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戈

(新疆医科大学 语言文化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简析功能学派目的论视角下汉语数字成语的英译

张 戈

(新疆医科大学 语言文化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数字成语在汉语习语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探索恰当的数字成语英译策略的过程中，功能学派目的论的理论指导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对数字成语及目的论的简述，结合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内涵，力求开拓数字成语英译的新途径，以达到更好地传播其意义的内涵和外延的目的。

数字成语；目的论； 文化内涵

一、汉语数字成语简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汉语成语是一种特殊的固定短语，它常常作为一个整体单位出现在语句。成语也是习语的一种，它“是一种相延习用的特殊固定词组”(黄伯荣等，1981:247)。成语往往是在历史中形成，在人们长期运用中得到锤炼，因而常是精辟而多彩的，是语言的核心部分和精华。数字成语，作为成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一种相沿习用的特殊固定短语，是人们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提炼出来的形式简练、意义固定的短语，具有形象鲜明，表达生动的特点。众多来源于社会生活，由众人熟知的典故、民谚、寓言、轶事等语料组成并经过历练和沿袭的成语堪称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如果能够恰当使用汉语数字成语，就一定能够收到言简意赅和画龙点睛的效果。

众所周知，汉语历史文化背景悠久，在其长期的演化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数量庞大、内容丰富、意义深刻的数字成语。根据全球最大的语料库之一 —— 英国国家语料库(BNC)的不完全统计，汉语成语的总量有超过13000条。其中，有逾千条成语是由数字组成或与数字相关。例如：七上八下、三心二意、六神无主、一丝不苟、五颜六色、九死一生、万马奔腾等。这些足以证明数字成语在汉语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汉语数字成语中的数字所表达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数学概念中的简单意义，有相当一部分的数字成语来自于历史典故，还有更多的数字成语则来源于数字本身在中华文化大背景中所富有的内涵。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含有数字的成语一直以来受到广大外语读者的喜爱，但是从理解数字成语的内涵意和外延义的方面来看，数字成语在跨文化交际中却是个难点，因此数字成语的翻译一直也是众多学者的研究对象。研究和探讨数字成语英译的文章或书籍可谓连篇累牍、百家争鸣，可是从功能翻译学派目的论的视角探讨数字成语的英译确不多见。笔者将对这一现象做一粗浅探讨。

二、目的论简介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创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费米尔(Hans Vermeer)在1978年发表的《普通翻译理论框架》一书中创立的翻译目的论是其最重要，影响最广泛的概念范畴。费米尔进一步打破了对等理论的局限，摆脱了以源语为中心的等值论的束缚，提出了以文本目的为翻译活动的第一准则，创立了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目的论。目的论的核心概念是：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必须由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目的论重视文本的功能，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也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一种意图性和目的性行为。换言之，该理论的核心原则是“目的准则”，“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由翻译的目的决定的，简而言之，就是‘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手段’。”(Reiss and Vermeer 1984: 101; 转引自Nord 2001: 29)该理论超越了传统的“等值”或“等效”的翻译观，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译学界的“直译”和“意译”、“动态对等”和“形式对等”、“异化”与“归化” 的二元对立。该理论认为只要能达到翻译的目的，对原文既可以采用逐字直译的方法，也可以采用完全改写的方法，或者采用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翻译策略。而评价一篇译文的优劣，并非是看它对原文的等值程度(equivalence，包括功能等值)，而是看它对于翻译目的的“适宜性(adequacy)”，即是否有助于在译语情境中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翻译目的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在翻译原则方面，目的论认为翻译应遵循的首要法则是目的法则，即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和翻译所采取的手段。除此之外，目的论还遵循连贯法则和忠实法则。忠实性法则从属于连贯性法则，而连贯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都从属于目的法则。“翻译目的论”将翻译看作是一种基于原文的文本处理过程，原文的地位不再“神圣不可侵犯”，译者可以根据翻译的目的决定原文的哪些内容可以保留，哪些需要调整或改写，而且“原文仅仅是译者使用的多个‘信息来源(offer of information)’的一种”(Nord 2001: 25)。“目的论”三个法则之间等级分明，论证清晰，理论系统完备，更强调译者的主观性，它把译者的责任囊括在内，并且扩大了其职责范围，指出其译文必须发挥预期的功能，从而达到既定的目标。而传统翻译理论仍然提倡原文至上，译者的翻译行为很大程度处于被动状态。因此，目的论与传统翻译理论相比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源语地位的降低。传统翻译理论通常把源语文本放在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往往要求翻译要忠实原文，而目的论认为“目的决定手段”，源语文本已经不是译者的首要依据，源语文本只是译者在翻译前获得的诸多的信息的一种。

