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大勇

（泉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福建 泉州362000）

刘再复曾经说：“我把48岁之前（1989年之前）的人生，视为第一人生，把这之后到海外的人生视为第二人生。”［1］（P13）“第一人生”时期的刘再复，曾执中国文艺理论界之牛耳，引领时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走向，倡导文学研究新思维，推动文学理论建设，积极参与中国文化转型与重建。他提出的“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和“文学的主体性”等理论主张，产生了广泛的时代影响。1989年刘再复离开故土来到海外，开始了他的“第二人生”，期间他仍孜孜于著述，对中国文学和文化进行反思，虽把自己的学术重心转向于古典文学研究，出版了《红楼四书》和《双典批判：对〈水浒传〉〈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等著作，但仍然关注文艺理论、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本文拟专门论述刘再复“第二人生”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一、对“重写文学史”观念的呼应和局部修正

1988年，《上海文论》第四期开辟了由陈思和与王晓明为主持人的“重写文学史”专栏，主要针对现代文学研究，同时也对包括当代、古代在内的整个文学史研究思维模式进行反思。“重写文学史”的主要目标是“改变这门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2］（P414）“重写文学史”概念的提出具有不可否认的时代意义，它是对建国以来文学史写作和价值评判中意识形态话语、革命话语和阶级话语一元统治地位的消解和颠覆，突破了政治维度和革命维度的束缚，获得了审美维度的自由空间。“重写文学史”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评价等级标准，即“审美的文学史学科标准”。在这种标准下，过去被文学史所忽略的作家，如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何其芳、徐志摩等作家或如“出土文物”，重放光芒；或由边缘走向中心，占据文学史格局的显赫位置。而传统的左翼作家、革命作家的文学史位置则受到严重动摇，其政治化写作范式备受诟议，“重写文学史”实际上是意在建构以独立的审美价值为中心的文学史新秩序。刘再复无疑赞同“重写文学史”所确立的“审美的文学史标准”，他可以说是海外较早站出来呼应“重写文学史”主张的学者，先后撰写了《二十世纪广义革命文学的终结》、《中国现代小说的政治式写作》等论文，以茅盾的《春蚕》、《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为中心，分析其中所表现出的“政治化写作模式”的弊端，如认为丁玲“以政治化写作取代自己过去（创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时期）的文学式写作，用政治分析代替文学分析和文学描述，从而造成她自身的艺术退化和失败”。［3］（P117）

“重写文学史”隐形误区不在于其对以往文学史中的革命性作家进行袪魅，大胆给予非革命性作家的“合法性”地位；而在于其在袪魅的过程中，重树另一种“一元化”的文学史评价等级标准，用“审美的文学史标准”来革命“革命的文学史标准”，不自觉陷入了“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思维误区。如在“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推动下，学术界出现了一些相关论文和文学事件，极度贬抑传统的革命作家和革命文学作品，如全盘否定茅盾的《子夜》，将茅盾排除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之外等。刘再复虽然赞同“重写文学史”所确立的“审美的文学史标准”，但并不认同其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部分绝对化思维现象，他说，“一说重写，就似乎包含着一种潜在语言，即以往写的既然不行，这回该轮到我占有真理了。其实，这种‘真理在握’的幼稚病，正是前三、四十年许多文学史书的通病。一旦觉得真理在握，就会产生穷尽千百年文学沧桑史的大志，似乎千万诗文小说全被自己看透悟透，接下去就是想办法把自己的诗史小说史争取列为教科书而成为一代之师。”［4］因此，他提出“与其说‘重写’，不如说‘改写’或‘另写’更贴切。因为‘改写’、‘另写’包含着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尊重。业已问世的文学史书，都有作为一元存在的权利，我们新写的文学史书，不是无视原有的文学史书。过去写的文学史书，已纳入我们的视野之内，这就成了我们思考、改写、另写的基础。即使是完全推翻它，这‘推翻’也是一种联系”。［4］刘再复的“另写文学史”和“改写文学史”，强调的不是“另写”或“改写”的“后文学史”与“原文学史”之间的完全断裂关系，而是某种程度上的平行关系、对话关系甚至部分的延续关系。刘再复虽然提出“另写文学史”和“改写文学史”的主张，但并没有真正撰写一本贯彻其理论主张的文学史。不过，他在评价现代作家作品、涉及到对其他类型的文学史的评价时，却自觉秉持这个多元开放的理念。

