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ive”与“China”

辜鸿铭在张之洞幕府中做洋文案之余，兼任对外贸易税务方面的督察工作。在上任看公文的第一天，他见外国来的公文中称中国货为“土货”（native goods），大为不快，立即将“native”改成“Chinese”。他认为“native”一字含有“生番野蛮不化”的意思，非洲、美洲、澳洲土人固然可以这样形容，中华乃泱泱文化大国，所产的货物怎能以“土货”称之？应当称为“中国货”（Chinese goods）。

同僚中有人对此举大为激赏，也有人大不以为然，说是“native”一字习用既久，外国客户恐怕难以接受“Chinese goods”这一新名词。

辜鸿铭瞪着眼睛，大声骂道：“积非成是！奴隶思想！就算抚台把它改成native，我也照样把它翻成Chinese。”

称学生为“丘十七”

胡适在当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正值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上海高中以上学校及大学的学生，都要接受军事训练，组织学生军。吴淞要塞司令部给中国公学发了无弹的枪械，并派一位少校参谋任教官。

在举行成立典礼的那一天，胡适致词说：“大家都知道当兵的丘八最狠，因为他们有武器。同时学生更狠，因为他们有头脑，有学问。今天，学生组织了学生军，就变成了丘十七。将来救国救民的责任，全在你们这批丘十七身上。”因为学生也被戏称为“丘九”，胡适在此做了个简单的加法。

参加学生军的学生，闻之掌声雷动。

做诗嘲胡适

陶行知和胡适是徽州同乡，在美国留学时，又都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两人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但是，两人对当时中国教育的看法截然不同。胡适认为中国的民族性是贫、愚、弱、私、乱，中国教育必须从这五个方面下手。陶行知不同意他的看法，做诗嘲笑曰：

明于考古，

昧于知令。

捉着五个小鬼（贫、愚、弱、私、乱），

放走了一个大妖精（帝国主义）！

胡适见后，以《秋柳》为题，做诗反嘲之曰：

但见萧萧万叶摧，

尚余垂柳拂人来。

西风莫笑长条弱，

待向西风舞一回。

陶行知看后，又立即答了一首：

这是先生自写照，

诬我献舞亦奇哉。

君不见吾鞭但一指，

任尔东风西风都滚开。

陶行知认为，中国教育最主要的是对学生和广大人民进行反帝爱国教育。这种主张在当时无疑是对的。

不给日本人提供方便

1905年，马一浮的岳丈、浙江名士汤寿潜发起成立了浙江铁路公司，准备修建沪杭铁路。当时，杭州拱辰桥是日本租界，工业比较发达，因此汤寿潜最初把该铁路的终点站定在艮山门，并准备从艮山门再铺一条支线到拱辰桥。

马一浮刚从欧美学成归来，到岳丈家做客。汤寿潜就把图纸拿出来，请他参议。谁知他看后，却将图纸一把撕成两半，在座的人大惊失色。马一浮大声说：“中国人造铁路要为中国人着想，为何不把终点站定在羊市街闹市区北端附近，再铺一条支线到南星桥，以便水陆衔接和今后铁路南延，却把终点站定在艮山门，铺支线到拱辰桥租界去方便日本人呢！”

汤寿潜接受了马一浮的建议，将终点站建在了羊市街北端。

不怕盯梢

1947年5月的一天，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个学生到马寅初家，请他到学校演讲，这是马老事先答应了的。这天，马寅初穿一件蓝布长衫，戴一顶遮过前额的礼帽，和学生一同出了门。他们的车子刚刚走了不远，学生悄悄告诉马老说：“后面有一辆摩托车不远不近地尾随着我们。”马寅初坦然自若地说：“让他们盯着吧！爱国无罪，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蒋介石的牢我已经坐过了，再抓进去，我就再坐他几年就是了！你们不是也在唱‘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来，还要干！吗？”学生激动地说：“您真是我们的一位好师长！”马先生幽默地对学生说：“我在杭州的家，对面两个铺子就是特务派设的据点。我出门，他们就跟着忙碌一阵子。这也好，倒锻炼了我这个老头子，让我每天也跟小孩子一样，玩套兜圈子和捉迷藏的游戏！”学生不由得笑了。

