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文学的世界图景<br/>——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性理解与接受

南社文学的世界图景
——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性理解与接受

2014-04-09张春田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4期

张春田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241)

长期以来，研究者们或者依循于“文学史”的思路，或者依然套用“传统/现代”、“进步/保守”的框架看待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史中的重要社团——南社，研究过多集中于文本本身或者是社员的个人生活经历，但没有努力发掘文学文本与社会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多数研究一直把南社简单地作为传统文人社团，着眼于他们的诗酒风流一面，而忽视南社人独特的文化政治面向。①比如，栾梅健《民间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就把南社称为“民间的文人雅集”。丛书主编陈思和也持此观点，他把南社归为“传统文人社团的模式”，“他们以诗会雅集的形式来抒发情怀、交流心声，诗文创作似乎是他们从事社会活动之余的一种高雅消遣。”见《总序》，第3页。更有甚者，认为南社人只是固守国学的旧文人，对西方思想和文化一味抵制。这些认识，无疑离南社人的本来面目相距甚远。正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对“近代性”的反思中所提醒我们的，如果我们不把作为地区性的、欧洲的“近代”(日语中“近代”即modern)的概念看作不证自明的，而是“以亚洲固有的概念重新构成‘近代’”[1](P.7)，那么，我们对于中国近代的转型应该会有很多新的思考和认识。②实际上沟口的论述潜在针对岛田虔次关于中国近代“自我”观念的凋敝的论述。参见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本文通过分析南社知识人对待西方思想与文化的复杂态度，透析一种“近代”的视野是如何因应全球历史的紧张变幻而成为可能的。

1903年高燮作《醒狮歌(祝今年之后之中国也)》，不仅在诗题中明确以“中国”之称表达了一种不同于王朝帝国的国家认知，而且在诗中以寓言的方式揭示了在资本主义争逐的世界中中国所处的危机局面：

盲云蔽天白日微，群虎入室竞肆威。豺狼当道工媚虎，敢向同类争啖肥。斯时睡狮睡正熟，锯牙不露阖其目。群虎眈眈视曰嬉，呼牛呼马甘屈服。呜呼！岂有巨物庞然称兽王，含羞忍辱气不扬。[2]

群虎显然是比喻觊觎中国的列强，而豺狼则隐指满清政府，不但不能捍卫国家主权，反而损害了国家根本利益，帮助列强侵害中国。高燮在政府与国家之间做出区别，把作为无能的内部统治的政府也当作国家的敌人，这宣告了对旧的帝国-臣民关系的背叛。他期待中国能觉醒，一跃而起，不仅改变自身命运，而且能消灭不平等的世界秩序，创造一个公正合理的“平权界”。他说：

强权能造平权界，坐执牛耳堂哉皇。狮乎狮乎观汝高颐方眶貌殊恢，果尔不愧百族魁。我欲汝登诸二十世纪如荼如锦新舞台，试演活剧纷披异彩莫敢逼视真豪哉。我欲祝汝从此大觉大悟雷声一震靖九垓，莫使鼠辈笑汝威名之下无真才。[2]

高燮把20世纪的世界理解为一个“舞台”，各个国家都将在上面作为角色而“演出活剧”。

“舞台”的意象，在后来成为南社社员的知识人笔下频繁出现。1902年高旭在给蒋观云的诗中，表示“风涛廿纪苍生厄，援手齐登大舞台”；[3]1904年在《壮怀》中，高旭写道：“血战玄黄虎气腾，舞台东亚倩谁登。”[4]1903年柳亚子在所作《郑成功传叙论》中说：“横览五洲，纵览廿纪，六物如球，众生如虱，其英雄之大舞台乎？”[5]1904年陈去病在为汪笑侬编《瓜种兰因》所作的序中，也说：“二十世纪之天下，一悲剧、惨剧之天下也，而我中国，其殆为世界之大舞台哉！我中国之君臣，之士大夫，之多数国民，其殆为大舞台上之傀儡哉？”[6]无论是把世界、东亚作为“大舞台”，还是把中国作为世界力量展演的“大舞台”，显然都体现出一种与天下主义的帝国心态不同的、新的国际与国家意识。当然，最突出的是，1904年陈去病、柳亚子创办了《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以“大舞台”为名，既直指杂志“戏剧改良”的初衷，也凸显了编者对于时代的“历史表演”的特殊意识。用瑞贝卡(Rebecca Karl)的话来说，

