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玉

（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政党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不断演化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居于国家政治生活核心地位的政党是当今绝大多数国家不可或缺的组织，是现代政治生活的重要支柱，是公民及其他利益组织与国家之间的桥梁，是国家权力的轴心、国家与社会之间矛盾的“缓冲带”。美国政治学者李普塞特将政党称作“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认为政党在执政后，主要表现为“冲突的力量”，获得执政地位的党，主要体现为“整合的工具”，属于“整合导向型的党”[1]。在本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执政党发挥着诸多政治功能，社会整合是其重要功能之一，也是执政党必须履行的基本职责。在特定制度框架下运作的执政党能否很好地履行自身职能，特别是社会整合职能，关系到其执政基础的巩固与否，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与否。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当前面临着来自组织分化、利益主体多样化、意识形态多元化及民族关系摩擦等方面的挑战。强化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成为整合利益冲突、解决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增强其执政合法性、建立强大执政基础、实现党的执政目标、提高其执政能力的重要保障，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当坚持以利益整合为核心地位，强化社会整合的组织保障、政治保障和文化保障，并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力量，更好地发挥其整合功能，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一、坚持将利益整合作为执政党社会整合的核心价值，切实维护好人民的利益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它们的利益有关。”[2]在改革的推动下，我国的社会转型仍在进行，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也随之在改变。这要求中国共产党履行执政职能的过程中，坚持把维护人民利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执政党社会整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既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又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通过改革发展为人民群众造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执政党社会整合职能的履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使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社会改革的成果。

（二）重点处理改革过程中的利益调整问题

我国正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前进。在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过程中，要求执政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及时研究和解决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统筹兼顾、综合配套、协调推进，妥善处理改革引起的利益关系调整，合理补偿相关方面的利益损失，使改革兼顾各方面利益、照顾各方面关切。当前，特别要处理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解决好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抓好就业再就业工作，解决民生之本；做好社会保障工作，控制好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当出现利益冲突时，要通过以法律调解、行政调解为主的利益冲突调解机制来解决，而尽量避免冲突扩大化和尖锐化。

二、以执政党的组织建设为社会整合提供组织保障

中国共产党拥有规模庞大的组织网络。这些组织结构合理，制度化程度较高，组织能力强大，社会整合有效性强。

（一）组织网络建设是执政党进行社会整合最有力的保障

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结构在纵向上是一个由中央、地方与基层组成的金字塔型的组织体系，权力集中在中央，地方与基层党组织是中央组织的纵向延伸；在横向上，中央、地方与基层组织都设有相应的辅助机构，由这些机构履行党组织的事务性功能。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各级权力机关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这些机构主要包括各级政府、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和军队，由中国共产党对这些机构在纵向和横向上实行政治领导。组织网络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整合最有力的整合机制。

（二）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要依赖党员的先进性

党员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中最基本的要素，党的社会整合功能能否有效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通过提高党员的自身修养和素质来增强党整合社会的能力，为广大民众谋利益。在社会转轨过程中，更是通过加强廉政建设，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监督。在新时期，通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实现了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人民群众、促进各项工作的目标，使广大党员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减少社会矛盾纠纷与利益冲突。也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民，使执政党在整合社会矛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完备的组织制度是执政党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

任何组织的有序、高效运作都要以完备的制度为依托，中国共产党的功能发挥也要依靠其建立的组织制度：一是作为组织制度核心的民主集中制；二是规范机构运作和党员行为的法定程序和规则的基本制度，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选举制度、党的干部制度和党内生活制度；三是维持各级组织日常工作的具体工作制度，包括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等。中国共产党的这些组织制度是党的组织网络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制度保证。

三、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执政党社会整合提供政治保障

在锐意推进各方面改革的今天，社会整合模式的更新理应成为执政党执政水平提高的重要表现。面对新的经济形态，我们应当适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政治整合机制。中国共产党应充分发挥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作用，通过以下几方面来促进政治整合机制的优化。

（一）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妥善处理党政关系

社会整合结构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政治体系，而政治体系中党政关系的处理会直接影响到社会整合的实现。一般而言，政府和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反向关系。在中国政治社会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之下，政党必然承担着社会整合的主要责任。为防止出现以党代政的状况，需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国家机关的关系，必须在实际工作中遵循党章和宪法所确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必须明确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主要表现为：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现代政治的基本逻辑之一是权力法定，规范的党政关系也必须遵循这一点。党的意志应当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党组织应当支持各级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权。为了避免随意性，确保国家机关依法履行其职责，我们应当通过具体、规范、操作性强的法制来进一步明确“党”与“政”各自的职能范围，尽早实现党政关系的制度化，应当制定党向行政机关提出政策建议和人事建议的具体可行的法律法规，把党与国家机关的权力分工以制度的形式明确固定下来。

（二）以民主法治为前提，建立规范、顺畅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运行机制

民主与法治是宪政的核心价值。为不同社会阶层参与国家治理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是民主与法治的重要任务。“民主问题和利益问题有着天然的、同在的联系，民主本身就是追求利益平等的产物和实现机制。”[3]民主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意味着人民的利益能够在国家的政治生活里得到充分的表达。在中国，人民民主的实现要以党内民主为先导。因此，要推进我国的民主进程，必须强化党内民主。在我国，党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领导力量，只有其自身是民主的，才能使党员和党员所在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要求得到恰当的表达，才能完成民主政治的任务，避免导致权力集中愈演愈烈，最终形成与人民利益相悖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党内民主不但对自身的活力，而且对推动和带动社会民主，增强整合社会的向心力，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4]。

