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春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编辑部，北京100101)

文学文体学是连接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桥梁。语言学的发展离不开文学，语言学需要大量的文学文本作为语料来进行研究，同时已经经历了语法分析阶段到篇章阶段的转变，这些都需要文学。同时文学的发展也离不开语言学，语言是文学的形式，语言的艺术性、主体性以及美学效果都是文学研究的永恒主题。语言理论的发展，为文学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工具，而文学通过对具体语篇的分析，也丰富和完善了语言学的篇章理论，促进了语言学和文学的共同的发展。系统功能理论对现代文体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Birch指出文体学应考虑文本的互相交叉现象，进行语言、语篇和文学的接面研究。［1］257

本文主要用前景化理论来分析张爱玲的作品《红玫瑰与白玫瑰》。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爱的故事:留洋回国的、做事有始有终有条有理且总是对的振保，对王士洪的风情万种的太太娇蕊想入非非，娇蕊为他付出了真爱并与丈夫王士洪离了婚，无情的振保却拒绝了娇蕊，并在母亲的撮合下娶了身材单薄的烟鹂，满足不了欲望的振保放浪形骸，一次偶然机会邂逅了娇蕊，振保却惊奇地发现已是中年妇女但仍坚信“爱到底是好的以后还是要爱”的娇蕊过得很幸福时，突然感到怅然若失失魂落魄。在红玫瑰与白玫瑰、爱情与婚姻、艳遇与圣洁前，张爱玲写出了男人选择的困境:是要“明月光”还是要“朱砂痣”?

《红玫瑰与白玫瑰》这篇小说别具匠心地使用偏离前景化手段，具有强烈的震撼力，为肉体和精神深受夫权压迫的女人们写下了一部心灵史。描写方法以及所产生的特定的艺术效果，为展开张爱玲的精美的世界打开一扇天窗。本文通过描述张爱玲在本篇小说中她所使用的前景化手段，为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和鉴赏文学文本的意义和艺术价值开拓一套分析的模式或方法。

一 前景化理论综述

布拉格结构主义学派穆卡洛夫斯基(Mukarovsky)、英国的利奇(Leech)和韩礼德(Halliday)等都对前景化概念进行了深刻的论述，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基本上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前景化理论，成为文体学重要的理论之一。

穆卡洛夫斯基(Mukarovsky)在《标准语言与诗歌语言》中指出，对诗歌来说，标准语是一个背景，是诗作出于美学目的借以表现其对语言构成的有意扭曲、亦即对标准语的规范的有意触犯的背景。诗的语言功能在于最大限度地把言辞“突出”。突出是“自动化”的反面，即是说，它是一种行为的反自动化。一种行为的自动化程度越高，受意识支配的成分就越少。［2］诗歌语言的功能在于最大限度的前景化。语言为了突出作者的表现意图，体现作者的风格，触犯常规规则，突出的使用非常规的规则，从而达到艺术目的的偏离。陌生化几乎等同于“新奇、出人意外、异乎寻常、不平常”，文学语言是陌生化之后的产物，“只要有形式的地方就有陌生化出现。”

韩礼德(Halliday)提出了对常规的偏离 (deviation from a norm)的概念，认为“突出”(prominence)是一个概括性术语，指语言显耀现象，语篇中的某些语言特征以某种方式凸露出来。前景化是对常规的偏离或变异。常规指的是约定俗成的语言现象或称为共核语言，变异是对常规或共核语言的违背和冒犯，偏离常规是为创造性地使用语言和突出作品的审美艺术价值和主题，前景化是对日常语言的陌生化。［3］

利奇(Leech)用聚合前景化和组合前景化来解释了前景化，也有称为性质的突出(qualitative foregrounding)和数量的突出 (quantitative foregrounding)的概念。组合前景化指在聚合轴上选择那些在正常情况下不予选择的语言项目，聚合前景化指在语言的线形序列的各个位置上反复选用已经出现过的语言项目。［4］前景化有性质上的和数量上的两种表现形式。为了作品的美学价值和主题意义而创造新词，给一个词注入新义，或将其用在不寻常的场合，或在句法上变出新花样，使用别出心裁的修辞手段，就是属于性质上的前景化;而过于频繁地重复使用一个音素、一个词或一种结构或过多使用长句或短句或者同义词，就属于数量上的前景化。质的变异主要表现为性质上的变化，量的变异主要表现在重复等数量上的变化。

