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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环太湖流域家族女性文人群体的兴起及特点*

2014-04-10娄欣星梅新林

关键词:文人家族群体

娄欣星, 梅新林

(1.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2.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4)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文化的兴起,促进了人们思想意识方面的觉醒,整个社会特别是上层文人对女性的才德观念发生了转变。从“女子无才便是德”到“以德达才,才以成德”,[1]妇人之“三不朽”——“德也,才与色也”[2]这一社会思想背景的变化,使得更多的女性开始接受文化教育,拥有了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特别是家族中的女性,依靠家学传承,在丰厚的文化积累中成长、成才,女性才艺方面的修养更是成为家族之间联姻的重要考量条件。明清时期的女性在压抑的生活中找到了新的追求,开始运用诗、词、文、曲等文学样式表达自身丰富的情感精神诉求。女性丰富的文学修养以及取得的成就更使得她们在家庭以及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可以说,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发展最为繁荣,创作成果最为丰富的时期。此时期女性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女性创作的群体化,这一现象在文学家族中表现尤为突出,故袁枚慨叹道:“闺秀能文,终竟出于大家。”[3]而一家之中,“祖孙、母女、婆媳、姊妹、姑嫂、妯娌,均系诗人、词人、文学家”[4]的现象在江南地区尤为多见。据统计,明清时期全国出现了至少70余家有女性文人群体出现的文学家族,其中以江南的太湖地区分布最为密集。家族女性文人群体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代表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发展的创作水平,而且为古代女性的意识觉醒和女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与太湖流域自古形成的自然、人文等地域环境、家族内部文学的传承积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环太湖流域的文化地理意义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理解为历史的产物,其特性决定于各民族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5]对于一个地域来说,其文化发展的程度取决于该地域内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的发展状况。中国历史发展到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中叶以后,江南已成为全国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江南田赋之供,当天下十之三;漕糈,当天下十之五;又益以江淮之盐策,关河之征榷,是以一省当九州之半未已也。”[6]可以说江南经济是明清国家经济的命脉。“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7],自古以来江南地区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渊薮,是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重要源地。而位于江南中心位置的太湖地区,更是古代文化最为繁盛的地区之一。

环太湖流域虽然不是纯自然意义上的地理区域,但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具有多层内涵的人文空间,具有深厚的文化地理意义。环太湖流域以“太湖”作为依托,在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一方面,“水之利,即人之利;水之生态,即人之环境”,太湖流域充足的水源、湿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地、丰饶的物产,为人口的繁衍成长以及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明清时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也为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可能,造就了太湖地区知识密集的文化环境以及较强的文化凝聚力。正如罗时进先生所言:“环太湖文化和环太湖生态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良性的隐性互动中。”[8]环太湖地区的自然环境在潜移默化之下对环太湖文化产生了影响,而环太湖文化又反作用于环境,形成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系统。

“环太湖文化”正是在这一生态与人文的相互作用中逐渐积累产生的。作为唯一的内陆湖水文化,环太湖文化为文化家族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江浙钜族,多因宋室南迁,即已聚族,至今五六百年,祠墓具存,传世多者,至三二十世,少者亦十有余世,非若欧、苏之不出五六辈也”。[9]由北南迁的士族家族也好,环太湖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家族也罢,他们在太湖流域的聚集和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特别是明清时期,环太湖地区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教育文化的繁荣以及逐渐开放的社会意识等多方面的因素,造就了诸多连绵明清两代的文学家族。“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造成了许多世家大族,生活在具有丰厚传统的文化氛围中,使得女作家的出现更加具有普遍性”。[10]在太湖这一思想意识相对开放的地域文化孕育之下,在家族文化的熏陶中,文学家族中不仅产生了诸多男性文人,女性文人的出现和发展也成为了家族文学发展的重要一部分,家族女性文学的发展已成为衡量明清时期文学家族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家族内部对于女性文人的教育和培养,家族外部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对女性文学作品的重视使得女性作品得以出版,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一特殊现象的形成,不仅反映了环太湖地区独特人文环境的塑造之功,同时又反过来作用于太湖的地域文化,使太湖流域孕育了一个与其他区域具有较大差别的独特的文化性格,即家族女性文人群体的发展。这一现象同时也成为了环太湖流域新的文学发展力和创造力。