聂华苓不给胡适献花

1949年，台湾作家聂华苓为了养家，在台北一家刊物工作。这个刊物的实际主持人是雷震，发行人是侨居美国的胡适。一开始，聂华苓只负责管理文稿档案。不久，雷震发现了她的才华，便提升她为编辑，负责文艺稿件。

1952年底，胡适从美国到台湾，雷震要她到机场献花。此前，那家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社论，与台湾的统治势力发生了冲突，胡适辞去发行人的职务，以示抗议。聂华苓对此颇有看法，认为他明里是“抗议”，实则是“摆脱”杂志，想收一箭双雕之功。于是，她在雷震的桌子上留下了个字条：儆圜（雷震的字）先生：

您要我去向胡先生献花，这是一件美丽的差事，也是一个热闹的场面。我既不美丽，也不爱凑热闹。请您饶了我吧！

聂华苓上

当晚，雷震宴请胡适和刊物全体同人。当聂华苓出现在饭店门口时，雷震就指着她大声说：“来了，就是她！胡适先生，就是她不肯给你献花！”胡适正在看她写给雷震的字条，笑了笑，对她说：“你写得好！”

聂华苓因工作出色，不仅没有因此受到冷落，不久，还获得了提升。

嗜治家谱

潘光旦最大的爱好就是研究家谱。因此他的新居落成后，他特地开辟一室，整天沉溺于家谱搜集工作中。有人问他，为什么喜欢看他姓家谱，而不修自家家谱，潘笑而不答。为此，有人送给潘一副对联：“寻自身快乐，光他姓门楣。”

潘光旦虽然喜欢研究家谱，但他并不是无原则地“光他姓门楣”。权贵孔祥熙曾经托人到潘光旦处说情，请他证明孔祥熙为孔子的后代。潘光旦一口拒绝说：“山西没有一家是孔仲尼后人。”弄得来人十分尴尬。endprint

开豆腐店资助革命

1907年，蔡元培因遭清廷追捕，流亡法国巴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当时流亡在巴黎的同盟会员大都很穷，生活艰难。蔡元培等人为筹集活动经费，就在巴黎开了一家豆腐店。他们在从事革命活动之余，制作并卖豆腐、豆浆、豆腐皮、豆腐干等豆制品。这些豆制品美味可口，使法国人大饱口福。法国人发现豆制品营养丰富，有利于人体健康，便视之为上等食品。于是豆腐店愈做愈兴隆。蔡元培等人则把赚来的钱都用在从事革命活动上。

发明中文打字机

早在1917年，林语堂就希望造一种人人可用的写作工具。他后来有了足够的积蓄，就投资在这种打字器的试制上。有一段时期，他每天五六点钟就起床，抽着烟斗，修改草图，研究汉字排列，将键盘弄来弄去，甚至通宵达旦。数年过去了，他到纽约唐人街组装实验，很不理想。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聘请一位外国工程师协助，才获得初步成功。为了中文打字机的诞生，比较富裕的林语堂被折腾得一贫如洗，甚至因为钱的问题与好友赛珍珠反目成仇，但是他仍坚持实验改进。

1947年，各家报纸都在醒目位置刊登了51岁的林语堂奋斗30个春秋，首创中文打字机的新闻。但可惜的是，他发明的打字机无法正式投产，使他的多年心血付之东流。

为何没人倒梅（霉）

1915年，梅贻琦回国后，就到清华学校任教，后任教务长，暂代校务。他从1931年10月至1948年12月一直任清华大学校长。抗战期间，他则任联大常委，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在这17年里，他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使其发展为一所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府。解放前夕，他去了美国，后又转而去了台湾。他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并制订了在台湾建立清华大学的计划，后扩展为新竹清华大学。

梅贻琦的一生与清华有解不开的因缘，是清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在他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常见的事情，校长在任的时间都不长。有的只做了几个月，有的还没有上任就被抵制了。有人问他：“怎么你做了这么些年？”

他幽默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这是他的玩笑话。有人对梅贻琦做了很好的评价：“在现今条件，服务有几个信条：（一）要肯做事；（二）要忠于所做的事；（三）要久于所做的事；（四）要专于所做的事。梅先生可谓具备这四个条件。”由于其对清华的贡献，在不少人心目中，梅贻琦是清华的“终身校长”。