前景化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突出主题，将有利于表现主题的元素从背景中突出出来，前景 (foreground)与背景(background)互为对立，前景是主体，是主题的承载者，是全局的焦点，背景起烘托和装饰作用。这实际上也是习惯化和陌生化的对立，习惯化指的是习惯了的，潜意识的，自动化了的，没有了新鲜感的。陌生化就是让那些习惯性的、已自动化了的获得新的感觉。也可以看作是是突出与衬托的对立，突出指的是作家通过各种语言手段使一个典型意象尽量比其他事物更与众不同，衬托指的是用反面的、有差别的事物作陪衬起到“烘云托月”的修辞效果。前景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共知与特殊感受的对立，是常规与偏离的对立，是一般与变异的对立，是自动化与陌生化的对立。前景化的表现就是突出，而文学的主要标志就是前景化。所以用前景化的理论来分析作家的风格，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 《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前景化分析

张爱玲是一位语言艺术家，擅长用各种方式表达思想和主题。在《红玫瑰和白玫瑰》中，她巧妙地利用前景化语言表达和深化了主题，在语音、语法、语义、书写、语篇等层面上都有偏离体现。

(一)选择与焦点聚焦化

文体风格是选择的结果，偏离常规的选择也能体现作者的风格。超乎寻常的选择，就能获得超乎寻常的效果，就能引人注目。选择说或者框定说为表现作者的风格提供了很好的基础。选择或者框定实际上就是一个突显的过程，作者选择一个事物，把这个事物放大或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和描写，从而使这个事物从众多的事物聚合体中突显出来，或者说从背景中突显出来，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风格体现的过程。

韩礼德(Haliday)认为在表达意义时，人们特意在系统网络中进行选择，在此基础上，选择就是意义。特纳(Turner)说，选择无所不在，是所有风格形成的基础。①转引自许力生《文体风格的现代透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选择理论的独特性作用可以用照相机的聚焦功能进行解释。聚焦的物理术语指的是控制一束光或粒子流，使其尽可能聚于一点的过程。聚焦的过程，就是陈述和选择的过程，陈述的过程就是镜头凝望的过程，聚焦一个事物，等于捕捉一个事物，呈现一个事物的世界，从而通过这种事物表达一种对世界的看法。聚焦在小说中就是聚焦某些意象，被聚焦的意象就是作者高度关注的意象。作者为什么要聚焦这个事物而不是那个事物，在这个选择和聚焦的过程中呈现了作者怎样的价值观和社会观以及审美取向?这实际上是叙述者对信息的过滤，过滤筛选的过程实际上就体现了作者的风格。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独特的意象选择是最能体现张爱玲风格的一个有效的手段。文学作品的重要价值在于它的突破性，在于标杆性的旗帜式的意象的树立。张爱玲在描写娇蕊等待振保的焦急的心情时是这样描述的:

她还带着点嘲笑的口气。“你知道么?每天我坐在这里等你回来，听着电梯工东工东慢慢开，上来，开过我们这层楼，一直开上去了，我就像把一颗心提了上去，放不下来。有时候，还没开到这层楼就停住了，我又像是半中间断了气。”［5］71

用生活中听电梯的感觉来表达等待爱情的感觉，这在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电梯的上、下和到位，分别代表着爱情的不同程度。电梯开得太过了，代表感情的热度过了，或者爱情已经结束了，所以心就永远牵挂，永远放不下来;电梯如果没有开到位，代表感情还没有达到相应的温度，可能会因为期盼而断了气。在这里，作者将抽象的对感情的等待写得可触可摸。