二、家族女性文人群体基本情况介绍

本文所讨论的环太湖流域文学家族女性群体,是指在环太湖流域,即苏州、常州、无锡、嘉兴和湖州五个地区内,文学家族中出现三个以上的女性文人群体。据笔者统计,环太湖流域共有37个文学家族出现了女性文人群体,其中以苏州和常州两地的家族女性群体居多,分别为20家和8家。此外,嘉兴5家、湖州3家、无锡1家(详见附表1)。

苏州地区的家族女性群体以横跨明清两代的吴江沈氏家族最为典型。吴江沈氏家族先后出现了28位女性作家,分列于沈奎六世到十世五代人中间,她们分别是沈氏家族的女儿、儿媳、孙女、外孙女等,具体包括沈大荣、沈宜修、张倩倩、李玉照、顾孺人、沈倩君、沈静专、沈媛、沈智瑶、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叶小繁、沈关关、沈静筠、沈宪英、沈华鬘、沈淑女、沈蕙端、周兰秀、沈树荣、沈友琴、沈御月、沈菃纫、沈咏梅、金法筵、沈绮等人,这些女性文人大多都有诗词及戏曲作品流传,并保存于叶绍袁所编的《午梦堂集》中。松陵计氏家族也出现了一门12人的女性群体,包括金兑、计捷庆、计趋庭、计小鸾;丁阮芝、沈清涵、宋静仪;计瑞英、计七襄、计瘾、计珠仪、计珠容等人。

常州地区的家族女性群体以毗陵庄氏最为庞大,同样也是横跨明清两代,涌现了以庄盘珠、庄德芬、庄賁孙为代表的27位女性作家。其他家族的女性群体多为姐妹群体,例如“左家三才女”:左锡蕙、左锡璇、左锡嘉;张氏四女;张纟習英、张纟册英、张纶英与张纨英;四孙女:王采苹、王采藻、王采蓝、王采蘩;赵氏三女:赵粹媛、赵慧媛、赵英媛等。

嘉兴地区的家族女性群体以黄氏女诗群为代表,沈季友在《槜李诗系》中赞曰:“彤管之盛,萃于一门。如桐城之方、吴江之叶、华亭之张、槜李之黄,皆近代所稀有也。”[11]黄氏家族女性群体分为两支:一支是黄洪宪子媳沈纫兰为首,由黄淑德、黄双蕙、项兰贞、周慧贞等人组成。另一支是黄洪宪族女黄媛介为首,由黄媛贞、黄德贞、孙兰媛、孙蕙媛、屠茝佩、周兰秀等人组成。

湖州地区的家族女性群体包括德清俞氏女性群体、归安叶氏女性群体以及乌程戴氏家族女性群体等。其中归安叶佩荪家族的女性文人包括叶佩荪的二妻:周映清、李含章;三女:叶令仪、叶令嘉、叶令昭;三媳:陈长生、周星薇、何若琼,其中以继妻李含章最为有名,诸人的作品合刻为《织云楼诗合刻》。

三、环太湖流域家族女性群体的特点

环太湖流域家族女性群体“琼闺之彦,绣阁之姝,人握隋珠,家藏和璧”[12]的这一现象,在太湖这一独特的文化地域内形成和发展,在家族文化教育的深刻影响之下,呈现出了一定的发展特点和规律。

