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严勇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上海200240)

一、问题的提出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同时还是一位热心社会事务的思想家。他发表了大量关于宗教、教育、和平、民族以及社会主义等方面的论著，也有不计其数的通信讨论这些问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爱因斯坦就积极投身于促进世界和平的事业之中，“战争与和平”是他思考得最多、发表言论最多的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政府”是爱因斯坦在和平问题上思考与宣传的重点。

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世界政府”早就是许多学者的梦想。从14世纪早期的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到17、18世纪法国神父圣—皮埃尔(Abbe de Saint-Pirre)，再到19世纪美国反战活动家莱德(William Ladd)，等等，很多人都提出了类似的思想［1］3-21。在古代东方的印度和中国，世界政府的思想更是源远流长。但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世界政府到20世纪才真正进入到普通民众的视野当中。从1944年到1950年，人们对世界政府的可能性的讨论达到了鼎盛时期。当时，学者、政治家们都为世界政府奔走呼号，希望世界政府的力量强大到足以使人们从核恐惧之中摆脱出来。曾经是1940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与民主党的罗斯福(Roosevelt)共同竞选总统的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在1943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一个世界》(One World)的著作，极力呼吁世界合作。该书连续4个月位于《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一共销售了200万册［2］。当时人们对世界政府思想之关注，可见一斑。因此，在1940年代的美国，人们无论是翻杂志、听广播，还是看新闻，随处可见关于世界政府的宣传。同时，世界政府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学者们围绕相关问题发表了大量论著。

在世界政府思想的众多支持者与宣传者当中，爱因斯坦可能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位，他甚至被认为是二战后世界政府运动的一位领导人物。那么，爱因斯坦提出了哪些重要思想?他关于世界政府的构想为何没有实现?我们应该如何来认识爱因斯坦的世界政府思想?本文试图对爱因斯坦的世界政府思想与行动作出较为全面的梳理与分析，以加深我们对这位“世纪伟人”的认识。

二、爱因斯坦对世界政府的构想

爱因斯坦对世界政府的设想涉及许多方面，其观点散见于他从1945年至1955逝世这十年间的言论与通信中。虽然爱因斯坦在许多场合都论及这个话题，但他的思想基本上保持一致，没有明显的变化。总的来说，他对世界政府的设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

第一，世界政府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唯一手段，必须尽快建立，以防止大规模战争。1945年9月，也就是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之后约一个月，爱因斯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指出:“文明和人类获救的唯一希望在于创建一个世界政府，将各国的安全建立在法律上。只要主权国家继续保持各自的武装和武器秘密，新的世界大战就是无法避免的。”［3］3在爱因斯坦看来，文明若要生存下去，必须尽快成立世界政府。世界政府的建立不能以缓慢、渐进的过程来完成，因为世界各国向战争推进的力量不可阻挡，最终会导致战争，而战争中威力巨大的原子弹可能将全人类都化为尘埃。

爱因斯坦多次强调建立世界政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比如，1946年5月29日，爱因斯坦通过无线电向在芝加哥举行的“争取世界联邦政府学生大会”发表演讲时指出:“现在可用的进攻性的武器在突然的总毁灭中不会给地球留下一块净土。我们要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就在于创立一个能够运用司法裁决来解决各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的世界政府。”［4］255

第二，世界政府建立的方法与步骤。世界政府最重要的手段是控制世界各大国的武器，如何实现这一点呢?爱因斯坦设想，首先由各主要军事大国互相检查进攻性武器和装备的现状，消除彼此的恐惧和不信任心理;其次是加强各国间军事、科学和技术人员的交流，把各国武器一步步转变成国际性的军事力量，征召并训练国际部队。同时，由军事大国为国际安全组织和国际法庭起草一份宪章，规定对各成员国的裁判权和其他权限，并确定建立和维持这两个机构的选举方法［3］33。

在世界政府成立的过程中，大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爱因斯坦看来，首先要在大国之间达成初步协议，因为这样相对比较容易。美国是专心于政治艺术和政治科学的西方文明的继承人，也是最大的军事、经济强国，这种强国地位意味着必须担当起重大责任，也就是要起到带头作用［3］175。世界政府需要苏联的参与，对于苏联如何参加的问题，爱因斯坦建议采取灵活的方式。首先应该以最大的诚意邀请苏联及其盟国参加，如果争取不到苏联的支持，别的国家也应当单独行动起来，建立一个局部性的世界政府。最重要的是，要使这个局部性的世界政府非常强大，并且一切会议都容许非成员国政府的观察员列席。只要苏联相信世界政府最终是要建立起来的，自然就会改变态度。爱因斯坦还乐观地估计，在世界政府里，不同组织部分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差别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纠纷主要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别引起的［4］280-281。

