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秀川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老舍《二马》中的恋爱与国族想象

高秀川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二马》是老舍羁旅海外时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具有鲜明的流散特征。其深刻地省视了家国之外的情境中恋爱与国族的对峙与互动，透辟地揭示出恋爱幻景在国族形象遮蔽下的无奈与脆弱，从个体情感的维度上推动了国族想象的建构。

老舍;《二马》; 流散;恋爱;国族;想象

1924年夏天，老舍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教员，至1929年离开英国，其海外寓居的时间有5年之久。老舍就在这5年里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并取得了较大成就。他在英国创作的小说计有《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作品，其中最具标本意义的即是《二马》。这部作品是老舍离开英国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其时老舍去国日久，羁留英伦有年，时时感受着去国怀乡的哀伤和中西文化对峙中进退失据的窘迫，因此这部小说较以往作品有着更深的跨文化思考与体验。王德威认为：“《二马》是最早处理流亡海外中国人的生活与思想的现代小说之一，也是多年后风行的‘海外中国人症候群’小说的先声。”[1]186这种置身家国之外的写作，较为类似于所谓的“流散写作”(diasporic writing)——学界虽然大多以此指称世界各地华裔族群中的华语写作，但事实上，除了这种永久性的“流散写作”之外，中国现代作家中也有许多人经历了一种暂时性、阶段性的“流散写作”。如果暂时搁置关于“流散”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学术界定，专从这一角度返观老舍等人身在国外的文学创作，应该可以看出，相较那些外籍身份的海外华裔族群具有恒定特征的写作，这些中国作家们暂离家国的“流散”，使其作品兼具了相对的超脱视野和国族使命感，从而更具特殊的研究价值。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二马》并不是立于西方文化的场域中宏观地表达对旧国族的哀悼，亦非站在后殖民的语境中笼统地抒发对列强欺凌的愤懑，而是巧妙地通过个体情爱的波折延宕有力地推动了国族想象的构建。老舍后来还特别提到这种恋爱情节的设置：“最危险的地方是那些恋爱的穿插，它们极容易使《二马》成为《留东外史》一类的东西。可是我在一动笔时就留着神，设法使这些地方都成为揭露人物性格与民族成见的机会，不准恋爱情节自由的展动。”[2]175的确，老舍在个人情感和社会文化层面的对峙与互动方面把控很好，使得作品既具感性描摹，又有理性思考，两者融合也较为自然，非常难得。

一

显而易见，创作《二马》的老舍是处在“流散”的情境之下的。而《二马》中的马则仁、马威、郭子荣等弱国子民，在异国他乡的委顿、觉醒和拼搏的情形则是文本内部文学形象的“流散”。 前一种“流散”是老舍个人的海外生活中百味杂陈的综合，纠结了痛恨、惭愧、不平、屈辱等心理；而后者则是经由文学创作的心理投射。这部作品相较先前创作的《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在艺术手法上更为成熟，思想内涵上亦有更深突破，而在独特的双重流散的视角中的人物、结构都显得更细腻，令人称道。老舍自己也认为：“《二马》中的细腻处是在《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里找不到的，‘张’与‘赵’中的泼辣恣肆处从《二马》以后可是也不多见了。”[2]176小说从“流散”的角度切入，叙写了老马和小马在英国伦敦的心路历程和情感波折，具有很强的真实感和说服力。作为寓居国外多年的中国人，老舍像马则仁和马威一样经历过中西文化的熏陶和考验，因此亦能够藉此真实地表达出作为弱国子民的情感世界和心灵诉求。正像迈克尔·伍德认为的那样：“不管在小说里或小说外，人物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他们的需要对我们而言是否真实，我们是否能够想象他们的人生。”[3]显然，这种想象对老舍来说并不困难。

