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姝芳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湖州313000）

朱光潜先生在构建其心理美学思想时，受特殊时代境遇的影响，其思想中带有明显的“革命”气质，又因其性情中秉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思想的终极指向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生命价值上。这种关注生命在“乱世”时期的价值实现问题便成了朱光潜心理美学思想构建的思想根基。

一

朱光潜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深受传统文化精神的重重熏陶，一方面又受到中国被迫现代性转变的新时代影响；一方面内心秉持着中国古人“圣人之德”的教化观念，一方面又要应对中国面临的危亡时局和传统文化价值阐释的失效形势。复杂社会情境使其不得不思考新时代下（中国的被迫现代性境遇）国家和文化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朱光潜的学术构建是基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服务于中国社会现代性的文化现代性寻求的建构，也因此其心理美学思想的建构离不开中国社会现代性任务的内在制约。与此同时，朱光潜心理美学思想的建构亦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隐形规约。其思想的建构不是为了照搬或纯粹在理论上移植西方先进的美学思想，而是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现代性寻求而进行的现代文化建构，它指向中国本土的受众，存在着异域文化在本土的传播和接受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就是受众们心中业已存在的先在结构，若全然不顾本土受众先在结构的存在而盲目吸收学习异域文化，只能是“盲人摸象”，既学不到异域文化的精髓，又丢弃了自己的文化之根，从而使最后构建的心理美学思想成为“四不像”。故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规约下，在中国所面临的时代任务的定向影响下才能够建构起中国的现代文化体系，而不是零星、直接地照抄西方现代性思想的模块。

朱光潜构建其心理美学思想也正是遵循着这样的认识，他说：我的美学观点，“是在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再吸收西方的美学观念而形成的。”［1］（P653）“我当然接受了一部分道家的影响，不过我接受的中国传统主要的不是道家而是儒家，应该说我是以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儒家传统之木。”［1］（P468）基于此，朱光潜在构建其心理美学思想时，不能忽略其思想形成的根基，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著名的新儒学代表牟宗三表示：“中国文化乃是以儒家作主流所决定的那个文化生命的方向以及文化生命的形态”，［2］（P13）并指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学问［3］（P30－35），而“生命的学问”的意义在贞定吾人生命，在使人的生命纯净化，个人目标在成圣成贤成以万物为一体的大人仁者，后如佛道的修佛菩萨、修仙真人。在成己中成人成物化成天下，这就是儒家的成德之教。［2］（P13）即中国文化的精髓不在于对生物形态的生命的探究，而在于对社会形态的生命进行价值追索和存在思考，它关注的不是对抽象的生命样态进行纯粹形而上的哲学玄思，而是揭示生命在现实人生中的保存与价值实现，追求生命在现世人生中的超越实现，因此它指向人生，指向生命与人生间的关系，而不是纯粹抽象的生命本体。朱光潜心理美学思想的构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他始终以生命在现实世界的保存和价值实现为基点，以人生的完满实现为宏旨，以生命自由活动的实现为核心，以生命的内在超越为途径展开对生命的思考。其心理美学思想的构建就是其对生命思考的外化，是其构建的以实现生命保存和价值实现的理想模型。陶东风教授在《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中曾言道：“艺术理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特殊的人生价值学说，他关心的是艺术与人类生存的关系这一哲学问题，人的生存及价值是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核心。……任何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历史都深刻折射出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状态、对自身价值、对生活意义的反思，人类是为了生存才从事艺术创造，也是为了生存才研究艺术，对艺术的心理学研究当然也是如此。”［4］（P2）朱光潜心理美学思想的构建就是对生命存在及价值实现的一种追索，是对生命自由活动的价值实现的期望。