第三，联合国与世界政府的关系。联合国虽然是一个极为重要而且极其有用的机构，但联合国在防止战争、原子能控制等问题上没有取得显著进展，它只能是一个走向最终目标的过渡性组织，而最终的目标就是建立世界政府［4］277。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加强联合国的威信，使其向世界政府过渡:首先要扩大联合国的权力，使安理会以及另外一切机构都服从于它。其次，修改联合国代表的产生办法，让联合国的代表由人民直接选举，直接对选民负责，而不是由政府委派，使代表有更多的信守自己良心的自由。爱因斯坦强调，只有联合国的代表不再由政府指派，而是由人民直接选出，联合国才能发展成为世界政府［3］237。再次，联合国大会应当在整个危急的过渡时期中一直持续开会，从而取得主动权，对各种危险情况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措施［4］279。

在爱因斯坦看来，把联合国转变成世界政府是可能的，而且是一种最自然的做法，不过这是一种与建立一个全新组织类似的根本性的转变。在转变联合国功能的过程中，一项重大的任务落在了小国的身上。它们不应再做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主要大国的卫星国，而是应当携起手来，成为独立的中间力量，坚决反对任何把联合国沦为大国争权夺利的工具的企图［3］234。在改革联合国，绝不应该受任何一个大国的控制，所有的努力必须保持中立性。

第四，世界政府需要拥有强大的军事权力。爱因斯坦认为，世界政府应对一切军事事务拥有裁决权;并且，它还需要另外唯一的一种权力，这就是有权对少数人压迫多数人、从而导致战争的不稳定局面的国家进行干涉。也就是说，世界政府需要拥有军事垄断权［3］18。世界政府应该掌握所有的进攻性武器。热爱和平的国家与个人，都应该赞同把一切军事力量集中到世界政府手中，放弃把武力作为保卫自身利益、反对别国的手段［3］53。而且，世界政府应该拥有一支建立在法律之上的国际警察部队，只有它才能给世界带来安全。

第五，建立世界政府的艰难性与可能产生的问题。面对许多人对世界政府的质疑，爱因斯坦一直没有动摇他的坚定信念。他认为，在面对人类毁灭的危险面前，我们必须作出大胆的尝试。而且，只要人们的决心足够大，不可能也可以变成可能。不过，爱因斯坦对建立世界政府的艰难性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要先通过教育、宣传等形式唤起民众的觉悟与认识，通过文化交流、经济合作等形式建立起国家之间的信任;要通过教育使民众认识到原子弹的危害性，使世界人民、特别是几个主要大国的人民确信，只有建立起超国家组织，才能保证世界和平。通过多方面的宣传活动，在所有重要国家中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迫使政府放弃某些主权，从而向世界政府靠拢［3］325。文化是世界和解的一个基础，要加强不同文化团体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文化和经济方面的相互援助，只有这样才能重建起信任感［4］349。

世界政府也可能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也不能保护人类免遭专制，它的目的是保护人类免遭毁灭［3］16。世界政府的一切决定并不都是正确的，但由于军事技术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一个不像样的世界政府总要比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好［3］153-154。

三、失败原因

尽管爱因斯坦在世界政府运动中投入了无数精力，倾注了大量心血，但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甚至连能够给他一点安慰的阶段性胜利也没有，这使得爱因斯坦逐渐对政治感到失望。那么，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这场运动没有取得成功呢?从不同的角度看，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从爱因斯坦的角度来说，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国际形势的发展与变化，美苏两国官方的漠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正当爱因斯坦等人积极为世界政府奔走呼号之时，世界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早就拉开了帷幕。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标志着冷战的开始。自此，苏联与美国之间开始了长期对峙，双方在政治、军事、文化等许多方面都处于对抗状态，根本不可能像爱因斯坦所期望的那样，两国能够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世界政府的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显然都担心对方利用世界政府来加强自身的力量，因而双方都用“集权主义”“专制”等术语来描述世界政府可能采用的政治制度［5］4。

由于爱因斯坦多次强调苏联在世界政府中的重要性，鉴于爱因斯坦的国际声望，以苏联科学院院长为首的四位苏联科学家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公开信，反对他的世界政府观念，认为爱因斯坦已走上一条错误和危险的道路。苏联科学家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代表了苏联官方的意见。爱因斯坦很快给予回应，详细解释了自己的立场［4］282-295。同时，在大多数美国政府官员眼里，爱因斯坦的世界政府思想是幼稚可笑的，这也是一种针对他的最常见的批评。

