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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中共“一大”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2014-04-10代先祥

怀化学院学报 2014年8期
关键词:董必武李达入党

代先祥

(安徽理工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安徽 淮南23200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毛泽东的创始人身份始终为人所津津乐道。然而历史叙述同历史现场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如在中共“一大”的研究中,就存在若干与毛泽东相关的争议话题。有的话题是老生常谈,如“一大”开幕日期是哪一天?有的话题是推陈出新,如毛泽东参加“一大”时的身份。有的话题则新解迭出,如参加“一大”的代表有多少人。其中,有的话题学界已经撇清争议,达成共识,形成定论。有的话题仍是众说纷纭,分歧较大。本文对这些有争议的话题进行了粗略的盘点,并对争议的原因作了大致的分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时的身份

这个问题的争议在于,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的时候是党员还是团员?本来该问题在20 世纪80年代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当时广大党史工作者通过调查考证,认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这就意味着毛泽东在1920年已是中共党员。2009年3月2日,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陈述在《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发表的《毛泽东的入党时间:1920年》,又提供了一条新的证据,即1956年毛泽东参加中共“八大”时,在代表证上亲自填写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1]。就毛泽东的入党时间为什么早于1921年中共成立的时间,作者解释说,中共的创建“分为建立早期地方组织和建立全国组织两个阶段”,“在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八个早期地方组织”,“在这些组织中的五十多名早期共产党,其中有不少是1920年入党的,毛泽东是其中一位”。

此文刊出后不久,《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10期发表了向继东的《毛泽东入党年月考》,紧接着,“炎黄春秋网”将此文稍作删减,以《孤证不立——也说毛泽东的入党时间问题》为题发布在互联网上。向继东依据对《李达评传》一书的内容和该书作者王炯华的采访,对毛泽东1920年的入党时间提出质疑。王炯华的书中提到:1962年“七一”前夕,李达应邀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俩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C.P.(笔者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还是S.Y.(笔者按:共产党的英文缩写)?”毛泽东说:“我们是S.Y.。”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的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2]465据此,向继东认为“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当时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长沙有无共产主义小组或可存疑,或者说,这样的‘小组’还没有达到建党的层面”,“毛、何二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3]。向继东还援引毛泽东早年密友萧三、易礼容等的回忆,以及毛泽东当时与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来往信件内容,断定毛“1920年入党证据是不足的,即便毛泽东自己填写了,也只是孤证”[4]。

针对向继东的“孤证”说,陈述在《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0期上发文进行了反驳。作者以“一大”代表李达、董必武、包惠僧、陈潭秋、张国焘等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来说明,中共“一大”前湖南已有共产党的组织。为了进一步证明所说不是孤证,作者还拿出档案材料。成于中共“一大”召开后不久的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指出:“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在1920年年中成立的,当时6 个小组就包括长沙。参加过“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1922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中说:中共“一大”前上海共产党小组在7个到8个中心地区有它的支部。在摆出这些证据后,作者援引一位学者的评述说:“从 ‘一大’代表的回忆来看,‘一大’十三位代表(包括包惠僧)除四人(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何叔衡)

牺牲较早外,其余九人的回忆中都认为 ‘一大’前湖南就有共产党的组织。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人,他们的回忆材料是最可靠的依据。”[5]

陈述的这篇驳论无疑是有力的证明了“毛泽东1920入党”的正确性,但问题也如陈述在分析《毛泽东入党年月考》一文作者得出“错误结论”原因时所列几条,其一,没有搞清中共“一大”前初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小组)与中共“一大”后建立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区别;其二,没有搞清早期的共产党员很多人同时又是青年团员这一历史事实。

先看“其一”。弄清楚了中共“一大”前初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小组)与中共“一大”后建立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区别,实际上也就弄清楚了中共诞生的时间,而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争议的。大部分学者都认可中共成立于1921年7月的观点,即中共“一大”的召开。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共成立于1920年8月[6]。有关这方面的争议,因非本文写作的主旨所在,故不再赘述。

再说“其二”。在当时情况下,如何判断党和团活动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党的活动与团的活动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由于党的组织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所以“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进行”[7]73。党团活动既很模糊又相互重叠的关系,再加上保存下来的资料少,这就大大增加了研究难度。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曾就这种党团混杂的关系感叹说:“就党和团(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关系而言,甚至上海、北京、广州,在早期也难分彼此,其他地方城市里就只有团活动的一些痕迹,而团组织的轮廓并不清晰,殊难界定。”[8]188当然,另一方面这种模棱两可的关系和资料的稀缺也为按需解读提供了足够的空间,研究者大可从这些模糊的记录以及相互 牾的回忆录中各取所需,进而造成了“各说各理”的局面。