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保障。法制的健全有利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表达与利益聚合机制的建立，从而为社会整合机制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在立法活动中应当充分发挥领导作用。一方面，要引导科学立法，扩大民主参与，强化利益表达，建立起更加科学、合理的立法程序，加强立法监督，使得所制定的法律能够真正反映和平衡不同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及时进行法律法规的废、改、立，以此来克服法律的滞后性，确保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

（三）加快司法体制改革，为调解利益冲突提供司法保障

资源是利益的载体。资源具有稀缺性，为了防止和处理人们在追逐资源的过程中的冲突，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各种行为规范。在各种行为规范体系里，法律是最为稳定和有效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公意的表达，更重要的是它有着一个完善而有力的实现机制。这个机制主要是指司法体制。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有着很多弊端，比如，法院行政化、地方保护主义等等。这些严重损害了我国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因此，我们应当尽快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司法体制，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创设良好的司法环境。

四、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为执政党社会整合提供思想文化基础

意识形态是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和途径，与社会变化紧密结合的意识形态是社会整合得以实现的思想文化基础。诺斯认为，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团体和旧团体的忠诚拥护[5]。基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需要更加重视意识形态的建设，不断以新的理论充实意识形态的内容。在当前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社会意识形态应随实践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扩大其包容性，增强其内涵底蕴，以融合其他思想体系的文明价值，为社会整合提供思想文化的支持。这种扩大化了的意识形态能够对社会变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消除人们的误解，将利益冲突和社会不平等现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与限度之内。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把个体联结为社会的力量，并不是卢梭所说的理性契约，也不是斯宾塞所说的满足个人利益的自由竞争，而是一种被称为“集体意识”或“集体良心”的统一社会的一般公民的共同信仰和情操，是社会成员在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上的一致性。而这种共同的信仰和情操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现。因而，为了整合社会，执政党必须建立起意识形态的信仰体系，引导社会成员对社会主流思想，特别是价值取向保持某种程度的认同。一是要确立社会共同理想和共同价值观。社会共同理想和共同价值观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要有效地整合社会，应当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加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构建以爱国守法、奉献进取、公平诚信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二是要确立并坚持社会主导价值观。社会价值观是复杂的、多元的，然而，“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同一社会虽然可以有多个层次多元并存的思想价值体系，但国家层面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意识形态应当是共同的、一元的。”[6]因而，任何社会都有其社会主导价值观。现阶段，我们应当确立和巩固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有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导价值观，发挥其在价值观体系中的主导作用。三是要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社会转型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重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要形成以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体系和以守法诚信、公平竞争为基础的公共行为准则。

五、充分发挥社会自我调解作用，为执政党社会整合提供助力

社会自我调解是指不通过国家上层建筑，而是通过民间组织、公民个人自我调解利益冲突的方式。民间组织指由民间设立，介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从事社会公益和互益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其形式包括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等非营利组织。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民间非营利组织，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有重要作用。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需要发达的非政府组织。这是随着社会组织化程度日益提高，国家与社会同构现象日益消除，社会独立性日益增强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7]。

（一）民间组织的社会整合价值

民间组织作为凝聚民众、沟通和平衡民间社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重要力量，可以加快中国行政改革的进程，实现政府宏观、间接、多元管理的目标，具有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缺陷或政府失灵、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整合社会利益冲突的功能。民间组织能把各种分散的社会力量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一方面减轻国家负担，另一方面使社会更具凝聚力和向心力。通过民间组织来调解社会成员的利益冲突，就可以缓和或避免社会与国家上层建筑的直接冲突及由此而导致的政治非稳定。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家应当采取鼓励政策，建立和发展各种民间组织和各种群众性组织，使其在社会政治整合中发挥应有的功能。

民间组织作为利益表达和沟通的渠道，在性质上与政党不同，两者之间不形成组织隶属关系，其功能存在某种程度的互补性。政党可以通过对民间组织的引导与控制，提高自己的地位和作用。执政党只要积极探索与这些组织协调、合作的途径，就有更多机会实现社会整合。这其中的关键是要改革控制和引导的方式，让这些组织按照自身的规律性，自主地发挥作用。

（二）正确引导和规范民间组织，促成其健康有序地发展

我国民间组织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总体看来其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同时，民间组织在发展中也存在良莠不齐、管理与自律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因而，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既努力培育民间组织的成长，又充分发挥其作用，使它们在党的领导下，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增强活力，发挥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真正成为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实现的有效辅助。当前，必须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的政策。一是进一步提高对新形势下发展和规范民间组织意义的认识，看到民间组织在参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把民间组织发展和管理工作列入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二是健全法制，完善政策，解决制约民间组织发展和对其管理监督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将促进民间组织发展和对民间组织的管理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三是促进民间组织发展，取消对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不合理限制，使民间组织成为政府的有力助手。四是完善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加强管理力量，重点解决管理机构不健全和执法监管力量薄弱的问题。五是加强民间组织内部建设，提高自律性和诚信度，表彰诚信守法、严格自律、作用突出的民间组织，促进民间组织形成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运行机制。

[1][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张华青等译.一致与冲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36-14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3]孙力.人民利益代表的政治机制研究[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2）.

[4]参见王长江.政党现代论[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334.

[5][美]道格拉斯·诺斯著.陈郁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5：58.

[6]丁元竹.民族价值的光辉在大震大灾中闪烁[J].解放日报，2008-5-20.

[7]李清华.利益整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J].理论前沿，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