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秀团

村落民间叙事是村落文化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村落共同体表达自我的“地方性知识”的重要窗口，是村落中各群体力量博弈的体现，也是村民建构不同层面认同感的中介。下面以笔者在石龙村的调查为例，探讨该村民间叙事的焦点，并力图揭示这些鲜活的口头叙事中所透露的民众意愿。

一、石龙村民间叙事的焦点

石龙村位于大理州剑川县西南部，为典型的山区村落，人口以白族为主。由于地理位置相对闭塞，语言、风俗习惯大多得到较好保留，民间口述资源尚以活态方式存活。2004年起，笔者对石龙村的民间叙事资源进行了多次调查，共搜集了170多则民间叙事材料。[注]以下民间叙事均为笔者单独或与他人合作调查所得。为节约篇幅，不一一注明。特此说明。尽管关涉广泛，但仍可看出其中存在一些叙事焦点，即一些特别得到关注的叙事主题和内容。这些焦点多是基于石龙村的村落环境、历史传统、文化氛围而生长出来，体现了村落民间叙事与村落母体之间的密切关联，也体现了民众在村落民间叙事中的主观选择和建构。

(一)聚焦于村寨的起源和历史

村中广泛流传有关村寨起源和历史的民间叙事，以下是其中一种较具代表性的说法：

以前，石宝山做会，经幡被吹到石龙水库那的树上，来找的人看到这块地方很好，就叫人从鹤庆松桂搬来居住。还把这里叫做挂纸坪。“挂”和“蕨”同音，“纸”和“市”同音，故又叫蕨市坪。一次，村民张耀彩到沙溪做客，记账人把“蕨”写成了“绝”，张耀彩认为很不吉利。回来后，他发现从现在的石龙小学到后山山脚就像有一条石头的龙，就把村名改成“石龙”。

村民张定坤的讲述明确了做会时间和组织者，说是清朝时金华段赤山的曾祖父牵头在金顶寺做会。张耀彩改村名是民国时期。 而张国用的讲述则说做会时间为明朝，金华的段桓被封为段总兵，他从外面运回一尊玉佛，在石宝山建了金顶寺并做会，又从鹤庆等地搬迁居民来此。所以石龙要给金华段家交租。

这几则故事大同小异，都说到石宝山寺宇做会时经幡被吹到石龙村东的入口处，因而发现了这个小坝子，所以后来才有移民搬迁至此。

(二)聚焦于村落中的姓氏和家族关系

村落是地缘聚合体，但村落中的民众之间除了拥有共同的地缘空间，他们还存在于不同的组织和群体，这其中，姓氏是一种重要的区分标识，也是村落文化和权力格局中的重要一维。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以村落为讲述空间而建构起来的民间叙事，必然会将焦点集中于姓氏关系的叙述之上。

石龙村有董、姜、李、张4个姓氏。有的姓氏还分不同家族。尽管在婚丧嫁娶、人情往来中，是以每一个同祖的家族作为承担行为的基本单位，但在村落资源分配和权力博弈的过程中，村民是以共同的姓氏展开叙述和表达群体基本诉求的。这在当地最早的居民是谁的民间叙事中得到了典型表现。对此，不同姓氏有着不同的叙述。董家人如是说：

董家人最先到石龙。来了就占地，其他家族的人把草结起来占，这样，一把火烧过去，标记就不见了。而董家的先人用石头占地，火烧过去也毁不了。所以董家的田地最好。

姜家、李家的表述与此类似，都是说自己的先祖先到，并搬石占地。张姓是石龙的大姓，张家人对此事件的表述最为复杂，一种情况与前几个姓氏一样，认为最早到的是自家先祖且用石头占地。 第二种表述认为张家先到，但在占地较量中，先祖结草占地，被后到者算计。 第三种表述承认是其他姓氏的人先到石龙，但在占地中张家后来居上。 第四种说法承认别的姓氏先到，且张家在占地中落了下风。 还有一种说法是董、姜家先到，张家后到，且未参与占地之争。

村中的张、李、董、姜四大姓氏在民间口述文本中都出现了，当然，发出声音的主体是张家人，这与张姓作为石龙村第一大姓的实际状况相吻合。

(三)聚焦于本村与外部村寨之间的关系

石龙村的地理位置相对封闭，周围群山环抱，与石龙距离最近的村子明涧哨也位于5公里之外。然而，石龙村又是距离石宝山最近的村子，既相对独立自足，又活跃于剑川的文化版图和白族历史文化格局当中。