第一,环太湖流域范围内的家族女性文人群体,在成员的构成上具有多种类型。其中包括母女型、姐妹型、婆媳型、妯娌型、姑嫂型等,大多数家族内女性群体关系同时具有其中的几种类型,其中以母女型或姐妹型最为多见。如嘉兴桐乡的孔继瑛、孔继孟、孔继坤三姐妹,嘉兴石门的徐畹贞、徐蕙贞、徐自华、徐蕴华四姐妹,苏州的宋贞秀、宋贞佩、宋贞球、宋贞琬四姐妹,许心榛、许心碧、许心檀三姐妹,吴淑升、吴淑巽、吴淑随三姐妹,曹兰秀、曹芝秀、曹贞秀三姐妹,常熟的姚鸿玉、姚鸿慧、姚鸿倩、姚鸿茝四姐妹;苏瑛、苏琬、苏琇、苏瑗四姐妹;常州的左锡蕙、左锡璇、左锡嘉三姐妹,赵粹媛、赵慧媛、赵英媛三姐妹等等。

而在这些姐妹关系的基础上,大多数家族又同时具有母女关系,即在母亲的教育和带领之下,家族内形成了一个母女群体同门唱和的现象。如嘉兴石门的徐氏一家,徐畹贞、徐蕙贞、徐自华、徐蕴华四姐妹时常围绕在祖母蔡氏身边,进行诗词唱和,“太守尝舆其妇蔡氏唱和于月到楼,女孙畹贞、蕙贞、自华、蕴华咸侍侧,分韻赋诗,里巷传为盛事。自华、蕴华尤著称于时”。[13]她们在这些文学活动中创作了大量诗词作品,徐自华著有《忆慧词》,徐蕴华有部分诗词刊入《南社集》。又如吴江宋氏,宋贞秀、宋贞佩、宋贞球、宋贞琬四女在母亲戴素蟾的带领之下,“每当绣余春倦,家庭之间,分韵联吟,一时罕有其匹”。[14]这些例子都很好地体现了家族子弟包括女性在母教的影响之下,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接触文学、创作文学作品的机会,而且在众人唱和之中也有利于相互之间的切磋和交流。在实际创作中,不仅促进了家族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且也激发了家族女性的创作热情,使得她们可以与男性文人一样参与文学雅集,以诗词创作的形式,抒发自我的情感和感悟。

第二,家族是女性文人成长最为重要的环境。家族女性群体以家族文化为依托,在文学家族内浓厚的人文环境氛围的熏陶之下成长。“自幼接受父辈的精心教养,和兄弟们一起接受塾师的教育,与他们一样饱读诗书,出嫁后,与夫婿唱和联诗,与闺中姐妹雅集论学”,[15]养成了良好的文学素养。与家族男性文人一样,家族女性也是家学传统的继承者,“满腹诗书的女子在亲朋戚友和整个社会的眼中是她的家学传统的继承者,是她书香门第深厚渊源的缩影。”[16]家族浓厚的文化渊源和丰富的文化积累使得女性在耳濡目染之中产生了对文学创作的兴趣,同时家族内部的教育也使女性得到了更多学习的机会。“大抵为学必有师承,而家学之濡染,为尤易成就”。[17]文俶是文徵明的玄孙女,从小生长于书画之家,父亲是晚明著名文学家赵宧光,母亲是被誉为“吴门二大家”之一的陆卿子,著有《考磐集》、《云卧阁稿》、《玄芝集》等作品。文俶在家族浓郁书香气息的熏陶之下自小就深得家传,不仅精通经诗,而且在书法、绘画方面也十分出色。“所见幽花异卉,小虫怪蝶,信笔渲染,皆能极写性情,鲜妍生动,图得千种,名曰《寒山草木昆虫状》。摹内府本草千种,千日而就。又以其暇画《湘君捣素惜花美人图》,远近购者填塞,贵姬季女,争来师事,相传笔法。”[18]文俶女赵昭,字子惠,也继承了祖母陆卿子、母文俶擅长诗词文翰的家学传统,著有《侣云居遗稿》,同时也善绘画,“写生工秀,兼长兰竹”。[19]阳湖张氏四女自幼濡染家学,得父张琦细心教导,时常“夜分篝灯,谈说古今,评骘文字”,[20]四女“各得先生之一体”,[21]著作合刊为《阳湖张氏四女集》。常州庄氏家族的才女庄盘珠,字莲佩,自幼聪慧,喜好读书,“尝从其兄芬佩受汉魏六朝唐人诗,因效为之辄工”,[22]因此形成了其诗幽怨凄丽的风格特点,可见家族的文学修养、文化传统对女性文人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

