宝玉眼中的北静王“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丽人物”，北静王眼中的宝玉“面若春花，目如点漆”。北静王对宝玉多有馈赠，且有含深意者。如初见面时赠以鹡鸰香串。鹡鸰，一种鸟类，后以之喻兄弟。《诗·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脊令”即“鹡鸰”。“兄弟”为男同代名词之一。再次，蒋玉菡曾以大红汗巾子赠宝玉，这汗巾恰是北静王赠与蒋玉菡的，瓜田李下，北静王隐约为同志，其与贾宝玉常常“谈会谈会”的亲密关系很不寻常。小说对柳湘莲的描写支离破碎，但仍可见其与宝玉“如鱼得水”的关系。最能体现这一关系的是第四十七回：宝玉问柳湘莲近日是否上过秦钟的坟，柳湘莲说他也担心秦坟为雨水冲坏，就“背着众人”探看并“雇了两个人收拾好”。柳湘莲避嫌的态度此地无银，宝玉牵挂秦钟正与此同，祭坟、探冢都悄悄委托茗烟。三人关系蹊跷如此。贾宝玉向柳湘莲说起秦钟时，脂批曰：“忽于此处柳湘莲提及，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也。”姚燮则说他们“同气相投”。总之，小说“以宝玉为中心形成了两对循环三角恋关系”［7］：宝玉、秦钟、柳湘莲；宝玉、蒋玉菡、北静王。宝玉无一例外的被四人相貌所吸引而惺惺相惜。作品对宝玉与四人关系的描写有隐有显、详略各异，这并不利于科学分析，却是遵循文学创作规律的必然结果。

持续，指宝玉与同性少年连续多年保持亲密关系。若能考证出宝玉与其他四人的年龄，编出他们的交往年表，厘清他们的性交往史，科学的结论即可得出。可是，小说家言多自相矛盾处，未遵循史学态度、方法与体例，事事坐实可能反而不科学。其实换个角度从章回入手亦可证实之。第五回“伏下秦钟”。第七回，宝玉与秦钟一见钟情，这一安排非常微妙。第六回最后一次正面描写宝玉的异性性爱，此回正式转入同性恋描写。宝玉与秦钟令同窗起疑并“诟谇谣诼”的热烈交往持续至秦钟殒命的第十六回。七至十六回，秦钟是小说的重要人物。秦钟淡出前北静王淡入。第十四回引出北静王。第十五回又是小说的微妙回目。此回有两个核心内容：其一，宝玉与北静王一往情深的相见。其二，秦钟奸淫智能事。甲戌脂批认为，本回实写“秦、玉、智能幽事”。以此衡量，秦钟的行为是对宝玉的背叛，是异性性爱与同性性爱的较量。合二事而观之，秦钟早夭符合文本的内在逻辑，北静王将取而代之。同性恋与异性恋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变更对象的频次较高。北静王最后一次出现在贾府是第七十一回，其余回目有十六回、二十四回、四十三回、四十五回等。小说集中描写宝玉与蒋玉菡的关系在第二十八、三十三、三十四回，与柳湘莲的关系在第四十四、六十六、六十七、七十回。“作者有两意”（戚序），从同性性爱的角度综观整部文本，小说先写宝玉异性性爱水土不服，接着隐晦而执着、断续而富于层次地描述了他与四位少男的同性恋情，这一过程从第七回持续至第七十一回。四人之中，秦钟、琪官是最合适的同性情人，地位使然，同性性爱的时代境遇使然。秦钟死，琪官别，第七十回连柳湘莲也“冷遁了”，宝玉“似染怔忡之疾”，生命进入垃圾时间。

