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保星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系，上海 200062）

瑞士著名教育家约翰·亨利希·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一生致力于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教育构想，尤其是探索一种普遍适用于穷人的教育模式。”［1］为改善穷苦人的生活处境，他不惜身陷贫困之境。“他的心是如此地同情穷人的痛苦，以致自己也时常陷入贫困之中。”［2］裴斯泰洛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终生献身于穷人的教育事业，被世人誉为“穷人的救星”。裴斯泰洛齐“穷人教育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在奠定其世界教育史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崇高地位的同时，也为其赢得全世界人民的爱戴和敬仰。

一、基于乡村与服务乡村的教育：穷人教育学的实施空间

裴氏生活的时代，瑞士正处于封建式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转制时期。裴氏眼中的瑞士乡村，经济凋敝，村民生活艰辛，陷于苦难和无望的煎熬之中。乡村的破败和乡民的苦难激起裴氏深深的思考和无限的同情。为改变瑞士乡村的命运，裴氏着手从两个方面开展自己的工作：“一是通过教育（从其最完满的意义上说）；二是通过将一两种新工业（如棉纺）引入农村。”［3］

第一，将“基于乡村与服务乡村”确定为穷人教育学的建构空间，直接源于裴氏对瑞士乡村教育的透彻观察。对于饱受工业化潮流冲击的瑞士乡村教育的破败与空疏景象，裴氏作出了切实而具体的描述：“我越是观察人们，就越发现在乡村或学校教室里所看到的情景——从书本倾泻给他们的洪流般的东西，都消逝在迷雾之中了，那湿乎乎的阴暗的迷雾，给人们的既不是湿润，也不是干燥，带给人们的既没有白天的优越，也没有黑夜的好处。……这种学校教学对于绝大多数和最下层阶级的人们来说，是完全无用的。”［3］包括瑞士在内的整个欧洲民众教育是一种最破旧、最脆弱和最无用的教育体系，“欧洲用其特殊的艺术和科学的金色头顶接触到云端，但是应当作为其金顶的基础的民众教育，却好像巨大塑像的脚，是最破旧、最脆弱、最无用的泥土。”［4］因而，裴氏决意构建一种基于乡村并服务于乡村的穷人教育学体系，并在年轻时代宣布：“怎样依靠简陋的贫民院既安全又方便地把穷人教育成人，探索这方面的路子，将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4］

第二，将“基于乡村与服务乡村”确定为穷人教育学的建构空间，还奠基于裴氏改变乡村教育不平等现象的民主主义立场之上。裴氏对乡村民众运用知识改善自身命运的能力报以充分信任，“要真正地解决贫困除非我们能更普遍地确信在人身上——因而也在穷人身上——隐藏着种种能力，这些能力对那些知道如何使用它们的人来说是用之不尽的财富”［3］。裴氏决意以自身的行动致力于改善村民生活的伟大事业。

裴氏对于广大的乡村贫民百姓不能接受相应的教育以及教学实践中的不平等现象深怀不满，曾巧设“教学大厦”喻，形象生动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大厦的上层宽敞明亮，但为少数人居住；中层居住的人就多得多，但却不得登上顶层；大厦的底层住着的是无数的贫民百姓。“本来他们与最上层的人们有享受阳光和新鲜空气的同等权利，但是，他们住在没有星光的小屋里，不仅不能摆脱令人难受的黑暗，而且视线受限，双眼变盲，使他们甚至都不能仰望大厦的上层。”［3］裴氏认为，就整体而言，“穷人的孩子比富人的孩子需要有更为精致的教学方法”［3］。裴氏深感自己有责任通过教育发展穷人天性，减轻穷人困苦。“我对穷人的真实状况看得愈清楚，我就愈加感到有责任应以一种适合于穷人的状况与需要的方式帮助穷人。在明了教育穷人应发展其自身天性的巨大力量之后，我必须首先致力于在这种力量中寻找减轻其困苦的手段。”［5］