石龙村的民间口头叙事对石龙村与外部村寨的关系也有集中描述。常被石龙村民提及的一个故事是：

剑川一小伙负责来为金华段家收租，他来时和村人赌博常常赢钱。村里一个漂亮姑娘也被他勾引。村中小伙、老人都看不下去，最后，村民把这个小伙和村里与他相好的姑娘活埋了。小伙那个村的人拿着镰刀、棍棒进村来报仇，见到一个犁田的人，向他问路，那人手举着犁指来指去，那些人看到这人如此有力气，被吓得不敢进村报仇。

此故事实际就是围绕着石龙村与外部村镇的关系而展开的，一个是石龙与金华镇的关系，石龙人要向金华的段家交租，这与金华镇作为剑川县治所在地的核心性相契合。另一个是石龙与收租小伙所在村寨的关系，这段关系中充满了传奇性和斗争色彩，如果把故事中的石龙姑娘看做是石龙村资源的象征，那么，在外界觊觎石龙资源甚至有所侵犯的情况下，石龙人选择了抗争。在民间口头叙事中，石龙人以传奇性的叙事渲染了自己的胜利，叙事风格颇似大理坝子中流传的“观音负石阻兵”的故事，农夫举犁指路的情节与观音老妪身背巨石吓退敌人如出一辙。

石龙村自处小盆地中，但与沙溪坝子之间关系密切，村中的口述资源对石龙和沙溪的关系亦有关注。村中流传的故事说到石龙山高水多，沙溪的古人很想从石龙引水，并确定现在石龙水库东南处的垭口是引水的最佳路段。而此处的田是石龙董家的，如何才能达到目的呢？沙溪古人想出一个计策：

选了一个和石龙董家老人有交往的老人。有个街天，董家老人去沙溪赶街，沙溪老人请董老到家休闲，晚上给予款待。早上起床，两人煨茶饮茶，沙溪老人去解手，回来故意说放在茶罐里的金戒指不见了，硬迫董家老人承认偷了金戒指。沙溪老人提出让董家出售垭口处的田来了结。董家老人无奈只好把田卖出。董家老人上了圈套，圆了沙溪引水灌田的美梦。

文本中，董家老人被作为值得同情的对象来加以塑造，石龙的水资源引到沙溪坝，这和后来将石龙的良田修建成水库以灌溉沙溪一样，是石龙人服从大局的举措，本身对于石龙人而言并无益处。面对这样的现实，石龙人显得无奈，在无奈中又透露了他们对沙溪古人行为的几分不齿。

(四)聚焦于本民族共同的历史和题材

除了聚焦于明显具有村落特征的内容，石龙村的民间叙事还将焦点聚集到了一些超越村落空间范围的本民族共同拥有的历史和题材，即那些在石龙村流传，同时也在石龙之外的白族地区流传的口述叙事。这一类的民间叙事，多数讲述和解释白族各地都存在的文化现象或传统习俗。如关于石宝山歌会和三弦的来历：

明朝时石宝山有条黑龙横行霸道，周围百姓遭殃。这时，飞来一只金鸡制服了黑龙。为了庆贺，人们举行石宝山歌会。把龙身体各部分做成龙头三弦，用金鸡爪做拨珠的套子。

关于本主大黑天神：

从前，灶君去天上说老百姓良心坏，于是天神给了大黑天神一瓶毒药让他把人毒死。大黑天神到人间，遇到一妇女，身上背着一个年纪大的娃娃，手里牵着一个年纪小的。问原因，妇人答：“背着这个是他前娘的，牵着这个是我亲生的。”大黑天神被感动，自己服下毒药，全身变黑死去，后被奉为本主。