美苏两个大国的对抗以及对超国家组织的漠视，使得世界政府成立的希望日渐渺茫，许多人最初高涨的热情逐渐冷却下来，积极参与世界政府运动的著名人士逐渐把注意力转向其他事务，认真讨论世界政府思想的学者也越来越少，这是导致这场运动最终在20世纪50年代慢慢沉寂下来的主要原因。

第二，原子能科学家应急委员会内部的分歧与经费问题。在爱因斯坦为创立世界政府而付出的各种努力中，他在原子能科学家应急委员会(Emergency Committee of Atomic Scientists，简称ECAS)中的工作占有重要的地位。1946年5月，由一批著名的科学家组成的ECAS成立，爱因斯坦亲自担任主席。爱因斯坦积极参与领导委员会的工作，出席理事会，与执行秘书商谈，作出重要决策，等等，ECAS的工作也成为爱因斯坦社会活动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是，ECAS理事会运转状况并不理想，大家对一些问题经常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比如对联合国的态度问题、工作重点、经费应用问题，等等。事实上，对于世界政府的主张，爱因斯坦远比大多数ECAS的成员坚定，有一部分成员对世界政府思想是摇摆不定的。爱因斯坦曾经悲叹:“如果我们自身都不能形成一致意见，我们又如何使忐忑不安的美国人民放心呢?”［6］101951年11月，由于内部的分裂和观点的分歧，ECAS正式解散。

经费问题也是ECAS运转困难的障碍之一。1946年5月23日和24日，爱因斯坦向数百名著名科学家发出了募捐电报，许多报刊进行了转载，包括5月25日的《纽约时报》。五月电报的募捐获得了6万元的捐款，而且，通过询问电报的接受者，请他们提供可能愿意捐款的人员名单，ECAS发出了更多的募捐信。在随后的15个月里，总共发出了355000份募捐信，募得322 000美元。最终，爱因斯坦在两年内为ECAS募得超过50万美元的捐款，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其他类似组织的募捐所得，但离预定目标100万还相距甚远［7］。

第三，公众对世界政府的关注度下降。二战结束后，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最有效地防止再次发生世界大战。1945年3月进行的关于“世界政府”的调查表明，有8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加入拥有维护世界和平之权力的国际组织，83%的受访者认为加入这样的国际组织是非常重要的［8］497。可见，当时人们对世界政府的期望是很高的，对相关的宣传与思想自然是相当关注的。但是，普通民众通常是很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国际形势的变化，许多人感觉世界政府成立的希望越来越小，也不太关注相关的宣传报道了。1953年9月，美国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关于“对世界组织的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对防止战争已经竭尽全力;只有11%的人认为应该着手把联合国改革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其中每一个国家都成为世界政府的一个州，就像组成美国的不同的州那样［9］。对比数据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众对世界政府关注度与信心明显下降。爱因斯坦领导的ECAS成立之初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希望发起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使公众认识到世界政府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但是，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也可以说ECAS对公众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

还有一些历史背景也值得注意。1946年夏天，美国军方在比基尼(Bikini)岛进行了战后首批核试验。人们发现，原子弹的破坏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厉害，于是，公众放松了对核战争的恐惧。在观看了系列试验的第一次爆炸之后，有人报告说，下一场战争好像也不会太糟糕。在1946年7月26日至8月1日之间进行的调查显示，有53%的人认为近期进行的核试验比想象的破坏力要小，只有18%的人认为破坏力比想象的要大［8］595。同时，甚至有人用核威慑的方式来回应对核战争巨大破坏力的恐惧，就像托马斯(Norman Thomas)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害怕报复，那么最好的防御不是解除武装，而是科学地武装［6］9。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爱因斯坦宣传的世界政府思想显然就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了。如果说爱因斯坦对世界政府思想的宣传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可能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

第四，爱因斯坦并不擅长政治斗争。有人把爱因斯坦与亚当斯(Jane Addams)等人一起，列为20世纪美国的“和平英雄”之一。但是，爱因斯坦坚定地反对战争、坚持世界政府的思想，并不是从他的政治哲学和学术理论中认真研究得到的结果，而主要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应［10］122-146。在爱因斯坦看来，政治比物理学复杂得多，所以他并不愿意过多地参与政治活动。1945年12月10日，在纽约诺贝尔纪念宴会上，爱因斯坦说:“我们战后世界的景象是不光明的。就我们这些物理学家来说，我们既不是政客，而且也绝不愿意干预政治。但我们知道一些为政客所不知道的事……形势要求我们勇敢的行动，要求根本改变我们的整个态度，改变全部政治的概念。”［4］242-243