第三，裴氏穷人教育学建构空间的确定，还是其乡村教育实践逐步推进的结果。始于1767年的新庄（Neuhof）农场试验，是裴氏以实际行动改善乡村村民命运、建构其穷人教育学的最早尝试。裴氏的初衷在于把新庄创办成为一个示范性农场，通过引导村民改进生产技术，进而实现提高生产和改善生活的目的。新庄农场试验失败之后，裴氏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新庄孤儿院的事业中。裴氏与孤儿们同生活，同劳动，在劳动实践中向儿童提供基本的阅读、写作和计算教育。虽然，经费上的捉襟见肘最终中断了裴氏旨在改善乡村民众生活命运的新庄试验，不过，这十几年的乡村农业生产和教育改革，为裴氏穷人教育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最初的社会实践基础，1781 至1787年间陆续出版的《林哈德和葛笃德》即是其系统总结自身关于乡村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结果，是裴氏对于工业化进程中瑞士乡村教育发展命运关注与思考的结果，也成为裴氏“基于乡村与服务乡村”穷人教育学建构空间意识确定和实施的出发点。

对乡村教育发展的关注和穷人教育学的构建还一直贯穿于裴氏斯坦茨（Stans）孤儿院、布格多夫（Burgdorf）市立幼儿师范学校和伊佛东（Yverdon）学院的实践之中，贯穿于裴斯泰洛齐一生的事业之中。“穷人可以受教育”，“村民应该接受教育”的信念支撑着裴氏在极端艰难的境况下思考和完善穷人教育学体系。“人的教育，整个人民的教育，尤其是穷人的教育，在我脑海里萦回。”［5］裴氏将知识和理性确定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得力手段，将教育普通民众，使其掌握必要的知识，拥有改善自身社会生活的能力作为乡村教育的目的。具体来说，乡村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两个层面的理想：社会层面上，为社会造福，使高尚的穷人和自己思想上渴望的天下得以造就和实现；在个人层面上，把每个儿童培养成为掌握实用知识，能独立思考、体格健康、道德完善的个人。

二、造就自尊与自信村民的教育：穷人教育学的目的性追求

真正促使裴氏献身于乡村民众教育的直接动力，并非乡村物质生活的贫困，而是瑞士贫民卑微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追求。“他们胸无大志，缺少目标和主动性，完全缺乏人类尊严等种种情况刺痛了他。”［3］裴氏决心以教育手段帮助人民实现自助，教导民众体味到诚实劳动的价值和尊严。为实现这一使命，裴氏把实施爱心和信仰教育，造就自尊自信村民作为其穷人教育学的目的性追求。

关于穷人教育学的目的性，裴氏借助于三个维度关系的分析，确证了自尊自信村民的基本要义，诠释了爱心与信仰教育在乡村建设实践中的重要价值。

从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来看，裴氏认为，一个自尊自信的村民，首先是一个对上帝心怀虔诚信仰的人。在裴斯泰洛齐看来，信仰上帝是乡村教育的基础，就此而言，“教育的目的是要使孩子们心甘情愿地、积极地和机灵地履行对上帝、对同代人和自己的一切责任，并承担因此而需要的艰难困苦”［5］。

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裴斯泰洛齐主张，一个自尊自信的村民，还应该是具有智慧，可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社会谋取福利的人。

从个人与自己的关系上来看，裴斯泰洛齐提出，一个自尊自信的村民，还应该是一个既能领悟高尚人生的要义，又能对人类的整体利益表现出关切，同时又保持着宁静生活状态和健康生活情趣的个人。

在裴斯泰洛齐看来，这三个方面的发展应该彼此结合，互相促进，最终实现一种整体式的和谐而均衡的发展。这三方面的发展对应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儿童的道德、身体和智慧的发展。“他将儿童视为一个整体，构成儿童发展的道德、身体和智力才能应该借助于教育实现和谐而均衡的发展。”［6］

具体到瑞士的乡村教育实践，裴氏主张，“对老百姓的教育应当以恢复他们的善良无邪与温柔安静的纯洁天性为主，再在这个基础上培养人们的博爱，引导他们面向切身相关的现实东西，留心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务。”［7］个人信仰不仅决定着人生发展的方向，而且还为个人成功适应现实社会生活提供了基础。