石龙村的这一类民间叙事，从内容上来说，与大理地区其他白族民众的讲述多有一致或重叠的地方。这些民间故事的题材和内容是大理白族民众共有的一种资源。

二、石龙村民间叙事的意义表达

石龙村民间叙事中围绕本村落和周围标志性地域展开的叙事对于石龙村民而言意义重大，在某种程度上，可将之看做是村落的口述史，具有类似于神话、史诗等体裁的“根谱”性质。当然，每个地方的这一类民间叙事，都反映了当地最富特色的本土内涵，都是村落的共同记忆和共有传统。民间叙事“以社会民众的视角及声音来阐述对历史与人生的态度和看法，这些体现族群生活史、家庭史、社会史的边缘性、底层性社会记忆，长久以来一直是历代所谓‘正史’忽略和遮蔽了的，是一种‘缺失’性的历史记忆”。[注]詹 娜：《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生存困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前述石龙村村落历史、村寨内部各姓氏关系、村寨与外村恩怨的故事内容虽各有侧重，但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石龙村民对于关乎村寨历史的口述史倾注了相当的关注，而这些民间叙事中，还往往体现出石龙村民对于本村落、本姓氏、本家族的自豪感和热爱之情。在和外界发生纠葛的时候，所有的村民都是一致对外的，而当本村寨内部各个更小的利益集团发生冲突的时候，村民们又是按照各自所属的姓氏和家族来为自己定位的。在故事的讲述中，石龙村民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们的本土情结和民族情感。而石龙村流传的超越村落地域空间并富于白族特色的那些民间叙事，对于石龙村民的意义则又有所不同，这是石龙村民构建村落层面之上的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中介。

(一)村寨共同的历史记忆和传统建构

对于石龙村来历和源起的民间叙事，村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一般上了一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并能讲述此类故事。男性村民对这一题材内容的熟悉和认知程度大大高于女性，这也说明这类本土题材对于村民来说意义重大，是村落集体的公共大事，故主要在男性村民中得到传承。石龙村的此类民间叙事，既包含了村寨共同的历史记忆，也融入了民间大众的建构和想象。

关于石龙村村落起源与历史的叙事一般围绕石龙村名的变迁展开，并说到石龙村所在地原来无人居住，是明代或清代因石宝山寺庙做会才得以开发。笔者认为，石龙村的历史与石宝山的历史是分不开的。而在石宝山举办法会，也说明当时石宝山寺宇的开发已达到一定规模。联系石宝山的开发历史，石窟修建时间较早，但寺宇的建造从目前可知的史料出发大概只能追溯到元朝。石钟寺始建于元代；宝相寺原为祝延寺，系元末鹤庆知府高伦首创，清代重建改名；金顶寺原称佛顶寺，是明崇祯年间京城总兵段晅返乡为母酬愿所建。海云居则建于明末清初。[注]云南省剑川县志编纂委员会：《剑川县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764～766页。此外，在石龙水库坝埂处和西边山脚都曾发现火葬墓遗址，而火葬应该是元明之前的事，又说明石龙的开发不会晚于明代。根据村民的讲述，对照史料的记载，在原称佛顶寺的金顶寺做会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如此一来，石龙村的开发就当在明崇祯年间之后。如果从村中张氏的家族史来看，可追溯出十一代，接近300年。因而，笔者认为，金顶寺做会导致石龙村开辟的说法并非全然虚构，而极有可能是融汇了历史真实后所形成的民间叙事，是村寨共同历史记忆的体现。

(二)村寨内部的资源分配和权力博弈

在石龙村的民间叙事中，对不同姓氏在村寨格局中的地位和力量对比的描述很多。尽管石龙村各姓之间表面上相安无事，实际上，相互之间的权力竞争或许从未停止。哪个姓氏人丁兴旺、经济实力强大，就会在村社格局中占据有利的位置。基于此，“哪个姓氏的人最先到石龙”、“各个姓氏怎么占田地”等民间口述叙事，展现的是各大姓氏在村寨这一相对有限的生存空间里资源分配和权力角逐中的相互博弈。在利用口述史进行权力资本争夺的过程当中，各个姓氏利用了同一个资源，他们都试图通过对自己姓氏历史地位的强化来赢取在现实空间中的筹码。

梳理一下此类文本，可发现一些端倪：讲述此类故事最多的是张姓人家。而这与张姓作为石龙村第一大姓的实际状况是相吻合的，说明民间口头叙事不光是闲来的消遣，同时还是民间各方力量博弈的有力工具。