这种渐渐出现的、对于全球与中国的历史表演的理解的强调——无论是字面上的，还是比喻性的——是来自于并且帮助产生了一种新的、对“整个正在经历不断的断裂、代替与变化的社会世界”的时空共时性的感觉，或称为一种历史同步感。[7](P.62)

这种“时空共时性的感觉”帮助南社知识人形成了一个关于充满着断裂和激烈斗争的世界的全球图景，也认识到把这种全球图景传达给更多的中国民众的重要性。

这就是陈去病对于汪笑侬的《瓜种兰因》特别欣赏的原因，因为《瓜种兰因》以隐喻的方式，提出了对于现代世界的复杂的解释，并通过戏剧的方式传达了出来。瑞贝卡细致地解读了这一剧作，指出：

除了在波兰的现代命运(瓜分)与中国的潜在可能的命运(即将到来的瓜分)之间做了不再新奇的模拟之外，《瓜种兰因》的确也把土耳其造成的波兰灭亡，转化为一个关于现代世界与中国之间相互构成的关系的多个维度的精妙阐释。该剧是通过把几缕有关越来越严峻的国内危机编织入它所相连的全球进程之中，通过使一些概念成为中心或中枢词汇(主要是“种”)来实现上述转化的。[7](P.43)

对于中国与西方和世界其它地区在多种层面上的历史关联(historical linkage)的发现，在南社人的文本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他们紧扣时代的脉动，在世界视野中分析中国亡国灭种的威胁。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南社人发现，这是一个帝国主义殖民扩张达到了白热化的时代，弱肉强食的暴力经验天天上演。高旭在《华斗华》中，针对俄国入侵东三省事，揭露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策略，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深刻忧虑：“以华斗华最得计，胜耶败耶无不利。咄咄一俄，足覆我国；何况数俄，强食弱肉。”[8](P.7)在《羽衣女士撰〈东欧女豪杰〉中有七律两章，为和之》中更指出：“豺狼毒洒全球血，鹦鹉危翻一局棋。……睡狮无赖呼难醒，浩荡奇愁莫我知。”[9]面对全球性的殖民扩张，他们从那些被帝国主义灭亡的古老文明和国家中，看到了中国若不改变而将遭遇的类似结局。

1905年马君武翻译了拜伦的名作《哀希腊》。在“小引”中说，“裴伦哀希腊，吾今方自哀之不暇尔”。[10](P.438)把古希腊的衰亡与同样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中国的危机联系起来。高旭在1907年给傅尃的送别诗中，同样有“忍看古国沦希腊，差喜风尘识豫州”的话。[11]他也对朝鲜的亡国感到“物伤其类”：“记取韩亡壮志规，物伤其类动狐悲。”[12](P.412)

原来主办《苏报》的陈蜕写过《哀朝鲜赋》，也是一篇通过周边状况来警示中国的文章。他从朝鲜被日本吞并谈起，联系中国周边的印度、安南等国的沦亡，指出这是优胜劣汰的时代，中国与这些已经被吞并的国家和地区处于同样“堕落”的位置：

凭天演以凌弱兮，执牛耳而蹊田。倘东西壹于平和兮，必涤瑕而攻坚。摄强俄之蚕食兮，幸明治之策先。恸此族之不振兮，遂琉台之同编。……惩天竺之奴籍兮，慨安南之牛鞭。堕落而下况兮，责改进于何年。……彼冲绳之遥隶兮，又何罪而何愆。况台湾之割升兮，更牵率而颠连。懿共和之祖国兮，并巴宾于米利坚。慨时势之万同兮，有力者其谁不前。优胜有辞兮，劣败何言。[13](PP.719-720)

陈蜕深刻地发现，在现代殖民浪潮之下，世界已经在等待被征服的意义上连为一体。不同国家的空间性共存关系已经演变成一种时间上的进步/落后的替代关系。落后的国家即使没有过错，也难逃亡国的悲惨命运。陈蜕的感慨，特别是他所使用的“天演”、“优胜劣败”等话语，从一个侧面体现出社会进化论学说经过严复的翻译传到中国以后，对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关于严复和梁启超等人对斯宾塞的翻译，参见黄克武《翻译中的思想分途：晚清严复、梁启超与章炳麟所译社会学之研究》，《文汇报》(上海)，2011年8月22日。关于达尔文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及其影响，参见浦嘉珉(James Pusey)《中国与达尔文》，钟永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这就联系到第二点，在语言与知识的“跨语际”流动中，南社人并不是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相反，他们大量吸收了西方关于民主与民族主义的理论。他们在翻译和引用各种西方思想资源时，体现出了高度的开放性与主动性。并且利用这些西方思想资源，重新建构了政治、国家与人民在事实上和概念上的关系。