自尊自信村民的培养需要借助于爱心与信仰教育的实施，而爱心与信仰教育又始于对母子之间自然关系的继承、延续与升华。鉴于家庭在个人成长历程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发挥的特殊作用，裴氏主张，爱心与信仰教育的实施须以家庭作为起点与场所。作为人生起点的家庭，同时也是教育的起点。建立在父母之爱与亲情之爱基础上的家庭生活是养成个人爱的情感的基础，其中，基于人伦天性的儿童对母亲的情感是人世间最自然、最基本、最纯真的情感，同时也是裴氏实施教育的基本动力。“母亲和婴儿之间的天然关系，孩子心头萌发的母子情，有如人类对我们的创世主那样亲密的感情。”［5］

不同于卢梭，对于家庭生活的教育价值，裴斯泰洛齐给予了充分肯定。“裴斯泰洛齐在始于《林哈德和葛笃德》等系列教育著作中，表达出自己对那些贫穷和饱受苦难的社会成员，对家庭生活和母爱在教育中的核心意义表达出充分的关注。”［8］为在家庭中营造浓浓的爱和信仰的氛围，裴氏主张父母应首先致力于唤醒儿童身上所潜隐的人性元素，要通过向儿童释放爱，培养其对爱的理解和感悟。父母对子女的关心和呵护本真、自然而纯净，借助于父母爱的释放与儿童爱的接受，在家庭中营造爱的氛围，若引导得法，父母之爱可以成为儿童形成感恩、尊重、信任等品质的基础与源泉。“由母爱所产生的欢乐，使孩子产生不可磨灭的、更高级的内心世界。这种刺激唤醒了孩子的整个心灵，使他也报之以爱、感激、信赖，以及与这些感情息息相关的内在的和外在的活动。”［3］

随着儿童的成长，源于母爱的爱与信仰在不断获得兄弟、姐妹、伙伴及其他社会成员的快乐与交往强化的同时，其爱与信仰的陶铸环境也从家庭扩展到学校乃至更大的社会环境中去。儿童也就把基于母亲的呵护、抚育和养护所产生的尊敬、信任、感激等情感扩大延伸到兄弟、姐妹、同伴和其他社会成员中去。

裴氏主张，在人类所拥有的一切关系中，人与上帝的关系是最根本的。对上帝的信仰是人类所拥有的最高形式的情感，这是人类所有自尊与自信的根源，是所有快乐、平静和力量的源泉。“正如人类的正误感无法被摧毁一样，信仰上帝是人类教育的无法变更的基础，它隐藏在人类本性的最深处。对上帝的信仰始终是人的一部分，不管他的处境如何卑微。”［3］教导孩子们对上帝和世人常存感激之心，“一生确实地爱上帝，爱人类”［7］。

在信仰与爱的基础上，裴氏主张乡村教育的最终目的还在于培育乡村民众的意志，并致力于最终达至意志自由的境界。“教师要以纯洁的慈母心，着手把孩子对自身能力的感觉同他对道德的感觉结合起来，唤起孩子对上帝的爱慕之心。”［5］

三、依据自然与遵循自然的教育：穷人教育学的原则性设计

裴斯泰洛齐穷人教育学的构建与实施，还以依据自然和遵循自然为基本原则。作为生活于大自然万千世界中的一个群体，人类的成长与发展也处处体现出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人类的教育活动，也须以遵循自然法则为基本原则。“人类发展的自然进程是不可改变的。在这方面，没有也不可能有两种好的教育方法，只有一种——这就是那种完全建立在自然的永恒法则基础上的教育方法。”［3］

为彻底体现人类教育活动对自然法则的尊重，裴斯泰洛齐运用简化的方法，提出乡村教育的实施需要考虑如何使人的能力的培养与大自然的顺序保持一致。其思考的结果便是“要素教育论”的提出。