三、目的论指导下的数字成语英译及其理论意义

著名翻译理论家Mona Baker在论成语翻译之难时曾这样说过：“翻译成语和习语所遇到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准确辨认和解释成语难；二是要把原成语或习语的各种意思都转换到目的语难”(1992：65)。这些充分说明了成语翻译的困难重重。而传统的关于汉语数字成语的翻译及其研究，普遍都以奈达的翻译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这样虽然将翻译从形式的枷锁中解救出来，但是它却并没有使数字成语的英译摆脱等效的束缚。对含有数字的成语进行英译时，普遍都会在翻译的过程中把原文放在核心位置，反复考虑推敲，以便达到与原成语最大程度的对等。目的论则认为翻译所要遵循的首要法则是目的法则，这就使得数字成语的翻译摆脱了等效的束缚，降低了原成语在翻译过程中的指导与支配作用，更有利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发挥目的语的优势，使译文达到更理想的效果。

在研究数字成语的英译时，如果仅仅把它作为一种文字形式，用传统的翻译理论进行研究，虽然可以保留原成语的一般特征，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和降低了其文化内涵。另外，数字作为语言的一个重要部分，有实义和虚义的特点，数字成语就充分体现了这两个特点，这也是影响翻译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一字开头的汉语成语为例，众所周知，一字开头的汉语数不胜数，但是“一”这个数字在不同的成语中所包含的意思却是大不相同，比如“一心一意”中的“一”表示全部的意思，而在“一目十行”这个成语中则不能取“全部”的意思。一个简单的“一”字，在汉语中尚且有着千变万化的内涵，那么在英译的过程中，“一”是否还能保持它一成不变的外形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比如说“一步一个脚印”的英译为every step leaves its print，“一见钟情”的英译则为love at the first sight，“一诺千金”译为A promise is a promise，“一本正经”则翻译为in all seriousness，“一般见识”的通俗表达是(lower oneself)to the same level as somebody，“一言难尽”则表示为it's hard to explain in a few world。在上述数字成语中，“一”字始终保持不变，而在其英译版本中，“一”字却被分别翻译为every，first，a,，one，all， same， a few。还有一些数字成语如“一清二楚”则直接翻译为crystal clear。“一”字根据其文化内涵和目标语文本的交际目的可以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处理为适合目标语交际环境的版本。由此可见，译文预期目的和功能决定了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

成语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并不总是同等重要，往往其中一部分居中心地位，具有实指意义，我们称之为“实义”；而其他部分只起陪衬作用，没有多大意义或只有虚指意义，我们称之为“虚义”。在含有数字的汉语成语中，数字也具有实义和虚义两种意义，其中少数是实指的，多数是虚指的。

对于表示实指的数字我们应该把它当作实际的数目去理解。比如说“岁寒三友”中的“三”是实指，因此我们可以把整个成语翻译为the three plant friends who thrive in cold weather-the pine， the bamboo，and the plum。又如“一举两得”中的“一”和“两”分别指实际的“一次举动”和“两次收获”，因而都是用实指的意义，可以翻译为gain two ends at once；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对成语中用于表示实指意义的数词，英译时应在译文中如实反映原成语所提到的具体数目，使译文更加简洁精炼。

然而，对于表示虚指的那些数字要视情况而定。首先，大部分成语中数字的虚指意义都采取不翻译的方式，因为汉语数词是用以表达语义上的模糊性。汉语数词的虚指用途广泛，有的用以表达数量多，数目大，有的用以表达数量少，还有的用以表达程度。例如“五光十色”中的“五”和“十”并不表示有五种光和十种颜色，只是表示颜色“多”的概念，因此我们将这个成语译为bright with many colors。“七嘴八舌”并不是说有七张嘴和八个舌头，而是指“说”这个动作的场面很混乱。因此我们将其译为all talking at once。又如“九霄云外”中的“九”在这里不表示数的概念，因而翻译为cast to the winds 。类似的还有“胡说八道”，就可翻译为talk nonsense。在翻译这类成语时往往只需要译出它的中心思想即可达到译文的预期目的和交际功能。

