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青云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旅游分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从来书道在吴兴
--------费新我艺术的文化生态和地域气质

马青云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旅游分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费新我先生的书法艺术具有强烈的开拓创新精神。他勇于探索，不断新我，把书法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费新我的艺术生命同样离不开他所生活的地域、社会和时代环境。湖州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江南文化的浓厚氛围孕育了费新我艺术的文化精神和气质。

费新我; 吴兴; 创新求变; 地域气质

一、吴兴文脉

章太炎的弟子、著名文史学者朱季海先生在1972年写了一首诗《赠费》。

铁门限破苦难应，

大字行书万口称。

岂但晓楼工写照，

从来书道在吴兴。

写这首诗的时候，费新我的书法已经蜚声书坛，特别是他的大字行书得到了众口一致的好评。以至于像古代寓居在湖州善琏的智永和尚一样，他家要用铁皮来包裹门槛，才能应付络绎不绝的求书之人。费新我像他的宗祖费丹旭(晓楼)一样，绘画水平也十分出色，人物、山水、花鸟样样皆精。这首诗中的“从来书道在吴兴”一句，更是揭示了费新我书法的文化渊源和地域气质。

地理环境、政教风俗、人才素质对书风和绘画流派的形成有显著作用。尤其在古代，在交通不便，交流较少的情况下，它们的作用更是明显。其中，地理环境对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影响力尤其巨大，中国美术史上从来都有“以地望名学”的传统，湖州有“湖州竹派”“吴兴画派”，还有以姓氏命名的“费(费丹旭)派”仕女，“吴(吴昌硕)派”艺术等。费新我的书法也被称为“费氏左书”。

湖州(三国始称吴兴，隋代始称湖州)从战国楚春申君黄歇置郡至今已有2 300年的历史。湖州位于浙江的北部，东接江苏苏州，西连安徽宣城，北与无锡隔太湖相望，南与杭州共天目山而比邻。元代诗人戴表元有《湖州》一诗赞美湖州：

山从天目成群来，水傍太湖分港流。

湖上清溪溪上山，人映清波波映楼。

交流四水抱城斜，散作千溪遍万家。

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

这首诗清晰地勾勒出了湖州山水兼备、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湖州是自然环境很优越的地区，气候温润，风和日丽，雨量充沛，地肥水美，是中国最富庶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也是文化积淀最为丰厚的人文渊薮。湖州山水清远、风光旖旎、人才辈出、群星璀璨，尤其是湖州的书画艺术，历代兴盛不衰。三国的曹不兴，南朝的张僧繇、贝义渊，唐代的朱审、徐表仁、高闲、沈传师，宋代的燕文贵、张先、赵孟坚，元代的赵孟頫、钱选、管道升、王蒙、赵雍，直至现代的吴昌硕、沈尹默，这些都是彪炳艺史的大家。还有与湖州结缘的王羲之和王献之(《吴兴帖》)父子、颜真卿(《湖州帖》)父子、杜牧、苏轼(《墨妙亭诗》)、黄庭坚、米芾(《苕溪诗帖》)等，都在湖州写下了书法的瑰丽篇章。

在费新我的艺术中，我们可以体味到浓郁的江南文化意味。无论是他的绘画，如《刺绣图》，吴地女子的娟秀气质，还是他的书法，草情隶情韵倍长，都具有江南的情怀。

别具魅力的江南地理空间，其人文环境所孕育的艺术趣味，千余年来始终吐纳着巨大的艺术能量，演绎着中国书画艺术的动人篇章。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江南地润无尘，人多精艺，三吴之迹，八绝之名，逸少右军，长康散骑，书画之所，其来尚矣。”三吴即东吴苏州、西吴湖州、中吴常州，八绝之一即指吴兴曹不兴的绘画。历史上几度文明南迁，如晋室迁至建康、宋廷迁到临安，迁去的不仅仅是一座王朝和一些才绝的名士，而是被整个民族认同的传承已久的斯文。宋以后的江南成了中国文化的重心，在书画艺术上形成了后人崇尚的“江左风流”。赵孟頫(吴兴)、文徴明(苏州)、董其昌(松江)等人无疑是江南文化的精英。他们江左流美的书风为费新我所深深契合，而赵孟頫则是费新我心追手摹的对象，病臂前的费书具有赵孟頫的娟秀流美。对江南先贤才艺的崇仰和厚蕴的地域书风的承传，促成了费新对传统主流文化的皈依。