裴斯泰洛齐“要素教育论”的基本主张在于：教育的实施应从最简单的要素开始，然后逐步过渡到较为复杂的要素，最终实现人的和谐发展。这既是人类教育遵循自然法则的产物，同时也是人类对所接触的事物成分认识和分析的结果。作为人类认识对象的客观事物，无论其如何复杂，都是由简单的要素构成的。人类对外部事物的认识和学习也需体现这一特点，即体现由简单到复杂的认识顺序。

在德育方面，裴斯泰洛齐将“儿童对母亲的爱”作为最简单的要素。个人高尚道德品质的培养，始于“儿童对母亲的爱”这一情感的发展和升华。健康自然的亲子关系往往在儿童的心中引发爱戴、信任、感激、快乐等积极情感。随着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生活空间的扩大，儿童的此类情感若引导得法，将会扩充并推及到自己所有的亲人，并延伸到邻里同伴和社区成员，并最终指向对人类的信任和对上帝的信仰。裴斯泰洛齐将此过程概述为：“我的教学方法的全部精神实质，与萌生宗教和道德的基本情感同出一源。它完全是从存在于母子之间的自然关系开始的，根本上依赖于把从婴儿期开始的教学与这种自然关系联系起来的艺术，并且用循序渐进的艺术把它建筑在好似我们人类依赖于造物主的那样的心理状态之上。”［3］

在智育方面，裴斯泰洛齐主张智育的任务在于向学生传授知识，同时发展学生的思考、调查研究和判断能力。为了应对个人所面临的越来越繁重的知识学习任务，裴斯泰洛齐主张简化知识和发展学生智力。“我的目标是要在人类技能和人类知识的所有科目中打下坚固可靠的基础；我努力于增强儿童对每一种艺术都能给以简化与概括的能力。”［3］裴斯泰洛齐将人类知识简化为“数”“形”和“词”，数目、形状和词一起，就是教学的基本手段。在裴斯泰洛齐看来，任何对象的外部特征的总和，就是由它的轮廓和它的数目组成的，并通过语言为我们的意识所掌握。

在体育方面，裴斯泰洛齐主张儿童身体的健康发育和成长在其综合发展中处于基础地位，并构成其综合实践能力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对人类活动的考察和分析，裴斯泰洛齐将“各种关节的活动”作为儿童体育的要素，虽然人类身体活动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其中都包含着构成人类各种职业的最复杂的行动基础，即自然所赋予的关节活动的能力。在儿童的体育活动中，正是借助于各种关节活动，儿童的体育训练才逐步完成从简单活动向复杂精细动作的过渡。

四、面向实际与追求实用的教育：穷人教育学的实效性阐释

改变乡村贫民生活的迫切性和村民对一种简单实用的乡村教育的需求，决定了裴氏穷人教育学的实效性追求。这一追求全面体现在裴氏穷人教育学的知识观、教育目的观和乡村学校教学内容等基本层面的理解之中。

在知识观问题上，裴斯泰洛齐反对脱离实际的书本知识，反对死抠字眼的真理［5］。裴氏明确提出，“一切知识都是为着拿来实行的。倘若只注重拿知识来饶舌炫耀，知识对人准就无益了。知识和实践就像做手艺一样，两者必须结合。”“实践和行动是人生的基本要务；学问和知识不过是手段、方法，通过这些才能做好主要工作。”［7］

关于教育目的，裴氏借政府部长毕立夫斯基伯爵之口作出这样的表述：“为人在世，可贵者在于发展，在于发展各人天赋的内在力量，使其经过锻炼，使人能尽其才，能在社会上达到他应有的地位。这就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发展人的内在力量，不得不利用社会与人生相结合的教育办法，从而使其得到人的品德、家庭幸福、工作能力，直到能实现社会上的需要。”［9］

基于乡村民众生活实际和对教育的需求，裴氏将穷人教育学理解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两大层次：“每个人，即便是最低下的人，都应当获得这起码的、最朴素的人类智慧，这便是普通教育的宗旨。通过实践训练，使这种智慧有益于特殊的生活环境，则是职业教育的目标。”［3］借助于这两类教育的实施，人们便得以在参与社会活动和履行职业责任的生涯中创建属于自己的社会功绩。

