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国辉

(公安海警学院， 浙江 宁波 315801)

邓小平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构想及其历史作用

付国辉

(公安海警学院， 浙江 宁波 315801)

以“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重灾难为历史背景，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为时代背景，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为实践背景，邓小平对民族复兴“中国梦”进行构想。这一构想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战略基石，遵循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科学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成功探索出实现“中国梦”的具体道路及途径。邓小平“中国梦”的构想在我党“中国梦”的“追逐”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开创事业、战略定位的作用。

中国梦；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三步走”战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富裕

我党9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艰辛史，党的几代领导人对民族复兴“中国梦”都进行过战略构想，为推动“中国梦”的实现都作出过卓越贡献。其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复兴“中国梦”所进行的科学构想，为后继者推动“中国梦”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邓小平民族复兴“中国梦”构想的背景

邓小平民族复兴“中国梦”萌发于中国革命年代、战略构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的“中国梦”是在特定的背景下逐步构想而成的，既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有关，又与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还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分不开。

(一)历史背景

十年“文化大革命”给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是邓小平民族复兴“中国梦”构想的特定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政治局面一片混乱，经济快到崩溃的边缘，以至于人民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产生了新一轮科技革命，促进了西方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使得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国家危难、民族危机、人民贫困的问题重新摆在了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邓小平曾指出：“文化大革命”“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1]172因此，由反思“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进而总结了整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这也就是邓小平民族复兴“中国梦”构想的逻辑起点。

(二)时代背景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是邓小平“民族复兴”中国梦构想的时代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代主题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的问题。从国际形势看，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平的力量不断增长，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从发展中国家方面看，只有获得经济的发展，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独立。从发达国家方面看，其面临的发展速度和再发展问题，只有经济上开放，让发展中国家得到适当的发展，才能加以解决。因此，整个国际社会渴望和平、追求发展，这也为邓小平民族复兴“中国梦”提供了构想的可能。正如邓小平本人所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1]233。

(三)实践背景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探索，是邓小平“民族复兴”中国梦构想的实践背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时期。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其艰巨性和复杂性也是罕见的，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社会主义，依照“本本”、主观想象是不行的，开始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1]113正是按照这种实践反馈的方法，党领导亿万人民以排除一切干扰的勇气，大胆改革，创造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乡镇企业、“三资”企业、证券市场、股份制等新鲜经验，整个国家也因此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些促进了邓小平民族复兴“中国梦”构想的进一步完善和升华。

二、邓小平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构想

邓小平对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构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蓝图的战略性设计，这种设计以中国国情为战略基石，遵循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科学制定战略目标，并探索出实现战略目标的具体道路及途径。

(一)邓小平“中国梦”的战略基石

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愿景的规划，必须从实际出发，这个实际就是中国现实的国情。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从客观国情而言，还身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从主观意识上来说，却没能自觉意识到这一事实。没有认清现实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必然在实践中出现偏差。关于这段历史，邓小平有过非常精辟的总结，他说：“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269。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党的十三大将中国的现实国情概括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准确认识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因此，邓小平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教训的基础上，探寻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构想“中国梦”的战略基石，也正是站在初级阶段的“基石”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民族复兴“中国梦”作出了新谋划。

(二)邓小平“中国梦”的战略目标

对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构想，需要从战略目标上进行总体谋划。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提出过实现民族复兴“两步走”的战略构想和目标，即第一步大约用3个五年计划，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力争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一构想未能付诸实践。直到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战略目标才真正符合实际地确定下来。当然，邓小平“中国梦”的战略目标是在承续毛泽东的战略构想的基础上，几经调整变化才越发符合实际的。首先，邓小平的“中国梦”将毛泽东战略构想的第二步即“四个现代化”调整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目标。邓小平指出，早先“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2]194。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概念不是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概念，即到20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2]237，“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1]54，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1]64。上述对20世纪末战略目标的调整，是鉴于对我国基础弱、底子薄的实际状况的考虑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的进一步认识。其次，邓小平的“中国梦”对21世纪中叶的战略目标由“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调整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前夕说：“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2]4161987年之后，他对21世纪中叶的战略目标作了进一步的思考，指出：我们“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在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1]210。此时战略目标的调整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论根据的，既反映出雄心壮志，又体现了实事求是。再次，邓小平的“中国梦”由以往“两步走”调整为“三步走”。党的十三大之前，邓小平对“中国梦”的构想分为两步，对20世纪末和21世纪中叶要实现的目标作了具体谋划。党的十三大后，邓小平对其“中国梦”的战略目标作了进一步的归纳，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1]226另外，邓小平还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界定为“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表述进一步表明邓小平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战略目标在于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邓小平“中国梦”的具体道路