二

对“生命价值”问题的关注在朱光潜思想构建中具体表现为其对美学的生命关怀价值的认同。中国被迫现代性的突然转变，由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社会现代性的诉求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与文化双重现代性的突变。如果说起初从“器物”的层面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和政治制度来实现社会现代性的转向，传统文化还在精神层面维系着人们的生命价值存在意义，人们还可以在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寻求到心灵的守护和生命价值实现的途径，那么在否弃“器物”，主张从“文化”上实现中国社会现代性的转变开始，除社会面临着现代性的转向之外，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也崩塌了，它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不再适应社会现代性的需要而需重新寻求新的文化体系，它从思想根基上毁弃了长期以来为人们提供心灵守望和保障生命存在和价值实现的文化体系。传统思想根基的毁弃使人们在社会现代性（国家救亡）的局面中无所适从，人们的生命无处安顿，急需寻求新的文化来为人们的生命提供价值实现的保障，从价值体系中使他们获得精神上的安宁。在此背景下，这一期很多知识分子都强调艺术的形上功能，肯定艺术对人生、对现实的超脱，认同其超越性的生命关怀价值。①周作人在《生活之艺术》一文中认为应当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周作人：《周作人散文精编》，钱理群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42页。）；宗白华则在《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一文中推崇“唯美主义的人生观”或“艺术的人生观”，即“积极地把我们人生的生活，当作一个高尚优美的艺术品似的创造，使他理想化，美化。”（宗白华：《美学与意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页。）；郭沫若也强调要“用艺术的精神来美化我们的内在生活”，“养成一个美的灵魂”（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207页。）；林语堂也强调生活的艺术化，其英文著作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中译本的名称就叫作《生活的艺术》（林语堂：《生活的艺术》，黄嘉德译，连载于《西风》，第22期6月号至55期3月号。）……这一期的知识分子纷纷抬高艺术的价值，使艺术承担起生命价值保存和生命自由实现的功能。

朱光潜主要是通过王国维、蔡元培直接看到了美学的这种价值。王国维吸收叔本华的观念，认为“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5］（P351）同时吸收了其开出的药方：从形相求解脱，即在艺术／美感经验中使主体成为无欲、无求的纯然客观性的知识主体而沉没在客体的形式中而实现生命的自由。如其所言：“美之对象，非特别之物，而此物之种类之形式；又观之之我，非特别之我，而纯粹无欲之我也。”［5］（P364）在王国维看来，艺术／美的形上意义表现为其对人生痛苦本质“欲”的超脱。在艺术／美感经验中实现的是生命的自由，它使人可以超脱“欲”的痛苦本质而实现身心的安顿。蔡元培亦通过康德之哲学，认为只有通过美学才能实现从现象世界到实体世界，才能最终实现生命自由，因为现象世界之事为政治，以造就现实幸福为目的，其遵循的因果律，受现实利害关系的支配，“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而流转。”［6］（P134）而实体世界则是绝对的自由，超脱于利害生死之上，是生命自由活动的实现，这种实现只能由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美学来实现，因为“人既脱离一切现象世界相对之情感，而为浑然之美感，则即所谓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故教育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6］（P134）这种认同美是沟通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桥梁的说法几乎是照搬了康德的言论。这种强调艺术形上价值的观念被朱光潜吸收，但是其却采取了同他们不同的路径。朱光潜不像他们一样完全摒弃现实世界的情感，使主体进入“神性”的状态，犹如观音大士，而是在肯定现实情感的基础上，通过美学构造情感的功能，使现实中的情感被净化成一种既超功利又积极的情感。它指向社会的救亡和生命价值的实现。在此基础上，朱光潜混合吸收了克罗齐和尼采关于美学形上意义的观念。在克罗齐的美学中，直觉不仅仅是一种独立的认识方式，而且是一种世界的存在方式，是人之为人的标志。按马克思的说法，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是“自由、自觉”确证了人之为人的存在。克罗齐美学中的直觉就是体现为超脱是非利害限制的一种自由自觉的劳动，它体现着人的创造性。更甚之，直觉成为了世界的存在方式，因为直觉之外无所是，一切实在的“是”都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直觉活动的创造，它代表着生命的自由活动的实现。尼采则承认艺术可以拯救人类，可以承担起关怀人生命存在和价值实现的任务。尼采认为世界可以用“日神冲动”和“酒神冲动”来阐释，“酒神冲动”即是世界的本质——意志，是一种没有目的、没有方向的盲目的生命冲动，而“日神冲动”则表现为世界本质的表象，即透过个体性原则实现的美丽外观。因此，“酒神冲动”在本质上就是世界意志本身的冲动，是根源性的。而艺术则是对世界本质的阐释，即如尼采所言：“无论日神艺术还是酒神艺术，都在日神和酒神的兄弟联盟中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目的”。［7］（P180）尼采认为在艺术中保存着人的生命的本质存在，是艺术使人看到生命的本质，使人可以坦然地面对着现实世界的黑暗和现实人生的苦痛，因为在领悟了生命本质的情况下，就可以明白现实世界与人生均是意志的表现，它不是永恒的，只是永恒的意志活动的一个显现而已。艺术使人生和世界的存在变得可能，使人的生命存在获得价值。