因而，在裴氏的穷人教育学体系中，教育与教学的实施必须追求实际与实用，必须与村民的生产劳动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乡村教育既以改善村民的实际生活为宗旨，那么村民的学习就须与手工劳动紧密联系起来。上述裴氏所设计的包括德育、智育和体育教育在内的乡村学校要素教育体系，即全面体现了其穷人教育学的实效性与针对性追求。

五、裴斯泰洛齐乡村教育思想的当代中国意义诠释

相对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日益现代化的城市面貌和不断提高的教育服务水平而言，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推进背景下的当代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相对落后，城乡教育差距日益扩大。中国乡村教育发展面临合格师资数量不足、课程资源适应性缺乏、乡村文化生活匮乏和乡村教育发展表现出严重的“轻农”和“离农”倾向等诸多问题。借鉴裴斯泰洛齐的穷人教育学思想，展示与阐释裴氏乡村教育思想的当代中国意义，对于思考中国当下乡村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和必要对策不无裨益。

首先，结合我国当下乡村社会改革与教育发展的根本任务，从根本上确立基于乡村和服务于乡村的乡村教育理念。乡村的经济发展以及整体生活水平的改善，从根本上是源于对乡村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其中包括对乡村文化传统的充分利用和对乡村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最终实现乡村建设的目的。为实现此目的，乡村教育必须从乡村实际出发，以乡村当前实际为基点，充分利用乡村教育资源，开发服务于乡村经济发展需要的实用化、生活化课程。将乡村教育仅仅定位于服务于乡村，自然已不适应我国目前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但一味地将走出大山、离开乡村和融入城市作为乡村教育的目标，将势必使得乡村教育因“失血过多”而陷于不断的衰败之中。为体现基于乡村和服务于乡村的乡村教育理念，可以考虑在主要由国家负责服务于乡村儿童的义务教育体系之外，构建主要面向乡村成年农民、以实施适应乡村地方经济发展的职业技术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教育体系，以造就致力于地方经济发展、适应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的现代农民。

其次，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还需要充分汲取绵亘数千年的中国乡土文化的滋养，结合新农村道德建设的具体开展，培育农民的自尊与自信品质，在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进程中以自己的劳动赢得社会的尊重。

最后，裴斯泰洛齐注重实效、遵循自然和追求简化的乡村教育思想，对于促进我国当下农村教育的发展，也具有多方面的现实启示意义。如何从农村实际出发，从农民希望尽快提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出发，从农民希望从乡村教育中获得致富技术的愿望出发，建构一种为农民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乡村教育学体系，探索一种运用农民的语言和符合他们生活习惯的教育教学方式，切实提高乡村教育的时效和功能，成为我们思考当下中国乡村教育发展必须直面并作出回答的问题。

［1］［爱尔兰］弗兰克·M·弗拉纳根.最伟大的教育家：从苏格拉底到杜威［M］.卢立涛，安传达，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瑞士］阿图尔·布律迈尔.裴斯泰洛齐选集（第1 卷）［M］.尹德新，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

［3］［瑞士］裴斯泰洛齐.裴斯泰洛齐教育论著选［M］.夏之莲，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4］［瑞士］阿图尔·布律迈尔.裴斯泰洛齐与当代教育［M］.顾正祥，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5］［瑞士］阿图尔·布律迈尔.裴斯泰洛齐选集（第2 卷）［M］.尹德新，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6］Freeman R.Butts.A Cultural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Its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M］.Mc-Graw-Hill Book Company，Inc.，1955.

［7］［瑞士］裴斯泰洛齐.林哈德与葛笃德（上卷）［M］.北京编译社，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8］W.A.Stewart，W.P.McCann.The Educational Innovators：1750-1850（Vol.I）［M］.NewYork：St.Martin’s Press，1967.

［9］［瑞士］裴斯泰洛齐.林哈德与葛笃德（下卷）［M］.北京编译社，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