四、影响汉语数字成语英译的文化因素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历史典故大概是影响最深的因素之一了。汉语言文化源远流长，经过几千年的沉淀自然有着很深的文化内涵，并且有很多含有数字的成语都是由一些典故而来的，而这些中国民族的特色文化恰恰是外国读者难以理解的部分，因为在英语中很难找到相对应的表达，尤其是数字更是无法直接对应英语中的数字，因此，在翻译此类数字成语的过程中，我们要以让读者理解为目的，让翻译行为的目的来决定翻译策略的选择。

例如“一枕黄粱”，出自这样一个典故，古代有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是个十足的官迷却又不肯下功夫读书。有一次，他有事外出，晚上借宿在一个旅馆，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同宿的道士吕翁，吕翁给了他一个枕头，并告诉他只要枕着这个枕头睡觉，一切就会顺心如意，当时店主正在熬小米粥，于是书生便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并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想要的一切都实现了。醒来后，自己却依然一贫如洗，这时，吕翁笑着对他说：人生本来就如此啊。后来，这个故事被引申为成语“一枕黄粱”，形容好事成空，也比喻那些富余虚幻梦想的欲望终归要破灭。在这个成语故事中，没有汉语文化背景的人很难真正明白“一枕黄粱”的具体含义，因此我们对此不做翻译，只是简单的译为“pipe-dream”，经过这样的处理，我们就能达到翻译行为的目的了，“一枕黄粱”这个成语的本义和比喻意都能显然易见了。再比如，亚洲四小龙的英译:

译文A Four tiger in Asia.

译文B Four dragons in Asia.

译文B在形式上与原文很接近，但在意思上却千差万。“龙”在汉语中象征着吉祥，威严，尊贵和力量。在封建社会中，龙是帝王的象征，中国人也都把自己称为龙的传人。汉语中也有大量关于龙的成语，诸如“生龙活虎”，“龙腾虎跃”等。然而在西方人的眼中，龙却是一种邪恶的象征，恶魔的化身。这是由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表达方式的不同。因此，亚洲四小龙的翻译应该是Four tigers in Asia。由此可知，为了达到译文的预期效果，译者在翻译之前，应该做到深刻了解数字成语的内在含义，并根据翻译的目的性选择翻译方法。

从语言的角度来说，修辞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某些数字具有多义性：一方面它们表纯数目，具有精确性；另一方面，又可表非精确数目，具有模糊性。正是因为数字的词义具有模糊性的特点，数字才广泛存在于语言的运用中，大大拓宽了数字修辞的领域。

(1)修辞手法众多，在此仅举几例。

镶嵌的手法：如“四分五裂”和“十拿九稳”，这两个成语的中心意思就是“分裂”和“拿稳”，“四”和“五”以及“十”和“久”在成语中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是为了起强调作用而镶嵌上去的。“四分五裂”指的是一种分裂的局面或状态，在英语中，无法直接将“四”和“五”逐字译出，因此，我们将整个成语译为“fall apart”即可。“十拿九稳”指的是非常有把握，同样，在英语中，我们也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修辞手法，因此，“十”和“九”不能直接译出，整个成语译为in the bag。同理，“四通八达”和“七拼八凑”也可以译为be accessible from all direction和scrape together。

借代的手法：如“说一不二”中“一”是代指一个决定，“二”则代指其他相关决定，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某人做某事或下决心时坚定不移。然而在英译的过程中，“一”和“二”没有相应的用法，勉强译出，恐怕也会贻笑大方，造成误会和文化障碍。我们只能译出mean what one said。诸如此类的成语还有“说三道四”，译为gossip，“一了百了”译为All troubles end when the main trouble ends.