比如，对于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介绍与接受。马君武在1902年将他翻译的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和斯宾塞的《女权论》合刊为《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合刻》出版，这是达尔文学说在中国较早的传播之一。高旭《二十世纪之梁甫吟》中，直接使用了“天演”一词：“人生容易鬓星星，天演惊心演不停。”[14]他又作《争存》一诗，援引生物的“公例”，来阐明保守将招致“种祸”。他写道：“物种能变异，即为天所佑”，“一成而不变，斯义实大谬。终为新种灭，无道以自救。”[15]《大汉纪念歌一十八章》最后一首描述瓜分局面：“白人侵入，势力圈划定。瓜分惨祸，已逼眉睫近。种劣者败，种优者胜。天演家言，实在深湛信。”[16]同样，柳亚子在作于1903年的《放歌》诗中，也使用了“天演”的概念，“人权既蹂躏，天演终沦亡”。[17]

除了对社会进化学说的兴趣，南社人对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也格外钟情，不遗余力地介绍和颂扬卢梭思想。高旭在1902年所作《酬蒋观云》中提出“创新哲学即卢梭”。[3]又在1903年所作《海上大风潮起放歌》中说：“中国侠风太冷落，自此激出千卢梭。要使民权大发达，独立独立声嚣嚣。”[18]并称赞“独立檄文《民约论》”的巨大价值，希望中国能出现更多像卢梭那样的人，推动民权的发展。1902年冬，柳亚子作诗抒怀说：“误国千年仇吕政，传薪一脉拜卢梭。”[19]对慈禧的不满与对卢梭的敬仰，构成了一般意义上的中西政治的对比，前者代表误国的专制统治，后者代表作为目标的民主制度。为了表达对于卢梭《民约论》的服膺，柳亚子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柳人权”，表字“亚卢”，“意思是主张‘天赋人权’，而自命为‘亚洲的卢梭’”。[20](P.9)高旭在给柳亚子题诗中也把他视为“卢梭第二”。[21]卢梭和斯宾塞是柳亚子最景仰的西方圣人，他对他们的贡献无限神往：

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阊。《民约》创鸿著，大义君民昌。胚胎革命军，一扫粃与糠。百年来欧陆，幸福日恢张。继者斯宾塞，女界赖一匡。平权富想象，公理方翔翔。谬种辟前人，妄诩解剖详。智慧用益出，大哉言煌煌。[17](P.3)

柳亚子注重的是他们在民主和平等上的不懈追求，认为他们为“革命军”奠定了思想基础。而马君武在《帝民说》一文中，也介绍了《民约论》的要义。他说：“个人者，帝权之一部分也，帝权者，国家之一部分也。……帝权非一私人，而以通国中之个人组成之。”[22]这里所谓“帝权”，就是主权。主权归属于国民的总体，这就彻底去除了君主的神圣光环。马君武后来还亲自翻译了《社会契约论》，题为《足本卢骚民约论》，于1918年出版。后来加入南社的林獬，与刘师培合著了《中国民约精义》，从中国传统文献中寻找“民约”的影子，“证以卢说”，如“君主即为人民尽义务，人民即当与君主以权利，此君主所以有财也”等语[23](PP.560-596)，反复声明“主权在民”的观念。南社人在清末对卢梭的介绍，揭开了在中国接受卢梭的序幕，对此后产生了积极影响。*1914年以后的接受情况，参见袁贺、谈火生编《百年卢梭：卢梭在中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