在继承家学传统的基础上,家族成员之间的雅集聚会也在无形之中激发了女性的文学意识,并在家族成员的切磋唱和过程中提高了女性的文学创作水平。文学家族中的男性文人大多在园林山庄中进行文化雅集,而家族内的女性文人也可组织类似的聚会。常熟宗氏一家经常在家族的别院中进行雅集聚会,“家故在石梅山麓有揖山楼,左挹辛峰,右揽言墓,朝岚暮霭,苍翠可摘。婉生携弟妹吟咏其间”,[23]身处幽静的自然环境中,不仅能够激发文人的创作灵感,而且家族成员之间的唱和也促进了文人诗艺的提高。同时文学家族也通过联姻的方式来保持和扩大本家族在文化上的资本和优势,女子在嫁入夫家之后依然能够受到教育和从事诗文创作活动。陆卿子在嫁入夫家之后,跟从夫赵宧光学习诗文创作,“内子十五归我,即志于学,学焉即志于诗。又十余年而刻《云卧稿》”,[24]这种夫妻之间相互学习唱和的情景在明清时期的文学家族内尤为多见,这也是家族女性群体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家族联姻的方式共享家族之间的文化资源和人才资源,既能使家族文化得到传承和提升,又可以扩大家族文化的影响力,同时也为家族的持续繁荣强盛做出了贡献。

第三,从家族女性文人群体创作的文体形式来看,诗、词的创作仍然是主流。明清时期的女性作品多以诗、词为主。在笔者整理的35个家族女性群体中,诗、词创作是每个女性文学创作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虽然到目前为止很多作品已经散佚,流传下来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我们可以从现存的女性作品中窥探出她们文学创作的主要文体样式。如常州庄氏家族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文人庄盘珠,著有《紫薇轩集》、《莲佩诗草》以及《秋水轩词》,其在词创作方面的成绩被王蕴章赞为“有清中叶以后,闺阁倚声,不得不首推苏之庄,浙之吴为眉目”。[25]可见庄盘珠在女性词创作上的地位和影响。湖州德清俞氏家族的女性文人群体皆有诗、词创作,包括姚文玉《含章集》、俞绣孙《慧福楼幸草》、许之雯《缃芸馆诗钞》、俞庆曾《绣墨轩词》等,并有诗集或词集传世;江苏武进刘氏一家女性文人的创作成就包括虞友兰《树蕙轩诗集》、《问月楼词集》;刘婉怀《小问月楼诗草》、《补栏词》;刘汝藻《筠心阁诗》等。后人对于女性作品总集、选集的编选也多以诗、词为主要收录和评价的对象,例如《国朝闺秀正始集》、《国朝闺阁诗钞》、《闺秀诗选》、《名媛诗归》、《晚晴簃诗汇》、《然脂集》、《撷芳集》、《柳絮集》、《松陵女子诗徵》、《古今名媛汇诗》、《众香词》、《吴中女士诗钞》、《松陵绝妙词选》、《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等,在这些诗选或词选中,文人对于明清女性文人的诗词作品进行了颇多评价。