不管尼采、克罗齐他们认为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均阐释了美学／艺术是对人的生命本质的关怀，它肯定并保存着人的生命之真，为生命价值的实现提供文化体系的支撑。朱光潜有选择性地接受了他们的艺术保存生命之真的观念，肯定艺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意义，但是却否弃了他们对生命的界定。在朱光潜看来，生命不仅表现为克罗齐、尼采等非理性主义美学家所强调的感性生命的自由实现，而且是整体生命及其价值的实现。因此朱光潜在吸收美学的生命终极关怀价值方面的观念更多是从美学的超功利性方面来阐释的，即通过确认美学的超功利性以实现生命的自由活动，并以此来实现完美的人生和社会的改造。

三

对现世中生命存在和价值实现的关注是朱光潜心理美学构建的思想根基，而对于如何在“乱世”中实现生命价值这一问题的思考便使得其思想中充满了一系列的“革命”观念。伊格尔顿对18世纪西方美学的诞生曾做过这样的评价，他指出：“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审美的出现标志着传统理性的某种危机，以及一种可能出现的解放或乌托邦思潮。”［8］（P60）“审美……是对身体理论暴行长时间的无声反抗。”［8］（P13）也就是说，美学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有了革命的或解放的性质，它使长期受压抑的情感获得了解放，使感性的思维方式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使非理性的部分获得了名分。美学的这种革命的或解放的属性在朱光潜心理美学思想中获得了完整的保存。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学本身在中国首先就是作为一种革命或解放的因素被引进的，它指向生命价值的实现和人生的艺术化，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脱于理想的实现；另一方面是由于美学思想的构建是作为现代文化体系构建中的一分子，承担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的转换任务，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革命，同时其是作为实现中国社会现代性寻求之路的途径。除此之外，朱光潜心理美学思想建构的革命的或解放的属性还体现于其对“心理学”的着重。心理学是作为一种“科学”进入到朱光潜的视野中的，它所体现的不仅仅是方法的革命，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的革命，思想的革命。具体于朱光潜的心理美学思想而言，这种“革命”气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朱光潜对美学独立性思想的吸收。国家濒临灭亡，生命无所依靠，生活艰难困苦，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失陷……，中国无论在社会境遇上还是文化境遇上都呈现出一片衰败的局势，生命的存在和价值实现成为一个问题而日益凸显。朱光潜认为中国社会如此之糟，其原因在于“人心太坏”，因此他主张改造“人心”，重塑国民性以实现社会的救亡和生命价值的实现。然而，在朱光潜看来，人心的改造决不是几句道德说教所能实现的，而是要通过“怡情养性”的方式从“情感”方面着手。一方面看重“心”，更进一步看重“心”中“情”的一面，基于此，朱光潜寻到了美学。因为美学恰巧是一门以“情”为研究对象的“感性学”或“感觉学”，它的一个主要特性就是超功利。正是它的超功利特性使美学可以承载乱世中人们生命的持存和价值实现的任务。因此，朱光潜在关注乱世中生命存在和价值实现的基础上，吸收了美学独立自主的观念，肯定了美学的超功利特性。

在吸收美学独立性思想的过程中，朱光潜没有从康德美学出发，而是直接吸收了克罗齐的美学思想，认同克罗齐对美的界定，认为美就是形象的直觉，就是创造，它集中于所创造出的意象本身，而不旁迁它涉。这个意象不是零乱、漂浮的无定性的形象，而是由情感灌注的呈现为“单整性”的完整意象。它的美丑标准不是取决于它所体现出的真理性或道德性，而是取决于意象自身的完整性，即意象是否完满地表现了情感。朱光潜说：在美感经验中，“全部精神都聚会在一个对象上面，所以该意象就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9］（P212）“意象的孤立绝缘是美感经验的特征”，［9］（P213）他只是在观赏事物的形象，而无关乎其真实存在与否。在吸收克罗齐的美学独立观念的基础上，他兼而吸收了康德、叔本华等人所主张的审美无功利观点。如他认为，按叔本华的说法，审美活动中的主体是一排除意志的纯然客观存在的知识主体，他所达到的境界是主体完全沉浸在对象中，从而实现与客体的统一，即实现人的自由。这种超功利的审美态度即如道家美学所主张的“虚静”态度，实现的是主体生命的自由运化，达到的是生命自由活动的审美境界。朱光潜吸收美学的独立性观念，强调审美的超功利特性，肯定审美主体的“无所为而为”的观照态度，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审美所创造的世界是超越黑暗现实、摆脱功利是非、生命实现自由活动的理想境界，它保存着生命的真实存在和价值实现。