到了元代，湖州书画艺术形成了第一个繁盛期。一部元代书画史，一半出湖州，因为元代湖州有钱选、赵孟頫、王蒙、管道昇、赵雍、赵奕、唐棣、姚廷美、夏文彦、陈绎曾(后二位为书画理论家)等书画大家。这当中，赵孟頫无疑是领军人物。他的书画理论与实践，影响了有元一代的整体发展，并对后世的书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黄公望、吴镇、倪瓒、鲜于柜、邓文原、张雨、虞集、朱德润、王渊、柯九思、俞和、康里子山、揭溪斯、李倜等，都受过赵孟頫的影响或亲授，私淑赵氏书画风格的更是不计其数。

近现代湖州更是一个书画发展的鼎盛期。在近代，特别是上海开埠以后，开放性的经济文化，西风东渐的时代潮流，使很多湖州人突破原先恪守的文化内涵，适应时代的发展。新的社会形势使地处太湖南侧的湖州区域优势更为明显。弦诵不绝、诗书传家的学脉之风，财富的文化转化，为学善思、刻苦勤奋的良好习惯，使湖州的书画艺术再一次勃发。

吴昌硕的影响是最巨大的。他的书画篆刻影响了整个近现代书画界。其湖州乡贤弟子就有王一亭、谭建丞、诸闻韵、诸乐三等。他们追随仿效，入吴出吴，各自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沈尹默、金城、沈迈士、费新我、潘韵等湖州书画家前呼后应、各呈异彩，共同谱写了湖州近现代书画的新篇章。而费新我则以他卓异的成就，被添列为以吴昌硕、沈尹默为代表的“湖州十家”。

在传统的社会环境中，文人始终与乡镇市邑休戚相关。他们的存在成了乡镇市邑文化高度的支撑。近代社会的动乱与变革，破坏了乡镇市邑文化的结构与土壤；都市文化、商业文化的崛起，吸引了湖州书画家麋集大都会。他们乘着夜航船来到咫尺之地的上海(吴昌硕、王一亭、沈尹默、诸闻韵、沈迈士、谭建丞、费新我)、杭州(诸乐三、诸闻韵、潘韵)、苏州(吴昌硕、费新我)，有的还千里迢迢远赴北京(金城、沈尹默、沈迈士)寻师访友，开创事业，并最终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他们乡音无改，乡情不变，都怀有浓郁的故乡情怀。费新我虽然在苏州生活多年，并终老姑苏，但他与湖州故乡依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每当乡亲来访，他总会兴奋不已，盛情款待，馈赠作品，浓浓乡思溢于言表。他也常常回乡省亲，引导、熏陶家乡的书画后辈。

这种对故乡文脉血缘的认同，在其他书画家身上也表现得很强烈。对出生在陕西定远的沈尹默来说，吴兴仅仅是他的故籍而已，但他仍以吴兴人自居，与湖州的文人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与朱彊村、周梦坡、俞澄寰、沈迈士等人切磋书艺，唱酬应和；加入了湖州旅沪书画家的同人组织“清远艺社”；常去贵州路陈英士纪念堂与同乡书画家交流。新中国成立后，他重返故里，举办书法展，关心湖州文化发展并悉心指导晚辈，创作多描绘吴兴，抒发对故乡感情的书画。他留下遗愿，将在“文革”中劫火余存的作品捐赠故乡。此事未果。费新我却为故乡双林作了精心的安排，留下了100多件书画精品。这些书画精品成为“费新我艺术馆”建馆的必备资源。