明清时期家族女性文人文章方面的创作,除了曹贞秀《写韵轩小稿》;左锡嘉《冷吟仙馆文存》、《曾氏家训》;张纨英《餐枫馆文集》以及恽珠《兰闺宝录》等以作品集的形式流传下来之外,大多数家族女性文人的文章创作多散见于《尺牍新语》、《尺牍新钞》、《历代女子文集》、《然脂集》、《姑苏辛苦彤管遗编》、《玉台文苑》、《续玉台文苑》、《古今女史》、《宫闺文选》、《历代名媛书简》、《历代名媛文苑简编》、《历朝名媛尺牍》等各历代女子文选中,创作的文章作品数量远远不及诗、词的创作,文章内容以对家族子弟的规劝教导以及与友人的书信往来为主,在这些作品中不仅可以反映出女性文人对于生活中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评价,而且也体现了女性文人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水平。

第四,家庭女性文人群体的作品大多能合辑出版,得以保存和传播。明清时期经济的繁荣和商业的兴盛极大地促进了文化出版业的发展,这对女性文人的文学出版活动也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生于名门巨族,遇父兄师友知诗者,传扬尚易”,[26]家族女性文人比一般的女性文人具有更多的优势,具体体现为家族具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女性刊刻作品集,家族男性文人也有一定的名望、地位和学问为女性作品作序或结集出版。家族女性的作品大多被家族内的男性文人刊刻或合辑出版,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已故的亲人,保存她们的文学作品,寄予文人最诚挚的感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展现家族的文学创作实绩,是弘扬家族文化和家族传统的最好方式。家族内外的文人还为女性诗集、词集作序,在序中不仅表达了他们对于女性文人创作的评价,而且也可以看出这些文人对当时社会女性文学的发展以及女性文人以群体姿态出现等现象的看法。在女性文学作品的出版和传播方面,家族内外的这一文化出版活动,不仅保存了家族的文献,在一定程度上也扩展了女性作品的传播渠道,增强了女性才名的传播速度和广度,扩大了女性文人的影响范围。

例如吴江叶氏家族的《午梦堂集》就收录了叶氏家族众多女性文人的诗词作品,很好地展现了沈氏家族庞大的文学创作群体和丰富的文学作品。叶琴柯将归安叶氏家族8位女性文人的创作结集为《织云楼诗合刻》;宗廷辅将常熟宗氏家族的女性文人作品钱念生《绣馀词》、宗婉《梦湘楼诗稿》、《梦湘楼词稿》、宗粲《茧香馆吟草》合刊为《湘茧合稿》;余希婴汇其祖、父、弟、妹及己之作合为《余氏五稿》(又名《玉山连珠集》);张曜孙将阳湖张氏四女的作品结集为《阳湖张氏四女集》出版等,都是家族女性作品合辑出版的最好例子。李心耕将李心敬《蠹馀草》、归懋仪《绣馀小草》母女二人的作品合辑为《二馀诗集》,并在序言中表达了自己为二人结集的目的:“妹婿归梅坡欲刊余姊《蠹馀》遗草,寥宴数纸,不复成帙,因择作中粗可者附其后。余重悲之余姊之早世,而又喜懋仪之善继母志,汇而编之,亦何哲母女之授受一堂耶?夫修短不可必,而渊源之绍,初不尽系乎存亡,余于是转悲而为庆也。”[27]查为仁在为其妻金至元《芸书阁剩稿》作序时写道:“首夏曝书,从丛帙中捡得零缣断楮,凡若干首,亟录以附予《蔗塘稿》后,呜呼!吉光片羽,孺人岂求世知?予之存此者,盖不忍孺人之淑慧能文,竟以夭折终艰灭而无传也,亦借以写予哀于万一也。”[28]表达了查为仁对其妻金至元的无限哀思与怀念,同时也表达了对于妻子诗才的赞许。可见,环太湖流域家族女性文学出版活动的普遍性,同时也体现了明清时期的文人对家族女性文学作品的评价和重视。