替车夫拉黄包车

1930年的一天，陶行知因有要事坐上了一辆黄包车，一路上还不断催促。车夫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这时，心中思考问题的陶行知忽然回过神来，看着前面的车夫十分难过。他忙叫车夫停下，走下车对车夫说：“请你原谅，我真对不起你，现在你上车休息，我来拉你。”车夫十分惊异，执意不让。陶行知又温和地说：“你我是平等的，请不要客气。”

最后，年近半百的陶行知硬是把车夫劝上了车。烈日下，穿长衫、戴眼镜的洋博士拉着黄包车，车上坐着泪水涟涟的车夫，这一幕深深感动了路过的人。

“牛津书虫”

1924年9月，许地山从美国到了英国，进入牛津大学研究院学习印度哲学和人类学。

牛津大学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不仅聚集着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学者专家，而且图书资料的丰富更是全球首屈一指。许地山在牛津一呆就是两年。在这两年中，他整天泡在波德林图书馆、印度学院、阿克兰屋（社会人类学讲室）及曼斯菲尔学院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是在当时的牛津大学，也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只想猎取一个大学文凭，一天到晚，手碰都不碰一下书本。他们见许地山不合调不入流，只知闭门读书，就给许地山起了个外号，叫“牛津书虫”。

许地山不以为忤，反以做“牛津书虫”为荣。随后，他以“牛津书虫”为题，写了一篇文章，表达了自己愿做书虫而不能的遗憾之情。

凝思不识女儿

1920年，李四光从英国学成回国后，应校长蔡元培特聘，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他在学校地质馆中夜以继日地工作，把精力都放在制作化石标本、冲洗化石照片、撰写学术论文上，很少休息。一个星期天，他像往常一样在地质馆认真搞科研，竟忘了天晚回家。正当他凝神思考时，偶尔一抬头，瞅见个小女孩静悄悄地站在桌旁，他未加理会，又低头继续写作，并轻声催道：“你是谁家的小姑娘啊？这么晚了，快回家吧，不然你妈妈该等急啦。”只听小姑娘埋怨道：“爸爸，妈妈不是等我着急，是等你着急哪！”李四光抬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女儿，不觉笑出声来。

“擎雨盖”和“傲霜枝”

1920年，“辫帅”张勋过生日，辜鸿铭特地赠送他一副寿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这本是宋代苏东坡送给好友刘景文的诗句，希望对方不要失望，要珍惜剩下的好时光。而辜鸿铭以此联赠送张勋则另有深意。

有一次，胡适和辜鸿铭刚好同时出现在一个宴会上。辜鸿铭与胡适谈起此联，并问胡是否知道其中的含义。胡适说：“‘傲霜枝自然是你们二位的辫子啦，‘擎雨盖又是什么意思呢？”辜鸿铭答道：“自然是清朝的大帽子啦！”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牛奶路”风波

20世纪30年代初，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主张翻译外文“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鲁迅不同意他的观点。

赵景深在翻译时，把“马”、“牛”相混，错将希腊神话中有名的“半人半马怪”（Zentaur）译成“半人半牛怪”。他还曾经把“银河”（milk way）错译成“牛奶路”。（在希腊神话中，传说银河是天后赫拉的奶汁变成的，英文milk是挤牛奶，但也泛指奶，milk way是银河、天河之意）。

鲁迅讥之为“乱译万岁”，并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赵景深，诗是这样写的：

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

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endprint

在诗中，鲁迅利用赵景深的两处误译，非常形象地批评了他的翻译主张。后来，赵景深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批评。

首创“她”字

1920年6月，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篇题为《“她”》的文章，指出：“一、中国文字中，要不要有一个第三位阴性代词？二、如真要的，我们能不能用‘她字？”他还建议第三位代词，除“她”外，应当再取一个“牠”字，以代替无生物。不久，他又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发表《“她”字问题》。

刘半农在历史上为我国汉字首创了“她”字，作为女性第三人称的代词。而此前，汉语中表示他指时，男女不分地概用“他”字，看得人晕头转向。而我国近现代早期小说中，如鲁迅的《阿Q正传》等不想用“他”字指女性，又没有别的字代替，只好用“伊”字表示女性“他”。