在流散情境中审视“流散”，除了对家国之外的弱势群体的生存处境有更深的感知和体会外，更能够注意到个体和异邦文化对峙、冲突和融合的复杂性。作品中老舍对马则仁和马威这一老一少的塑造是不同的：老马是中国文化传统宰制下的中国“老”人，原先做官心盛，一意封妻荫子，结果年逾半百，一事无成，因为结识了伊牧师的缘故，“居然领了洗入了基督教”。而马威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新青年形象。老马因为要继承哥哥在伦敦留下古玩店，和儿子小马远渡重洋来到英国。这样一个落魄的前朝遗老，即便不得已流散异邦，他也毫无振作之心：“离合悲欢，人生不过如此！转到那儿吃那儿吧！”一言一行，举手投足透露着没落气息。满脑子仕途经济的老马，做官的梦想湮灭后，在英伦惟一罗致出的是和温都太太的恋爱的幻梦。温都太太一家出去度假，他走进温都太太有着“淡淡的香粉味”的房间“心里迷迷糊糊的，好象吃过午饭睡觉做的那种梦，似乎是想着点什么东西，又似乎是麻糊一片”。老马朦胧中似乎有些爱上了这个英国寡妇，萌生了一个恋爱的幻梦。而温都太太在寂寞中也似乎愿意接受这样一种感情。他们甚至一起到首饰店里打算买个订婚的戒指，却受到了伙计的羞辱，个人情感的幻梦在国族形象的遮蔽之下，显示出最脆弱的无奈与哀伤。温都太太在承受了许多同胞的羞辱之后对他说：“马先生，种族的成见，你我打不破，更犯不上冒险的破坏！你我可以永远作好朋友，只能作好朋友！”马则仁的恋爱就此戛然而止，但“马则仁先生是一点不含糊的‘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所以即便情感上遭受了打击，他最多不过是浑身麻木了一会，然后低声问了一句“我还可以在这儿住？”虽然老舍对马则仁这样的中国“老”人有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评判，但从心底讲，却不能不对老马抱有同情，他在谈《二马》的创作时说：“虽然他只代表了一种中国人，可是到底他是我所最熟识的；他不能普遍的代表老一辈的中国人，但我最熟识的老人确是他那个样子。他不好，也不怎么坏；他对过去的文化负责，所以自尊自傲，对将来他茫然，所以无从努力，也不想努力。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与有所依靠；若没有自己的子孙，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他背后有几千年的文化，面前只有个儿子。他不大爱思想，因为事事已有了准则。这使他很可爱，也很可恨；很安详，也很无聊。”[2]176——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不能不说是一个衰败国族的象征，蕴涵了中国文化传统中许多腐朽的、丧失了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因素。

而马威的恋爱同样未能有所结果，他全心地爱着玛力，但是玛力爱着华盛顿——即便没有华盛顿，马威似乎也毫无赢得恋爱的可能。在这场恋爱与国族的对峙中，“爱情，孝道，交情，事业，读书，全交互冲突着！感情，自尊，自恨，自怜，全彼此矛盾着！”从来就未有获得和解的一刻，当然这也不是作为流散个体的弱国子民凭一己之力所能克服的障碍，马威虽有振作、挣扎和奋斗，终究还是避免不了悲剧性的结局。小说中，老舍借着凯萨林的嘴说出这样的缘由：“国与国的关系本来是你死我活的事。除非你们自己把国变好了，变强了，没人看得起你，没人跟你讲交情。”——这不能不说马威在家国之外得到的最感性和最沉重的启蒙与反思。这种藉由恋爱悲剧引发的对国族的思考，现在看来，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生硬，但大多“是用作主要戏剧情节的陪唱(chorus)的”，[4]146倒也无关宏旨。相较国内左翼普罗文学的教条，此种恋爱和国族的纠葛还是有着相对真实的艺术效果。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李子荣，他放弃了对爱情的追求，着意建立一个传统而稳固的家庭，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就像他所说的：“有了快乐的，稳固的家庭，社会才有起色，人们才能享受有趣的生活！”这似乎还是关乎个人爱情婚姻的话语，实质上却是被遮蔽在衰败国族形象浓重阴影之下的自赎。《二马》中的三个人，对于恋爱的执着与放弃实在不是情感层面的抉择。无论是作为狄更斯笔下麦考伯式的人物马则仁，还是“在自己家国之外，为新中国铸造良心”[4]147的马威，当然亦包括务实能干的李子荣，他们只是中西文化夹缝中的流散个体。相较而言，老舍对马则仁的塑造是传神的，而马威的形象多多少少有些单薄，在整部小说中，“马威留下的不过是单相思的呻吟和恼羞成怒的身影。”[1]149这个纯粹沉浸在个人情感漩涡里的人物形象的确未在其他层面给我们留下更深的印象。甚至于老舍自己也认为：“他是个空的，一点也不象个活人。他还有缺点，不尽合我的理想，于是另请出一位李子荣来作补充；所以李子荣更没劲！”[2]176

