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磊，陈 炜

（1.呼伦贝尔学院 旅游管理与地理科学学院，内蒙古 呼伦贝尔 021008； 2.桂林理工大学 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藏传佛教文化资源历史源远长久，正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旅游者。在这样的条件下，对呼伦贝尔所蕴含的藏传佛教文化资源的旅游文化价值进行深度挖掘是可行的。从旅游业的发展角度看，随着旅游活动的不断丰富，旅游者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对社会文化品位的进一步提升，文化旅游业逐渐进入大众旅游视野，藏传佛教文化资源与旅游业的结合发展，为呼伦贝尔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藏传佛教文化资源的开发开辟了新的途径。藏传佛教在呼伦贝尔的传播和发展，使藏传文化旅游资源的内涵和文化价值更加深厚，藏传佛教文化资源的旅游文化价值在呼伦贝尔主要是以巴尔虎蒙古族文化、布里亚特蒙古族文化为依托，体现在藏传佛教建筑、雕塑、音乐等文化艺术形式中，影响着蒙古族及其它少数民族民众的精神层面——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

近些年来，国内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宗教文化资源的旅游文化价值，例如，李刚在 《宗教文化——重要的旅游资源》中论述了宗教文化所蕴含的旅游文化价值，进而强调其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1]；范能船最早研究了佛教文化与旅游的关系，从宏观角度论述了中国佛教文化独特的资源魅力和旅游价值[2]；朱桂凤的 《旅游业与佛教文化关系新探》认为旅游业推动了佛教的复兴和发展，并赋予了佛教文化一些新的文化内涵和新的现象[3]；周松柏认为，佛教寺院是佛教旅游的朝圣对象，具有很高的旅游开发价值，作为佛教文化物化形式的佛教寺院，往往表现出某一民族文化综合载体的显著特点。具有各种不同旅游需求的游客，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以实现他在旅游时的娱乐消遣目的[4]。本文通过对呼伦贝尔藏传佛教文化资源旅游文化价值的理解和欣赏，使旅游者不仅能学到大量的宗教文化知识，同时还可以了解到呼伦贝尔巴尔虎蒙古族、布里亚特蒙古族等少数民族部落的政治、经济、文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延续和发展状况，使旅游者对本地区独特历史背景有深切地感触，对旅游者更高层次的旅游需求予以满足。由此而获得对旅游文化价值的理解与认同。

一、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通过了解和欣赏呼伦贝尔藏传佛教文化资源，旅游者不仅能学到大量的宗教文化知识，同时还可以了解到呼伦贝尔巴尔虎蒙古族、布里亚特蒙古族等少数民族部落的政治、经济、文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延续和发展状况，使旅游者对本地区独特历史背景有深切地感触，对旅游者更高层次的旅游需求予以满足。旅游者对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探求不仅仅体现在与自然美景的渴求上，而且还包括对藏传佛教如何成为马背民族——蒙古族的主体宗教信仰这样的人文关怀上，要满足这些探求的欲望，就需要旅游者对呼伦贝尔藏传佛教建筑、雕塑、音乐、节庆等文化有较深层次地理解，这种对文化的理解往往体现在对呼伦贝尔藏传佛教历史发展进程中发生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出现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关注上。这些传统文化观念正是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重古”、“重人”现象。

藏传佛教在呼伦贝尔已经传播和发展了280余年，是随着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族牧民迁入呼伦贝尔草原传入、传播的。清朝雍正十年（1732年），厄鲁特蒙古人由阿尔泰山一带迁来呼伦贝尔草原时带着喇嘛，起初在哈拉哈河一带游牧，后在伊敏河沿岸定居，自建一个旗（今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苏木），下设两个佐，每佐都建有一座喇嘛庙。1755年——1790年间又迁来一批厄鲁特蒙古人，信奉藏传佛教者达到2 950人左右。雍正十二年（1734），从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自愿迁来巴尔虎蒙古人2 984人。巴尔虎人信奉喇嘛教，迁移时带来157名喇嘛（其中有7名格楞，为首的格楞叫丹增），定居于哈拉哈河东岸、乌尔逊河、呼伦湖两岸、克鲁伦河下游两岸及海拉尔河下游两岸，编为两翼八旗。1784年甘珠尔庙（寿宁寺）建成。1922年，居住在额尔古纳河至贝加尔湖一带草原上的布里亚特蒙古人700多人自愿迁入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地区，此后又有许多布里亚特人不断迁入，至1929年已达3 000人，编为1个旗8个苏木·布里亚特蒙古人信奉藏传佛教，迁入后即开始宗教活动，建立喇嘛庙。自18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近200年间，是呼伦贝尔藏传佛教传入、传播，以至达到鼎盛的时期。其活动地域为呼伦贝尔草原。信奉的人群主要为蒙古族牧民。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藏传佛教寺庙、佛教塑像、佛塔、经书、祭祀仪式等，正反映出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蒙古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厚重的历史以及藏传佛教在呼伦贝尔厚重的发展历史，满足了旅游者 “重古”的文化需求。