其次，朱光潜认可了美学对感性生命保存的思想观念。作为独立存在的美学，它的超功利原则指的是摒弃一切感性的干扰，实现理性心灵的自由活动，即人不是呈现为一个感性的生命体，而是呈现为一个摒除感性的理性的生命体。它认为美不是代表整体生命的自由活动，而是代表着理性生命的完满实现。美的产生不是基于人感性生命的释放，而是基于形象显现所发动的想象力和知解力的自由活动与和谐合作。康德等都将美的产生界定在理性的内容上，极力排斥感性的干扰，认为感性所产生的仅仅是欲望满足的快感，而不是美感。但是朱光潜关注的核心是整体生命价值的实现，不仅关注人理性生命的实现，更关注感性生命的自由活动。因此朱光潜吸收了现代非理性主义美学所展现的内容：美是对感性生命的肯定的观念，它与人们的生命力、情感、欲望、意志、想象等感性因素密切相关。在此基础上，他吸收了尼采、克罗齐、弗洛伊德等人的美学观点。他们均将美与人的情感、欲望、意志等感性因素相连，肯定美是人的感性生命的自由实现。如弗洛伊德认为美是被压抑的隐意识获得满足时的快感，是被压抑的情感和意志的自由实现；克罗齐认为美是且仅是抒情的表现，经由直觉的心灵综合作用所产生的形象是饱受情感灌注的完整形象，它是情感的自由实现；尼采认为美是人的生命力的活跃，与强力意志密切关联，越是旺盛的生命力的自由活动，越能见出美的程度。也正是基于对感性生命的肯定，他还吸收了立普斯、古鲁斯的移情说和内模仿说。移情说肯定了美是由于人情感的外射而在对象中实现了自己，内模仿说则肯定了美与人的身体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它们一者从人的心理情感方面，一者从生理方面肯定了美学与人感性生命自由实现的关联。但朱光潜认为，情是与理相较更为重要的方面，因为“事实上理智支配生活的能力是极微末，极薄弱的，尊理智抑情感的人在思想上是开倒车”，［9］（P43）而且纯理智的生活是“狭隘的”、“冷酷的”、“刻薄寡恩的”，［9］（P243－244）只有感情才可以使人生变得亲切、可爱、完美，成为人的世界。因此朱光潜在思想构建中非常重视人的情感的自由实现，故其美学构建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实现情感的自由活动。朱光潜吸收尼采等人的美与人的感性生命密切相关的观点在其理论中随处可见。朱光潜在阐释悲剧的美时，就认为：“痛苦在悲剧中被感觉到并得到表现，与此同时，它那积郁的能量就得到宣泄而缓和。这种积郁能量的缓和不仅意味着消除高度的紧张，而且也唤起一种生命力感。”［10］（P381）于是美就呈现为被压抑的情感及其积郁的能量得到自由的释放而表现出的生命力的昂扬及尽情展现。他在阐释艺术创造与灵感的关系时，就是运用了弗洛伊德的隐意识理论，认为灵感是起于潜意识的酝酿，它不是什么神仙意旨，而是在意识松懈时，潜意识中的意象最容易涌现而呈现出的一种貌似突如其来的状态。［9］（P398－399）他在阐释审美境界时亦着重的是生命的自由活动，情感的自由伸张。朱光潜认为美即是在直觉中突然见到的意象在表现主体的情趣时所起的一种恰到好处的快感，它的理想境界是见到的意象除主体的情趣外别无所有，情趣在意象中获得完整的表现，不多一分亦不少一分，情感在意象中实现了自由活动。朱光潜吸收美学对感性生命的持存，肯定美与感性生命的正面关系，认同美与生命自由活动的关联，正与其对生命存在及价值实现的关注相合。