二

夏志清说：“在描写马威的困境和一般海外华侨的屈辱中，老舍揭露出国家重建问题的某些方面，……”[4]146国内20年代文学创作中，对国家重建问题进行过思考的作品并不多见。鲁迅在《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中对国民性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其后的文坛创作始终没有突破过这个范畴。仅就批判国民性而言，鲁迅作品深入根髓，溯源病灶，有着难以超越的深度，似乎也触及了国族建构问题的边缘。但是身置国族内部，着眼的往往仅是封建道统的宿疾沉疴，民族根性的陋劣，并没有相应超越的世界眼光看待国族建构问题。郁达夫创作《沉沦》时，有着和老舍较为相似的流散情境，惜乎他对国族建构的思考仅仅是一笔带过，主人公蹈海自戕之时“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的呼号，除却表达出弱国子民流散的哀伤以外，更深一层的探究是缺失的,更谈不上建构性质的思考。反观老舍的流散情境下的恋爱的摹写则提供了这样一种视角，既是个体性的又是世界性，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从挖掘国民性深度上而言，这也似乎不够，但这种流散情境下催生出的国族想象的图景，却能促使人们深入思考国族建构实质内容。

《二马》中关于国族形象的建构分为两层，其一是对旧国族的塑形；另一层则是对新国族的想象。作品借马威、凯萨林等人的视角，摹写了旧国族的抽象图景。首先是中国的“老”的形象，“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这一国族形象的代言即是马则仁，他请客、送礼、讨好，永远做着一个驯顺的中国“老”人，正如马威所说：“他连一钉点国家观念也没有。”而在这段文字中，“老”的形象当然地隐藏着一个“弱”的形象，“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这里的“弱”除了体现在国家实力方面，更体现在国民性的懦弱方面——凯萨林和马威对谈的话题对此多有涉及，看起来似有生硬之感，但毕竟是较为宏观的国族观念，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实属难能可贵。除此以外，《二马》中的旧中国还是一个“贫”的形象。这里的“贫”不光意味着物质层面的匮乏，更有一种从政治、经济、科学知识到文化道德的匮乏。“五四”运动曾在重估一切价值的狂飙突进中反思过这种国族沉疴，并且特意提出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的口号，但是从文学创作上感性明敏地表达对民主和科学的渴望的作品并没有出现。老舍在《二马》中借由各种人物，体会出民族蒙昧的锥心之痛，当然也提出了获得世界民族之林应有地位的构想，“更好的办法呢，是今天我们的国家成了顶平安的，顶有人才的！你要什么？政治！中国的政治最清明啊！你要什么？化学！中国的化学最好啊！除非我们能这么着，不用希望叫别人看得起。”相较高屋建瓴的思想理论，这种构想显然过于浅显，但这毕竟是作者和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经历了“流散”的苦痛之后，才获得的政治启蒙——即国家必须达到政治、经济、科学各方面的进步和富足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需要强调的是，老舍在表现旧国族的积贫积弱的情形时，并非空发议论，仍然立足于个体情感，例如在马威的恋爱问题上，作品借李子荣之口直截了当地说：“在叫人家看不起的时候，不用乱想人家的姑娘！”由此鲜明地架构起个人恋爱和国族形象普遍的内在逻辑关系。而提及老马那种无可无不可的苟且混世的态度时，作者这样感慨：“这种好歹活着的态度是最贱，最没出息的态度，是人类的羞耻！”恰好是这里的“贱”绘出中国形象的另一个侧面——这倒不全是国家整体形象的考校，而是更多地深入民族根性的体察。除了苟且混世以外，国人骨子里驯顺的奴性和善于内斗的兽性，都活脱脱勾画出国族形象“贱”的一面。当然，老舍对旧的国族进行塑形时，不自觉地运用了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这种眼光在一个更为超脱的立场上既有洞见，也不可避免地存有盲点。事实上，正像一些对西方中心论有所质疑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明确的对象的东方根本就未存在过；东方仅仅是一本模式化了的书，西方人可以从中挑选各种各样的情节，并将之塑造成适合于西方时代的趋向。”[5]应该说，老舍在创作《二马》时，不得不借用了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中国，因此这种模式化、选择性的、适应性的局限在老舍进行旧国族塑形时是有的，虽然说有些矫枉过正的感觉，但总体而言，他抓住了其时中国的总体特征，其在《二马》中对新旧中国的想象与批判亦是热诚的。