由于呼伦贝尔的藏传佛教寺庙多是在清朝统治者的支持下建立的，例如乾隆皇帝题名的 “甘珠尔庙”，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全面动工修建，至1784年完成主庙和其它主要附属建筑物的建设。次年，乾隆皇帝亲题 “寿宁寺”之匾命名。因此地曾收藏传佛教重要典籍、藏文大藏经的重要组成部分——《甘珠尔经》，故僧众和信徒又称之为 “甘珠尔庙”。当时面积仅为1 000平方米左右，后经嘉庆、道光、咸丰等年代续建，直至1930年建成桑吉德木络姆庙，此寺庙群才最后形成。甘珠尔庙占地面积约两公顷。共建有11座庙宇、4座庙仓，总建筑面积为2 500平方米左右。主要建筑物有索克钦庙（亦称索克钦大殿）、占巴庙、汗庙、却伊拉庙、格色尔庙、农乃庙，索克钦仓、农乃仓、婆格仓、却伊拉仓，格根住宅。另外还建有喇嘛住的伽蓝（即僧人住宅或园林）100多间，蒙古包多顶。当时草原上的喇嘛号称4 000之众，其中住庙者约400人。庙内供奉佛像共1 257尊，纯金、纯银佛像佛具折445千两，有经、典、律、论等典籍3 000余册。庙正门上端悬挂雕刻的 “寿宁寺”大牌匾，匾文为蒙、藏、满、汉四种文字，匾左下角刻有皇帝玉玺图章[5]。2008年，为了使其恢复历史风貌，展现藏传佛教的寺庙风格，严格按照藏传佛教建筑样式的要求，将甘珠尔庙各佛殿的佛像更换成铜质佛像，对庙内不符合藏传佛教传承教规和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结构的部分进行拆除后重建。虽然现今甘珠尔庙已不现往日的辉煌，但是由于在历史沿革中这段光辉的发展史，它仍然吸引着喇嘛教信徒以及旅游者纷纷前来上香供佛、朝拜观光。因此，统治者的参与使一些景点和地域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黄金地带，这种现象充分体现在旅游者的传统文化观念中。呼伦贝尔的很多藏传佛教寺庙不仅显得非常尊贵，而且由于这些寺庙的建立都有清朝皇帝的参与，更加显得尊贵异常。这些文化现象极大地满足了旅游者“重人”的文化需求。

二、为旅游者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是当今世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也是全人类关注的重要问题。藏传佛教的思想体系中，不乏积极的生态思想，这些思想可以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无疑都有利于生态保护。在呼伦贝尔，自然与人文、地貌景观与生物景观、藏传佛教与民俗，互衬互补，自然融合，形成了一种虚实远近的效果，这些效果体现在山与水、佛与俗等方面，使动与静结合起来，互相渗透，进而深化了藏传佛教文化资源的内涵，提升了资源的品位，显现了资源的价值。

近些年来，在对藏传佛教文化资源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方面，梁景之、秦永章认为，藏传佛教是藏族传统文化遗产的有机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体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原生态性，为了保持它的原生态性，就必须在利用开发的同时，坚持以保护为主的原则，走生态旅游的新路子[6]。本文以本地区蒙古族的自然崇拜为研究对象，以此来阐述呼伦贝尔藏传佛教文化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蒙古族对自然界崇拜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对蒙古族所居住地区的山水崇拜。蒙古族普遍认为有神灵存在于自然界当中，遍布高山峻岭、大江大河，蒙古族对大自然祭祀的对象主要包括神山、神河和神泉，神山是指草原所依附的连绵起伏的群山，神河是指蒙古族生活长期依赖的大江大湖，神泉是指冬夏都不断流且甘之如饴的泉水。