二、对“五四”的学理性反思和重评

刘再复对“五四”的反思也着力甚重。他在与李泽厚的一篇名为《“五四”五说》的对话录中充分肯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和历史意义，认为“五四了不起”，“反孔了不起”，五四的“白话试验、文字奉还、个性呼唤、发现传统资源不足以应付现代化的挑战和理性逻辑文化的阙如等，都是功不可没”。［3］（P173）

但在肯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成就的同时，刘再复也理性地剖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缺憾，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重心明确但理论准备不足”，“五四对个体价值的发现与肯定，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当时的思想界，普遍没有分清真假个人主义（如哈耶克所言），也没有分清洛克、休谟、亚当·斯密、柏克的英国式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和卢梭、伏尔泰等的法国式个人主义（强调平等）”；［5］（P251）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孔子的批判既有合理性，也有“带有文化浪漫气息”的“缺少理性”的特征，表现在“一是没有区分儒家原典和儒家世间法（制度模式、行为模式）；二是没有区分儒家的表层结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和深层结构（情感态度等）”；［5］（P253）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德赛两先生的体用分离”，“重在‘用’的层面，未能注意到‘体’（精神方向）的层面”；［5］（P254）文学革命发生概念错位，“其一是没有分清贵族特权与贵族文学、贵族精神的界限；其二是没有认识到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不是平民精神，而是奴才精神和流氓痞子精神”；［5］（P257）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缺乏“现代人文经典创造意识”，“批判者本身并没有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创造出足以构成新传统的现代文化经典”。［5］（P260）

重评“五四”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后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保守主义主要由新儒学和文化民族主义组成。文化保守主义首先对“五四”进行批评。最早对此问题表示关注的是海外学者林毓生，他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对“五四”的激进反传统的根源和性质进行了探讨，认为20世纪波澜壮阔的激进反传统，构成了从“五四”到“文革”一脉相连的思想谱系，而其原因在于“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一元传统思想模式和主知主义的支配结果，激进反传统造成文化传统的断裂，但却没有找到新的出路，形成了中国意识的危机。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一文，承续林毓生的观点，认为中国大陆从1919年到1976年之间社会文化变迁源于从“五四”肇始的激进思潮，越演越烈，不可遏制，最后酿成了“文革”这一激进化的顶峰。陈来的《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又一次对“五四”全盘反传统进行批评，认为“五四”、“文革”和80年代的文化热构成了一脉相连的激进反传统的三大运动。与此对应，对一些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评价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过去给予他们的一些诸如顽固不化、腐朽倒退等“恶名”全部被去掉，代而替之的是一些诸如“国学大师”等闪烁着耀眼光环的徽号，于是，陈寅恪、王国维、吴宓、辜鸿铭象刚出土的文物一样，其价值得到重新发现，成为90年代的文化英雄；而曾经辉煌的五四启蒙英雄鲁迅、陈独秀与胡适等人俨然成为断裂传统文化的“历史罪人”，被文化保守主义者无情打入“冷宫”，受到他们严厉清算与“问罪”。如余英时指出鲁迅的四大缺点，第一点是“高度的非理性”，他“不但是反中国的传统，也反对西方的东西”，“他没有正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他没有一个积极的信仰，他要代表什么，他要中国怎么样，他从来也没说过，尽是骂这个骂那个的”等。［6］（P7）