不管八十回《红楼梦》原书是否写了“十五年”［8］的事情，同性恋抒写占全书比重之大的事实表明，贾宝玉持续的同性恋倾向是明确的，其性爱归宿只有一个：与同性相伴。可是，贾府正在衰败，上下忙着“偷狗戏鸡”，宝玉良材美质，作为男人正是贾家希望所在，其性爱取向自然无法兑现。结果顺理成章：宝玉“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弃而为僧”（二十一回脂批）。表面看是异性婚姻所娶非人，实质上是同性性取向遭遇断崖，男大当婚的境地已无退路。故钗黛之争不过是逃避婚姻的托辞，二玉结合同样难以善终。

小说虽用“横云断岭法”，还是能看出同性恋抒写的千里伏脉。宝玉同性恋的主脉周围，有男女同性恋者呈拱卫之势，男如忠顺王府王爷、赖尚荣、贾蓉、贾蔷、邢德全、薛蟠、冯渊、喜儿、香怜等，女如伶人蕊官、菂官、藕官等。

二、性身份障碍者：不一样的同性恋者

很多学者提及贾宝玉的同性恋行为，但很少有人深入探究其同性恋的特异之处：他是同性恋者中的性身份障碍者。

CCMD-3将性心理障碍分为三种：性身份障碍，性偏好障碍，性指向障碍。性身份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GID），旧有易性癖等多种称谓，其特点是有变换自身性别的强烈欲望。男性性身份障碍的诊断标准是：第一、持久和强烈地为自己是男性而痛苦，渴望自己是女性或坚持自己是女性，并至少有下列一项：（1）专注于女性常规活动，表现为偏爱女性着装或强烈渴望参加女性的游戏或娱乐活动，拒绝参加男性的常规活动；（2）固执地否定男性解剖结构，至少可由下列一项证实：断言将长成女人；明确表示阴茎或睾丸令人厌恶；认为阴茎或睾丸即将消失，或最好没有。第二、上述障碍至少已持续6个月［2］322。贾宝玉存在性身份障碍，有来自两个方面的证据：文本的客观证据，作者和评点者的主观证据。

文本的客观证据，指小说描写的贾宝玉的外貌、行为和心理客观上符合男性性身份障碍者的特点。

首先，宝玉持久和强烈地为自己是男性而痛苦，拒绝参加男性的常规活动。宝玉厌恶自己生理解剖上的男性特征几乎与生俱来。他七八岁前就认为“男人是泥作的”，乃“浊物”，因此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让人怀疑其抓周只抓“脂粉钗环”时可能已经出现性别特征的逆反行为。浊物包括宝玉，第五回游太虚幻境，仙子们就抱怨警幻“引这浊物来污染这清净女儿之境”，可见宝玉对男人的厌恶实是对自身性别的厌恶。“浊物”为譬喻，文本还多次使用明确代表男性特征的“须眉”一词，与“浊物”连用成“须眉浊物”。内心的厌恶外化为行动，“宝玉杜绝了进退应对、庆吊往还的人事”［9］，远离男人当做之事。日常生活之外，宝玉人生规划和职业选择与男性格格不入，“于国于家无望”。他讨厌有利于求职的正经书，视有进取心者为“禄蠹”、“国贼禄鬼”，拒绝承担“文死谏”、“武死战”的国家义务。另一方面，宝玉正符合男性性身份障碍者“对职业的选择则与女性偏爱心理有关”［3］334的特征，“最喜在内帏厮混”。

其次，宝玉渴望自己是女性，把自己当成女性的一分子，专注于女性常规活动。

行为上，他有爱红的毛病，着红衣，吃口红，住怡红院，院中景致及室内陈设颇具女儿味。他“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十分快乐。读的是女孩子喜欢的书，游戏是“斗草簪花”，干活包括“调脂弄粉”、“描鸾刺凤”、替女孩梳头。他常常“无故寻愁觅恨”，据统计，前八十回明确描写其哭的情节“达19次”［10］之多。总之，宝玉“行事、言谈、吃喝，原有些女儿气”。宝玉渴望成为女性，水仙庵之祭一节描写最为直接。宝玉洒泪祭毕，茗烟跪祝：“二爷的心事，我没有不知道的……让我待祝：若芳魂有灵……你在阴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儿。”宝玉此祭的原因小说并未交代清楚，但厌恶“混供神混盖庙”的他选择此庙本身即不寻常。水仙者，洛神也，女人也。来此祭奠证明了宝玉对女性欣羡与膜拜的心理，茗烟的祈祷似谐实庄。故脂批说“茗烟一戏直戏入宝玉心中”，靖藏说“这方是作者真意”。