电梯的选择，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等待爱情的感受。自古以来有用比翼鸟、连理枝、并蒂莲、红豆、红叶、鸳鸯、春蚕到死丝方尽等来比喻爱情的，但还从来没有人选择电梯来表达爱情的心情的。独特意象的选择是最基本的认知结构，它们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基本经验，在人的概念域的映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来自生活身边的感受，可以将一些虚幻的感觉变得可听可视可闻可摸可触可感，写得栩栩如生，有声有色，给人印象深刻。日常生活是张爱玲创作的源泉和根，张爱玲对生活中小的事物有着一种特殊的偏好。在《公寓生活记趣》中，张爱玲喜欢看“电梯上升”。将感觉、感情进行生活化描写，是张爱玲的一大特色。

在《红玫瑰和白玫瑰》中，作者巧妙地用电梯来比喻爱情。语域的跨越超越了人们普通的想象空间，给人以新的感觉、新的体验。有人说“全世界只有一个张爱玲”，她看过的风月，她走过的小路，她住过的公寓，她爱过的痛楚，她触摸过的心跳，她流过的眼泪，她冷眼看过的世界……她太擅选择意味深长的意象，而且都是与人不同的。她的意象可以深入到灵魂的深处，她的所选择的标志性的意象的独特使人能够在众多的作品中一眼就能找到张氏的风格。

(二)偏离手段

对于作品来说，标识性的意象，标识性的人物，标识性的情景，就是一部作品的标识。对于艺术来说，突出表现的事物常常具有这些特征:形状奇特，人们对没有见过的稀奇古怪的东西会产生兴趣 形状会使构图生动活泼，从形式上先确定了画面的可读性;色彩突出，色彩会使分离出来的色彩有客观事物进行对比，对比的色彩越鲜明，效果就也越明显，对比越鲜明，显差越大，就越具有说服力。而这些都与所选择的前景化事物时所运用的独特语言分不开，这些会使这个意象具有代表性，成为作品中标志性意象，从而使作品成为旷世绝作。

1.字形的偏离

书写变异在英文中主要包括字母大小写的变化、特殊符号的使用等，在汉语中则常常利用汉字的字形来做文章。汉字是象形文字，汉字的结构、内涵、外延，体现了中国人对事物的认知、抽象、概括和综合，是人们对世界认知的物化。人们常常利用汉字的特点进行巧妙的构思，生动的想象，创造出很多关于汉字的趣闻。

张爱玲在《红玫瑰和白玫瑰》中，体现了她深厚的文化底蕴。王娇蕊写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故意将“蕊”写得零零落落，三个心写成了三个字，说明三个心房，可以住着不同的人，说明“娇蕊”是个花心的人。但是小说并没有仅仅将“蕊”的意思的阐释停留在此平面上，而是在随后的描写中，小说对这个三个心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

娇蕊对振保:“我的心是一所公寓房子。”振保问道:“可有空的房间招租呢?”并说:“我要住单幢的。”娇蕊道:“看你有本事拆了重盖!”并说:“你要的那所房子已经造好了。”振保写了一行字:“心居落成志喜。”［5］71这里用“空的房子”“公寓房子”“单幢”“重盖的”“造好的”“心居”等名词性词语以及“招租”“住”“拆”“要”“造”“落成”等动词，表明不同的房子类型表达了恋人之间感情的建立的过程。通过上下文关于“蕊”字的互文这种“前景化”的手法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新意，给读者以新鲜感。这种表达方式的运用在其他小说中极少出现。

2.代词的偏离

语言在现实的交际过程中离不开双方的心理因素。为了表达感情的需要，常常会出现代词偏离其常规用法的现象。

《红玫瑰和白玫瑰》巧妙地运用了“我们”与“他们”的偏离。振保称呼王士洪和娇蕊为“他们”，而王士洪则说“不许你叫我‘他们’!”因为“他们华侨，中国人的坏处也有，外国人的坏处也有。”这里“他们”和“我们”，反映了身份建构的过程。“我们”和“他们”的对立，实际上是“价值观的冲突”“文明的冲突”“民族的冲突”。“我们”指的是“中国人”，“他们”指的是“外国人”。振保把娇蕊当成了外国人，而娇蕊更愿意把自己当成中国人。从认知的角度来看，使用“他们”还是“我们”，反映了心理认知距离。“他们”反映的是“异己”的他者，“我们”反映的是“合我”的我们。异乡人是张爱玲小说中的永恒的主题，在这篇小说中，两个代词的不同，却反映了强烈的民族观和异乡人的视角。