虽然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影响广泛而深刻，但他的包括世界政府在内的政治思想影响力则比较有限。爱因斯坦对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思想准备，他的身边也没有长期坚定的支持者，更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所以，爱因斯坦的世界政府思想主要在他睿智的大脑里闪光，难以走向社会现实。更何况，作为一位著名的科学家，科学研究仍然占据着他的主要精力。虽然爱因斯坦对政治非常感兴趣，也颇为投入，但在他的生活中，科学研究仍然是第一位的。而且，在参与原子能国际控制运动的科学家当中，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跟爱因斯坦一样，大多数科学家都不擅长政治斗争。更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家并不愿意成为政治家，他们更倾向于做说客和宣传人员。大多数科学家在面对全新的政治领域时，不愿意担负起领导职责，来告诉别人应该如何去做。少数具有领导能力的科学家已经成了美国政府的顾问，不可能来从事世界政府的领导工作［11］529-533。

四、分析与评价

第一，爱因斯坦世界政府思想的渊源。爱因斯坦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为世界政府而奔走呼号，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世界和平，防止大规模战争的发生。爱因斯坦对战争的忧虑主要是源于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也跟他与原子弹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虽然他从未从事过与制造原子弹有关的研究工作，但他很清楚，他的科学研究为原子弹的研制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他于1939年写给罗斯福总统建议研制原子弹的信，更让他内心充满自责。

爱因斯坦对世界政府的偏好与他的政治哲学理念是完全一致的。他热爱和平、民主，希望全世界人民和睦相处，而这些思想主要源于犹太传统和一些哲学家的著作。爱因斯坦对犹太人对社会正义的追求给予高度评价，并一直以自己是一位犹太人而自豪，即使在遭受一些迫害之后仍然保持深厚的民族感情。另外，爱因斯坦的政治哲学与康德的政治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爱因斯坦13岁就开始阅读康德的著作，大学期间专门选修了“康德哲学”课程，康德对爱因斯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康德倡导为了维护和平而建立若干国家的联合体，每一个邻近的民族都可以自由参加，他称之为“各民族的永久性的联合大会”［12］350。这跟爱因斯坦的世界政府的设想是非常类似的。爱因斯坦之所以热爱和平、坚持自己世界政府的思想，其精神动力还在于他热爱生命的本能感情。1929年，爱因斯坦在接受《基督教世纪》编辑访谈时说:“我的和平主义是一种本能的感情，这种感情支配着我，屠杀另外的人的想法对我来说是令人憎恶的。”［13］139

第二，爱因斯坦设想的简单性与理想性。爱因斯坦为了创立世界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他积极参加各种会议，在他认可的各种宣言上签名，耐心地回答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人群的提问。他亲自担任原子能科学家应急委员会的主席，积极参加委员会的各项工作。他还注重通过言论影响普通民众，强调加强对公众的教育从而唤起他们的觉悟的重要性，同时，他也通过各种努力去影响社会上层人物，包括政治家，即使碰壁仍不气馁。

虽然爱因斯坦有许多具体的行动，但是跟一些理论家相比，他关于世界政府的设想并不是系统的，也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爱因斯坦设想的世界政府本质上是一个军事机构，主要负责国际安全。但是，要想让主权国家放弃部分主权，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权力，谈何容易?当时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敌对状态，很难从根本上予以消除。即使赞成爱因斯坦的世界政府思想的人，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大多也是三心二意，很少有人像爱因斯坦那样意志坚定。另外，要想唤起民众的觉悟，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更何况，爱因斯坦对世界政府的设想也缺乏可操作性，比如通过直接选举来产生代表，确实是很难实现的。

爱因斯坦也认识到，单单靠理性的力量还不足以建立一个世界政府。他指出:“争取‘法治基础上的和平’运动，除非聚集起一种宗教运动的力量和热情，否则就很难有成功的希望……我认为原子科学家已经相信，他们不能单用逻辑来唤起美国人民认清原子时代的真理。必须加上深挚的感情力量，这也就是宗教的基本成分。”［4］276爱因斯坦的见解固然是深刻的，他本人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但要激发起人们热爱世界政府的精神力量，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不可能的，要普通民众做到这一点就更困难了。有多少人能够达到爱因斯坦那样的思想境界呢?