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具体道路是伴随着“中国梦”战略目标的确定探索而成的。在论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416邓小平在提出战略目标的时候，特别强调要“适合中国情况”，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2-3在此提到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为邓小平“中国梦”的具体道路。党的十三大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内容作出了准确表述，报告指出：“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3]11“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两个方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作出了回答。一方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政治路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的最初表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多次阐述了这一思想，并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升到政治高度。在1979年10月，邓小平明确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2]194这一表述也表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蕴涵着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另一方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全面发展的道路。在1980年1月中央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2]250在邓小平看来，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建设要整体推进，才能防止社会的畸形发展。

(四)邓小平“中国梦”的实现途径

邓小平在1991年8月与当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时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并认为要将“这方面的道理”“讲够”[1]368。这里的“中国命运”也就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命运，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改革开放”之所以被提升到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高度来实行，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改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的落后局面的迫切要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还没能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科学技术和教育领域也没能得到发展，官僚主义和家长制作风还广泛存在，经济体制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人们也对社会主义开始产生各种疑问。为了改变这种严峻局面，邓小平发出了改革的倡议，他说：“20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1]266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我们照搬照抄“苏联经验”，在指导思想上又盲目排斥商品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造成了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也形成了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这些使得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就必须深刻总结历史经验，认真研究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对内实行改革，改革各种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进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对外实行开放，借鉴世界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基于上述考虑，邓小平明确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150。因此，邓小平“中国梦”的构想是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改革开放是邓小平“中国梦”的实现途径。

(五)邓小平“中国梦”的价值取向

邓小平“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梦”，从价值取向上而言，它又是人民“共同富裕”之“梦”。邓小平在1986年接见美国记者时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172。其中，“发展生产”是从“中国梦”的实现途径而言，“共同致富”则是从“中国梦”的价值取向上而言的，“共同致富”是“发展生产”的目的和结果，是“中国梦”的价值归宿。在邓小平看来，“发展生产”是任何社会都有的问题，同时，还有“发展生产”的目的和结果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要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现代化，要以“共同富裕”作为价值指引，引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朝着有利于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方向前进。关于这一点，邓小平有过具体阐述，他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63因此，在邓小平“中国梦”的视野里，离开共同富裕，离开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展生产力就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当然，共同富裕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不能一蹴而就，也不是全体人民同步富裕。正如邓小平所说：“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166

三、邓小平民族复兴“中国梦”构想的历史作用

邓小平对“中国梦”构想绝大部分已经成功实践，并且有了理论上的升华，这种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在我党“中国梦”的“追逐”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开创事业、战略定位的作用。

(一)承前启后的作用

新中国的成立，重新开启了中国在近代压抑已久的“中国梦”。毛泽东时代，这一“中国梦”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被置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加以推进。然而，由于毛泽东晚年在推进“中国梦”实现过程中急于求成，脱离实际地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灾难性后果，“中国梦”的构想未能真正付诸实践。在这民族危机时刻，是邓小平承续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梦”，在深刻总结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高举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旗帜，重新了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构想，成功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民族复兴“中国梦”继续推向前进。然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度处于低谷，不少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中国梦”开始了动摇，也有一部分人放弃了对“中国梦”的进一步谋划，试图以“西方梦”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在此岔道口，邓小平“中国梦”被再次点燃，在后继者们的坚守和拓展下，创造了令西方为之一惊的“中国奇迹”。当前，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中国梦”的口号，就是邓小平的“中国梦”在新时期的延续，这将继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

(二)开创事业的作用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始于毛，成于邓”。由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探索出现了偏差。然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是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即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还是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另辟蹊径”，成为邓小平必须要加以认真思考的问题。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无法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只能结合中国自身实际开辟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这条新路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1]22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崛起了、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裕了，这一切要归功于邓小平，归功于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

(三)战略定位的作用

邓小平“中国梦”的战略步骤的第三步，用50年的时间实现现代化，虽然只是一个大致的构想，却为“中国梦”的长远谋划作出了战略定位，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明确了大致的时间表和路线图。1989年6月，邓小平在谈到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时就说，“我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之后，党的十五大把第三步具体化为“小三步”，分2010、2020、2050三个阶段，逐步实现现代化。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分别提出的“新型工业化”、“三化同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等都是在邓小平当年提出的战略框架下作出的细化和拓展。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OntheIdeaandHistoricalFunctionsofDengXiaopingChineseDream

FU Guo-hui

(ChinaMaritimePoliceAcademy,Ningbo,Zhejiang315801)

Deng Xiaoping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is set i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an era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is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The idea contains the three-step strategic target,concrete road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based on the socialist primary stage theory,following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Deng Xiaoping Chinese dream acts as a link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and opens up new prospects and strategic positioning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asing Chinese dream.

Chinese dream; the socialist primary stage; the three-step strategic targe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mon prosperity

2014-06-30

公安海警学院科研发展基金项目“中国梦的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GH1409)。

付国辉，1978年生，男，江西上高人，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研究。

D232

A

1671-9743(2014)08-005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