关于石龙村的最早居民和先祖占地之争，除了张家以外，所有的姓氏都说是自己先祖先到石龙并且以石占地。只有张家的讲述呈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说自己姓氏的人先到石龙并在占地中获胜，不论历史的真实情况如何，其动机都很好理解，那就是通过口述叙事这一工具，通过宣称自己是石龙最早的主人来为自己姓氏和家族在村中的地位正名。由于农村土地改革和承包，目前已经无法看出田地好坏与姓氏之间的明显关联，而各个姓氏的坟山则相对有更稳定的沿袭性。从坟山的位置和规模来看，张家的是最好的，其次是李家。这说明即使张家不是石龙最早的主人，张家来到石龙的时间亦不致太晚，并且，来到石龙的张家人多势众，很快便在资源分配和利益格局的博弈中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前面已述，张家人对此类叙事有5种说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口述叙事在村寨各方力量博弈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丰富的可能性：既可以夸大自我，也可以为现实的既成格局提供解释和说明。张家在讲述第一种说法即自己的祖先先到石龙并占得好地的时候，可能比别的姓氏多了几分现实格局中强势者的底气，尽管张家很可能并不是石龙最早到达的居民。第三种说法可能更接近现实原貌，承认别的家族先来，但张家后来居上，充满了张家人的自我肯定。第二、第四种说法是在张家人口繁衍的速度和规模远超过其他姓氏后所产生的一种托辞，想要表达张家在占地的过程中并没有占到任何便宜。第五种说法是置身事外，将对立的双方放到两个较小姓氏上，转移矛盾。张家是最大的姓氏，并占了最好的田地，这已经成为事实，但是在事实被讲述给后代的同时，张家人还要考虑其他姓氏和家族的感受，为自己家族的立足提供更稳定的空间，如此一来，或者转移矛盾，或者自谦自怜，说张家的田地其实较少。这其中，隐藏着张家人的狡黠和智慧。因而，张家那看似矛盾的表述就不难理解了。

(三)村寨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协调平衡

石龙村民间口述叙事中与外部村寨关系的叙述，其最重要的指向是建构村寨层面的认同，而对于本民族共同的历史和题材的叙述则显示了超越村寨建构民族共同体层面民族认同的努力。

石龙与外部村寨间的关系，也是村中民间叙事的一个重点。在石龙人和为段家收租的小伙间发生的恩恩怨怨中，一些情节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其中还有夸大的成分，但故事的重点在于表达石龙村与外面的村寨和人员发生矛盾的时候村寨的自我整合。当本村寨内部各个小的利益集团发生冲突的时候，村民们是按照各自所属的姓氏和家族集团来为自己定位的，而当村寨和外界发生纠葛的时候，所有的村民又都是一致对外的。石龙村民通过对村寨内部以及本村与外村之间关系的叙述，建构着对于村寨的认同，所有的叙述中都隐藏着这样的叙事逻辑：石龙村是一个有着自己的历史和传统的村寨，当我们与外界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为了村寨的声誉和利益，石龙村民可以一致对外，可以凝聚成一个整体。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在民间叙事中可以选择适当的夸张和神化。而建构起自己的村寨认同，无疑也是石龙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村寨认同，才可以更有效地整合村落中的各方力量，在面对外界的时候形成更大的合力。这正是村寨生存和发展的策略和智慧。

石龙村的民间口述资源中，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类，就是超越村落的空间范围但是又与民族传统相契合的叙事。比如关于火把节、本主大黑天神、龙的故事传说，都是白族民间传统叙事中的突出特色。这一类的民间叙事，尽管比第一类围绕石龙村而展开的叙事相比范围有所扩大，但从总体上来说，仍属于白族传统和本土性的题材内容，是所有的白族民众都可能会涉及的这样一块领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恰恰是石龙村民受白族传统文化熏陶、积淀的体现。此类民间叙事的功能是建构更广范围中的民族认同。石龙是一个以白族为主体民族的村落，也是生活于白族聚居地区的一个村落，当超越了村寨这一较小的生活空间的时候，石龙村民是被作为白族这个群体中的一分子来看待的。而石龙村在与外界的交往和联系中，也主要是以一个白族聚居村的身份在参与对话的，正是在这样的自我认同和外界认同的双重互动中，石龙村民建立起了超越村寨认同的民族认同感。而在这样的民族认同感建立的过程中，民间口述资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为有建构民族认同的需要，所以石龙村民在民间口述资源中强化着那些与本民族传统相关的叙事内容，反过来说，因为在民间口述资源中不断地讲述着白族传统的传说和故事，所以又大大强化了村民心目当中的民族认同感。

在对与村寨有关的叙事题材和民族传统共有的叙事题材的讲述中，石龙村民建立起了村寨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的和谐平衡，对于他们而言，自己既是石龙村这个村落空间中的一员，也是白族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而这样的身份，正是他们参与社会生活和历史舞台的一种标识。

三、结 语

石龙村的民间叙事体现了村落层面的母体环境在孕育民间口头叙事时是带有选择性的，选择的主体是生活于村落中的民众本身。民众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意愿建构起属于他们的叙事系统，并通过这个叙事系统展开村落内部、村落外围乃至更广阔的范围内的信息交换。这个叙事系统也成为村民表达不同层次的交往需要的有力工具。这些鲜活的叙事材料为我们呈现了村民过往的生活场景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村落的历史正是在事实与选择的交织中不断生成和被建构起来的。而这也正是村落民间叙事的生命力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