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大厅：大会堂第一厅

此厅的正式叫法，极其普通，“三楼中央大厅”。只是因为举行总理记者会，有记者发现这里雕梁画栋，颇有皇家之气，遂称其“金色大厅”至今。

位于人民大会堂三楼的“金色大厅”，层高14.5 米，共分两层，总面积有3300余平方米，周围分布着河南厅、重庆厅、澳门厅、万人大会堂、小礼堂等，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国政要以及各国大使递交国书的重要场所。2009年11月17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这里举行宴会，宴请了美国总统奥巴马。

但人们对“金色大厅”最深刻的记忆，在于这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中国最高规格新闻发布会的场地，是中国重大政经政策动向的“窗口”。从1993年起，全国两会期间总理记者招待会常态化、制度化，通常安排在金色大厅举行——2010年中国两会期间，由于报名参访的记者人数众多，中国政协新闻发布会也首次移师至此。

1998年3月，朱镕基曾在这里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要赴汤蹈火，一往无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012年温家宝亦在此引用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如是诸多亮点，让人大会议闭幕后的总理记者会，成为中外媒体“两会新闻大战”的最高潮，也顺带着使得金色大厅成为中外记者关注的焦点，得享人民大会堂“第一厅”之称。

在没有政治任务的时候，金色大厅也会对公众开放，承办文化演出、商业会务等社会活动。如2012年12月31日，德国广播交响乐团“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就在这里举行。这也是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对公众开放的首场音乐会。

福建厅：留名最多

因为紧邻举行欢迎仪式的北大厅，中外领导人会谈通常会选在福建厅，也使得福建厅成为人民大会堂地方厅在历史中，出镜率最高的一个厅室。

这里也是个历史沉淀颇深的地方。1971年9月，周恩来在福建厅度过多个不眠之夜，指挥处理林彪叛逃一事。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这里会见时任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讨论。让刚刚在新疆厅享受邓颖超开门迎接的撒切尔出乎意料的是，在福建厅门前迟迟看不到邓小平的身影。直到她快走到福建厅的门口时，大门才缓缓打开，邓小平微笑着走过来与她握手。

会谈中，邓小平亦如迎接一样，寸土不让。他那句著名的“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至今犹不时为人提起。

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则在这里多次接见中国国民党代表团，两岸局势也在同期趋于缓和。

常委会会议厅：屡次搬家

人民大会堂的初始设计中，南端主体部分设计为全国人大机关的办公楼，但是由于地方狭小，办公楼里主要是领导办公室，供其日常使用。而机关办公人员则不得不在西交民巷23号、大会堂宾馆、西黄城根北街等四五处分散办公。

这在很多人想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却持续了几十年——人民大会堂南门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这块醒目的牌子，直到第七届人大委员长万里提出全国人大制度化建设，才实现了挂牌。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厅，也是人民大会堂里“搬家”次数最多的一个。

最早的常委会会议厅，现已改建为香港厅。当时因为厅内空间不够，只能从会议室里拉出一根线到旁边的塑料厅（现化学厅），做简报的工作人员和记者们在这里通过扩音器听“现场直播”。即便如此，随着委员人数增加、立法程序规范等发展变化，会议室还是显得越来越小了。之后，常委会会议厅一度搬到稍大的山西厅。

据在全国人大系统工作的人士介绍，也有时出于保密目的，“会议不通知地点，临开会前才通知”。

或许是开会条件不佳，让人大常委会的日常工作也受到了影响。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日记里写道：“前几届人大常委会审议议程是分4个小组进行的，而且每组人员不固定……审议时不能紧扣议程，常常跑题，审议质量不高。参加会议的委员时多时少，缺席者大有人在。”

李鹏提出了新的分组方案，对常委会议加以规范：“分6个组，人员固定……在第一次小组会议通过后，召集人就固定下来，在本届任期内有效。以后的实践证明，这种方案是好的，有力地提高了审议的质量。”

审议质量提高的一个“副作用”是，诸如会议“讨论气氛比较热烈”、“有些争论，民主气氛不错”之类的记录，在李鹏的日记里渐渐增多。关于人大常委会议上的争论，李鹏之外，亦有其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前任领导人在采访中透露过，比如王汉斌就曾提到，1996年刑訴法修改的时候，“公检法、中央政法委、安全部都一起参与讨论，我特别列出不同意见，让大家一条一条讨论。开了将近两个月的会，每天都讨论，把争论的意见都列举出来”。