山水崇拜是蒙古族自然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族认为高山峻岭、大江大河都有神灵存在。蒙古人把自己居住区域内的雄伟险峻的山称为神山，晶莹碧透的江湖称为神河，冬夏长流的泉为神泉来祭祀。蒙古族认为风条雨顺、人丁安详都是由神山、神河、神泉里面的自然界神灵给予他们的。因此对自然界神灵的祭祀和膜拜已经成为了蒙古族日常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观念和仪式深深地刻在蒙古族心里，把交鸿运等吉祥愿望往往寄托在对山水神灵的祭拜上，祭祀的主要仪式是对山水神灵焚香诵经。蒙古族心中最重要的神山就是不儿罕合勒敦山，远在12世纪末，蒙古族先祖成吉思汗被蔑儿乞惕部落追捕时，隐藏于不儿罕合勒敦山才得救。从此成吉思汗的子孙世世代代祭祀不儿罕山直至今天。神山、神河、神泉的观念和强化了本地区民族的环境意识，增强了蒙古族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主动性，这样就使得本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得到较好的保护。蒙古族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有许多的相通之处。

在现今工业城市污染和快节奏生活方式的压力下，许多旅游者为了摆脱紧张、压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纷纷来到大自然之中，在呼吸着新鲜空气的同时，整个身心都会融入到大自然中去。这样，人们就能深刻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同时也会更深刻地认识到藏传佛教崇尚自然的思想，对蒙古族树立良好的环境意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具有较高的审美艺术价值和教育科研价值

呼伦贝尔的藏传佛教文化资源以其独特的造型、材质、形态、风格让旅游者观赏到不同风格、不同特色、精致生动的外在表现形态；可以与国内其它著名宗教建筑中的同类建筑物、雕塑相媲美，是珍贵的艺术瑰宝。至今仍饱含和散发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为旅游者提供多种美感享受，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旅游者在观赏游览呼伦贝尔的藏传佛教文化资源时，易于被它们独特的意象性、含蓄性审美特征带入一种化实境为虚境、融形式于意蕴的至高艺术境界。以呼伦贝尔的藏传佛教寺庙为例，在呼伦贝尔，藏传佛教寺庙的建筑样式分为藏式、蒙式、汉式三种。藏式庙殿主要是方形或长方形的建筑物，平房平顶，顶盖无瓦，墙壁很厚，外涂白灰或红颜色，门窗齐整，多为高大的楼房。殿顶中央装饰着金属制造的宝塔。四角陪衬着 “扎姆散”（塔形幢皤之类）；蒙古包式庙殿甚少，木架支撑，顶部有窗，外部用大片毛毡围裹，留出包门，多为圆形，大小不一；汉式建筑主要体现在殿堂上，雕梁画栋，砖瓦砌筑，盘龙庙脊，四厦伸张。各种建筑样式在空间上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例如达尔吉林寺，是呼伦贝尔民族风情园的主体景观之一。坐落在海拔698.7米的呼伦贝尔敖宝山上，主体建筑风格是汉藏结合式，建筑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外装金色琉璃瓦，白墙，红柱，台阶为汉白玉大理石和白色花岗岩，路面为仿石艺术砖。这种巧妙的建筑样式，连同寺内色彩艳丽的彩绘雕像，产生强烈的艺术美感，极大地激发旅游者的审美需求。再例如旁边的慈积金刚塔，建筑海拔744.7米，是由塔基、塔身、相轮、刹顶组成，有九层，塔高88.888米，塔基由汉白玉大理石砌筑三级多边形莲花座台阶，外喷金黄色氟碳漆。顶端为刹顶，由日、月和宝瓶构成，其造型美观，设计独特，既可以与达尔吉林寺交相辉映、又能单独成景，已成为呼伦贝尔市重要的地标之一。可见，呼伦贝尔藏传佛教文化资源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能多方满足旅游者的审美需求，给旅游者提供了广阔的审美空间，实现其审美心理过程、审美体验中所谓 “理解”的最高境界。

呼伦贝尔的每一座藏传佛教寺庙都是一座规模或大或小的艺术馆、博物馆、图书馆。在这些寺庙当中收藏着大量的文物，这些文物完整地体现了藏传佛教在呼伦贝尔的发展历史，为旅游者了解呼伦贝尔藏传佛教文化的发展历史提供了最好的史料。例如，甘珠尔庙收藏的 《甘珠尔经》，分为8大类，即经（佛语）、律（戒律）、论（伦理、哲理）、典（章典）、历（历算）、祭（祭祀、纪念）、乐（音乐、诗歌）、医（医学、医药），这些宝贵的经书可以使旅游者不仅使旅游者审美的享受，而且还能获得与藏传佛教有关的艺术、历史、医学等诸多知识。