最后是朱光潜对美学救世价值观念的吸收。朱光潜肯定艺术的独立自足性，认同美学是对感性生命价值的确证，但是朱光潜对生命关注的精神不仅仅止于生命的抽象性价值实现，更重要的是要创造出使生命价值得以完满实现的完美社会。他不是以“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美学为目标，而是以“为人生而艺术”为终极旨趣。因此，它突破形式主义美学只关注形式的局限，寻找艺术与人生之间关联，探究实现完美社会的可能之路。在朱光潜看来，艺术固然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但是艺术自身价值的确立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其社会价值，发挥其改造社会、改变人心的功能性价值，从而实现完美人生，实现国家的救亡。因此朱光潜从西方美学理论中还吸收了关于美学的功能价值的观念。他着重吸收了尼采的英雄式情怀及其积极人生观所折射出的“拯救社会”的美学观念。尼采同叔本华一样，肯定现实人生的苦痛不堪，现实世界的黑暗无底，均主张通过“形相”获得解脱，但是叔本华的艺术解脱之道是遁世，摒弃一切欲望，使生命成为一种完全客观的自然存在生命体，一种无思想、无欲望、无情感的纯然虚空的物质存在体，这是一种放弃自我式的在消极遁世中实现痛苦的解脱。这种消极厌世的行为在朱光潜看来是不可取的，他主张要“走抵抗力最大的路”，肯定积极地改造人生，“征服”现实，认为“生命就是一种奋斗，不能奋斗，失去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能奋斗，则世间很少不能征服的困难”。［11］（P21）这种积极干预人生的精神与尼采则有相似之处。尼采与其师相反，不是遁世，而是直面着痛苦的人生和黑暗的现实，它不是要使艺术成为现实世界之外的“乌托邦”，主体沉浸在其中而忘世，而是肯定艺术对于现实世界的拯救功能。在尼采看来，艺术是使人生和世界得以存在下去的唯一理由，它承载着使世界和人生得以完满实现的美好期许，世界和人生因艺术得以完满，生命因艺术而得以实现其价值和意义。诚如尼采所说：在艺术拯救人生方面，希腊为我们树立了伟大的榜样，“希腊人深思熟虑，独能感受到最细腻、最惨重的痛苦……他们的大胆目光直视所谓世界史的可怕浩劫，直视大自然的残酷，陷于渴求佛教涅磐的危险之中。艺术拯救他们，生命则通过艺术拯救他们而自救。”［7］（P112－113）朱光潜吸收了尼采的这种“艺术拯救人生”的观念，但是与尼采不同的是，他还将其进行了创造性地发挥。尼采直接将世界和人生化为一种审美的事实而使其呈现生命的意义，这种拯救人生方法只是限于人的主观意识的转变，即用一种美学的态度就可以实现人生的美化，它仅停留于人们的“梦境”层面，即黑暗的现实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主体的心态。朱光潜则不仅要实现这种“梦境”式的超脱苦痛人生的拯救方法，更重要是要发挥艺术的实践功能，即艺术于现实人生和世界的具体改造功能，使现实的黑暗社会和苦痛人生得到实际的改变而不是虚无化的幻想式实现，使生命的自由活动得到切实的保障性实现。正如王攸欣所言：朱光潜在对尼采美学思想的吸收的过程中，包含着真诚地接受、无意的误读和自觉地转化。［12］（P5－9）英雄式的入世情怀和美学拯救人生的观念是朱光潜于尼采身上吸收的最重要的观念，理论上支撑着其基于艺术独立自主的根基下主张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学术构建努力，其重要性诚如其在晚年时所言：“一般读者都认为我是克罗齐式唯心主义信徒，现在我才认识到我实在是尼采式的唯心主义信徒。”［10］（P210）朱光潜的美学构建不能与其人生观完全割裂开来，它是其人生观的外化表现，他的美学构建是与其人生观、价值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心理美学理想就是其人生理想和价值实现的外化，故无论是就其人生观而言，还是就其美学思想而言，无疑尼采是对其发生了重要影响的。

总而言之，朱光潜心理美学思想中所吸收的具体美学观念都是将美学视作一种解放的革命性力量来看待的。它赋予人以整体性，使人摆脱一切物质的羁绊。它充当着作为整体的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由实现。当然生命的自由活动不是体现为空泛的形式化情感的释放，而是有具体指向性的社会化情感的实现。朱光潜对美学的革命或解放属性肯定贯穿于其美学思想建构的始终。其心理美学思想既体现了现代性属性，服务于社会现代性寻求所需要的现代文化建构的任务，又体现了其革命性或解放性的属性，使人超脱现实功利而实现生命的自由。它带来的不仅是人的解放，更是思想的革命和整个感受方式的彻底革命。朱光潜在中国现代转型背景下构建的心理美学思想担当着社会现代性所需要的文化保证，作用于构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思想文化与人格，为现代境遇下的生命存在和价值实现提供文化价值结构的保障。

［1］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0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2］牟宗三．牟宗三文集——政道与治道［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3］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陶东风．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5］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红楼梦评论［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6］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尼采．尼采文学选集·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8］Terry Eagleton．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M］．Oxford：Basil Blackwell．1990．

［9］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10］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11］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4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

［12］王攸欣．论朱光潜对尼采的接受［J］．中国文学研究，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