心理上，宝玉同样讨厌男性，羡慕女性并希望成为其中一员。他“并不想自己是丈夫”，外面的婆子看他“一点刚性也没有”，贾母说“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其“女儿论”典型地体现了上述心理。传言：宝玉认为女儿这两个字极尊贵极清静，甚于佛祖和道教第一尊神的宝号；他见女儿就清爽，见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作者：宝玉觉得“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宝玉：女儿个个是好的，女人“染了男人的气味”个个是坏的。值得注意的是，宝玉所言“须眉男子”一词常被理解为同义结构。证之小说文本，当为偏正结构，意为胡须眉毛稠秀的男子，即男性性征明显的男子。男人一旦有女人味道就不再是浊物，秦钟、琪官等非须眉的男子都是宝玉眼中的可人。明眼人评点：“宝玉动谓男子为浊物，度一面目黧黑，于思于思者耳。使温润如好女，未尝不以脂粉蓄之。”［6］270故，宝玉女儿论的实质是肯定女性性征及女性，同时否定以“须眉”为代表的男性性征及男性。小说使用了婉曲的表达，直接陈述即宝玉厌恶自己的性器官。

从外貌、行为和心理看，宝玉在很大程度上持女性立场，以女性自居，为性身份障碍者无疑。接着须辨认宝玉究竟属于男性GID的何种亚型。男性GID根据性取向不同可分为同性性取向和异性性取向两个亚型。同性性取向者“通常从儿童时期开始就具有相当的女性特质，包括外表和行为都比非同性性取向者更加女性化”。非同性性取向者“通常在童年时期不一定具有女性气质，在成年后女性特征也不明显。”［11］146宝玉与同性性取向者更为吻合，其性身份障碍开始得早，外表女性化程度高。他“面如敷粉，唇若施脂”，眼花的老祖宗问他是“那个女孩儿”，眼好的龄官“只当是个丫头”。有时隔门说话连袭人、晴雯都听不出，麝月错当成宝姑娘。性格上宝玉女性化程度同样高，“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性情体贴，话语缠绵。”其性格与男性气质明显龃龉：“男性气质和主动性是可以互换的术语。”［12］

以上客观描述证明，宝玉是个同性性取向的男性性身份障碍者。文中同样有很多主观证据，即作者、评点家多次暗示或明示其生理解剖性别与心理性别不同，可惜后来的批评者出于各种原因失察于此或不愿明察之。

以下就具有结构性意义的主观证据举例说明。

作者自云。开篇第一回，作者回顾不成功的人生时痛定思痛：“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此裙钗哉？”问句的形式显示出深刻的思考。作者发愤著书，期待“使闺阁昭传”。本段有点明创作意图的重要作用，作者在“须眉”与“裙钗”的比较中开宗明义，将性别之论置于焦点，言明崇女抑男的立场。此立场在文本中兑现为宝玉的立场。蒙府侧批“受气清浊，本无男女之别”，强调男女处于阴阳消长的动态之中，没有固定的阴阳值。