国家的“老”与“弱”，民族的“贫”与“贱”的国族形象似乎是“五四”以降知识分子所达成的共识，但国人囿于蒙昧混沌，往往止于麻木苟且；异族乐于隔岸观火，则多生欺凌侮辱之心。于是这个积贫积弱的老迈国族在西方的投影，就一直笼罩着流散子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个人情感亦不得不在其中困顿挣扎，二马的爱情悲剧正是最好的体现。“没有英国青年男女爱中国人的，因为中国人现在是给全世界的人作笑话用的！”这句貌似激愤的话实质上是李子荣基于清醒的思想认识发出的喟叹。同样马威亦在中西的对峙中深刻体会到这种国族差距， “看看人家！挣钱，享受！快乐，希望！看看咱们，省吃俭用的苦耐——省下两个铜子还叫兵大爷抢了去！哼！……”面对这种现实，相对较少民族沙文主义的凯萨林对他说：“现在你总算有这个机会到外国来，看看外国的错处，看看自己国家的错处，——咱们都有错处，是不是？”——往往是藉此流散之境，人们才会对国家民族进行剑及履及的相互量较，从而体会到切身的苦痛和国族重生的必要。马威虽然久久不能从个人恋爱悲剧中走出，但是他还是深刻地体会到个体与国族之间不可割裂的族群纽带，他对凯萨林说：“国家主义。姐姐，只有国家主义能救中国！”这句懵懂的话虽不无幼稚，但也显示出新一代的年轻人在现实的倾轧下国族意识的初步萌生。《二马》在摹写马威、李子荣、凯萨林等人婚姻恋爱选择中的遭际时，潜在建构出的新的国族形象：这是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达、科学进步、道德完善、自由民主的乌托邦。之所以说它是乌托邦，因为社会改革实现的艰难。所幸老舍并没有无来由地凭空虚构这个乌托邦，他在小说的每个角落里都埋藏着国族理想的种子，即如马威从各种生活细节中体会出的中西差距背后所隐藏的改良的渴望。他从伦敦最下等的饭铺子的整洁想到北京二荤铺的肮脏；从外国兵搀扶老人想到中国人的袖手旁观；从伦敦中国工人的混乱和暴力想到英国工人的秩序井然，不一而足，从而迸发出“中国人！你们该睁开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这样的呼号，表达出了此种流散族群的国族愿景。当然不得不说马威在异域生活中得到的政治启蒙充满了混杂性，这是由于个体特有的视角和文化立场决定的。“一般来说，人们只能按照自身的思想模式去认识世界。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的‘不见’和‘洞见’，决定了他将如何对另一种文化进行选择，切割，然后又决定他将如何对其加以认识和解释。”[6]作为流散的弱国子民的“视域”，决定了马威对旧中国的衰败落后情形的“洞见”和对西方列强负面文化的“不见”，因此他对自己经历的恋爱的失败和生存的困惑做出了这样的认识和解释也是不奇怪的。显而易见，跳出文本来说，这当然是老舍思想模式的一个局限——已然看到东西方政经文化的巨大差距，而国族疗救的手段却付之阙如。但无论如何，这个关于国族的想象是建构在感性的个体立场之上的，因此有着足可信服的情感逻辑。