第三，爱因斯坦的统一性思想。虽然爱因斯坦热心社会活动，关心人类的命运，但他主要是一位科学家，而不是一位政治家，他在科学研究中形成的一些信念极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社会哲学思想。虽然不同的学者对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思想有不同的认识，但他的科学哲学思想中的统一性思想是显而易见的。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再到后来的统一场论研究，统一性思想对爱因斯坦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是清晰可见的。可能正是在科学上的成功，特别是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的成功，使得爱因斯坦对统一性思想深信不疑，这种坚定的信念甚至影响了爱因斯坦的社会哲学思想。

从某种程度上说，统一性思想在爱因斯坦的社会哲学思想中的表现就是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在爱因斯坦看来，国际主义意味着国家之间的合理性的关系、民族之间的健全联合和理解、在不干涉任何民族特殊习俗的情况下为相互推进而彼此合作［13］72。爱因斯坦用自己的言行表明，他总是站在全世界和全人类的立场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处处为人类的长远利益、根本福祉和终极价值着想，憧憬建立一个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世界秩序和美好社会［14］228。作为一位科学家，拥有这样的胸怀是伟大的。而且，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联合是相对容易的。但是，要让各国政治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本国的利益，像爱因斯坦那样去追求世界政府，显然并不容易做到。

第四，爱因斯坦世界政府思想的历史地位。虽然爱因斯坦不是世界政府思想的首创者和系统阐述者，但他注定要作为世界政府的积极倡导者与宣传者而名垂青史。发人深省的是，在爱因斯坦最后未完成的手稿中，最后几句话仍然是在为没有实现世界政府的理想而叹息:“没有一个处于负责地位的政治家敢于采取超国家安全这条唯一能提供一点和平希望的路线，因为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遵循这样一条路线，就等于政治上自杀。政治激情一旦被煽动了起来，就会逼着它的受骗者……”［4］389

虽然爱因斯坦没有实现他的世界政府的愿望，不过，数十年过去了，他担心的原子战争至今没有爆发，也可以说爱因斯坦等人对原子战争的危害性的宣传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凭借他巨大的声望，爱因斯坦生前对世界政府的宣传毕竟还是影响了一些人，他的思想已经在许多人的心里扎下了根。爱因斯坦逝世之后，他签署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引起很大反响，后来罗素(Bertrand Russell)等人发起的帕格沃什运动为世界核裁军与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足以告慰爱因斯坦的在天之灵了。时至今日，在许多论述世界政府和20世纪和平运动的著作中，经常出现爱因斯坦的名字，也足以说明他在学术界的影响之大。虽然一些政治家认为爱因斯坦关于世界政府的思想是幼稚的，但更多的学者认为他思考的问题是严峻的，思维是极其理性的。

五、余论:世界政府与全球治理

冷战结束之后，伴随着形形色色的全球性问题的涌现，世界政府的思想又重新活跃起来，许多学者围绕这个话题发表了大量的论著。有的学者认为世界政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取的［15］134;有的学者认为世界政府是不可避免的［16］。虽然世界各国的经济、种族、宗教等各方面的差异仍然存在，这些差异使得走向世界政府之路困难重重，并不比爱因斯坦的时代来得轻松，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这一理想。

不过，相对于爱因斯坦主张的世界政府思想而言，现在学者们更多的是主张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这一理念。我国学者对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也非常关注，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有的高校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相对于如火如荼的全球治理研究而言，爱因斯坦时代的世界政府运动几乎无人问津。其实，从理论渊源看，世界政府思想是全球治理理论的重要来源之一。深入挖掘爱因斯坦等人倡导的世界政府思想，对于当前我们理解全球治理有着积极的意义。倡导全球治理的学者，还可以从世界政府运动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美国西伊利诺伊大学教授尤克(James Yunker)认为，政府所做的事就是管理，“没有政府的管理”就像是“没有腿的行走”或者“没有车的驾驶”［5］265。因此，只有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的存在，才能推进全球治理的稳步发展，否则全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纸上谈兵。

当然，爱因斯坦主张世界政府的出发点主要是世界和平与人类生存，当时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参与了这场运动;而当前倡导全球治理的主要是社会科学家，他们从经济发展、国际关系与全球性问题等角度进行论证。尽管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深入探讨爱因斯坦的世界政府思想，进而全面回顾这场世界政府运动，仍然有着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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