女娲炼石神话。此为引文，交代石头由来即宝玉前世今生。女娲，一般认为其天下第一英雌。作者舍三皇五帝中众男帝而取惟一女帝，应与崇女旨意有关。贾府女性也是实际上的管理者。其实女娲本身性别难明。清赵翼考证其“讹为妇人”，实为男性。女娲、宝玉皆有性别之惑。另，女娲抟土造人，“系创制婚姻媒妁之人”［13］。宝玉由女娲炼石所化，却是多余物，这暗示其非正常男女，也难与常规婚姻合辙。弃石落在“青埂峰下”，宝玉，宝玉所衔之玉均与青埂峰产生意义关联。青埂，情根也，故脂批有“落堕情根”之说。情根，若不舍近求远，即指男性生殖器。有评点家恰中肯綮：“宝玉之玉即为命根。观其式如扇坠，可大可小……又云在赤霞宫居住，灵河岸上行走，见绛珠仙草可爱，日以甘露灌溉……试问：赤霞是何色，河岸是何地，何以又有甘露灌溉仙草？”［16］53补天石被弃青埂峰，暗示宝玉男性性征虚有其表。炼石神话是抱怨造物弄人，也是为宝玉性身份障碍寻找合理性。

宝玉之名。宝玉之名分姓名和绰号两类。贾宝玉之名有假男人之意。玉为男性符号本有所自，俗谓男、女孩出生为“弄璋之喜”和“弄瓦之喜”，此俗不迟于《诗经》时代：“乃生男子……载弄之璋。”除被弃青埂峰的描述外，小说多有提醒文字。携宝玉入世的茫茫大士托玉在掌，感叹道：“形体到也是个宝物了，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密友黛玉曾戏宝玉“至坚者是玉……尔有何坚？”脂批叫绝：“大和尚来答此机锋，想亦不能答也。”黛玉又称其为“银样鑞枪头”。外人同样得窥宝玉内里。宝玉梦入甄府，丫鬟发现其“空有皮囊，真性不知那去了”。语中直接嵌入“性”字。既是梦，则其透露了宝玉性身份障碍的危机感。性淫的灯姑娘一改上述人等的含蓄风格，调戏宝玉不成后直言：“空长了一个好模样儿，竟是没药信儿的炮仗。”宝玉“绛洞花王（主）”、“诸艳之冠”等绰号，同样与其性身份障碍相关。宝玉之玉又名通灵宝玉。通灵在“通于神灵”之外有“善于应变”之义，该词似乎暗示宝玉性身份突破了阴阳之限。明乎此，俞平伯“‘情榜’六十名都是女子，却以宝玉领头，似乎也很奇怪”的话并不奇怪［14］。

麒麟与阴阳之辩。第三十一回史湘云与翠缕有阴阳之辩。湘云说，天地万物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没生命的扇子都有阴阳。可是湘云不知自己所佩金麒麟的阴阳。翠缕道：“姑娘是阳，我就是阴。”作者照例正言谐说，翠缕无意中的谐谑之言一语中的：湘云很有女性GID的嫌疑。她“不像个女孩儿家”,“好男子装”，“到扮上男人好看”，“腥膻大吃大嚼”，喜“说经济一事”，“从未把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裀”可能暗示其同性恋倾向。芍药，俗称雌牡丹。湘云与女性结合方才顺性称心。湘云所得雏伶葵官，大花面，乃男脚色。根据作者一贯手法，这一匹配是暗示湘云的男性性格特点。宝玉也有金麒麟。全府上下拥有金麒麟的人是两位异性GID，这似非巧合。从小说写阴阳倒错者故事的角度看，二人乃纲领式人物，湘云陪衬着宝玉，金麒麟成阴阳倒错者的象征。张新之解得玄奥：“湘云亦梦中人主脑”。三十一回题目“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之意争议颇多，循上文线索思考就较为清晰：双星为宝玉、湘云，作者用金麒麟刻意将二人联系在一起。麒麟为罕物，二人为罕人。双星，牵牛、织女也，“白首双星”在悲情神话基础上更进一步将姻缘难成的宿命渲染至极致；不是预示宝玉、湘云艰难成双，小说缺乏这方面的前奏，而是预示二人因性身份障碍各自孤守至白头。要言之，第三十一回将宝玉、湘云拼合到一张性别太极图上，定位在阴阳小圆圈中，宝玉为阳中阴，湘云为阴中阳。宝玉、湘云因麒麟而合璧，小说对性身份障碍的抒写进入太极生阴阳两仪的层次，更富于张力。阴阳之辩是从理论上探讨性身份障碍。