湖州双林庆苑“费廊”的一篇题辞《吴兴人文文物》，道出了费新我对地域传统文化底蕴的感言：

吴兴：水木明瑟，鱼蔬群盈。

有三碑遗泽，丹旭先型。

有孟頫管姬，韵事留芬。

更有名世湖笔，特品裱绫。

吴兴，我的摇篮，我的褓裙。

这就是费新我对吴兴文脉的理性认同与感情皈依。

费新我在古稀之年书名大振，实质是名至实归。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也不能排斥许多机缘的巧合，其中就包括江南的传统、古浙西的文化圈、吴兴的文脉援引等对其的影响力。

二、创新求变

湖州是湖笔之乡，对书法格外重视。历史上的文人，往往把书法看成是“余事”“雕虫小技”“雅事”。然而，赵孟頫一开始就把书法看作是自己毕生的大事，日写万字，以书入画，以复古来维护华夏文化的正统地位。书法可以作为一个人的事业，书法家可以用一生的精力去侍奉它，甚至可以放下士大夫的架子，用书法来谋生。郭绍虞评价沈尹默：“有些研究学术的人，在他稍有成就之后，往往轻视书法，看作余事。但是先生不然，我觉得先生的书道是一面挺立高举的辉煌的大旗。他尽管可以说是学者，但与一般埋头钻研的学者不同，始终没有轻视或小视书法的思想。他决不会在诗词方面有些成就，而小视书法。假如说书法是小技，那么他就是从小技发展到大成的。一生论定，他毕竟还是以书法为主，始终没有游移过。”[1](P2)这种观念上的觉醒，虽然有民主意识和时代潮流的因素，但是根底上与湖州书法的固有观念暗通款曲。

赵孟頫在儒学、诗文、音乐、绘画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其对书法用功最勤，用力也最深，因此他的书法成就也最大。他的绘画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书法的功力。他把书法上的成就运用到绘画笔墨上，自然形成了一种前人(无论是院体还是文人画家)所没有的时代意趣和表现力。他认为画石要像草书，画木要如篆书，画竹要似隶书。这种以书入画的观念和实践，使中国的艺术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绘画创作就是书法，至于画得象不象，画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就不重要了。中国的艺术就是书法，在这一点上，后来吴昌硕的“金石水墨大写意”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吴昌硕以金石入印入书再入画，以最传统的艺术因素和审美理想塑造崭新的艺术风格和风气，创造了一个中国书画的金石时代。吴昌硕在赵孟頫的基础上，又把中国艺术推进了一大步。所以，朱季海先生的一句“从来书道在吴兴”，是极具深意的，书法可以作为道，贯通一切艺术。

费新我作为吴兴人，在这一方面似乎有本能的自觉。从大姐费柳英教他写字，到吴鞠如私塾的开笔、蓉湖书院的学帖，再到上海商行的练字，直到后来学习西画，他始终没有放弃用毛笔写字练字。书法伴随了他的一生。

费新我虽然自觉无法追及赵孟頫、吴昌硕等湖州前贤的文采风流和艺术成就，但凭着湖州人的敏锐、聪慧和别才，以及在艺术上的创新意识、别出心裁、锐意求变，他思考得最多也最深入的问题是书法的大章法、整体感，亦即“分行布白”。

费新我深知绘画是重视章法的。他认为，既然书法分布也叫章法，那两者就有相通之处。绘画的章法可以由作者自由发挥，变化多端，但是，“书法一篇，总得一字一字一行一行把内容挨次写出来，写完再落款，这就有了局限性。再如匾额、对联，其局限性更大，这和绘画的章法就不可通了……我之想以画入书，还有是从国画之有写意画得到启迪的。认为作画既可以不重物形而写其意，有何不可以取画之意来入书呢？于是，试写虚虚实实，开开扰拢，也用些干湿浓淡之杂凑，以‘骨法用笔’来‘经营位置’。有些点画不是帖上碑上照搬而来，而是采用一些画画的笔意。久之，也有人说我有了画意了。”[2](P215)