“刑诉法通过之后，公检法各自出了解释，加起来比刑诉法的条文都多。各家打架、争夺权力。我又让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和全国人大法工委联名发表对刑诉法的统一解释，以文件形式下发，很长的一个文件，不让他们各自解释。”

“争吵”中，宪法修正案、刑法修正案、物权法草案等一项项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完善、制定。而山西厅也渐渐不能满足常委会议的需求，于是，常委会议厅又搬到了江西厅的过厅。

由于原是过厅，与其他厅室大多方方正正的造型相比，新常委会会议厅显得瘦长，南北长、东西短的布局独具特色。经过精心设计，各个功能区的划分较前更为合理，电子表决器、同步视频等先进设备也一应俱全……

2010年11月，全国人大新机关办公楼建成，全国人大机关各个委、局的上千名工作人员“喜迁新居”。紧接着2012年5月，总面积约两万平方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新会议厅，在人民大会堂南楼建设完毕。人大常委开会终于不用四处“搬”了。

河北厅：文革起点

河北厅历来是国家级对外会谈的贵宾休息厅，因此在人民大会堂中被誉为“国门第一厅”。

但让河北厅得以在历史留名的，则是1966年5月16日在这里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表决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由于《通知》点名批判了彭真，所以在正式通过之前，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特意询问彭真，对文件有什么意见？彭真回答没有意见。当刘少奇问他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时，彭真低头看着材料，没有说话。

于是，在刘少奇的主持下，《通知》被全体通过了。

因为这个《通知》通过日期是5月16日，所以史上简称其为《五一六通知》，后成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118厅：毛泽东最喜欢使用的厅室

118厅是大会堂唯一用原始号码命名的厅室。因为距离大会堂西南门口和大礼堂的主席台都很近，所以118厅成为当年毛泽东最喜欢使用的厅室，常年在这里办公、开会、接见外宾及休息。毛泽东住在118厅时，厅里布置得很简单，没有任何奢侈的家具：大厅内挂了四幅画，摆了一圈沙发，卧室里一张床，床头摆了一张三屉桌，室内一张不大的办公桌，一把椅子。

1971年9月13日，118厅成了毛泽东的“避难室”。当天清晨，原本在中南海游泳池暂住的毛泽东，接到了周恩来汇报的林彪出逃的消息。其后，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他转移到118厅暂住——时任中央辦公厅主任汪东兴回忆：“总理说，先转移到大会堂，那里条件好一些，以后看情况再定。”这一住就是十几天。

1973年，也是靠着118厅，已经行走不便并且供氧不足的毛泽东，才得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为了保证毛泽东出席大会开幕式不出任何问题，周恩来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亲自布置将118厅辟为毛泽东的临时住地，然后安排医护人员们在该厅地下室设立一个随时可应急的供氧中心，在118厅至大会堂主席台之间搭设了一条供氧管路。

正是由于周恩来周全的安排，毛泽东才安然无恙地坐在主席台上，开完了他最后一次党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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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来送往

人民大会堂诸多厅里，一楼东大厅和北大厅算得上《新闻联播》里出镜率最高的两个厅。中国领导人几乎每次接待来访或举行高级别会谈、会议，都会在这两厅中选择其一。

不但如此，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历次党和国家领导人见面会都选择在东大厅举行。

有迎来也有送往。多位领导人的追悼会，也选择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大厅举办，比如周恩来、胡耀邦、叶剑英等。

最现代化的厅室

化学厅是人民大会堂内唯一由国家部委承担装饰工作的厅室。建堂之初，领导人们认为，应以最代表“现代化”的东西命名一个厅。于是，“塑料厅”应运而生，厅内装饰也完全是塑料制品。后来，塑料厅演进更名为化学厅，现已成为反映中国化工成就的专用厅。

功能比名字更重要

人民大会堂是全国人民的礼堂，于是在这里，中国34个省级行政单位都能找到代表自己的厅室。两会期间，各省代表团也多会选在人民大会堂本省厅举行全体会议。

但是，作为日常办公场所来说，这些厅室并不会因名字而更特别。“领导平时开会，只考虑路程方不方便，能不能容纳。”一位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