宝玉出家。出家是对尘世的否定，是对自身生命的否定。作者安排宝玉出家可视为对其自杀倾向的温和处理。“男性同性爱者企图自杀的占20%，而在异性爱者中只占5%。”［15］而雷莫菲迪笃的研究表明：“有自杀倾向的与未曾有过自杀企图的青少年男性同性爱者相比，前一类人有着较显著的女性气质。”［3］228可见，男性GID自杀比例更高，宝玉可能潜藏自杀倾向。“流露死亡的意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自杀危险信号”［16］，宝玉轻言死字，兼以化灰化烟之说。挨打后受到姐妹们的关爱：“我便一时死了……亦无足叹惜。”与黛玉赌气：“我要是这么样，立刻就死了！”告诉紫鹃：“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又：“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宝玉出家的描写是为性身份障碍者无奈地寻找着归宿。

其他如前文所论宝玉浅尝异性恋、同时提出“意淫”概念等，都有构建文脉的作用，勾勒宝玉的异常性取向。

总之，文本的客观描述，作者的结构性暗示，评点家的明确指引，共同确认一个事实：宝玉是性身份障碍者。他“醉魂酥骨”于黛玉身上的幽香，羡慕宝钗“雪白一段酥臂”，摩挲鸳鸯散发着香油气的白腻肌肤，“像似淫极，然究竟不犯一些淫意”（十九回脂批），是索伦森发现的男性易性癖者对女性和自己的“‘女性’性别和那种柔弱气质有深深自我陶醉之感”［3］333。

三、贾宝玉形象与男旦文化的因缘

宝玉性身份障碍的实质是男人阳性质素的贬损和阴性质素的增益。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时将宝玉形象诞生的原因归于“明清时期新思潮”［17］等。此类论断虽有合理成分但毕竟大而化之。实际上，宝玉身上有男旦的影子，《红楼梦》浓郁的阴性气氛与清中前期男旦文化背景的联系可能更为直接。

（一）宝玉性身份障碍与男旦之优的因缘

宝玉像男旦一样阴阳复合。随着明清两代逐渐禁绝官妓和女乐，戏曲舞台渐由男性主宰，饰演女性的男性演员谓之男旦。明以前弄假妇人等优戏讲究以男妆女的戏弄、夸奇等效果，明清男旦则注重性别反串的形神兼备。男演员必须竭力摒弃天性成为“真正”的女人。宝玉与男旦演员的外貌等基本条件相当。他在整部小说中年龄不到二十，天生“花朵儿一般的模样”，“直似一个守礼待嫁的女儿”（四十三回脂批）。男旦演员一般八九岁开始学艺，最佳年龄在十三四岁到十八九岁，此时其男性性征不明显，“女儿颜色女儿喉”［18］。宝玉爱红，男旦演员也借“容饰”肖形于女性。衣饰、化妆之外，如果皮肤黝黑，种种“白肌法”能帮助他们“面首转白，且加润焉”。白皙、润泽之外，“芳泽勤施，久而久之，则肌肤自香”［19］。性格上，宝玉“少年色嫩不坚牢”（第三回脂批），男旦演员“可人性子耐温寒”［20］9辑26册，152。柔弱材质，职业要求，加以年齿稚嫩时即开始的严苛训练使他们具有女性性格倾向。心理方面，宝玉慕女甚至以女性自居，男旦“以其身为女，必并化其心为女……设身处地，不以为戏而以为真”［21］。