3.“他”的偏离

代词所指的对象具有模糊性，需要在语篇的整体环境中才能找到其对应关系，同时代词“他”还具有篇章的衔接功能和指示功能。娇蕊最初喜欢振保，就巧妙地使用了代词的指代对象的模糊性特点，来增进与振保的感情。振保回家后听到娇蕊打电话对悌米说“在家里等一个男朋友”，并说“他是谁?不告诉你”。“男朋友”指称什么?“他”指称谁?是振保?还是悌米?是有歧义的。有人说暧昧是爱情的最大魅力所在。张爱玲就曾说不爱的爱情，永远不会变坏，所以，我们调情，我们暧昧，却永远不要相爱。在这里，张爱玲故意运用代词的模糊性，制造了暧昧性，挑逗了振保的情欲。“他”的指别是模糊的，表示人称代词的一种指称功能。这里充分地运用了代词指代的模糊性产生的歧义，既增强了振保的好奇心和挑战性，也挑起了振保的情欲。指称的对象随说话人、说话时间、说话地点而变，因此，指别是一种依赖语境的指称。何兆熊认为各个人称代词的所指和用法并不简单、明确，有时会出现一些从语义上看似乎是异常的现象，这些现象只能从语用的角度借助语境去解释。对代词对象的确定过程是消除偏离的过程。

4.词义的偏离

词义的表达包括常规性的词义和偏离的词义，当词表达的意思偏离了常规的表达，获得了新义以后，也会产生新奇的效果。这种对语言的偏离性赋予语言以生命。

在小说中，当振保提议要看电影时，振保问娇蕊:“你要脚做什么用的?”娇蕊答道:“追你的!”脚的作用，本来是用来走路的，现在变成了追求爱情的工具。这实际上是词义领域的跨越。

振保对好久不见的娇蕊说:“我以为你像糖似的化了去了!”娇蕊问道:“我有那么甜么?”振保放了胆子答说，“没尝过。”这实际上是一种通感隐喻。通感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现象，是用一种感官范畴的事物印象去表达另一感官范畴的事物印象，同时也是一种认知方式，受认知规律的制约。它是感官中的特征从低级感官映射到高级感官，从普及性强的概念映射到普及性弱的概念，它产生的心理基础是抽象的意象图示。

这种偏离通过语言的超常搭配，突破了语用规则，造成了意味深长的效果，词义使用域的扩展和变化，使人产生新鲜感。清新独特，耐人寻味，出人意料。这种偏离，利用了词义的多义性，以及选择的可能性，并且在选择过程中偏离了基本义而选择了非基本义，是一种对词义的部分偏离，从而使我们看到语言惊人的张力。

5.主体性(施事者)的偏离

主体性是叙事学中的重要的概念。主体性指的是主体自我争取和行使权利的能力。“人的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觉、自主、能动和创造的特性。”［6］施事者是语言学中的重要概念，指的是动作的发出者，“施事是动作动词组成的动核结构里动核所联系的主体(主事动元)。”［7］在《红玫瑰和白玫瑰》中有几处描写哭的地方，最初哭的主体都是女性，有娇蕊的哭，也有烟鹂的哭，而最终哭得最厉害的却是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振保在哭。这是对凡事都是对的凡事都可以把握住自己的振保的尖锐的讽刺，也是对男性主宰世界的一个尖锐的讽刺。