三

正如本雅明认为的那样：“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7]295所以即便关注诸如国族这样宏大的命题，也应该从个人的情感体验入手。因此读者可以窥见，作为文本的《二马》背后是老舍个人流散的痛苦；而作为形象的二马背后则是弱国子民流散的痛苦，是一种普遍化了的痛苦。马威觉得：“世界是个大网，人人想由网眼儿撞出去，结果全死在网里。”但是他并不能意识到这是由不同国族权力织成的大网，作为弱国子民在这个大网中是无从左右自己命运的,如果想在这张大网之下寻觅到爱情更是不可能的——他终于感觉到了一种彻骨的无助和孤独，“他看什么都凄惨；他听什么都可哭；因为他失了人类最宝贵的一件东西：爱！”显然经由这种爱的痛失，他体会到了贫弱的国族形象对个人生活的悲剧性影响，“他坐在铺子里，听着街上的车声，圣保罗堂的钟声，他知道还身在最繁华热闹的伦敦，可是他寂寞，孤苦，好象他在戈壁沙漠里独身游荡，好象在荒岛上和一群野鸟同居。”——一方是伦敦的喧嚣，一方是马威的落寞，这俨然是一个充满隐喻性质的场域，凸显了被欧洲中心边缘化了的流散群体的窘境。王德威认为：“马威与祖国远隔千里，仍挣扎要以一己之力维护爱国热情。地理上的距离虽然使他难以对祖国当前的需要做出响应，却也加强了他与祖国之间的想象牵系。虽然真实的中国正一点一滴地退入他的记忆深处，但马威的爱国情怀却越来越强烈。”[1]186这段话倒是透辟地揭示出恋爱和国族的对峙与互动：旧国族形象阴影下恋爱的失败恰恰启蒙了关于新国族建构的思想。

马威感到了这种深刻的寂寞和孤苦，他只能选择逃离“他面前只有三个影儿：一个无望的父亲，一个忠诚的李子荣，一个可爱的玛力。父亲和他谈不到一块，玛力不接受他的爱心，他只好对不起李子荣了！走！离开他们！……”老舍在描写这次逃离时，笔触的沉重显而易见。小说结尾，马威在深夜里和伦敦作无声的告别：“伦敦是多么惨淡呀！当人们还都睡得正香甜的时候。电灯煤气灯还都亮着，孤寂的亮着，死白的亮着！伦敦好象是个死鬼，只有这些灯光悄悄的看着——看着什么？没有东西可看！伦敦是死了，连个灵魂也没有！”其实伦敦没有死，正如马威知道的那样“再过一两点钟，伦敦就又活了”，死掉的好像是马威的旧灵魂。“每一类人群都提供一种阅读城市的方式。”[8]马威从这个城市中依稀读出了个人恋爱悲剧的必然性和国家重建的必要性，所以他的离开多多少少带有些重生的意味；而老马依旧从这个城市中读出了“好歹活着吧”式的颓唐——这个一生都梦想着当官的中国“老”人，在破灭了仕途的黄粱美梦，流落异国他乡之后，并未建立起民族的自觉。在他眼里，伦敦仍然是一个不见得活不下去的城市，他赌钱、喝酒、做电影，浑浑噩噩地苟活在异邦城市。温都太太对他的拒绝固然是一个打击，但是他是善于忘却的，最多是“在梦里向故去的妻子哭了一场！”显然马则仁作为旧国族的能指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再造的能力。老马最后怎样了？马威告别伦敦后的情形再无交代，所以老马的了局似乎不能预测，“对于任何一个故事来说，如何发展都是合理的。而小说家就不同了。写到‘结尾’把读者带到对生活意义的某种预感式的意识，就不应再越过雷池，向前迈进一分一毫了。”[7]307老舍显然不愿意再多进一步，让我们窥见老马的末路，湮灭了对个人国族的困惑和思考。但设想起来，他应该像这个“老”“弱”“贫”“贱”国族一样，去无可去之处，留无立足之地。