男旦演员阴阳复合并不止于表演层面，还向日常生活延伸。好的演员舞台上、生活中皆“婉娈如好女”［22］。明末邓士亮有《戏赠歌者蒋诞》诗：“结束倚栏清昼长，蛾眉慵扫鬓慵妆。幽怀自奁风情减，羞却花间窈窕娘。”［20］6辑26册，19蒋为男旦，他像女子一样描眉理鬓以打发漫长清昼。此类职业习惯对演员的性心理有微妙影响。霭理士认为：“越是把一个个体的生命史向前追溯，我们便越是接近一个双性两可的时期。”［23］之所以如此，人越年少越在体质、心理方面有异性种子的存在。男旦，年少加之职业驱力的强化，其性身份障碍的可能性比一般人群大。如果弗洛伊德所说童年孩子的性生活中总有一缕同性恋气质的论断是对的，那么，男旦演员在很大程度上至少是境遇型的同性恋者。不仅如此，人以群分，戏班显然是男性性身份障碍者的乐园，就像今天的夜总会等娱乐场合会齐聚“红衣人”一样。《扬州画舫录》即有“生而好学妇人”［24］者的记载，该少年被其父怒而投江，最终做了男旦。《小豆棚》所记蜀伶聂小玉晚妆如妇人，与翟秋山共寝，“娇容媚态，肌肤滑泽，更非脂粉裙钗所得方其万一。”与一般男旦职业上的逢场作戏不同，正如聂小玉自己所说，他是赋男形而“实有女心”［25］。二人属于典型的性身份障碍者。

总之，朱门红氍毹和城市剧场，男人们饰女妆、发女声而作女态，包括性身份障碍者和大量职业熏陶下的假性性身份障碍者，宝玉性身份障碍与他们的“曰男如女”惊人一致。

（二）宝玉同性恋与男旦之娼的因缘

宝玉形象与男旦文化的联系不仅直接表现为宝玉与男旦之优的肖似，还体现在与男旦业营造的性爱风气的关联上。在中国，娼优从来难以区分。他们是歌舞者，也可能是富于文艺才情的性伙伴。明清男旦在官妓非法的大背景下涌现，大众剧场之外，他们以女性身份出现在私家园林、酒楼酒庄及堂子中，唱曲优觞，陪笑伴眠，实质上兼任了妓女的工作，为乐伎。虽然一直没有法律正式认可他们戏曲舞台之外的身份，但替代女伎越界经营从未遭受明令禁止，鲁迅言“不得挟妓，然独未云禁招优”［26］即指此。

虚拟女伎的消费者主要是男性，男旦业伴生的娼妓业实为男性同性恋业。同性恋在中国古代并不罕见，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在性文化上呈现出一致性。不过明以前同性性取向能实现的人多为帝王、贵族及国柄，且实现概率较低。明中叶以降，中国突然成为男同天堂。“同性恋作为一种性爱的形式在这四百年左右的时期里几乎享有与异性恋同样的地位，而相当一部分士人还把他视为风流韵事而趋之若鹜。”［27］乾隆时英国人满怀鄙夷地冷眼旁观：“这种令人憎恶的、非自然的犯罪行为在他们那里却引不起什么羞耻之感，甚至许多头等官员都会无所顾忌地谈论此事而不觉得有什么难堪。这些官员们都有娈童侍候，那些漂亮的少年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衣着入时。”［28］明清男风盛行与男旦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士大夫所狎男色，半为优伶。”［29］优伶之中，又以男旦为最，他们是同性恋重要的被动方。霭理士即指出同性恋的普遍与“‘相公’业的发达”［23］300有关。相公的主体为男旦。