这种以画入书的创新求变，主要体现在章法中的整体艺术效果。费老弟子张海先生有深入到位的分析：“他的行书一般横画较为厚重，而竖画较为柔婉。厚重的横画使字体具有较强的张力，如鸟之展翅将飞，而柔婉的竖画又恰恰避免了呆立的板滞。这二者的结合，使他的字整体上略呈扁势且具有极强的动感。综观他的行草书，几乎没有一个字是默然静立的，而且字与字之间的呼应关系特别巧妙和谐，俯仰偃塞，顾盼生姿，如五百罗汉，姿态各有不同，且通篇又极为和谐。”[2](P217)

这种艺术效果就是费新我所追求的绘画原理：变化而统一，对比而调和，参差而平衡。他说：“这三个都是先制造矛盾，然后解决矛盾。就是初似失常，但都有制约。也就是，随意变幻中有个整体感。”[3](第3版)这种在“随意变幻中有个整体感”的自觉处理，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效果，强化了作品形式对审美视觉的冲击力，具备了书法的现代性。

李刚田先生在《费新我书法的现代性》一文中指出：“费新我先生在研究、取法历代经典书法中，不但关心经典作品中的传承性，关心其内在的韵味与技法的规定性；同时，他非常关心技法与形式的表现力，作品的审美感染力。对古代作品中表现性的关系，实际上是站在当代人的立场，从现代艺术的视角去关心、研究、取法、变化传统的经典；解脱传统文人士大夫审美观的局限，以当代的、艺术家的立场去指点千古，这是费新我的过人之处。”[4](P43)这种在艺术上师古出古，推陈出新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与湖州书画前贤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赵孟頫在异族入侵的动荡历史时期，主动担起了继承传统精华的责任，借传统的复古精神与南宋幽暗、靡弱的院体画风背道而驰，走上了一条绘画艺术上不蹈虚揖影的踏踏实实的传承民族传统文明之路。吴昌硕的艺术风貎和精神内涵，也是传统文化在那个时代融通、求变和超越所导致的结果。而费新我书法创作所处的时代，已开始摆脱旧模式的束缚和惯性发展，在观念、形式、技法上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费新我在书法创作中表现出了一种不同于古也不同于今的新特质。他的书法思想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今天，即使我们用书法的展厅效应去衡量，他的作品还是能为我们提供丰富的创作资源的。

三、融入时代

湖州自宋以来经济发达，商业繁荣，而活跃的经济则是开拓、进取精神产生的必要条件。特别是近代，上海开埠以后，开放的经济文化，西风东渐的历史潮流，使很多人改变了原来的生活轨迹，也突破了原先恪守的传统文人的内涵，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湖州书画家走出去的很多，有走向海外的，如沈铨(南苹)。雍正年间，沈铨携弟子受聘东派日本，传授画艺，创“南苹画派”，对日本绘画影响很大。嘉道年间的费丹旭(晓楼)，是晚清重要的人物画家，画名颇盛，一生卖画于江浙两省，学之者、宗之者甚众，时有“费派”之称。他的仕女笔法松秀，设色素淡，形神韶秀，格调清雅。他既是费新我的先祖，又是费新我取法的对象。其代表作《刺绣图》就是受费派的直接影响。

近现代湖州更是书画界人才辈出的时期，书画艺术与经济、日常生活有了更密切的关系。许多书画家走出湖州到上海、苏州、杭州发展，成为书画界的精英。比如苏州，就寓居着许多湖州书画家，如吴云、杨岘、沈秉成、沈瑞琳、俞樾、吴昌硕等。

费新我生活的城市都在太湖流城，长江三角洲中心区域内。苏州、湖州都是江南的中心城市，所依托的就是太湖、运河等重要水系。上海则更是凭借时代风云和浩瀚东海而最后兴起并胜出的国际大都市。近现代上海的文化底色，主要是由江浙文化所造就的。从湖州双林到上海、苏州，费新我的艺术生命与长三角中心城市的变迁相关联。他不但得到苏浙两地文化底蕴的熏陶，还得到了博大精深的江南人文艺术氛围的滋养。他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命运的趋向，以湖州人独特的敏锐思维与历史感触，以及他自己在各个时代的人生经验，将地域文化的传统底蕴与自身的勤奋努力相结合，终于在新时代中脱颖而出。