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大背景下来返观刘再复的五四观，可以发现，刘再复既不同于对五四进行全盘清算和否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有别于完全礼赞五四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如上文所论及，他能本着一种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来评价五四的功过是非与成败得失，既高度评价其历史贡献，也冷静指出其诸多缺憾；他不吝肯定鲁迅、胡适等五四新文化先驱的文学与文化成就，但也辩证指出其局部性不足。如对于鲁迅，他既在整体上充分肯定鲁迅的文学地位，认为鲁迅“无与伦比”，［7］（P3）“中国现代文学的奇迹”，［7］（P41）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如奇峰屹立，形成一座白话文的文学金字塔”；［7］（P5）同时也没有将鲁迅神化，而辩证指出鲁迅思想中某些负面的东西，“今天如果还把鲁迅的精神基点视为文化方向就未必正确”，［7］（P39）“鲁迅先破后立的思路是值得怀疑的”，［7］（P109）认为鲁迅的“辛亥革命的教训是革命不彻底”的观点是偏颇的，［7］（P5－6）否定了20世纪中国存在的鲁迅所说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暴力革命恶性循环现象，“认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人文环境充满戾气，这与知识分子接受鲁迅语言作风中的消极面也有关系”。［8］（P235）

三、对现代文学整体性“诊断”和评判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刘再复更善于从宏观的层面对现代文学作出整体性的把握和评判。在与林岗合著的《罪与文学》一书中，刘再复在西方文学的坐标上，指出包括现代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的根本缺陷，即在整体上缺乏忏悔意识和灵魂维度，中国文学更多地呈现为“乡村情怀”，而西方文学更多地呈现为“旷野呼告”。在此基础上，他又专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维度及其局限》一文中，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只呈现为“国家、社会、历史”之维，变成了单维文学，缺乏以下几个重要的维度，即“1．缺乏与‘存在自身’对话的维度，即叩问人类存在意义的本体维度。2．缺乏与‘神’对话的维度，即叩问宗教以及与之相关的超验世界的本真维度。3．缺乏与‘自然’（包括与人性内自然与物性外自然）对话的维度，即叩问生命野性的本然的维度”。［9］（P244）

上述提及的中国现代文学所缺乏的三个维度，却在西方文学中得到充分展现，如卡夫卡的《变形记》、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之于“存在自身”的对话，古希腊的《伊里亚特》、但丁的《神曲》之于“神”的对话，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梅尔维尔的《白鲸记》之于“自然”的对话，呈现出叩问存在意义、超验世界和自然的维度。中国现代文学的这种特征是与其外部生存环境以及时代背景分不开的。在中国，现代文学羸弱的“肩膀”注定要义无反顾地肩挑其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所赋予的历史重担，悲壮地把本不属于自己的“启蒙和救亡”的两大重任揽到自己身上，于是，就如李泽厚所言，“启蒙和救亡”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双重主题变奏曲。［10］（P1－43）五四时期，“启蒙”是现代文学的中心主题，30年代之后，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救亡”压倒启蒙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旋律。同时，随着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四十年代延安解放区文学的兴起，革命文学渐成现代文学的主潮，其创作源泉、题材内容、创作方法、艺术手法等均被先验的（革命）现实主义原则所规定，更有毛泽东在解放区高倡“文学为工农兵服务”，作家的文学表现和文学想象也就只能停留在革命、国家、社会、历史之维，在此情境下，文学哪有表现“存在”、“神”和“自然”的自由空间？虽然现代文学中也出现过如鲁迅的《野草》那样自觉叩问“存在感”的“另类”作品，但这样的作品少乎又少，仅是零星的个案。总之，刘再复高屋建瓴地站在世界文学的坐标上，由现象而本质，由症状而病理，令人信服地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局限，有理有据，恰中肯綮，发人深省，显示出他超出一般的思考力度和发现深度。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陷阱》一文中，刘再复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存在三大陷阱，其一是“两极思路的陷阱”，将革命文学传统视为“正统”，也就是“正宗”；至于胡适、周作人、沈从文、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等人，自然就属于“邪宗”，在此基础上又作“进步”与“反动”之分的价值判断。其二是“主义的陷阱”，“被‘主义’所驾驭，然后又用‘主义’驾驭叙述，把‘主义’变成叙述的前提和框架，这样，就会落入陷阱，就会把一种自由精神的存在形式变成政治意识形态的转达形式”。其三是“集团”的陷阱，“集团也正是政治组织性太强的文学集团”。［11］刘再复的三个“陷阱论”确实从整体上抓住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病症。首先，将文学划分为正宗和邪宗、进步和反动事实上是一种两极思维的表现，扼杀了文学多样化发展和自由审美的空间，催生文学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迫使文学沦为革命和政治的工具。其次，优秀文学作品的内涵是超越“主义”的，它拥有任何“主义”都没有的独立的艺术生命，这是文学的基本特性。如果一个作家被“主义”所框范所绑架，用“主义”来决定小说的内容和形式，就会无形中使文学丧失自性，成为“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传声筒。第三，文学可以组织自由的文艺性团体，但一旦这种团体变成政治性很强的集团，并要求加入集团的作家无条件认同集团的纲领，就必将成为文学发展的羁绊，因为集团的整齐划一和集体主义倾向会妨碍文学的独立自由和个性化发展。