二、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被确立为7月1日。之所以是这个日期,作为“一大”参加者的毛泽东起了决定性作用。

1938年春天,在延安扎下脚跟的中共中央,准备开展一些活动以进一步扩大党的影响,并凝聚全党。在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商讨后,毛泽东决定组织建党纪念日活动,并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定为党的正式诞生日。当时在延安的“一大”出席者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他们靠回忆只记得是1921年7月下旬在上海开的会,无法确定具体的日期,又无档案资料可查。于是就象征性地选择了7月的第一天作为建党纪念日。不久,毛泽东在5月26日至6月3日召开的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论持久战》时,首次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的一周年。”[9]4401938年6月12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将7月1日到7月7日定为抗日周年纪念与中共建立17周年纪念宣传周。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这样,7月1日作为建党日开始被纪念。

不过,“七一”作为纪念日提出后,并没有立即被普遍采用,当时的提法也颇为不一。1938年8月1日,吴克坚在陕甘宁边区机关报《新中华报》上发表纪念文章说:“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民国十年)7月底或8月初,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组织上形成了独立秘密的民主集中制而有铁的纪律的战斗组织的政党。”[10]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写有“1921年6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字样,该文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6月”被 删去了。1940年7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的社论中提到:“民国十年(1921年)7月初,中国和海外各地,中国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从此就正式向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以及世界人士宣布成立了。”[11]同日第三版,发表了吴克坚《为保卫祖国而英勇斗争底中国共产党》,文中说:“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初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起,它的存在和发展,迄今已是十九周年纪念了。”[12]

“七一”作为党的生日正式被确定下来,是在1941年。是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提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13]261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第一次将“七一”确立为党产生的时间,从此以后的几十年中共一直将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但是,作为历史,纪念日与诞生日有着很大的差别。建国后,时有人“七一”提出异议。1959年董必武在鉴别中共“一大”的有关文件时,提到7月1日不是中共“一大”的开幕日期,只是这种说法不为外界所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史学界掀起了“一大”考证热潮。1980年邵维正依据陈公博和周佛海的回忆录以及苏联方面的档案材料,确认“一大”召开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在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7月23日。当时有人建议是否要把党的生日改过来,中共中央认为“七一”已经约定俗成,具有象征意义,而且当初毛泽东只是确定“七一”为建党纪念日,因此中央决定不予改变。这样,“七一”也就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保留下来,而7月23日则成为党的“诞生日”。

三、中共“一大”代表人数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与会代表究竟有多少人,曾经有多种说法。影响较为广泛的当属“12人说”和“13人说”。在“13人说”成为大家都认同的结论前,“12人说”一度是“定论”。

“12说”的来源有多个,最早版本出自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两者都主张出席会议的代表是12人,但也都没有列出姓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于“一大”结束后不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是陈公博1924年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这两份文件是现时研究中共“一大”最可靠的资料,只是它们一直保存在国外,长期没有公开,相关信息自然也没有反映到1949年前后“一大”其他参加者的回忆录中。

“12人说”的另一个来源是毛泽东。1936年6月,毛泽东在保安对来访的斯诺谈起参加中共“一大”代表的情况时说“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的参加者“一共十二人。”[14]137而这个时候,中共基本上以“13人说”为定论。1927年,周佛海在《逃出了赤都武汉》一文中,列举了出席大会的具体人员,“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代表是两个学生,以后不甚闻名,忘其姓字。日本代表是我”[15]278-279。也就是说,算上济南的两个代表,周佛海的回忆是13人。1929年12月,在莫斯科的董必武在回复何叔衡的信中则列出了11个人名字,和周佛海的名单相同。董必武还提到有山东代表参加,只是名字忘记了,他也没说明山东代表是多少人[16]。1937年董必武在会见尼姆·韦尔斯时,说出了13位代表的名字,包括两名山东代表。而在此之前,1936年陈潭秋在莫斯科写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忆》已经给出了与董必武一致的13 名代表名单[7]286。

按说,出席中共一大的人数和具体成员名单,基本上明确了。但是,这个“13人说”最终因毛泽东的表态而受到影响。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再次提到“一大”代表是12人。此时,毛泽东已经在党内确立了领袖地位和绝对权威,他所持的“12人说”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成为党的正式见解[17]291。这样,30年代曾成为“定论”的“13人说”逐渐为“12人说”所取代。