南社人经常引入西方的豪杰和故事，以与中国相对比，或者作为国人值得仿效的典范。高旭《女子放歌》中称赞两位欧洲女性的政治意识：“批茶女，玛利侬。彼何人？竖奇功。女界黑暗昏蒙蒙，妖云怪雾来无穷。谁为女英雄？我泪欲红！”[24](P.19)他们还经常从对西方文本的阅读中寻找榜样。高旭读了羽衣女士所撰《东欧女豪杰》，高度称扬女主人公反抗专制的勇气：“钩爪锯牙专制虎，翠鬟红袖慧心人。”[9]柳亚子在《读〈史界兔尘录〉感赋》中说：“嫁夫嫁得英吉利，娶妇娶得意大里。人生有情当如此，岂独温柔乡里死。”[25]他们都是意识到英国和意大利的民族精神在国家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中国也能实现蜕变。马君武在高旭新婚所作诗上，也引用类似的说法“娶妻当娶意大里，嫁夫当嫁英吉利”，并希望剑公夫妇能“改革社会双联臂”。即使在爱情理想上，他们也自觉追随以革命和救国为己任的外国英雄们。高旭此后作了一首组诗，假托男子送别将仿效俄国虚无党人实施行刺的未婚妻为情景，其中一首云：“娶妻当娶苏菲亚，嫁夫当嫁玛志尼，漫说金闺无国士，黄金铸像古来稀。”*高旭《报载某志士送其未婚妻北行，赠之以诗，而诗阙焉，为补六章》，《高旭集》，第94页。关于近代的这种爱情理想模式，参见夏晓虹《“娶妻当娶……，嫁夫当嫁……”——近代诗歌中的男人与女人》，《读书》，1989年第1期。苏菲亚是俄国虚无党女英雄，玛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则是意大利民族统一中的革命家。到了1907年，柳亚子在与刘师培、何震夫妇的小聚中，更以“慷慨苏菲亚，艰难布鲁东，佳人真绝世，余子亦英雄”比况二人。[26](P.100)一个是虚无党女英雄，一个是无政府主义者，都鼓吹暴力变革。柳亚子引用外国革命英雄的形象，也是一种铁血精神的自励。

他们笔下经常出现“自由”、“人权”、“平权”、“独立”、“公理”这样的新名词。我们都知道，严复翻译了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自由论》(OnLiberty)为《群己权界论》；事实上，马君武在此译本出版的同一年(1903年)，在日本也出版了另一译本《自由原理》。马君武在翻译中，除了将一些在穆勒原本中无甚感情色彩或价值判断的文字改为情感色彩异常突出的表达，还增加了很多按语，透露出一个留日学生在时代风潮中的接受视野，以及希望急切改造社会的现实功利诉求。*约翰·穆勒，又译约翰·密尔。晚清学界对自由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这本书的翻译。参见孟凡礼《穆勒〈论自由〉的汉译本比较——为什么要重译这本书》，载约翰·穆勒《论自由》，孟凡礼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1-180页。

“自由”是南社人笔下频繁出现的一个关键词。如高旭在《女子放歌》中指出，男权与政治专制共谋，使得女子“放弃责任被幽囚，好将参政权全收”。他希望能重新伸张政治权利，“复我自由”。[24](P.19)他认为自由对于国家和个人都异常重要，在《欲为我国民牺牲者其歌者》中说：“国不自由萎，人不自由惫。人权本天赋，失之堪深喟。”[27]在《题太炎先生〈驳康氏政见〉》中说：“宁为自由死，不作牛马生。男儿发大愿，公理终得明。”[28]在《海上大风潮起放歌》中说：“作人牛马不如死，漓淋血灌自由苗。”[18]在《题〈沈荩传〉用前韵》中说：“一斗自由血，倾翻锦囊里。”[29](P.37)

柳亚子在《岁暮抒怀》中说：“脑球遍树平权帜，耳界恍闻自由钟。”[19]在作于1904年2月的《除夕杂感》中又说：“艳李秾桃齐灿烂，春风初放自由花。”[30](P.19)在《放歌》中也有：“明明平等权，剥削无尽藏。”[17](P.3)南社人常常以新的理论视野来审视中国。比如，他们关注群己关系：“屈己以卫群，群己两发达。屈群以利己，群败己亦拔。”[31]这种“忧群”的背后，是对清王朝固守专制，以致损害了中国整体利益的批判。他们慨叹“神州恨”，柳亚子说：“咄咄长掩奴隶窟，行行何处自由乡。”[30](P.19)而高旭也说在中国大家都戴着面具，没有自由：“蒙假面具肆压力，人生莫说自由乐。”[32](P.608)