《绝对大众原则与现代文学诸流派的困境》一文认为，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形成、到30年代正式确立的“绝对大众”原则，在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造成了“对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和“现代主义诸文学形态的困境”，［5］（P309－318）这也是刘再复从整体上对中国现代文学“病症”的一种敏锐发现。《“五四”语言实验及其流变史略》一文同样由宏观入手，从梁启超的“变古语文学为俗语之文学”的白话文运动，到五四时期的语言革命，到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到同时期以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诸人以及梁实秋的贵族主义语言实践，到延安时期的工农兵文学运动，直到新时期现代主义的语言实验运动，将整个20世纪的语言实验的流变过程作了认真系统的梳理，深刻分析其经验教训和成败得失，从而能使读者在语言艺术的层面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一个相当清晰完整的了解。总之，刘再复善于从宏观整体的层面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科学诊断与“把脉”，敏锐勘探中国现代文学这个“文学生命体”内部潜伏的各种“疑难杂症”，并为我们出具了一份具体真实的“病理报告”和“疗治方案”。

四、对现代作家作品客观公允的评价

对于具体的作家作品、特别是有争议的作家作品的评价，刘再复能本着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知人论世，实事求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公允持中，体现出充分的学理性。《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现代小说史》一文论及夏志清的现代文学价值观。夏志清在评价现代作家时，有一个左翼／非左翼、共产／非共产二元对立的立场，贬低前者，抬高后者，极力贬低鲁迅、丁玲、赵树理等左翼或共产作家，抬高张爱玲等自由主义作家，认为“从为人和作品看，鲁（迅）比张（爱玲）更不如……他也成了（共产党）的走狗”，“丁玲的小说没一本是好的。她的文字这样糟糕”。［5］（P282－283）其非学理性的情绪化倾向十分明显。针对夏志清的观点，刘再复态度鲜明地阐释了自己的立场：不同意夏志清贬抑鲁迅、丁玲的主张，认为“如果要在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李劼人、萧红这五个作家中选择一个最卓越的作家，……我肯定会在鲁迅与张爱玲之间选择，然后把票投给鲁迅……（鲁迅）把天才贯彻到底，……鲁迅的精神内涵显然比张爱玲的精神内涵更为深广”。［5］（P273）分析此句话，我们可以得到两个信息：其一，刘再复高度评价鲁迅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是超越于张爱玲之上的。其二，刘再复并没有贬低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在上述的五位作家中，张爱玲排在第二位，位于鲁迅之后，沈从文之前，可见刘再复对她的评价并不算低。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刘再复推崇鲁迅，但并不神化鲁迅，亦能清醒地认识到鲁迅的某些不足，如上述第二部分所述及的相关内容。［8］（P235－242）刘再复对张爱玲诚然有批评，如认为“张爱玲在迅速把自己的创作推向高峰之后也迅速抛弃自身的审美特点，演成一场悲剧”，［5］（P273）《小艾》《十八春》等后期小说就是这样的作品，其结构具有“明显地迎合时势”的倾向。［5］（P274）但刘再复同时对张爱玲“天才”的一面也不吝赞美，高度评价了《金锁记》和《倾城之恋》等前期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哲学感”，“超越了政治、国家、历史而进入宇宙、哲学的永恒之境，即超越《桃花扇》之境而进入《红楼梦》之境”。［5］（P271）对于茅盾的《子夜》，区别于“重写文学史”思潮中完全“失败”的评价，刘再复认为它“很大程度上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派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作为叙述的前提，但茅盾本身是一个很有文学才能的作家，因此在叙述中又在某些片断中突破这种前提，使小说既有意识形态氛围又有人的情性氛围”。