现在，“牠”字早就不再用了，但“她”字已经成为最常用汉字之一，这是刘半农对汉字的贡献。

向陈岱孙要手纸

金岳霖和陈岱孙很早就认识，是很要好的朋友。有一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事暂时离校，委托法学院院长陈岱孙代理学校事务。

有一天，金岳霖发现自己要上厕所，却没有手纸了，他只好向陈岱孙求救。为此，他在上厕所之前，专门写了一个条子：

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条子上的文字文白夹杂，所谈之事雅俗各半。这种事也只有金岳霖做得出，活脱一个老顽童的脾气。

与老舍合说相声

1944年，有一次重庆各界举行募捐劳军晚会。老舍邀梁实秋搭档登台说相声，说如果梁不肯答应，他也不演。梁为了劳军，只好勉强同意。他们选的段子是传统的《新洪洋洞》和《一家六口》。

老舍对相声颇有研究，告诉梁实秋说相声的秘诀就是要“皮儿薄”，言其一戳即破。他听后，赶快摆手说：“我不行，我皮儿不薄。”老舍不许他打退堂鼓，说：“不要骂，咱们练着瞧。”相声中有用折扇敲头的动作，梁实秋再三强调要略作比划，不要真打。老舍表示同意。

经过认真的排练，到了正式演出的那一天，老舍和梁实秋两人一上台，先泥塑木雕一般绷着脸肃立片刻，观众已经笑不可抑。之后，两人只能在阵阵笑声之间的空隙中进行对话。

到了该用折扇敲头时，老舍不知是一时激动忘形，还是有意违反诺言，抡起大折扇狠狠地向梁实秋头上打去。梁见来势不善，向后一闪，折扇正好打落了梁的眼镜。梁赶紧手掌向上，两手平伸，正好托住眼镜，并保持那姿势不动。

顿时，全场轰动，喝彩声历久不绝。有人以为这是一手绝活，还高呼“再来一回！”

祝寿讲故事

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是四大家族之一。他无才无能，偏偏爱讲笑话。马寅初很看不起他，见面时总要讽刺他几句。

有一次，孔祥熙过50岁大寿，给马寅初也发了请柬。马赴宴时，提了三斤挂面两斤肉，实际是对孔祥熙的讽刺。

寿宴开始后，有人想巴结孔祥熙，提议大家讲笑话。马寅初首先站起来说：“我不会讲笑话，只会讲故事，我先为大家讲一个故事助兴，怎么样？”大家拍手叫好。马寅初接着说：“听说从前有弟兄三人，老大叫年纪，老二叫学问，老三叫笑话。有一天，父亲叫他们兄弟三人上山砍柴。晚上回来后，父亲看到这样一种情况：老大年纪砍了一把，老二学问一点也没有，老三笑话倒是砍了一担。”

这个故事实际上是讽刺孔祥熙“年纪一把，学问全无，笑话一担”。众人心知肚明，顿时鸦雀无声。孔祥熙听后，也无可奈何。

“奶子论争”

胡适在上海中西女塾曾以“争取大奶子”为题发表演说，他说：“中国女子，是不配做母亲的，因为她们的奶子被压制太久，减少了生殖力。所以各位要想争取做母亲的权利，第一就应解放奶子。”

胡适这一高论，一时颇为轰动。性学博士张竞生认为胡适这种说法不但没有理论依据，还有欺辱女生之嫌。于是，他在报上撰文，对胡适大张挞伐。胡适则以张的言论近于侮辱，也进行了猛烈的还击。

双方各就所知，对奶子的大小、高低、轻重在报上展开争论，渐渐演变成为一场笔战。最后以胡适获胜而告终。

用英文作对联

金岳霖和张奚若都是美国留学生。两人虽然是好朋友，但有时也有一些善意的争吵。

有一次两人谈话，话不投机，产生了争论。说到激烈处，两人都说上了英语。金说张是“full of Pride and Prejudice”，张马上回答说：“你才真是‘devoid of Sense and Sensibility。”

这两句话刚好一一对应，成为一副用英文做的对联。而更妙的是，“Pride and Prejudice”（《傲慢与偏见》）和“Sense and Sensibility”（《理智与情感》）正好是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写的两部著名小说。

（选自《往事一抹风流：世说民国学人》/叶新 编著/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8月版）endprint