四、满足旅游者求异的需求

旅游者 “求异”心理需求的满足往往是宗教文化资源旅游开发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也是高层次文化旅游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7]。旅游者猎奇求异心理的满足往往是通过宗教活动的开展而实现的。

宗教旅游之所以能够成为旅游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它满足了旅游者 “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形式。各种宗教活动的开展，能满足旅游者猎奇求异的心理[8]。呼伦贝尔的藏传佛教文化在其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显得更加神秘和复杂，这是因为萨满教等原始宗教与藏传佛教在呼伦贝尔历史发展进程中实现了融合和交汇；大批旅游者对藏传佛教的宗教活动和仪式等文化现象非常的陌生，好奇心理的驱使使旅游者 “求异”的需求更加的强烈[9]。

甘珠尔庙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都要举行盛大的法会。这些法会集中在每年的七八月份。例如七月二十二日举行的 “桑吉德莫洛木”法会，会期7天，诵 “桑吉德莫洛木”经。法会中对学塾中的优良塾生进行考试，授以 “嘎布吉”或 “占兰巴”学位，每次2名。八月初七至十五举行的祈愿会，各分庙喇嘛均聚集于索克钦庙诵经。会中，格色尔庙祭祀 “格色尔”，诵经一日，供羊、乳制品等[10]。如今，甘珠尔庙的法会活动依旧吸引着广大信徒和旅游者的关注。2009年8月24日，复建的甘珠尔庙大殿开光及秋季大法会隆重举行，内蒙古自治区民委副主任、宗教局局长秦蒙、北京雍和宫住持图不丹仁波切、内蒙古自治区佛教协会会长贾拉森仁波切、大昭寺住持赵九九出席开光仪式，并为新建白塔安置宝瓶奠基。这次开光仪式和法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者和当地附近的群众千余人。藏传佛教的神秘性对于旅游者来说吸引力极强，在虔诚庄严的气氛中，信教者和旅游者都走上前去烧香、磕头，请求活佛赐予祝福。

在敖包祭祀过程中，也存在着大量的藏传佛教法事活动。2008年农历七月初三（公历8月3日）举行了由新巴尔虎左旗担任主祭，新巴尔虎左旗与右旗合祭的大型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活动。主持敖包祭祀仪式的僧人主要来自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甘珠尔庙和阿尔山庙。只有少部分来自新巴尔虎右旗西庙。诵经队伍共由12名僧人组成，其中两名僧人是 “塔嘿勒其喇嘛”，主要负责摆放供品和祭祀事物。其余10名僧人按照身份、等级排成两排，诵敖包祭祀经文。当地牧民穿着节日盛装与众多旅游者一起从四面八方自发地聚集在宝格德乌拉山脚下，男人们登上山顶祭祀敖包，女人围着大山转三圈进行祭祀活动。随着呼伦贝尔旅游业的发展，为方便女性游客及信徒，在宝格德乌拉山西脉的山峰上，专门搭建了一座 “妇女敖包”，形状与主敖包相似，体积比主敖包小很多，是一座单独的敖包，没有敖包群。建立“妇女敖包”以来，仍有许多虔诚的女性信徒和游客，依照传统的习俗，围绕宝格德乌拉山转三圈，以示对山神崇拜之心。

一个以藏传佛教文化资源的旅游文化价值为中心，有具备与自然景观相协调的旅游热线，只要以正确的手段合理地开发，不断培养出新的文化旅游精品，逐步地加以完善，就可以不断满足旅游者日益增长的旅游文化诉求。

[1]李刚.宗教文化——重要的旅游资源[J].天府新论，1990，（1）：31－34.

[2]范能船.佛教文化、中国文化、旅游[J].旅游学刊，1990，（4）：52－55.

[3]朱桂凤.旅游业与佛教文化关系新探[J].学术交流，1999，（2）：212－214.

[4]周松柏.贵州佛教寺院旅游价值述评[J].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1）：39－41.

[5]程道宏，徐占江等.呼伦贝尔盟志[M].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6：2324－2325.

[6]梁景之，秦永章.传承、保护和利用——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现代走向[J].西藏大学学报，2002，（2）：67－72.

[7]颜亚玉.宗教旅游论析[J].厦门大学学报，2000，（3）：68.

[8]王亚欣.藏传佛教文化的旅游价值探析[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5，（1）：17－21.

[9]崔宁.通辽市藏传佛教文化旅游价值研究[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23－26.

[10]红梅.蒙古族敖包祭祀诵经音乐中的藏传佛教蒙古化因素——以呼伦贝尔市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仪式为个案[J].世界宗教文化，2011，（5）：7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