由“13人”到“12人”,那么被剔除的这个代表又是谁呢?毛泽东的几次回忆都没有列出“一大”代表的完整名单。在和斯诺的那次谈话中,他说:“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参加会议的别人是: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看来,包惠僧最初是在毛泽东的12人大名单中。毛泽东早年密友萧三写的几部毛泽东传也能说明这一点。1944年7月1日、2日,《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萧三为中共建党纪念日而作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文中,萧三说出席中共“一大”的是“十二人”,还列出了他们的名字,其中就有包惠僧。萧三在写这篇文章时,曾亲自采访过毛泽东,因此这12个人很可能是毛泽东告诉他的。

不过,到了1949年,“一大”的召集人和出席者李达在自传中却指出包惠僧不在12 位代表之列[18]。其后,李达也一直坚持不包括包惠僧的“12人说”。为什么要减掉包惠僧呢?1957年3月18日,《李达就包惠僧代表资格问题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回信》是这样说的: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7月1日晚上开会的时候,包也随代表们开会去了,代表们没法拒绝他,这是事实。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组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但代表们并不承认他是代表。事后,包惠僧自称是广州党组织的代表,这不是事实。广州代表只有陈公博一人[19]。

在李达看来,出席大会的是13人,但代表只有12人,包惠僧出席了大会,却不是代表。可这样的解释很成问题,因为此前的所有回忆录,都承认包惠僧是广州代表,从未提到其代表资格问题。而且,诚如李达所言,当时没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凭什么就断定出席会议的包惠僧不是代表呢?因此,不承认包惠僧代表资格的应该不是与会代表们,而是执笔写自传的李达本人。李达为什么偏要认定包惠僧呢?个中原因耐人寻味。李达1949年为重新入党而写这份自传时,“12人说”已经成为官方的正式见解,李达不可能不知晓,也就不可能不受到这个“见解”的影响。一边是“13人”的事实,一边是“12人”的见解,如何兼顾呢?李达在“出席”和“代表”这组概念上找到了回旋的余地,因此也就有了包惠僧只“出席”不“代表”。有趣的是,李达这个调和性的看法居然又成了“12人说”的有力旁证。1951年,胡乔木为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曾这样向毛泽东确认出席“一大”代表的人数:“第一次代表大会人数各说都是十三人,惟李达说是十二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说不知孰是?”毛泽东回答说:“是十二人。”[20]367《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出版后,“一大”代表“12人说”遂成为定论,50年代以后相关人士的回忆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这个定论的影响,如曾经主张“13人说”的董必武就“放弃这个意见”[21]。董必武甚至接受了李达的观点,1971年在谈中共“一大”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时说,“广州是一个人,实际上来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7]365。不过,董必武说这话的时候和毛泽东的表态也有关系。毛泽东在1969年中共九大的谈话中,将包惠僧明确排除在12人之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包惠僧出席“一大”是否具备代表资格以及代表哪个地区的问题,仍然争执不下,有六种不同的说法[22]。新近出版的党史权威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认为包惠僧是出席“一大”的13 名代表之一,但他是“由陈独秀指定”[23]67。

综上所述,中共“一大”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和毛泽东都有直接关系,一些本已固定的看法都因毛泽东的表态而发生了改变,如石川祯浩所言:“导致了这样一个扭转现象,即建国后执笔的回忆录,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个 ‘定论’的影响。”[24]258

[1]陈述.毛泽东的入党时间:1920[N].北京日报,2009-03-02(12).

[2]王炯华.李达评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向继东.毛泽东入党年月考[J].炎黄春秋,2009(10):21-23.

[4]向继东.毛泽东入党年月考[J].炎黄春秋,2009(10):21-23.

[5]陈述.对质疑毛泽东入党时间是1920年的回答[J].中共党史研究,2010(10):113.

[6]曾长秋.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若干史实新证[J].武陵学刊,1997(5):5.

[7]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一大”前后(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 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吴克坚.光荣奋斗的十七年[N].新中华报,1938-08-01.

[11]中共成立十九周年纪念[N].新华日报,1940-07-01.

[12]吴克坚.为保卫祖国而英勇斗争的中国共产党[N].新华日报,1940-07-01.

[13]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2卷)[Z].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14]斯诺.红星照耀中国[M].北京:新华书店,1984.

[15]蒋永敬.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1927年的中国[M].台北:正中书局,1981.

[16]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1929年1231日)[A].党史研究资料,1980(13).

[1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8]李达自传(节录)[J].党史研究资料,1980(8).

[19]董庭芝,章祖蓉.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J].党史研究资料,1979(1):18-20.

[20]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21]谭玉轩,董良羽.董必武同志关于中共“一大”的几次回忆[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4):60-64.

[22]程金蛟.1980年以来中共“一大”研究综述[J].天中学刊,2008(1):103-111.

[2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24]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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