马威的逃离是决绝的，而二马之间的决裂似乎更残酷，暗含了亲情的撕裂，道统的摈弃，甚至于思想上的深痛，这种父子决裂的喻说实则暗示了国族重建所要付出的惨重代价。马威执意告别的是一个旧我、旧世界！那么，新的世界在哪里呢？老舍在作品中并未指出。就在马威在离别深夜的伦敦时，似乎听到了一种召唤和期许:“‘再见！伦敦!’‘再见！’好象有个声音这样回答他。谁？……”这样的呼应同样引人思索，这个“谁”究竟是谁呢？老舍同样没有回答，这个幻梦般的回声似乎是一种个体和国族的和声。马威所要告别的是居住着玛力、马则仁、李子荣、凯萨林、保罗等人的城市伦敦，这个城市承载了他的个人的爱恨情仇，亦存留了流散群体挣扎呼号的历史图景；而人格化了的国族所要告别的则是承载着百年之耻的异邦眼中的“老弱贫贱”的形象——这也许这是心灵深处新与旧的对话，更可能是流散场域中个体重生与国族建构的隐喻。

“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背景下，老舍不仅对中国社会的弊端予以揭示，对‘落后的国民性’无情批判；而且由于老舍本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浸润多年，而新文化的冲击及他在国外几年的亲身体验，又使他本人对中西文化都有着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这一点也不可避免地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9]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流散的视角才切出了国族传统的横截面，暴露出其衰败腐朽的内核。总之，《二马》在上世纪20年代的历史语境下，置身家国之外，立足个人情感，建构出的个人恋爱与国族想象之间的对峙与互动，既有风情月意之痛，更有邦国殄瘁之忧，相较盛行的普罗宣教和性灵抒写，显然别具藉灯取影的工巧和见微知著的品格，这一点值得研究者重视。

[1] 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2] 老舍.老舍全集(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3] 〔英〕迈克尔·伍德.沉默之子：论当代小说[M]. 顾钧，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98.

[4]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等，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5] 〔英〕齐亚乌丁·萨达尔.东方主义[M].马雪峰，苏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85.

[6] 乐黛云.跨文化之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67.

[7] 〔德〕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M]. 陈永国，马海良，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8] 立罕(Lehan,R.).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M]. 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9.

[9] 温儒敏. 文化批判视野中的小说《二马》[J].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4).

(责任编辑：毕光明)

LoveandNationalImaginationinLaoShe’sTwoMas

GAO Xiu-chuan

(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YangzhouUniversity,Yangzhou225009,China)

TwoMasis the last novel written by Lao She while he was living abroad. With some distinctive diasporic characteristics, the novel has examined profoundly the confront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love and nation in a context beyond the family-country relationship and has revealed penetratingly the helplessness and fragility of love illusion shaded by the national image, thereby having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imagination in the dimension of individual emotion.

Lao She;TwoMas; diasporic；love; nation；imagination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近三十年北美新移民文学发展与流变研究 ”(编号：2013SJD750030)

2014-05-26

高秀川(1973- )，男，江苏东海人，扬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6.6

A

1674-5310(2014)-08-002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