在小说中，娇蕊和烟鹂最初对于爱情和婚姻都是没有主体性，张爱玲曾说:“对于大多数的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但是在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以后，娇蕊和烟鹂的身上都凸显了争取人格独立，张扬婚姻恋爱的自由的主体性，她们作出决定并且努力实现自我。振保最初是生活的主宰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把握住生活，但是命运却与他开了个玩笑，最终面对红玫瑰变成“贤妻”，白玫瑰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振保失去了主体性。这种转变就决定了这篇小说的价值不仅只是解构，更具有建构的向度，即在解构男性霸权的同时确立了女性崭新的性别身份，寻找建构迥异于男性主体性的女性自我。

6.故事结构形式的偏离

小说中最大的偏离指的是语篇偏离。语篇偏离指的是大于语法的语篇中变异的偏离。在《红玫瑰和白玫瑰》整篇小说中，张爱玲实际上是实现了几个层面上的偏离。

一是经验层面和现实层面的偏离。小说中运用了现实层面对经验层面的偏离。经验层面的振保曾经有两段经历:第一个是巴黎的一个妓女，振保在她身上花了钱但还做不了她的主人使他有了最羞耻的经验;一个是初恋的女友，一名叫玫瑰的姑娘使他赢得了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的盛名。生活层面的振保经受不住红玫瑰的诱惑但却为了自己的名声放弃了这段感情。他无法忍受烟鹂毫无生气的肉体带给他的缺失，转而寻找其他的诱惑。这是生活层面对经验层面的偏离，从而产生了陌生化。

二是理想层面和现实层面的偏离。小说中运用了现实层面对理想层面的偏离。理想层面是对未来社会和自身发展的向往与追求。理想层面的振保的理想几乎体现了所有男人的梦想，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希望两者同时兼有。而现实版振保的状况是，曾经被抛弃的火热的情妇却变成了贤妻良母过着幸福的生活，娶回家的纯洁的妻却与别人偷情，生活对理想的彻底颠覆让振保惊叹不已，也对男性的刻板的理想社会进行了颠覆。这是现实层面对理想层面的偏离，从而产生了陌生化。

三是感觉层面与心理层面的偏离。小说用红玫瑰花和白玫瑰花与现实中的人物娇蕊和烟鹂做类比，植物“红玫瑰”花的艳丽、鲜红以及浪漫的气息和娇蕊的惊艳、吸引人以及现代的气质形成鲜明的映衬;植物“白玫瑰”花的单调、惨白以及没有生命力的气息和烟鹂的冰冷、古板以及毫无生机的气质形成了鲜明的映衬。这是两个不同领域的融合，婚姻爱情生活是属于人的生存层面的，是属于情感体验的，而“红玫瑰花”和“白玫瑰花”属于植物系列的，是属于视觉关注的层面的。这里将情感的层面的意象图式变异成感官层面用视觉来欣赏和感受，导致了“看”关涉到“感觉”层面的偏离，产生很强的陌生化，并打通了人的各种感官心智，完成了不同感觉的沟通，从而形成了两个空间的跨空间映射。

三 关于前景化的再思考

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为语体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广阔之路。语言学的系统性、科学性、准确性和可操作性，使以往文体学研究的经验化、直觉化、主观化得以重新被检验和形式化，语体学重新焕发了生机。情景化理论、功能语言学理论等对小说美学功能的描述和解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张爱玲是语言大师。傅雷曾评论张爱玲说: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就不免要重复他自己。在下意识中，技巧能像旁的本能一样时时骚动着，要求一显身手的机会，不问主人胸中有没有东西需要它表现。结果变成了文字游戏。其实，彻底的说，技巧也没有止境。一种题材，一种内容，需要一种特殊的技巧去适应。所以真正的艺术家，他的心灵探险史，往往就是和技巧的战斗史。［8］但是张爱玲用一支神笔，叙述了世俗中痴男怨女的一点痴心妄想。那些刻骨铭心的爱，那些撕心裂肺的痛，那些催肝裂胆的恨，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红玫瑰与白玫瑰》无论是主题还是表现形式都是对以往小说的颠覆，新鲜、深刻、过目不忘是张氏作品突显的风格。通过对《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前景化探索，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探索。