第五,明清时期的家族女性群体文人并不局限于家族内的吟咏,她们开始走向闺外,与其他家族的女性进行交流唱和。特别是环太湖地区的家族女性群体,在社会意识日渐开放、女性文学教育日益普遍以及文人结社风气日盛的社会背景之下,开辟了新的文化交流空间和形式,在一定范围内如男性文人一样进行社会交往。通过结社等形式,将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女性,家族与地域其他文人联系起来,既丰富了家族女性的文学生活,而且也有利于女性文人的交流,进一步扩展和提高了女性的思想水平和创作水平,是对前代女性文学的超越和突破。

例如嘉兴黄氏家族的黄媛介,不仅与自己家族内部的成员进行文学唱和,创作了《捣练子》、《忆秦娥》、《金菊对芙蓉》等作品,还与以商景兰为首的山阴祁氏家族女性群体来往密切。祁氏家族聚集了商景兰、祁德渊、祁德琼、祁德茝、张德蕙、朱德蓉、徐昭华等众多女性文人,她们“每于女红之余,或拈题分韵,推敲风雅,或尚溯古昔,衡论当世”。[29]一门母女、姐妹、婆媳之间吟咏的盛况,被朱彝尊喻为“望若十二瑶台焉”。[30]据施闰章《黄皆令小传》记载,黄媛介曾经居住在山阴梅市,多与祁氏家族女性群体等女性文人唱和,唱和作品集为《梅市倡和诗抄稿》,惜已散佚,但仍有诸多作品传世,例如黄媛介《密园唱和同祁夫人商媚生祁修嫣湘君张楚纕朱赵璧咏》、《同祁夫人商媚生祁修嫣湘君张楚纕朱赵璧游寓山分韵》。商景兰、祁德渊、祁德琼、祁德茝、朱德蓉等人都有送别黄皆令、寄怀黄皆令、同黄皆令共游的诗歌作品,如商景兰的《送别黄皆令》、《赠闺塾师黄媛介》、《送黄皆令往郡城》;祁德渊的《访黄皆令不遇》、《夜坐有怀皆令》;祁德琼的《喜黄皆令过访》、《同皆令游寓山》、《和黄皆令游密园》、《同皆令登藏书楼》;祁德茝的《送别黄皆令》、《寄怀黄媛介》;张德蕙的《送别黄皆令》;朱德蓉的《黄皆令过访》、《送皆令往郡城》、《送别黄皆令》等等。仅从诗歌唱和的角度可见黄媛介与祁氏家族女性群体的密切关系。这种群体之间相互唱和的例子在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文学家族内尤为多见,家族之间利用彼此的文化资源和人才资料,相互沟通交流,不仅可以扩大家族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给家族女性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多样的形式,促进了明清家族女性文学,乃至整个女性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明清环太湖地区家族女性群体的出现和发展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对该地区整个人文空间的形成,对整个明清女性文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价值。环太湖地区家族女性文人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在全国女性文人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她们的出现“不仅打破了男性诗人对诗坛的垄断,同时也打破了男性诗人在书写女性生活方面的垄断”。[31]在以男性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中,家族女性文人的文学创作为明清时期的文坛注入了新的因素,为明清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动力。作为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一个独特研究视角,对于家族女性文学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从她们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了解她们当时的生存状态,真实地展现出这些女性文人的家族生活内容和文学创作内容,同时我们还可以从作品中感受到家族女性文人独特的内心世界。女性文人在文学家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为母亲、妻子、女儿,她们承担了继承家学传统、培育家族后代、负担家族经济等重要责任,所以,家族女性在文学创作中也必定融入了自身的各种生活经历和生命感悟,留下了诸多对于现实生活的领悟、对于家族子第的教导、对于文学创作的理解等内容。同时,在她们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窥探出当时社会或地域内的发展状况,例如科举的繁盛、士族的兴盛、思想的开明以及学术理论、诗词流派争鸣等现象,俨然一幅深刻而真实的太湖社会风情图。可以说,明清时期环太湖地区家族女性群体的发展代表了当时女性文学发展的最高水平,为后世女性自身的建设和文学的创作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反映了时代和地域的巨大进步。

附表1:环太湖流域女性人文群体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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