［11］刘再复既批评丁玲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变成土地改革政策的图解”，［12］（P449）又不赞成夏志清“简单地把丁玲界定为‘共产作家’然后不加分析地一概给予抹煞。作家有选择政治立场的自由，因其政治立场而抹煞其作品，这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政治批评”。［5］（P284）刘再复在反驳夏志清认为赵树理小说的语言是“蠢笨及小丑式文笔”时，能大胆肯定其语言“寥寥数笔，毫无雕饰与装饰，却把一个人的性格勾勒出来了”，“能用这种素朴的、完全未被学院污染的纯粹乡村语言，写出一个个呼吸在贫瘠土地上的灵魂，实在是一件很大的本事”。［5］（P292）同时也在另一场合批判了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中的“冰冷的叙事”，［5］（P246）即叙述者在面对“地主李如珍被暴力处决”的场面时的那种冷静、超然、残忍的态度，叙述者与暴力的实施者是一种“同谋”关系，缺乏爱心和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呈现出一种“嗜血”的人类本能。

综合以上各点，刘再复的现代文学研究大致呈现以下几个特征：其一是宏观性。虽然刘再复也有对现代作家作品个案性的微观研究，但总体而言，他更善于从宏观的层面对现代文学进行整体把握和反思研究。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因为从小浸泡在母国的文学文化大系统中，便尽量发挥自己的‘宏观把握’的优势”。［7］（P100－101）论文的第一、二、三部分内容正体现了这个特色。其二是有“度”性。这里引用李泽厚提出的“度”的概念。“度”在李泽厚那里不是一般的“方法”，而是上升到本体高度的“方法论”。什么是“度”？“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13］（P8）刘再复对现代文学的评价也充分体现了其对“度”的把握，他对“重写文学史”观念的认识，他的重评“五四”，他对现代作家作品的评价，都是建立在充分学理的基础上，客观公允，辩证科学，褒贬有度，极有分寸，不走极端。其三是同步性。身在海外的刘再复对现代文学的反思与大陆学者是同步的，甚至在某些问题领域是超前的。大陆对现代文学的反思起源于1988年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因特定政治风波而短暂中断，后于90年代中期后渐渐恢复发展繁荣，产生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刘再复对现代文学的反思始于90年代之后，彼时他身处海外，游历西方多个国家，对西方文化熟稔于心，对西方学术研究传统和研究方法了如指掌，具有深厚的西方文化背景。这使他比一些大陆学者更能以一种开阔的研究视野、多元的研究视角来观照中国现代文学，所以在某些问题的评价上更能显出其世界性和前沿性。

［1］刘再复，吴小攀．走向人生深处［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2］洪子诚．当代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3］刘再复．人文十三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4］唐小兵．重写文学史的神话与现实［C］．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5］刘再复．文学十八题［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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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10］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11］刘再复．思想者十八题［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12］刘再复．书园思绪——刘再复学术思想精粹［M］．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2．

［13］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M］．北京：三联书店，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