(一)关于前景化的语言常规问题

功能文体学并不能明确界定什么是语言常规。韩礼德本人认为，“没有一组在所有情况下都可以参照的可预料形式。”张德禄在解释语言的常规时也提到，“从常规的角度讲，语言中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常规。”［9］那么，作为对语言常规系统违反的前景化也就无法界定。虽然功能文体学提出在解读某一具体语篇时，可以将其跟同时期、同类型的其他语篇进行比较得出语言常规的界定，但这种比较方法太过偶然性、随意性，因为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参照语篇，从而得出不同的比较结果。而如果为了解读某一语篇中的前景化特征，去通览同时期同类型的所有其他语篇的话，又太过费时、费力，不具备操作性。因此，虽然前景化是对语言常规的系统违反，但解读前景化时却不能以语言常规为参照对象，需求助其他的参照。

但是张爱玲的作品除了与同时代的作家的风格表现不同之外，实际上她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是非常强调对照性的。张爱玲曾说:“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是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哀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10］在这篇小说中，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振保、娇蕊、烟鹂的前后生活是有对比的，振保和“杂种人”许太太的生活也是有对照的。鲜明的对比，是对“杂种人”以及男人的性别观的颠覆。

(二)关于情景化的实现效果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提出来能指和所指的概念，开创了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目前关于前景化的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语言表达形式上的偏离，而实际上，文学作品还可以在内容上形成偏离。换句话说前景化的实现效果，不仅可以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还可以通过作品的题材、情节、叙事视角、故事人物、心理图式等方面对文学常规以及一般性读者期待的偏离来实现。也就是说，在没有语言偏离的情况下，一部作品不仅可以通过语言的、艺术的，还可以通过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维度，达到新奇、惊人、与众不同、出人意料的效果。

(三)关于量的变异和质的变异

《红玫瑰与白玫瑰》除了上面论述的质的偏离以外，还有量的偏离。量的偏离主要表现在数字的重复上。小说的经典主题之一是关于“杂种人”生存状态的论述。为了表示“杂种人”生活的状态虚假，小说在短短的几段文字中，就出现很多表示“假”的意思的词语。在描写嫁了“杂种人”“英国得格外地道”的许太太地位可怜的生存状态时，就频繁地出现“老叫花子、像假发、淡蓝磁的假眼珠、凋凋地说着英语”等表示“假”的意思的词语，衬托出她没有地位生存可怜。许太太的生存状态就是振保生活一面镜子。在描写杂种姑娘艾许小姐的“紧张、疲倦、憔悴、无望”的地位时，连用了不大做声、窥视、忧愁、紧张、憔悴、疲倦与窥伺、充满着阴影、一无所有等词，强调了艾许小姐一无所有窘困的生活状态，反映了杂种人虚伪、自私、怯懦、委琐的一面。小说的另一个经典的主题是关于男人和女人。在小说中“男人”和“女人”出现的频率也很多。“女人”出现的频率为49次，“男人”出现的次数为24次，这些说明《红玫瑰和白玫瑰》探讨的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感、婚姻与主体性。另外小说中“妻子”11次、“丈夫”11次、“情妇”2次，“情夫”1次。这样，通过字词的量的重复，来突出作品的主题，这也是造成前景化语言的一种手段。

［1］Birch，D..Working Effects with Words——Whose Words?Stylistics and Reader Intertextuality［M］//R.Carter，P.Simpson.Language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An introductory reader.London:Unwin Hyman，1989.

［2］Mukarovsky，Jan.Standard Language and Poetic Language［C］//Zhu Gang.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3］Halliday，M.A.K..Linguistic Function and Literary Style:An Inquiry into the Language of William Golding’s The Inheritors［C］//S.Chatman.Literary Style:A Symposiu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4］Leech，Geoffrey N..Linguistics and the Figures of Rhetoric［C］//Fowler，Roger.Essays on Style and Language.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6.

［5］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M］//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6］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30～31.

［7］范晓.关于“施事”［J］.汉语学习，2008(2).

［8］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M］//傅雷文集(文学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189.

［9］张德禄.韩礼德功能文体学理论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1).

［10］张爱玲.自己的文章［M］//流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