(2)从感情色彩来看，汉民族的心理更加倾向偶数及其倍数的成语。中国人向来喜欢成双成对的东西，认为“二”、“四”“八”等这些数字寓意着吉祥如意，和和美美。这一点从很多成语中都可以看出来，比如“两小无猜”，“十全十美”，“四通八达”这几个成语中，“两”、“四”、“八”都是偶数，又寓意着吉祥，所以才使得这些成语增添了褒义色彩。但是，这只是汉民族文化中特有的一种感情色彩和心理活动，由于文化的差异性，无法在英语中找到一一对应的表达，在英语的文化中，偶数也并没有类似的用法，因此我们无法进行等值翻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达到翻译活动的预期目的，我们往往采取其他的翻译方法。

“两小无猜”译为innocent playmates；

“十全十美”译为be perfect in every way; be all roses leave nothing to be desired;

“四通八达”译为be accessible from all directions

但是，如果一个成语中奇数和偶数同时出现，那么这个成语大多是贬义的。含有“三”、“四”的数字最具代表力，如“不三不四”和“朝三暮四”这两个成语，就多多少少含有一些贬义的味道。但是英语中并没有这样的感情色彩，所以在英译含有数字的成语时就不翻译出这两个数字，“不三不四”译为dubious； neither fish nor fowl，而“朝三暮四”则译为blow hot and cold； chop and change。同样，还是在心理作用和感情色彩的影响下，如果一个成语中含有两个奇数，则这个成语会给人们一种数量之多的感觉，如“三令五申”，“三番五次”等。了解英语文化的人都知道，英语中的数字没有这样的习惯和用法，因此，这些数字便很难对等译出。

“三令五申”译为repeatedly give injunctions；repeated orders and instructions；

“三番五次”译为again and again；time and again；repeatedly

另外，在“三教九流”“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样的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数字成语中，如果只讲究形式上和内容上对等翻译，一定会给一些没有汉语文化背景的人造成困惑，因为隐藏在数字背后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字符号，在交际的过程中，必须对这些“三”和“四”加以详细解释，这样才能达到翻译的预期目的。试举一例：

“三从四德”译为：three obedience and four virtues for a woman according to Confucian ethics(obedience to one's father before marriage， to one's husband after marriage，and to one's son after one's husband's death；morality，proper speech，modest manner，and diligent work)

五、结 语

通过以上目的论指导下的数字成语英译实践的例证我们可以看出，翻译的本质被看作是一种文化的交流。时下，从跨文化角度来研究翻译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而汉语数字的翻译更是融合了跨文化交际和文化传播两个方面的内容。一直以来对于成语的翻译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成语的稳定特殊的结构，形象生动的比喻以及民族地方的特色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结晶，了解含有数字的成语文化内涵并对他们做出合理的英译绝非易事。我们要充分估计英汉文化的差异，充分把握含有数字成语的历史典故，修辞手法，感情色彩等多个因素，并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运用不同的翻译方法，最大限度的达到原成语的预期目的。尽管数词在成语中多变的位置，丰富的含义使得含有数字的汉语成语困难重重，但是，含数字成语的英译还是有规律可循的。译者在翻译之前，应该先确定数词在成语中是起到实指还是虚指的作用；如实指的话要注意其所含的文化内涵；如虚指的话则应在译文中突出其虚指意义及其文化内涵。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只要我们抓住数字成语的文化特征，分清数字的实义和虚义，最大程度上理解其传达的文化隐含意义，那么我们就能准确的把它翻译出来，然后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总而言之，翻译的目的功能不同，翻译的方法策略各异，不论何种方法，能否有效实现翻译目的才是翻译的最根本原则。

最后，对于含有数字的汉语成语英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译者应当充分考量英汉文化的巨大差异，准确把握数字成语的修辞意义、典故来源、感情色彩等诸多文化内涵，在翻译的过程中灵活运用恰当的翻译方法，做出最恰当的翻译，以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 。

[1] Mona Baker，1992.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M]. London: Routledge，1992.

[2] Nord， Christian，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 Approaches Explai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3] Hans Vermeer.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 Action[A]. Lawrence Venuti(Ed).The Translation Reader[C].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0.

[4] 柯平.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5] 张培基.习语汉译英研究[M].北京:时代出版社，1958.

[6] 柯平.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7] 张培基.习语汉译英研究[M].北京:时代出版社，1958.

[8]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9] 方梦之.译学词典[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014-04-20

张戈(1982-)，男，硕士研究生，讲师，专业英语系副主任。研究方向：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英汉对比翻译、科技英语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