戏曲是明清社会最重要的大众娱乐方式之一，男旦业培育的同性恋风气有目共睹，此对《红楼梦》同性恋描写的启迪功不可没。

（三）宝玉形象与男旦文化的时间因缘

《红楼梦》创作时间约在乾隆初，一个性身份障碍的同性恋者的形象为什么诞生在这个时期？此时正是男旦时尚的一个重要时期：传播期。时尚流行过程包括提倡、传播、普及、下降和消失五个阶段。传播期的特点是：时尚开始“获得更多的人的承认、赞赏、接纳和模仿”［30］。么书仪有“乾隆四十四年出现了男旦的第一次走红”［31］之论。么氏所论实为男旦在大众娱乐圈的走红。清初，男旦经历了走向大众前的走红。明代，男旦业一直处于温和的发酵状态，男旦在民间为下里巴人，在缙绅家为金屋之娇，并无有力者扬其波。入清后情况骤变，捧旦的队伍规模大、级别高、声势盛。如顺治间钱谦益、龚鼎孳、吴伟业等创作了大量诗篇为王紫稼扬名，顺治末康熙初陈维崧请人为钟爱的男旦徐紫云写照并遍邀题咏，终于成就传世画作《紫云出浴图卷》。顺、康时期，文坛宗匠鼓吹出传颂男旦的最强音，引领伎乐时尚。不管是否巧合，律令的执行随之一锤定音，雍正时官妓禁绝，城市剧场女伶绝迹，男旦成为娱乐场合不违法的公共美人的不二之选。以文人风流方式为男旦张目的力度以前未曾有，男旦业普及的乾嘉以下也大为逊色。

传播男旦美名是戏曲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文人以言树碑的职责所在。在男旦业的深入发展只欠一声吆喝的时候，诗文小说作为当时的传媒倾巢出动广而告之。诗词在文学诸体中能最为快捷地反映生活，笨拙的章回小说慢人一拍，《红楼梦》于乾隆初编写“伶人最重旦色”（周广业《过夏续录》）的时代密码正好应时。另一方面，《红楼梦》作者恰有资格出手。从文本“比较广”［32］地描写戏曲艺术看，其对当时戏曲文化/男旦业了然于胸。宝玉四位同性恋对象中，两位与男旦业相关：蒋玉菡与柳湘莲。蒋玉菡为男旦，其与宝玉、薛蟠等饮酒为乐是典型的男旦侑酒场面。柳湘莲以串客饰小生，小生像旦脚一样可以进入伎乐行业，薛蟠为柳湘莲所揍即源于此类误会。“《红楼梦》只能是诞生于18世纪中叶中国社会”［33］的断语本意并非针对男旦文化背景，但同样适用。虽可推定小说作者对男旦文化了解深入，但研究缺憾明显存在：至今无法断定作者为谁，也就无法认清其与男旦交往的细节。

（四）文学锻造：从男旦到宝玉

在男旦文化最为神采飞扬的时期，男旦之优的戏曲表演让《红楼梦》作者有幸见识全新的演艺可儿，男旦之娼的伎乐背景让《红楼梦》作者感受着空前的同性恋氛围。诸因素作用之下，男性性身份障碍者的形象胚胎已成，但距宝玉形象尚有一段距离。距离不仅在下等戏子与贵族公子的身份间，阴柔少年尚须风骨的支撑和大道的熔铸方具高格。男性性身份障碍的同性恋者在高格方面深具潜质，以下从两个方面简而论之。

首先，男性性身份障碍者为良材美质，其良材美质的注定被弃成就《红楼梦》的悲剧之美。性身份障碍者、同性恋者两种提法在一般人心目中或许与优美、崇高无缘，甚至可能引发不适感，但矛盾的两面常常只隔一层纸，性心理学研究成果显示，性身份障碍的同性恋者像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米开朗基罗等同性恋者一样多是良材美质：他们“心理非但无损，反而在智力与道德修养方面有高度成就的人身上”［3］104；“多少有几分幼稚的状态……面貌及体态上总见得比较年轻”［23］312；“抱着一种极端的审美的旨趣”［23］326；“最能博爱，其对象是全人类，不只是一个人”［23］336……如此良材美质琢磨成文学形象时，若巧妙虚饰性身份认同之“瑕”，其身上的美自然彰显出来，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智者、仁者和唯美者就此面世：美貌之外，宝玉聪明到“百个不及他一个”，博爱到见到燕子就“和燕子说话”，其意淫、爱红等行为更有审美的高度。性身份障碍者多不幸，宝玉智、仁、美的人生的毁灭兑换成小说凝重的悲剧风格，《红楼梦》的艺术品位得以提升。