费新我中年以后定居苏州。苏州与吴兴同是吴文化的渊源之地。在苏州的生活经历和艺术实践，使他拓展和深化了原有的吴兴文化资源。

苏州作为吴文化的中心区域，也有十分深厚的书画艺术积淀。吴门书派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和强烈的艺术风格。比如三国时张弘的“飞白书”和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唐代是吴门书法的第一次高潮，出现了陆柬之、孙过庭、张旭、陆希声等一批匡世大家。他们创造性地推动了中国书法的发展。在明代，则出现了以祝允明、文徵明、王宠为代表的地方性流派----吴门书派，还有徐有贞、刘珏、沈周、李应桢、唐寅、徐祯卿、陈淳、吴宽、文彭、王穉登、周天球、董其昌等重要书家，呈现出“天下法书归吾吴”(王世贞《艺苑卮言》)的繁盛局面。这一时期的吴门书家，“原始二王，追美文敏”(周天球语，见中田勇次郎、傅申合编的《欧美收藏中国书法名迹集·明清篇》)，承元代吴兴赵孟頫书风之绪，直追魏晋二王古风，并以全新的眼光审视书法精神，追求独到的体悟和把握，取法多变，独领风骚，形成了秀雅遒劲的一代新风。在清末碑学盛兴、帖学不废的时代，苏州书坛出现了杨沂孙、翁同龢、吴大澂、姚孟起、王同愈、叶昌炽，以及长期寓居苏州的俞樾、杨岘、吴昌硕等湖州籍书画大家，引领了时代潮流，形成了苏州书法的第三次高潮。这一高潮的势头一直延伸至现代，萧退庵、吴湖帆、祝嘉、费新我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费新我的书法活动主要在20世纪中后期，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费新我则成为吴门书派的杰出殿军。

苏州与吴兴都是吴文化的中心，历史上的“吴中”指的就是苏州和吴兴。苏湖两地一衣带水，唇齿相依，文化气质相同，在艺术的传承上也趋向一致。高尚的品格、深湛的学养、好学的精神、扎实的传统功夫、大胆的创新意识等等，是费新我艺术体现出来的气质，也熔铸了苏湖两地的文化精髓。这种江南文化生态中滋生出来的风姿绰约的品格，为中华文化及书法艺术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从“从来书道在吴兴”这一视角看，费新我并不受地域限制，他生前身后所涉及的地域和所产生的影响，早已超越了一时一地。但是，如果我们不把他放在“吴兴”这个江南地域文化氛围中，只单纯从艺术史、书法史的角度去认识他，似乎缺乏了许多东西，无法深刻理解费新我艺术所代表和彰显的文化精神力量。

[1] 郭绍虞.沈尹默先生书法集序[Z]//.上海市书法家协会.沈尹默书法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

[2] 费新我.谈分布[M]//.上海书画出版社.网格技法篇·二十世纪书法研究丛书.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

[3] 张 海,西中文.艺海有创意 岁月常新我----论费新我的书法艺术[N].书法导报,1997-05-07(3).

[4] 李刚田.费新我书法的现代性[C]//.苏州市政协文史工会,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费新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3.

CalligraphyOriginatedfromWuxingandStillRemains--------Cultural Ecology and Regional Charateristics of Fei Xinwo’s Art

MA Qing-yun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Tourism, Hu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College, Huzhou 313000, China)

Fei Xinwo’s calligraphy art has a strong spirit of innovation. He has enough courage to explore something new and never stops surpassing himself. That’s why he pushes calligraphy to a new level. His artistic life cannot be so successful without his life region, society and era. Huzhou’s rich cultural heritag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Jiangnan atmosphere breeds Fei Xinwo’s art cultural spirit and character.

Fei Xinwo; Wuxing; innovation and chang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2013-11-05

本文系2013年度浙江省社科联社科普及重点课题《倾墨如雨----费新我的人生和艺术》(13ZD20)的阶段性成果。

马青云(1955-)，男，浙江湖州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书画评论与书画创作研究。

J29; G127

A

1672-2388(2014)02-00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