他们非常希望接受到最新的西方政治理论。高旭将之比喻为“墨花欧锦”，正是它们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墨花欧锦色鲜妍，尽把凡夫脑殿镌。发起大悲精进力，尽教法雨遍三千。”[14]对代表革命文化的“法雨”之向往溢于言表。他在1911年写给马君武的诗中说，觉得自己原先信奉的墨学不如欧西之学有实用性：“堪笑余往时，谬抱一宗旨。眼底与心头，历历子墨子。尚同兼爱尊侠风，到今依旧虚语耳。欧西政治谁最工？愿从先生究其理。孟、卢、边、陆今又陈，彼都学帜料更始。”[32](P.608)高旭希望马君武“归来高唱天风引”，显然认为马君武在西方学到的理论是更先进的，回来可以作为指导。这可以说明，他们通常是把西方对内部的自由、平等，当作值得追求的普遍价值来对待，希望促进中国政治朝着“公理”的方向改变。

第三，对西方的理解与接受，进一步影响到他们对中国岌岌可危的状况的归因。高旭在《觉民发刊词》中，描绘了全球视野中国家兴亡的巨大差异，提出了“国民之责”的问题：

试游于欧美之乡，吸自由之空气，撞独立之警钟，吊华盛顿、克林威尔与夫玛志尼、加富尔诸英雄，莫不豪兴勃勃；又试游于印、埃之故墟，则但见恒河之滔滔，雪山之高耸，以及尼罗河、金字塔之空存，则不禁索然思返，发黍离、麦秀之悲。无他，国之兴即国民之荣，亡即国民之辱。而其所以或兴或亡者，非国民之责而谁之责？[33]

高旭把国家的危亡归结为国民是否尽到责任，而柳亚子在《放歌》诗中，则针对中国的状况，提出专制政体与民气都要负责：

生我胡不辰，丁斯老大邦。仰面出门去，泪下何淋浪。听我前致辞，血气同感伤。上言专制酷，罗网重重强。人权既蹂躏，天演终沦亡。众生尚酣睡，民气苦不扬。豺狼方当道，燕雀犹处堂。天骄闯然入，踞我卧榻旁。瓜分与豆剖，横议声扬扬。世界大风潮，鬼泣神亦瞠。盘涡日已急，欲渡河无粱。沉沉四百州，尸冢遥相望。他人殖民地，何处为故乡？[17](P.3)

柳亚子在其中表现出双重批判的倾向。一方面批判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对内不能保障人权，对外不能抵御侵略，丧失了一切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批评民众没有形成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缺乏政治参与的精神。这正代表了后来的南社人在清末文化批判中两个显著的努力方向。针对清王朝问题，他们提出“排满”；针对民众问题，他们提倡“觉民”。这两个作为变革的命题的提出，同样证明了中西之间多重的“历史关联”的印迹存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事实上，南社知识人在清末是以一种复杂的态度对待西方思想与文化的。一方面他们以开放性的态度勇于接受和传播自由民主思想，开风气之先，呼唤中国变革；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放弃主体性的认知立场，警惕殖民主义的威胁，努力把革命派对国家与国民的复杂理解，更广泛地传递给更多的普通民众。正是这样一些中层知识者的宣传工作，图绘了一张具有更高的社会可见性的认知地图，也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普通人的情感结构。南社人以知识生产的形式很好地参与了中国在清末民初的文化转型。

[1][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M].索介然，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7.

[2]慈石(高燮).醒狮歌[N].政艺通报,1903-03-29.

[3]剑公(高旭).酬蒋观云[N].新民丛报,1902-08-04.

[4]汉剑(高旭).壮怀[N].警钟日报,1904-05-06.

[5]亚卢(柳亚子).郑成功传叙论[J].江苏,1903，(4).

[6]垂虹亭长(陈去病).《瓜种兰因》新剧弁言[N].警钟日报,1904-10-01.

[7][美]瑞贝卡(Rebecca Karl).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M].北京：三联书店，2008.

[8]高旭.新杂谣·华斗华[M]//高旭集.郭长海，金菊贞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9]慧云(高旭).羽衣女士撰《东欧女豪杰》中有七律两章，为和之[N].政艺通报,1904-05-15.

[10]马君武.译《哀希腊歌》小引[M]//莫世祥.马君武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11]天梅(高旭).钝根将回楚，索诗，成四章以应之；时湘中光复军大起，而为清军所败，遂大索党人，网罗益以严密矣，有志之士扼腕三叹[N].复报,1907-08-15.

[12]高旭.感韩人安重根事，次道非《见怀》诗韵[M]//高旭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