其次，男性性身份障碍者良材美质的独特性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他们在人群中的比例“大概在1∶30 000-1∶10 000之间”［11］147，选择比例如此之小的独特人群作为小说原型赋予宝玉与众不同的“叛逆”禀赋，同时凸显文学对人性的尊重。《红楼梦》使传统的思想都打破了的说法与宝玉形象的塑造直接相关。男性性身份障碍者的独特性在于讨厌男性身份而向往成为真正的女人，此本于性心理意义。性心理意义上的独特性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引申出审美意义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贵女贱男。审美意义上的贵女贱男，主要指对男性阳刚之美的否定和对女性阴柔之美的肯定。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贵女贱男，主要指尊重女性并对女性主宰社会寄予期盼，同时贬低男性并对男性主宰社会表达憎恶。宝玉人格要素，如叛逆、平民化、尊重女性、主张个性自由、憎恶须眉男子主宰的社会的一切，源头皆在其厌男慕女的独特性心理。更微妙的是，宝玉生逢其时，形象诞生后约一个世纪，一个老大帝国的百年沧桑开始了，宝玉倾慕女性心理不知不觉间蜕变为温暖母性之手，伸进华夏民族渴望温存的心田。

总之，《红楼梦》是本言情的书，且所言之情乃概率极小的歧情，作者试图为之求证合理性。于是，良材美质的另类在作者编织的语境中与乱疾丛生的颓势家族、末世王朝成犄角之势，经过巧妙点染与升华，一人之歧情幻化为具有广泛社会关怀与人文关怀的旷世奇情。小说的产生与清代中前期男旦文化背景有深广的因缘，宝玉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男旦文化的代言人。

值得注意的是，借男性性身份障碍者表达贵女贱男理想带有“原罪”意识。男旦演员将身上的雄性质素剔除得越干净就越职业，男性性身份障碍者也是从根子上厌男慕女。厌男慕女并非在男女之间做适度权衡，而是以竭力消弭男性质素为既定目标。如此，无论是男旦业的繁荣还是《红楼梦》的传播都会导致男性阳刚气质受损和阴柔气质增加。与性身份障碍者或同性爱者那样更是一种天性不同，男旦业和文学作品因商业运作和艺术煽动破坏着自然。从侵蚀男性受众刚健气质的角度看，男旦业是带毒的行业，《红楼梦》是带毒的名著。男旦业的影响主要是共时的；不朽的文字却化共时为历时，持久影响阅读者,《红楼梦》的潜在影响我们不能长期失察。中华民族性别气质的失衡与男旦业的发展相当程度上同步，重新审阅曾经的时尚和将之凝成文化的文字记录刻不容缓。《红楼梦》具有卓越的艺术魅力，惟其如此更须谨慎待之。新时期的文化转型必须建立在大时空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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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ia Baoyu Image and Female Impersonators

CHENG Yu-ang,LIANG Jian-rong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Shaoguan University,Shaoguan 512005,Guangdong,China）

Jia Baoyu is both a gay and a GID.As actors and male prostitutes,female impersonators enlightened the creation of Jia Baoyu.He is a spokesperson of female impersonators of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ty.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damaging masculinity of male audiences,both the industry related with female impersonators and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 are toxic.

Jia Baoyu image;female impersonators;cause

I207

A

1007-5348（2014）11-0045-08

（责任编辑：王焰安）

2014-10-0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男旦与明清文化”（10YJAZH013）；2013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新时代文化公司模拟建立”（201310576-020）

程宇昂（1968-），男，安徽桐城人，韶关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戏曲史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